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文] 沈志華：中蘇同盟、朝鮮戰爭與對日和約問題

作者youtien (大叮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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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轉文] 沈志華：中蘇同盟、朝鮮戰爭與對日和約問題

時間Sat Dec 29 17:11:55 2007

http://www.shenzhihua.net/cxzz/000164_1.htm 中蘇同盟、朝鮮戰爭與對日和約問題沈志華提要：歐洲冷戰格局形成以後，美國開始考慮改變其對日本政策，但是在對日媾和問題上，美國軍方與國務院產生了嚴重意見分歧。中蘇同盟條約的簽訂促成美國決策層在原則上統一了對日方針。朝鮮戰爭的爆發使美國最後決心實現以把日本作為盟國重新武裝為主旨的單獨媾和，並為此故意拖延停戰談判。在戰局被動的情況下蘇聯被迫拒絕簽署舊金山和約，並轉而採取強硬立場，在朝鮮維持不戰不和的局面。中蘇同盟、朝鮮戰爭與對日和約問題有著緊密的聯繫，三者相互影響，互為因果，共同構築了1950年代初期亞洲複雜的政治局面，並成為東亞冷戰格局形成的三部曲。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the Korea War and the Peace Settlement with Japan: The Three Steps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Cold War Situation in East Asia and Their Interaction After the Cold War situation took form in Europe, the US intended to change its Japanese policy. But serious disparities emerged between the armies and the State Council in terms of making peace with Japan. The signing of Sino-Soviet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Alliance impelled the US decision-makers to make general agreement on the Japanese policy. But it was not until the breaking of the Korea War that the US finally decided to re-arm Japan as an ally. The US decided to make peace Japan alone and, for that sake, deliberately postponed cease-fire negotiation. The Soviet Union, with all disadvantages in the war, had to refuse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Settlement and took a hard line to keep a no-war-no-peace situation in Korea. Being interactive and in a mutual cause-effect relation,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Korea War and Peace Settlement with Japan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each other. They combine to shape the complicated political situation in Asia in the early 1950s, and are the three steps by which the Cold War situation took form in East Asia. 關鍵詞：冷戰，中蘇同盟，朝鮮戰爭，對日和約對日和約問題是亞洲冷戰史研究中的一個重大課題，它不僅涉及到美國、蘇聯、中國等國家戰後對日政策的變化及其與日本的關係，而且標誌著東亞冷戰格局的最後形成。從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的各國學者歷來都很重視對日和約問題，不過，研究的角度大多是從美國、英國、日本等西方同盟國政策變化及政治思考出發的。[1]從鐵幕的另一邊——社會主義陣營角度進行研究的學者較少，原因在於缺乏相應的史料。冷戰結束後，隨著俄國檔案的解密以及部分中國檔案文獻的開放和公布，關於蘇聯、中國在對日和約問題上的政策已經漸漸露出全貌，相關的研究成果也開始涌現。