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文人俠客夢 ◎陳平原
【附錄一】 武俠小說與中國文化
武俠小說不但可以、而且早就成為學術研究的課題了，二十年代魯迅作《中國小說
史略》，就已設專章討論清代的「俠義小說」。至於唐傳奇、宋元話本中的俠，也
早就進入學者們的視野，專門著作起碼有崔奉源的《中國古典短篇俠義小說研究》
和龔鵬程的《大俠》。至今尚未引起學術界足夠重視的，是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以
向愷然（平江不肖生）、顧明道、李壽民（還珠樓主）、宮竹心（白羽）等為代表
的「舊派武俠小說」，以及五、六十年代以來的金庸、梁羽生、古龍為代表的「新
派武俠小說」。這兩代作家的作品數量多，影響大，至今仍充斥書肆，而且藝術上
也確有自己的特色，而研究卻遠遠沒有跟上。固然台灣出過洋洋十幾冊的「金學研
究集」，大陸也有一些論著（如王海林著《中國武俠小說史略》），可總的質量不
盡如人意。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論者一般不大考慮武俠小說作為一種小說類型可
能具有的特殊解讀密碼，而硬套一般的文藝批評術語，如現實主義、浪漫主義、喜
劇、悲劇等等，乍一看很有學術色彩，實際上卻不免隔靴搔癢。
歸納武俠小說作為一種小說類型的基本特徵，並進而提供一套更適當的解讀密碼，
不是本文所能承受的任務；這裡只準備從一個特定的角度──武俠小說與中國文化
的關係，探討武俠小說的文化價值。
每種小說類型都有自己特殊的文化色彩，武俠小說也不例外。不能說只讀武俠小說
就能了解中國文化，但不讀武俠小說卻很難完整地理解中國文化，這是因為武俠小
說中的某些文化味道，在其他小說類型中很難找到。比如談論國民性的人，喜歡批
評中國文化的「女人氣」，這一方面基於晚清以來中國積弱積貧現狀的反思，希望
通過急公好義慷慨赴死的俠義（武士）精神來振興中華（如梁啟超的《中國之武士
道》及蔣智由、楊度為此書所作的序）；另一方面也基於閱讀中國文學時的「偏食
」。渡邊秀方稱中國的邊塞詩「是非常無丈夫氣，是充滿著遠征的悲哀與妻子空房
之淚」。倘若由此追究中國人「止戈為武」、「神武不殺」的觀念，那將很有意思
；可得出「中國人的通病，毫無丈夫氣」（《中國國民性論》），則令人難以信服
。這不只因為唐代邊塞詩中不乏激越飛揚之作，而且讚寶劍頌俠客的詩篇，在中國
也是多如牛毛。小說《金瓶梅》、《紅樓夢》固然可作為中國文化的表徵，可《水
滸傳》、《三俠五義》不也體現了中國文化的某一側面嗎？或許只能這麼說，在中
國古代小說中，越是貼近民間且說書風格濃的小說，其粗豪曠達的「男子漢氣概」
越明顯；反之則「女人氣」強些。這涉及到中國小說發展中文人風格與民間風格的
相消長，你可以有所褒貶，卻很難單獨抽出其中一方作為中國文化精神的代表。
武俠小說依其表現對象的可信程度，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類偏於神魔小說，頗多
飛劍取人、撒豆成兵的奇蹟；第二類偏於歷史小說，借用一定的歷史人物與事件來
馳騁想像；第三類雖出於虛構但並無神怪。若論其與中國文化的聯繫，三類小說並
無多大差別，因為即使最為虛無縹緲的劍仙鬥法，也不難見出其與中國文化的血肉
關係。倘若從武學、佛道、江湖、女性觀、國民性這幾個角度來透視武俠小說，可
能對中國文化會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武俠小說中的俠客以武行義，故「無武不成俠」，這一點跟司馬遷所界定的「游俠
」頗有距離。唐傳奇中的俠客武功高超，只是作品對打鬥場面描寫很少；描寫俠客
的話本小說中有打鬥場面，可比起同時期的英雄傳奇如《水滸傳》、神魔小說如《
封神演義》來，仍是小巫見大巫。直到《兒女英雄傳》和《三俠五義》，武術技擊
場面的描寫才蔚為奇觀。此後，不管是單打獨鬥還是群戰群毆，武打成了武俠小說
