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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數字，就不得不提提村上春樹。
在村上的作品裡，數字的運用佔了很大的比重，
無論是年月日、經過的時間、人事物的數量或量詞的使用，
大量的數字充斥在他的作品之中，數字可說是村上作品的一大特色，
例如準確的時間點、年紀，當然也包括了其他某些特殊的用法，
像是《聽風的歌》裡的這一段描述：
我和老鼠花了一整個夏天，簡直像被什麼迷惑住似地，喝乾了
二十五公尺長游泳池整池那麼多的啤酒。剝掉可以鋪滿「傑氏酒
吧」地板五公分厚的花生殼。而且那是一個如果不這麼做，就活
不下去的那種無聊夏天。
《聽風的歌》 p.022
村上使用了二十五公尺長的游泳池，和五公分厚的酒吧地板，
來建構那一個夏天的無聊、糜爛及困頓，
而非用大量感官性形容詞來作堆積那個夏天的質地。
這使得村上的文字有了輕盈感，和大家常說的那種旁觀性，
因為這些數字的準確性，本身具備的是更抽象的概念，
我們都可以理解二十五公尺的游泳池，和五公分的厚度是怎麼一回事，
但我們卻都很難去「感覺」二十五公尺跟五公分的質地，
那畢竟是太抽象的概念，對我們的閱讀來說，那是有距離的語言，
然而，比起一個夏天喝完多少公升的酒，剝掉多少公斤的花生，
這樣的形容方法又更有某種可供讀者想像的曖昧性在。
這些數字所帶來的抽象、曖昧和距離感，造就了他文字的輕盈，
也成為村上作品中的一個特色：理性又多愁善感的旁觀者。
但這並非全然是村上一手捏塑而成的狀態，
意思是，村上在作品中這樣運用數字而導出那樣的客觀性，
並不全然是村上有意去調配或設計而成的，
反而更接近於他整個人先是那樣客觀的人、那樣客觀的活著，
然後才慢慢在作品中表現出這樣的手法。
這一點從《挪威的森林》裡可以清楚看得出端倪來。
「春天的熊」就是其中最顯著的一個例子：
「妳在春天的原野裡一個人走著時，對面就有一隻毛像天鵝絨一樣
眼睛又圓又大的可愛小熊走過來。然後對妳說『妳好！小姐，要不要
跟我一起在地上打滾哪？』於是妳就跟小熊抱在一起在三葉草茂盛的
山丘斜坡上打滾玩一整天。這樣不是很美好嗎？」
《挪威的森林》 p.302
在這段描述裡，村上依舊捨棄了感官的描述，
而用春天的熊來跟「愛人的美好」做連結，
天鵝絨、可愛小熊和三葉草山丘，都是明確但有距離的詞句，
那確實都是些美好的名詞，但是究竟如何美好，又有一個曖昧性在。
這樣的句子，除非本身就攜帶著如此質地的人，不然不可能寫得出來，
而確實，村上也是一如他作品中的主角那般，如此客觀地看待這個世界，
如果有興趣去了解村上的生平的話，會發現他跟這世界的關係就是如此，
而他使用數字的這種慣性，也跟他人生經驗所提供給他的養分脫不了關係。
好，現在說回原文。
我會舉村上的例子來當開頭，要講的就是：沒有那種簡單又清楚的尺度。
你得讓你的人生經驗告訴你什麼是適合你的尺度，
村上寫不出張愛玲那樣形容詞滿天飛的作品，
同樣的，張愛玲也沒辦法像村上那樣那麼善於運用數字的曖昧性。
當然，在練習階段，你可以大膽嘗試使用看看各種可能性，
你可以學學看卡爾維諾那種熱情的理性主義者的筆觸，
也可以挑戰看看如何像契訶夫那樣在作品中建構出一個完善的宇宙，
或者是學習日本電影或影集的那種輕盈的文字韻律，
又或者是駱以軍那種深沈的黏膩黑暗形容法。
但沒有哪一個會是「對的尺度」。
只有從你的生命經驗中長出來的「你的尺度」。
以我自己的經驗來說，早先在創作時我是很講究準確性的，
例如時間、距離，總會儘可能使用較明確的說法，
像是一個箭步、一隻手臂的距離、跨兩步的時間或倒數秒數等等，
但久了，我才慢慢發現那東西根本不是我的，
只是我看過太多那樣的用法，而覺得自己非創造一個不一樣的說法不可，
但本質上還是同一套思惟系統底下的事，說穿了，就是換句話說。
後來我的作品裡，在有關數字這方面，就慢慢模糊了起來，
不過至少我寫起來舒服，而且作品也會更有我的味道。
因為我本身就不是個太會去在意準確性的人，
對我來說，事件是連續的、不斷重疊的，一個時間點會發生的事會很多，
我的目光通常都只會在事件、人、事件之間流動，
那些度量衡相關的東西，不管是時間還是距離什麼的，
就算注意到，也是很後面很後面才會去處理的項目，
所以可信度什麼的，也通常是比較後面才會去重新檢視是否合理，
捕捉事件間的流動與重疊，是我現在在寫作上比較關注的點。
這是我的經驗和對你問題的理解，不知對你有沒有幫助。
你的問題基本上不鑽牛角尖，在寫練習作的時候多思考這些事是不錯的，
但真正要寫大作品的時候若還在想這些的話就糟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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