[2] 眾所周知，對日媾和從最初提出的設想到最後形成的結果，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從程序上講，原先確定的是由美、蘇、英、中等國外長會議協商，並遵循大國一致的原則，後來實行的是在美國控制下的遠東委員會商議，遵循的是多數通過的原則。從方式上講，原先確定的是全面媾和，後來實現的是片面媾和。從內容上講，原先確定的是把日本作為戰敗國進行管制和剝奪（解除武裝、賠償等），和約簽訂後撤走占領軍，後來實際上是把日本作為新的盟國看待（重新武裝、免除賠償等），和約簽訂後美軍繼續留駐日本。造成這種結果的根本原因當然是冷戰態勢的形成，但具體而言，是冷戰中的哪些因素和事件促成了對日媾和有違初衷的最終結局？這種結局反過來又對亞洲冷戰產生了甚麼影響？筆者在研究中蘇同盟的形成和朝鮮戰爭的進程中發現，它們與對日和約問題有著緊密的聯繫，三者相互影響，互為因果，共同構築了1950年代初期亞洲複雜的政治局面，並成為東亞冷戰格局最終形成的三部曲。本文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利用最近解密的俄國和中國檔案文獻，以對日媾和過程的變化為線索，勾勒出中蘇同盟、朝鮮戰爭、對日和約三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及其對東亞冷戰格局形成的決定性影響。[3] 一、中蘇同盟條約與美國對日媾和的決策以往研究者大都註意到，冷戰狀態的形成和朝鮮戰爭的爆發促使美國改變了對日和約方針。[4]這個結論無疑是成立的，但進一步分析還應該看到，導致美國主張對日盡早媾和，單獨媾和，乃至改變東亞政策的首要原因，很大程度上在於中蘇同盟條約的簽訂。太平洋戰爭以日本投降告終後，對日和約的問題便提到了交戰雙方面前。日本政府早在1945年11月就開始准備媾和，並經反復研究於1946年5月提出了有關文件，設定於1947年夏左右締結和約。[5]然而，媾和的方式和條件，畢竟不是以戰敗國的願望為轉移的。[6] 到1947年夏天，冷戰態勢在歐洲已經出現。[7]不過，對於亞洲，美蘇雙方都採取了穩定局面的方針。因此，美國雖然確定了在歐洲對蘇遏制政策，但在對日和約問題上，仍堅持以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為宗旨。這就是美國國務院1947年3月完成的對日和約“博頓草案”的出發點。[8]在此基礎上，7月 11日美國曏遠東委員會提出了關於召開對日媾和預備會議的建議，開會時間暫定為8月19日，關於會議的錶決程序，美國傾曏採取三分之二多數錶決制。 [9]7月22日蘇聯政府發錶聲明，反對美國的建議，認為其程序違背了以前盟國所通過的決議。莫斯科重申了蘇聯、美國、英國和中國在戰後日本問題上的特殊利益。[10]美蘇關於對日和約的分歧首先在程序問題上反映出來。不過，預備會議推遲決不僅僅是因為蘇聯反對。除了遭到外部的反對（包括英國和中國），更主要的是美國內部開始重新考慮對日媾和的方針了。一方面由於冷戰在歐洲的興起，美蘇關係開始進入敵對狀態，另一方面，馬歇爾在華調停國共內戰失敗，使美國失去了對國民黨的信心，特別是讓中國充當亞洲警察的期望徹底落空。於是，回國出任國務卿的馬歇爾在制定外交政策時，不再把分裂而動亂的中國看作美國在遠東對付蘇聯的幫手，而開始把眼光轉曏日本。[11]由此，博頓草案遭到美國軍方和“遏制”理論創立人凱南的強烈反對。此後一段時間，在凱南的主持下，美國制定了一個全新的媾和設想，其基點已完全從“大國合作”轉為“美蘇對抗”。1948年3月25日，凱南提出了關於美國對日政策的建議，其中包括美軍在和約後繼續留駐日本，堅持在美國的監督下重新武裝日本等新方針。[12]在凱南的推動下，國務院傾曏於認為，美國對日政策的根本目的“是要將穩定的日本納入親美的太平洋地區經濟體系中去，成為追隨美國政策的值得信賴的盟國”，從而主張推遲媾和，締結和約的性質亦非懲罰性的，且不必非有蘇聯和中國參加。這些內容被納入了經杜魯門總統批准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第13／2號文件（1948年10月9日），成為美國對日媾和的基本國策。[13] 此期，蘇聯始終堅持在1945年達成的協議框架內談論對日和約的問題。為對抗美國，斯大林不得不曏中國國民黨政府錶示友好。在1947年11月倫敦外長會議上，蘇聯建議於翌年1月在中國召開專門的外長會議，討論起草對日和約的問題。[14]1948年6月，蘇聯駐華大使羅申曏國民黨政府透露，將與中國代錶進行談判，其目的在於以中蘇條約為基礎，努力改善雙方關係。如中國政府對此問題有意，蘇方願採取一系列經濟、政治方面的友好政策，包括“與中國共同研討對日政策”。[15]在1949年5月23日舉行的巴黎外長會議上，蘇聯代錶團又提出了關於確定召開有中國參加的、討論對日和約條款的會議日期的建議。6月20日，蘇聯再次重復了這個建議。美國對這些建議卻根本不予理睬。[16] 就在對日媾和問題因美蘇意見對立而陷入僵局的時候，中國的局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到1949年夏天，共產黨取代國民黨掌握中國政權已是大勢所趨。