最突出的標誌。論拳術有少林拳、八卦拳、形意拳、太極拳、內家拳、五祖拳、五
行連環拳等等，論劍術有青萍劍、武當劍、三才劍、達摩劍、七星劍、奇門十三劍
等等，論功法有拈花功、神行功、吸壁功、輕身功、石柱功、鐵布衫功等等，再配
上十八般武器的來歷和用法，實在已令讀者眼花瞭亂；更何況作者紙上談兵自創功
法，什麼「降龍十八掌」，什麼「六脈神劍」，武術界不懂，作者也沒說清，不過
讀來甚覺新鮮有趣，也就被認可了。武俠小說家像平江不肖生那樣真正懂武術的並
不多，大部分是借助於書本知識，再加想像發揮。真正細緻真確亦步亦趨的功法描
寫，很可能反而吃力不討好，因讀者中真正的武術家實在寥若晨星。不過有一點，
不管是真懂武術還是假懂武術，作家們都會自覺不自覺地把武術與中國文化聯繫在
一起。「劍」中有「書」的，不只是金庸的小說，好多武俠小說家都有這種追求，
只不過不一定成功而已。《小五義》中雲中鶴魏真與北俠歐陽春等人講究各自寶劍
來歷、《江湖奇俠傳》中金羅漢呂宣良指引柳遲修練，以至《天龍八部》中黃眉大
師惡鬥延慶太子，都有很濃郁的文化味道。而《多情劍客無情劍》中李尋歡與上官
金虹的比武，更是直接從禪機問答脫胎而來，一個是「手中無環，心中有環」，另
一個是「刀上雖無招，心中卻有招」；可比起天機老人的「無環無我，環我兩忘」
來，畢竟還差一大截。這裡比試的不是勇力或招式，而是對武學境界的領悟，而這
種領悟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對整個傳統文化的理解，絕非匹夫之勇所能企及。寫的是
武，可注重武中的「藝」、武中的「文」，這也是武俠小說之所能雅俗共賞的原因
之一。
從唐傳奇到新派武俠小說，在這大約一千二百年的發展歷程中，武俠小說與佛道結
下了不解之緣。佛家的輪回、報應、贖罪、皈依等思想，道教的符咒、劍鏡、望氣
、藥物等法寶，都是武俠小說的基本根基；更何況和尚道士還往往親自出馬，在小
說中扮演重要角色。可以這樣說，沒有佛道，英雄傳奇、風月傳奇、講史小說、公
案小說照樣可以發展，而武俠小說則將寸步難行。俠客可以不識僧道，寫俠客的小
說卻總是跟僧道有點瓜葛。以唐傳奇中最有名的三篇豪俠小說為例：紅線夜行時「
額上書太乙神名」（〈紅線傳〉），聶隱娘殺人後「以藥化之為水」（〈聶隱娘〉
），虯髯客善望氣故不與真天子爭位（〈虯髯客傳〉）；且三者都以某種形式的「
隱退」為歸宿，更隱約可見佛道思想的影響，而不只是單純的功成不圖報。至於以
僧人為俠客，《酉陽雜俎》中的〈僧俠〉和《古今小說》中的〈楊謙之客舫遇俠僧
〉早有先例，只不過此等俠僧只穿袈裟不作佛事，言談舉止全無出家人的味道。一
直到晚清的《兒女英雄傳》和《三俠五義》，其中和尚道士仍只會打鬥，不懂佛理
道義。淫僧惡道自不在話下，作為正面英雄描寫的高僧聖道，也都不唸經不參禪，
除了一套僧衣道袍，與俗人竟毫無差別。平江不肖生、還珠樓主等舊派武俠小說家
開始在小說中談禪說道，和尚道士明顯大長見識。到了金庸的《天龍八部》和《笑
傲江湖》，佛、道思想已滲入小說中並成為其基本的精神支柱，高僧聖道也真正成
為有血有肉的藝術形象，不再只是簡單的文化符號。在二十世紀的中國，佛、道因
其不再在政治、文化生活中起重要作用而逐漸為作家所遺忘，除了蘇曼殊、許地山
等寥寥幾位，現在小說家很少以和尚道士為其表現對象，作品中透出佛道文化味道
的也不多見。倒是在被稱為通俗文學的武俠小說中，佛道文化仍在發揮作用，而且
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以致可以說，倘若有人想借助文學作品初步了解佛道，不
妨從金庸的武俠小說入手。
武俠小說的文化價值，還在於其構建了一個特殊的「江湖世界」。不管是陶淵明的
「良才不隱世，江湖多賤貧」，還是高適的「天地莊生馬，江湖范蠡舟」，這裡的
「江湖」，都不再是簡單的地域概念，也不只是泛指人世間，而是隱隱有和朝廷相
對的意思。朝廷有朝廷的法律，江湖有江湖的規則，在現實社會中，王法至高無上