美國的亞洲政策一時間迷失了方曏，在對日和約問題上也錶現出猶豫不決，特別是在新中國建立後，分歧、爭論充斥白宮和五角大樓，1949年12月形成的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第48號文反映了這種狀況。所謂“等待塵埃落定”的對華方針，以及“在西方實行戰略進攻，在東方實行戰略防禦”的基本概念，不過是體現了華盛頓決策者面對其亞洲政策的失敗，既要尋找藉口，又要進行補救的複雜心態。[17]看似形成統一意見的美國亞洲新方針，並沒有消除決策層內部在對華政策和對日政策方面的對立主張。分歧主要來自美國軍方和國務院。關於對華政策，五角大樓堅持認為必須保衛台灣這一重要的軍事戰略基地，不能讓共產黨政權占為己有；國務院則提出核心的問題是“防止中國成為蘇聯的附庸”，如果能以台灣換取中國新政權脫離莫斯科的控制，美國在亞洲豈非取得了比直接控制台灣更為明顯的戰略優勢？[18]關於對日政策，軍方人士認為既然美國要在遠東對蘇聯保持戰略守勢，就應該把日本作為對抗蘇聯的緩衝國，推進日本經濟復興，減緩賠償要求，允許日本擁有最低限度的軍備，同時在和約中規定美國有權占領衝繩、琉球各島和橫須賀的海空軍基地。為了約束蘇聯和中國的行動自由，必須由包括蘇聯在內的所有交戰國簽署對日和約，實現全面媾和。在所有這些條件尚未成熟之前，應推遲媾和進程，以免“減弱美國在日本的勢力”，並因此建議杜魯門暫時不再授權討論和約問題。外交人員的看法恰恰相反，他們主張早日媾和，以盡快結束對日占領，從而平息“日本人與日俱增的不滿和反抗”，保證日本在美蘇對抗中與美國結成可靠的聯盟。為了滿足軍方的要求，國務院工作小組在1949年10月提交的全面和約草案中，提出了美國繼續對包括部分琉球群島在內的一系列島嶼的托管權，以及通過一個預先約定的日美安全條約，以保證美軍在占領終止後仍然留在日本。同時，為了引誘中國和蘇聯接受這個條約，准備拿台灣和南庫頁島作為代價。如果蘇聯和中國仍然反對，美英則應該單獨對日媾和。在雙方激烈的爭論中，杜魯門錶示傾曏國務院的意見，遠東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在華盛頓的代錶也極力支持國務院的方案，只是強調美國必須控制台灣。但由於包括英國在內的許多國家正在考慮承認新中國的問題，不贊成片面媾和，更反對美國獨占日本，參謀長聯席會議和國防部堅持認為對日媾和的時機尚未成熟。[19] 這裡有一個邏輯的鏈條把對日和約問題、台灣問題和中蘇關係的狀況連接在一起。從上述爭論的內容分析，如果分裂中蘇的“楔子戰略”成功，蘇聯的勢力就不會很快擴展到亞洲，控制台灣的問題也將繼續排除在美國遠東戰略防禦的考慮之外；新中國在美蘇冷戰中保持中立態度，肯定會得到更多國家的支持和承認，把中國（甚至蘇聯）排除在外的單獨媾和的方針就更加難以推行；由於亞洲局勢的相對穩定，美國獨占日本和把日本納入反共同盟的做法就會遭到包括日本在內的更多國家的反對，按照美國軍方意願實現對日和約的可能性也就相對減弱。果真如此，美國決策層內部關於對日媾和方針乃至整個亞洲政策的爭論無疑還會繼續下去。然而，蘇聯對美國的這一策略早有警惕。早在新中國建立之初蘇聯就得到消息說，美國曾經有一個“把中共變成第二個鐵托集團”的計劃，目前美國間諜機構在華活動的首要任務就是 “破壞中蘇之間的友誼”。此後，莫斯科又不斷收到類似的情報。[20]這些消息對斯大林無疑是一種極大的刺激。特別是在中蘇談判期間，杜魯門關於不干涉中國內政和台灣問題的聲明及艾奇遜指責蘇聯欺負中國的公開講演傳到了莫斯科，斯大林更加焦急，他立即曏毛澤東轉交了艾奇遜講話的全文，希望中蘇共同對此做出反應，並要求中國政府首先發錶聲明。[21]至於毛澤東為甚麼堅持以新聞總署署長的名義發錶聲明尚不得而知，但斯大林對此大為不滿並指責毛澤東打亂了原定步驟，卻充分說明他對這一問題的重視程度。[22]惟其如此，斯大林才一再對中國做出重大讓步。中蘇雙方經過艱苦的談判，終於在毛澤東抵達莫斯科兩個月後締結了同盟條約。[23]中蘇同盟把尚未形成的美日同盟看作其在遠東的未來對手，條約中還特別提到雙方保證要“經過彼此同意”，“共同取得對日和約的締結”，[24]其結果是為美國內部的和解創造了條件。國務院在台灣問題上受到極大壓力，不得不作出讓步。同時，對日和約問題更加顯得緊迫，也促成單獨媾和及早媾和的觀點占了上風。就在中蘇同盟條約公布的第二天，麥克阿瑟司令部的外交發言人宣佈，“必須採取果斷行動與日本單獨簽訂和約而無須俄國參加”。[25]3月23日，陸軍部副部長沃裡斯也曏國務卿艾奇遜提出備忘錄，主張在媾和後恢復日本在外交、內政兩方面的主權，但在軍事上仍保留盟軍總司令部，占領軍亦留駐日本，保持半占領狀態，以備不時之需。[26]此時，國務院和國防部之間關於日本媾和問題的意見正漸漸趨曏一致，雙方在幾個原則問題上的分歧已經基本解決，特別是在占領期結束後允許日本恢復有限武裝和少量武器生產，保持美國在日本的基地及駐軍權利等方面，但在媾和的時機和具體條件等問題上還有分歧。[27]在溝通和彌合雙方意見的過程中，新任國務院高級顧問並負責主持對日媾和事宜的杜勒斯以及主政東京的麥克阿瑟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的共同主張是在中蘇結盟的背景下，把美國對日政策與對台政策捆綁在一起。 4月7日杜勒斯提出，安全問題和基地問題可以通過美日雙邊協定解決，而核心問題是盡快結束占領，給日本主權，否則，如果日本反美，那麼不論美國在日本有多少駐兵和基地，都將失去其作用。此外，如果美國、日本和太平洋友好國家組成某種共同防禦體系，對日和約無論是否得到蘇聯的支持都不會有問題。[28]5月18日杜勒斯再次提出，為了保證亞洲不落入共產黨之手，當務之急就是“中立台灣”和讓日本獨立。[29]受到杜勒斯的影響和鼓勵，助理國務卿臘斯克在5月31日關於東亞新政策的報告中認為，中蘇條約的簽訂證明美國1月份宣佈的台灣政策已經失敗，現在必須採取新政策，即美國用武力保護台灣，使台灣中立化。具體步驟是，首先讓蔣介石“退休”，然後對台灣實行托管，繼而派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與此相配合，就要增加對韓國和東南亞的援助，並加速對日媾和。臘斯克特別強調，如果美國要把日本作為未來的盟友，現在就必須立即錶明態度。 [30]到6月初，國務院關於對日和約的構想已經進一步深化，甚至提出了具體的日程和步驟。但軍方堅持己見，他們唯一的擔心是和約簽訂將導致美國在日本軍事力量的減弱。於是，麥克阿瑟的意見便有了重要地位——國務院和軍方同時決定訪問東京。[31] 在台灣問題上以強硬立場著稱的麥克阿瑟，此時對日本問題的態度也開始趨曏強硬。過去他宣稱任何保持基地的動作都將引發日本民眾的普遍反對，現在則認為必須把日本同意“保留美軍基地”作為結束占領的條件。與此同時，麥克阿瑟開始對日本共產黨採取壓制政策，6月6日命令吉田茂首相整肅日共執行委員會及《赤旗報》員工，利用原為鎮壓極右派軍國主義制定的法律，禁止共產黨領袖從事任何政治活動。為了爭取這位將軍的支持，杜勒斯在啓程訪問東京之前，經艾奇遜同意，決定與國防部和麥克阿瑟作一筆交易，即以美國對台灣的防禦重新作出承諾，換取他們支持加快對日媾和的步伐。[32] 6月17日，杜勒斯率領的國務院代錶團與由國防部長約翰遜、參聯會主席布雷德利率領的國防部代錶團同時到達東京。因受到華盛頓重視而頗為得意的麥克阿瑟當然知道雙方的目的：一個為了日本，一個為了台灣。為此，麥克阿瑟准備了兩個長篇備忘錄，其核心是，如果美國要在東亞地區奪得主動，就必須締結對日和約並保證台灣不受到侵犯，二者不可缺一並互為補充。[33] 在訪問的最後幾天，兩個代錶團與麥克阿瑟數度會談。最後經麥克阿瑟從中斡旋，雙方達成妥協。麥克阿瑟6月23日的備忘錄反映了所達成的協議內容：和約簽訂後，美軍繼續留駐日本，為防衛作戰之需要，整個日本領域作為潛在的基地，給予美國以無限制行使防衛權力的自由。此外，承認日本雖然在憲法中規定放棄戰爭，但在“受到侵略攻擊時”擁有自衛權。在簽訂和約的同時，締結日美安全協定，日本給美國以駐軍及保留軍事基地的權利。[34] 布雷德利後來回憶說：我們的會談是富有成果的。麥克阿瑟的備忘錄像一座橋梁，最終將政府各部門連結在一起，一致同意了一個稱心如意的和平條約。備忘錄中最重要的是保證了美國在日本保持軍隊和擁有基地的權利，有了這樣一種明確的前提，國防部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中反對盡早達成對日和約的氣氛很快就消失了。[35] 此外，日本的態度對於東京談判的結果也起到了推動作用。吉田茂政府擔心美國的內部爭論延誤媾和進程，反復錶示在和約簽訂後日本仍將長期依賴美國的保護，並警告說，蘇聯有可能趕在美國之前提出令日本人感動的和約條件——放棄對庫頁島和千島群島的占領。日本政府6月1日發錶白皮書，宣佈願意同任何承認其獨立的國家簽訂和約。[36] 無論如何應該看到，在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之前，由於受到中蘇同盟條約的刺激，華盛頓決策層已經消除了在台灣問題和日本問題上的原則性分歧。儘管尚未形成決策，但美國對台政策及對日媾和方針的前景已經明朗化，所需要的只是實現這些新構想的機會和條件。[37]這種狀況錶明，東亞冷戰的帷幕在朝鮮戰爭爆發前已經拉開。二、朝鮮戰局變化與美蘇媾和方針的對抗就在約翰遜和布雷德利返回華盛頓的途中，朝鮮戰爭爆發了。朝鮮人民軍大舉越過三八線的行動不僅促使美國全面改變了其亞洲政策，而且掃除了美國決策層在對日媾和問題上的最後障礙。戰爭猶如一劑強心針，催動了白宮的全身細胞。布雷德利於6月26日曏杜魯門提出：“韓國、日本、琉球、台灣、菲律賓和東南亞，都是同一個問題的不同部分”，它們的地位“相互依賴”，美國“急需一個互相配合的全面的遠東政策”。[38]在東亞，關於韓國問題，戰爭爆發的第三天，美國海空軍和陸軍開始陸續參戰。關於台灣問題，6月27日杜魯門一紙宣言拋出了“台灣地位未定”論，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借機侵入台灣海峽。與此同時，日本問題也凸現出來。戰爭使日本的地位驟然上昇，美國在遠東軍事力量不足的矛盾使得重新武裝日本顯得更加急迫。7月8日，麥克阿瑟授權日本政府組建7.5萬人的國家警察預備隊，並增加了8000名海上保安隊成員。幾天後，遠東盟軍總司令部的專門委員會又提出計劃，要求把警察預備隊盡快編成4個步兵師，並裝備美制武器。[39]杜勒斯回國不久就催促國務院加緊和約的准備工作。他在7月19日建議說：“由於朝鮮戰爭的爆發，使得對日和約變得更為重要而不是更不重要了”，並主張從“更深遠的角度”來考慮媾和問題，第二天又強調了早日媾和與重新武裝日本的不可分割性。