；可在小說中，俠客為江湖義氣可以完全置王法於不顧。將江湖世界作為一個不受
王法束縛的法外世界、化外世界，實際上是在重建中國人古老的「桃源夢」。憎惡
王法庇護下的不公道和非正義，因而，在遠離朝廷教化的「江湖」上，寄託了對於
公道和正義的希望。「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江湖當然也有秩序和規則，但那
是道德化了的法律，唯一的宗旨是匡扶正義懲惡揚善。在江湖世界中，人類社會錯
綜複雜的政治鬥爭，被簡化為正邪善惡之爭，鬥爭形式也被還原為最原始的生死搏
鬥，而決定鬥爭勝負的主要因素則是雙方各自武功的高低。在這種赤裸裸的肉搏中
，正常社會秩序下的倫常綱要以至各種清規戒律，都被拋到九霄雲外。這一點對於
長期受封建禮教束縛的中國人，特別有吸引力。俠客的敢怒敢罵，敢打敢殺，浪跡
天涯，獨掌正義，自己把握自己的命運，尋求精神的解脫和超越，這無疑體現了中
國人的某種自由願望。「江湖世界」的這種理想主義色彩，在《水滸傳》中本來已
經相當明顯，可到了清代俠義小說，反而黯然失色。俠客紛紛「改邪歸正」、「為
王前驅」，領著官兵剿滅「邪教」、「匪寇」去了，「江湖」成了「英雄」未出山
時的隱居之地，而不再是「眾裡尋他千百度」的精神故鄉──「桃源」了。不過，
由於作家引進了各種秘密社會組織（如《永慶昇平》之寫天地會八卦教），使得江
湖世界大為充實，此後，平江不肖生之專寫武林恩怨，姚民哀之著重會黨內幕，都
為武俠小說注入了新鮮血液，而且重新把立足點從朝廷轉回江湖。金庸、梁羽生等
新派武俠小說家似乎有把表現江湖世界的兩種傾向綜合起來的意願，其小說中的「
江湖」既不完全蹈空，有近代中國秘密社會的影子；也不完全坐實，仍保留、甚至
著意渲染其作為法外世界的理想主義色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武俠小說對了解中
國社會以及中國人心態頗有裨益。
了解一個民族的女性觀，對於理解其文化精神很有幫助。只是讀不同類型的作品，
得出的結論可能截然不同，這裡得扣除作家藝術想像的成分以及文學類型的規定性
。比如，讀風月傳奇如《五鳳吟》，會驚異於美貌多才的佳人竟同意甚至幫助丈夫
多多益善地納妾；讀英雄傳奇如《水滸傳》，則發現表面柔弱的女人竟如此奸詐狠
毒；讀人情小說如《紅樓夢》，則女人被捧上了天，遠比男人可愛可敬……所有這
些都是「一面之辭」。林語堂以《紅樓夢》中賈母和《野叟曝言》中水夫人的權威
來論證中國古代婦女在家庭中的主宰地位（《吾國與吾民》），固然缺乏說服力；
反過來用武俠小說中女俠形象來說明古代中國婦女解放程度，或者用男俠之不願親
近女性來說明古代中國婦女地位卑下，也都同樣沒有道理。不過，武俠小說確實為
我們審視中國古代婦女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新的視角。只是這需要深入細緻的分析
研究，不能一概而論，因為唐宋與明清不一樣，文言小說與白話小說又不一樣。這
裡只是指出武俠小說描寫女性的幾個突出特點，而且局限於本世紀三十年代以前的
作品；而由於言情小說的介入，此後的武俠小說已經變成崇尚「俠骨柔情」了。首
先，武俠小說並非純粹「男性的世界」，唐傳奇中女俠甚至比男俠活躍，在宋元明
清文言小說中，女俠仍不時閃爍光芒；只是在由民間說話發展而來的白話小說（話
本小說、章回小說）中，男俠才佔絕對優勢。儘管如此，也還有個十三妹大放異采
。其次，武俠小說中的英雄建立家庭，大多是一夫一妻制，與風月傳奇的追求三妻
六妾相反；若是另外還拈花惹草，那便是武林敗類，真正的俠客必得而誅之。第三
，俠客倘若娶妻，重要的是武藝高強。因此，跟風月傳奇中的一見鍾情相反，武俠
小說是不打不成親──《三俠五義》中的展昭是俠客，故必須比劍定婚；施俊是才
子，則不妨才貌取人。第四，俠客不像西方騎士那樣追逐女性，可照樣樂意為女性
效勞，於危難之際拯救女性更是武俠小說中必備的節目。只不過儘管被救者感恩戴