[40]此時，美國軍人同外交官的立場已經完全取得一致。8月22日，布雷德利通知約翰遜，目前的環境使得締結對日和約有了正當理由，如果美國在日本的駐軍和基地得以保留，並使日本承諾重建武裝，軍方不再反對批准對日和約。隨後幾個星期，國務院和國防部不斷商談，對和約的先決條件達成協議，隨即簽署了聯合備忘錄，並於9月7日遞交總統。就程序而言，備忘錄已經撇開蘇聯，只是通過外交途徑與遠東委員會中友好國家進行秘密的預備性談判。就內容來看，備忘錄強調美國應享有外國軍隊在日本駐留的批准權和指揮權，不否定日本擁有自衛權和保持必要規模軍隊的權利。該備忘錄作為國家安全委員會第60／1號文件得到杜魯門總統的批准，只待朝鮮戰場處於有利情況便可實施媾和。[41] 9月15日麥克阿瑟在仁川登陸一舉成功，從根本上扭轉了朝鮮戰局，對日媾和的問題立刻在華盛頓提上了議事日程。經過一番秘密的串聯和准備，10月26 日晚杜勒斯約見了蘇聯駐聯合國代錶馬立克，曏他轉交了被稱為“對日和約七原則”的美國備忘錄，其主要內容包括：締約國為“任何或一切願意在所建議的和可能獲得協議的基礎上媾和的對日作戰國家”；日本承認朝鮮獨立，同意聯合國和美國托管琉球和小笠原群島，接受英、蘇、中、美四國將來所作關於台灣、澎湖列島、南庫頁島與千島群島的地位的決定（在條約生效後一年內做出決定，否則由聯合國大會決定）；日本有責任與占領軍合作以維持該地區的和平與安全；締約各方在原則上放棄要求日本賠償的權利。 [42]在會談中，杜勒斯強調了三點：如果蘇聯參加締結對日和約，依據和約，日本將庫頁島南部、千島群島割讓給蘇聯；即使遠東委員會成員國中某國不參加締結對日和約，美國也要進行對日媾和談判；台灣地位問題暫時凍結，建議由聯合國重新加以考慮。馬立克對美國的媾和方案本身沒有做出任何反應，只是錶示反對凍結台灣地位，更不同意將這一問題交付聯合國，而是主張恪守有關的戰時國際協議。馬立克還強調說，“台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 ”。[43] 此時的朝鮮局勢極其微妙，在斯大林和金日成的請求和催促下，毛澤東毅然決定派兵參戰。10月19日，中國人民志願軍秘密跨過鴨綠江。求勝心切的美國人只管埋頭北進，直到10月底與中國軍隊交火後仍然不相信中國已經介入戰爭，而躲在幕後的斯大林卻是心中暗喜。對於美國提出的媾和建議，莫斯科沒有急於答復，一方面是等待戰局出現明顯的轉化，一方面也是為了與中國取得一致意見。毛澤東在極為睏難的條件下決定派兵入朝作戰，輓救朝鮮及社會主義陣營於危難之中，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斯大林對中共的疑慮。[44]中蘇的同盟關係此時顯得尤為緊密，開放不久的中國外交部檔案館保存了此期中蘇雙方關於對日和約問題往來的大量文件，可以證實蘇聯駐華使館一秘賈丕才在回憶錄中所說：作為盟國，當時中蘇就與對日媾和有關的問題保持著密切聯繫與合作。[45]例如，1950年3月麥克阿瑟宣佈提前釋放正在日本執刑的主要戰犯，蘇聯在發錶聲明錶示抗議前通知了中國。周恩來於5月12日指示外交部有關部門起草一份聲明錶示支持，並於蘇聯聲明發錶的第二天見報。[46]又如同年9月1日，中國人曏莫斯科通報了關於麥克阿瑟同蔣介石在台灣談判的可靠情報。據情報說，美蔣就台灣在締結對日和約前應為日本領土的一部分而接受盟軍司令部指揮的問題達成了協議。島上將長期駐扎美軍，由第七艦隊負責封鎖台灣海峽。[47]這次美國正式提出對日和約建議，蘇聯自然要與中國進行協商。美蘇代錶會談後，蘇聯即以備忘錄的形式曏中國通報了美國建議的內容，同時送來蘇聯的答復草案。在蘇聯備忘錄中譯本文件上有周恩來的批示：“下夜羅申送來此件，系美政府交與蘇聯的。蘇聯尚未置答。請即加以研究並提出意見”。蘇聯的備忘錄措辭委婉，口氣緩和，沒有直接針對美國的建議錶示任何反對意見，而只是提出了6個問題“希望得到解釋”：美國是否有意單獨簽約；應如何理解重提業已確定其歸屬的南庫頁島、千島群島、台灣和澎湖列島的地位問題；對琉球群島和小笠原群島進行托管的根據何在；是否考慮規定占領軍撤出日本領土的確定日期；“共同責任”是否意味著在日本建立武裝部隊及保留美軍基地；是否考慮保證日本經濟發展的必要權利。備忘錄最後提出，“ 蘇聯政府希望知道，將採取何種方法以明瞭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此問題的觀點”。[48]對於蘇聯的答復，中國沒有提出不同意見。[49] 11月20日，馬立克就是本著上述態度去會見杜勒斯的。按照美國人的記述，馬立克一開始就“談笑風生，講敘蘇美兩國間的友誼和理解”，與上次會談公事公辦的姿態不同，這次蘇聯人似乎是要營造一種友好氣氛。讓譯員照本宣科地宣讀了蘇聯政府的備忘錄後，馬立克也只是重復地提出問題，而沒有錶現出任何積極、主動的精神。例如當馬立克問到美國政府對新中國政府參加對日和約討論持何立場時，杜勒斯回答說，“迄今的會談是外交會談，因此美國是與本國承認的政府——國民黨政府舉行討論的”。蘇聯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本來是很明確的，但馬立克對此未作反應，而是轉移了話題。以致杜勒斯在會晤後感到，在中國參加對日和約的代錶權問題上，不必過於顧忌蘇聯。[50]蘇聯並不是不瞭解美國的意圖，也不是因為處於被動地位而沒有自己的主張。按照賈丕才的說法，莫斯科是有意對媾和問題不發錶具體意見。[51]究其原因，顯然與當時朝鮮戰局的變化有關。斯大林不想過早地與美國攤牌，在馬立克微笑的背後，莫斯科正在等待朝鮮戰場傳來進一步令人振奮的報告。毛澤東此時對戰爭的進程顯得把握十足，他在12月3日會見金日成時提出：“ 敵人有可能要求停戰，我們認為必須敵人承認撤出朝鮮而首先撤至三八線以南，方能談判停戰。最好我們不僅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漢城，主要是消滅敵人首先是全殲偽軍，對促進美帝撤兵會更有力量。”[52]這與斯大林的主張不謀而合。12月4日，蘇聯副外長葛羅米柯在與中國大使王稼祥談話時強調，中國人必須最大限度地利用現在的機會，並建議中國軍隊“趁熱打鐵”，越過三八線,繼續乘勝追擊。[53]第二天，周恩來就美蘇上述兩項備忘錄發錶了題為《關於對日和約問題的聲明》，這是中國政府首次全面地闡述對日媾和問題的觀點和立場。聲明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是代錶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它必須參加對日和約的准備、擬制與簽訂”；關於台灣、澎湖列島、薩哈林島南部及千島群島的歸屬已經分別由開羅宣言和雅爾塔協定予以解決，“完全沒有重新討論的理由”。聲明還譴責美國不願從日本撤軍，“並且利用日本作為侵略朝鮮、侵略中國的戰爭基地”，以及公開武裝日本和企圖使日本成為美國的殖民地。[54]這些意見自然是反映了蘇聯的立場，只是莫斯科不願直接出面而已。中國當然也考慮到利用朝鮮戰爭促進台灣和對日和約問題的解決。就在國際社會要求停戰的一片呼吁聲中，12月7日北京時間3時，周恩來召見羅申並告知：近來聯合國及印度、英國等國不斷問中國在甚麼條件下可能在朝鮮停止軍事行動。中國政府在這個問題上不願處於不利地位，並意在把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同時又錶現出積極性，打算提出以下條件，即所有外國軍隊撤出朝鮮；美國軍隊撤出台灣海峽和台灣島；朝鮮問題應由朝鮮人民自己解決；中華人民共和國代錶參加聯合國並從聯合國逐出蔣介石的代錶；召集四大國外長會議准備對日和約。周恩來錶示希望立刻得到蘇聯政府的看法。在當天的回電中，莫斯科錶示完全同意周恩來提出的停戰條件，而且認為 “不滿足這些條件，軍事行動就不能停止”。另一方面，蘇聯政府又不讓中國馬上就宣佈這些條件，而是要等到解放漢城之後，再“亮出自己的全部底牌”。[55] 看來，斯大林一定要等到完全掌握了朝鮮戰場的主動權之後，才肯認真與美國討論對日和約問題。因此，對於12月27日美國國務院針對11月20日蘇聯備忘錄給予的答復，莫斯科只是轉抄了一份給北京，[56]而沒有做出任何公開的反應。1950年11-12月志願軍發動的第二戰役把美國人打得潰不成軍，五角大樓和白宮都沉浸在日益陰鬱的氣氛中，甚至討論了全面撤退的問題。 [57]隨後志願軍便打過三八線，並攻占了漢城。此時，聯合國關於停戰談判的呼聲更加強烈，而且提出的條件也更加有利於中國。如果中國（得到蘇聯的同意後）接受1月 13日聯合國提案，進行停戰談判，不僅能夠穩定住朝鮮戰場的有利局面，也將對日本問題的處理產生極大影響。然而，在台前的中國和在幕後的蘇聯都沒有抓住這次稍縱即逝的良機。當1月17日中國拒絕聯合國提案後不久，美軍即發起全面反攻，已是強弩之末的中國軍隊不得不敗退三八線以北。[58]朝鮮戰局再次出現逆轉，對日媾和問題的解決自然也就朝著與中蘇願望相反的方曏發展下去。戰場上的優勢地位使美國在媾和問題上的態度強硬起來。如3月12日英國大使館致美國國務院的備忘錄中指出：根據雅爾塔協定，“日本應當將南薩哈林和千島群島讓給蘇聯”。華盛頓的回答是：“美國認為準確地界定千島群島的邊界應當是日本政府和蘇聯政府之間的雙邊協議的議題或者應當由國際法庭來作出法律裁定”。[59]在3月30日美國再次遞交給蘇聯大使館的照書中，不僅重復了有關托管日本幾個島嶼及承認日本享有單獨或集體自衛權等條款，而且強調，不參加本條約的國家，將不給予任何法律基礎上的權力和利益。特別是關於領土問題的條款，美國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對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關於台灣和澎湖列島歸還中國的規定，只提日本放棄這些領土，但未提其歸屬。儘管對於雅爾塔協議所規定給予蘇聯的庫頁島南部和千島群島，在錶面上仍採取承認的立場，但條件是“這一規定只有在蘇聯簽訂和批准條約的情況下才會生效”。[60]有學者認為，這錶明美國曾努力促使蘇聯參加對日和約的談判進程，因為這符合西方國家在遠東地區的長遠利益。[61] 這種說法是缺乏說服力的。還在遞交照會之前，杜勒斯在3月21日國務院討論和約時就指出：“如果蘇聯拒絕條約的規定，我們考慮從和約中完全刪除有關庫頁島和千島群島的條款 ”。對此，4月24日杜勒斯與蔣介石的駐美大使顧維鈞談話時說得更加透徹：條約草案中關於千島群島和南庫頁島的條款“套用了雅爾塔協定的字句”，是因為美國“知道蘇聯不會參加對日媾和條約，所以不想改變雅爾塔協定的原文，給蘇聯以拒絕參加對日媾和條約的藉口”。[62]由此看出，美國實際上知道蘇聯不願就範，並且希望如此。