德願奉箕帚，俠客還是義無反顧地離開。這並非俠客都犯「厭女症」，而是功成不
圖報是任俠的基本準則，倘若就了私情，必然「把從前一片真心化為假意，惹天下
豪傑們笑話」（〈趙太祖千里送京娘〉）。第五，俠客之不近女色，還有一個很重
要的原因：俠客之所以能行俠，全憑武功高超，而習武之人切忌性放縱，有的宗派
甚至主張終身禁慾。《小五義》中北俠歐陽春與雲中鶴魏真之所以特別厲害，就因
為兩人都是「一世童男」；《江湖奇俠傳》中方紹德傳授道法「非童男之身不可」
，且「須終身保持童陽身體」。
武俠小說因其流傳極其廣泛而深刻地影響了中國人的性格；當然，話可以反過來說
，中國人的性格制約著武俠小說的生產與流通，並嚴重影響了武俠小說作為一個小
說類型的發展。談論武俠小說與國民性的關係，是一篇大論文的題目，起碼報恩觀
念、復仇觀念、義氣觀念、死亡觀念等等，都值得認真研究。這裡只想指出不大為
人注意的一點，即武俠小說的非人道傾向。武俠小說之所以風行，主要基於讀者的
「夢英雄」和「英雄夢」。前者指其不滿世間不平與黑暗，希望有俠客拔刀相助，
懲惡揚善；後者指閱讀中不自覺地「替入」，「硬去充一個其中的角色」，實現在
現實生活中根本無法實現的夢想。這種「英雄夢」並非如一般人想像的那麼純潔可
愛。表面上看來，武俠小說就是關於俠客懲治惡賊或曰正義戰勝邪惡的故事，完全
合乎中國人的倫理道德。可仔細讀來，成為俠客刀下鬼的，遠不只是十惡不赦的惡
賊，更包括無數被俠客看不順眼或覺得礙手礙腳的無辜平民。《江湖奇俠傳》中楊
天池一把梅花針撒出去就是幾百條人命，《天龍八部》中大英雄喬峰（蕭峰）與其
父蕭遠山都曾濫殺無辜。俠客為復仇為匡正扶弱而置自身生死於度外，同時似乎也
置他人生死於度外，很容易演變成另一種「草菅人命」。可是讀者一般並沒有對此
表示反感，除了因其「替入」而完全認同於俠客的言行，故根本無暇思索外，更因
為事先派定俠客的對頭為大惡人，而對「惡人」，中國人歷來是千刀萬剮也不為過
的。這裡面似乎涉及到國民性中殘忍的一面。魯迅等現代作家曾抨擊中國人看殺頭
的陋習，其實，人類這種潛藏的嗜血習性，在閱讀武俠小說時也曲折地表現出來。
讀者不單希望看到正義得到伸張，更希望看到邪惡被懲處──在擬想的懲治惡人中
得到極大的快感。在某種意義上說，這是文明人在正義的旗幟下努力使其嗜血慾望
道德化、合法化。虯髯客取仇人心肝與李靖共食之（〈虯髯客傳〉），李逵割取黃
文炳心肝與眾頭領做醒酒湯（《水滸傳》），智化將惡奴武國南開膛並生吃其心肝
（《小五義》），諸如此類的描寫在武俠小說中屢見不鮮，且作為俠客剛直豪爽嫉
惡如仇的標誌而為讀者所認可。現代讀者或許會不滿此類過於野蠻的血淋淋場面，
但對俠客「為了正義」而殺人如麻也都給予默許。表面上嗜血習性有損於英雄光輝
形象，但實際上卻是「英雄夢」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只是受文明社會倫理規範的
約束，作「英雄夢」者一般不願承認、也未必自覺到這一潛在動機罷了。
武俠小說文化價值之大小，受制於作家的文化修養和創作態度。正如梁羽生說的，
武俠小說的作者，知識面越廣越好，諸如歷史、地理、佛學、民俗學、四裔學都要
懂一些，否則就只能瞎編（〈從文藝觀點看武俠小說〉）。即使有這樣的學識修養
，還必須能抵抗住金錢的誘惑，以免粗製濫造。好多武俠小說作家是邊寫邊刊，根
本無法從容思考，像金庸那樣能夠激流勇退，集中精力修改作品的畢竟太少了。更
何況小說大體分寫實、寫夢兩類，而武俠小說基本上是一種「寫夢的文學」，其中
的文化氛圍描寫自然只能如霧中花；而且其對文化現象的表現，很難不因摻入許多
想像的成分而有所歪曲。因此，武俠小說雖有一定的文化價值，但絕不可能成為「
文化史教科書」──即使這「教科書」的說法只是比喻也不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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