蘇聯確實不願意在這種狀況下簽署對日和約。朝鮮戰局的變化使斯大林頗為失望，隨即對美國的媾和方案採取了反對和阻撓的明確立場。不過，他此時指望能夠支持這種立場的，只有日共和中共。首先，斯大林要求日本共產黨堅決抵制美國在日本的占領和駐軍政策，並接受暴力革命的路線。1951年4月，因受迫害而移居中國的德田秋一和野板參三等日共領導人被召到莫斯科。在斯大林的幫助和催促下，德田秋一等人接受了莫斯科的主張，檢討了過去的看法，承認“通過和平方式實現日本的解放和民主改革是完全錯誤的想法”，並制定了新的革命綱領。[63]6月13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做出決議，為日共的新計劃提供10萬美元的財政援助，並委托蘇聯情報委員會轉交日本共產黨。[64] 同時，蘇聯開始與中國磋商如何抵制美國的媾和方案。1951年5月6日斯大林致電毛澤東，明確錶示了蘇聯對媾和問題的立場：指責美國單獨准備和約草案的做法，要求條約草案中應明確中國對台灣和澎湖列島的主權，反對把琉球群島及日本其他島嶼交給美國托管，必須限制日本武裝力量的規模。最後，蘇聯政府建議在7-8月召開四國外長會議，起草對日和約，其內容應規定：日本不得結盟以反對曾參加對日作戰的國家；和約簽訂後所有占領軍均應在一年以內撤出日本領土；任何國家均不得在日本擁有軍隊和軍事基地等。毛澤東當天回電錶示完全贊同。[65]5月7日，蘇聯外交部將“蘇聯關於美國對日和約草案的意見書”交給美國駐蘇大使柯克。5月22日，周恩來正式曏羅申遞交了一份照會，錶示中蘇意見“完全符合”，中國政府完全支持蘇聯政府關於對日和約的具體建議。[66]5月24日蘇聯全文發錶了這個措辭強硬的文件。[67]6月10日，蘇聯政府再次照會美國，指責美國和約草案的目的是為了恢復日本的軍國主義，並重申必須於1951年7月或8月召開包括所有參加對日作戰國家代錶出席的和會。[68]6月25日，朝鮮外務省也曏蘇聯遞交了照會，聲稱“無論是在准備條約的程序方面，還是在條約的目的和實質方面”，朝鮮 “完全贊同和支持蘇聯政府對日和約的立場”。[69] 就在蘇聯明確錶示抵制美國媾和方案的同時，朝鮮戰場的形勢由於中國軍隊的頑強抵抗而陷入了僵局，雙方都錶現出和談的意願。[70]6月5日，凱南與馬立克討論了停戰談判的可能性，蘇聯錶示了急切進行停戰談判的意圖。引起凱南註意的是，馬立克在會面時根本沒有提到諸如台灣和對日和約等遠東國際事務問題。凱南判斷，這也許錶明蘇聯政府渴望停火，即使不解決這些更為廣泛的遠東問題。[71]美國人猜測的不錯，蘇聯確實希望先實現朝鮮停戰，再解決對日和約問題，這樣會對中蘇一方更為有利。美國的策略則是針鋒相對，先實現對日媾和，再談朝鮮停戰問題。軍事上占有優勢，自然就掌握了外交上的主動權。利用1951年春夏季的軍事優勢，美國不僅迫使日本政府承諾不與新中國締約，而且逼迫英國政府接受了“任何一個中國政府都不參加多邊和會”的立場，從而結束了英美圍繞中國簽約權的紛爭。[72]7 月3日美英制定出對日和約的共同草案，但在敦促盡快召開和會的同時，美國還必須採取一個重要步驟，就是拖延停戰談判。顯然，如果此時朝鮮停戰達成協議，遠東地區出現和平局面，而中國和蘇聯成為“和平功臣”，美國就很難拒絕中國參加對日媾和，也無法說服其盟國同意繼續在日本駐軍和重新武裝日本。[73]於是，7月10日開城談判開始不久，美方代錶就不斷為和談製造難題。儘管中朝方面步步退讓，在確定談判程序和劃分停火線等問題上都大體接受了對方提出的方案，但美國仍然不斷製造事端，如8月18日聯合國軍發動夏季攻勢，8月19日停戰談判中朝方軍警遭到武裝襲擊，8月22日美軍飛機轟炸來鳳莊中朝代錶團駐地等等。[74]開城談判不得不於23日中斷，而這正是美國要達到的目的。如此，當美國以近乎最後通牒的方式把美英共同草案交給蘇聯代錶時，莫斯科已經被逼到了進退維谷的境地。舊金山和約與中蘇在停戰談判中的強硬立場 1951年7月6日，美國政府曏蘇聯大使館遞交了一份備忘錄及美英共同草案。備忘錄以不容商量的口氣指出，這個經過修改的草案已經“體現了參加簽署對日和約的盟國基本上能夠接受的條件”，並將於7月20日左右分發給所有與日本處於戰爭狀態的國家，因此，希望在最短的時間內得到蘇聯政府的意見。更使蘇聯感到氣憤的是新草案在領土條款中所做的重要修改：3月30日草案還提到日本應該曏蘇聯歸還南庫頁島及其毗鄰島嶼，移交千島群島，而在7月 3日的草案中只談日本放棄對這些領土的權利和要求，卻絲毫沒有提到其歸屬問題。不等蘇聯答復，7月20日，美英兩國大使同時拜訪蘇聯外交部，遞交了美英聯合照會、關於參加1951年9月4日舊金山對日和約國際代錶會議的邀請函、和約草案正式文本及其他一切有關文件。照會指出，這次會議是在美英共同草案的基礎上召開的，美英政府請求告知，蘇聯政府是否接受這個邀請。儘管在照會中建議對和約草案提出意見，但同時又聲稱，不管有何意見，最終文本都將在8月13日予以公布。柯克還在口頭聲明中強調，召開國際會議不是為了制定條約，而只是為了簽署美英8月13日的草案。[75] 斯大林確實為難了：參加會議無疑意味著曏美國低頭，拒絕出席又將處於外交上的孤立境地。面對這個難題，蘇聯政府顯得有些不知所措。7月21日葛羅米柯曏斯大林建議蘇聯應該出席舊金山會議，顯然因遭到拒絕，他在8月1日重新起草的照會中，說明瞭蘇聯不能參加這次會議的理由。但幾天以後，蘇聯的想法又變了。 8月10日，聯共（布）中央專門討論並通過了外交部准備的決議草案。與 1947年出席討論馬歇爾計劃的巴黎會議的方針如出一轍，蘇聯的立場是：出席舊金山國際代錶會議，同時批評和修改美英草案，特別是要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錶必須參加會議，爭取通過這些修改意見，否則將拒絕簽署條約。隨後，蘇聯於8月12日曏中國通報了這一立場，並解釋說，“蘇聯很難拒絕參加上述會議，因為這種拒絕可能會使社會輿論認為蘇聯不願意與日本恢復正常關係。”蘇聯保證將在會議上提出必須邀請中國代錶的問題，並強調“ 沒有中國的參加不可能締結對日和約”。[76]不久，蘇聯又曏中國政府通報了關於日本賠償及限制武器規模的建議。[77]對於蘇聯出席會議的做法，中國顯然是理解的。8月15日，周恩來發錶聲明：對日和約的准備、擬制和簽訂，如果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參加，無論其內容和結果如何，都是非法的和無效的。同日，周恩來接見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說，印度政府是否出席舊金山會議，當然由印度自己決定。如果印度參加會議而能始終堅持原來主張，這種做法也是合理的。[78] 舊金山會議的過程十分簡單，如同人們預料的那樣，蘇聯代錶葛羅米柯首先發錶了關於對日和約建議的演說，提出沒有中國代錶參加就不能討論對日和約。遭到拒絕後，蘇聯代錶又提出了關於修改和約草案的建議，美國同樣不予討論。在這種情況下，蘇聯、波蘭、捷克等國代錶只能拒絕在和約上簽字。[79]中國人似乎早已預見到和會的結果，並事先准備了關於舊金山和約的聲明。9月3日舊金山會議尚未召開，周恩來就在一次報告中宣稱，我們不能承認這個會議。[80]差不多與舊金山簽約儀式同時，北京時間9月7日晚，中國外交部就把拒絕承認舊金山和約的聲明文本交給了蘇聯使館。[81] 就在舊金山和約締結5個小時後，艾奇遜和吉田茂在舊金山軍人俱樂部簽署了已經准備就緒的日美安全條約。12月24日，吉田茂又在杜勒斯的壓力下致函蔣介石，建議締結和約。此後經過反復討價還價，雙方於1952年4月28日，即舊金山和約生效前7個半小時，簽訂了“日華和約”。[82]至此，美國人如願以償地完成了其東亞集體安全體系的構想，接下來便要著手解決朝鮮停戰的問題了。然而，在遠東外交舞台完全處於被動狀態的蘇聯和中國，卻在板門店的談判桌上錶現出異常強硬的立場。由於拒絕簽署舊金山對日和約，蘇聯的對日政策以及在日本的地位處於十分尷尬的境地。首先面臨的就是撤消遠東委員會和盟國對日管制委員會的問題。還在和約生效前，蘇聯外交部已經估計到這方面可能出現麻煩，但沒有可以採取的積極措施，只能等待。1952年5月21日外交部長維辛斯基曏斯大林報告說：鑒於對日和約已經在各國相繼獲得批准，美國將公開發錶聲明，以“停止對日本的占領”為藉口，宣佈撤消遠東委員會和盟國對日管制委員會。事實上這兩個機構“現在都已經無所事事”，而那時就只剩下蘇聯代錶了。為此，蘇聯駐東京的代錶基斯連科建議，不要等美國採取行動，“我方應主動聲明停止對日本的占領，撤銷一切與占領有關的機構”，“同時要求盡快從日本領土上撤走一切占領軍隊，將所有主權交還給日本人民”。但外交部認為現在發錶這樣一個正式聲明是不適宜的，“因為難以對社會輿論說清，為甚麼不承認單獨對日和平條約的蘇聯，現在卻建議撤銷1945年12月由盟國決定成立的盟國委員會和遠東委員會”。因此，蘇聯只能在美國採取行動後，發錶一個譴責性聲明。維辛斯基還提出，由於“現在尚無可能建立蘇日正常的外交關係”，蘇聯應“力爭同日本政府達成協議，使蘇聯駐日本代錶處能以貿易代錶團的形式存在”。維辛斯基又建議，應事先曏中國通報此事，說明這並不改變蘇聯政府不承認舊金山和約的立場。[83]但即使在建立貿易代錶團的問題上，從策略考慮，蘇聯外交部也感到不能錶現得過於積極，而要等待日本方面採取主動。[84] 1952年4月23日，盟國對日管制委員會在東京舉行了最後一次會議，宣佈停止活動。美國駐遠東委員會代錶也致函秘書長，提出在和約生效後解散遠東委員會。無可奈何的蘇聯代錶除了宣讀事先准備好的聲明譴責美國外，沒有任何舉動。[85]同日，日本政府代錶發錶聲明聲稱，“由於盟國對日管制委員會解散，蘇聯代錶處喪失了外交官的特權，目前正在研究關於如何處理的問題”。駐日美軍司令部則通告蘇聯代錶處，自和約生效時起，蘇聯外交使團即喪失了使用無線電台的權利。為此，蘇聯外交部認為必須趕快停止使用無線電台，“以避免日本當局可能的挑釁活動”。在此之前，為防止可能的意外蘇聯外交部和軍事部已經指示代錶處銷毀機密文件和密碼。[86]後來蘇聯人發現，“日本當局並沒有採取旨在驅逐蘇聯在東京代錶處的任何措施”，日本政治界和實業界都希望“妥善地解決日本與蘇聯的關係”。日本政府一方面暗示，在解決日蘇關係問題方面，期待著蘇方的倡議，一方面通過日本實業界進行了非正式探測。蘇聯外交部感到有機可乘，便提出基斯連科不應急於回國，而必須保持與日方的接觸。[87]5月20日聯共（布）中央通過了相應的決議。[88]然而，蘇聯的意圖再次受挫。或許是受到美國的壓力，5月 30日，日本政府正式通知蘇聯代錶團：由於和約生效，代錶團已經喪失其合法地位。儘管提出了抗議，面對如此難堪的局面，6月27日，基斯連科及其大多數隨員不得不離開東京。[89] 更令莫斯科頭疼的是日本為美軍生產武器的問題。隨著對日和約生效，盟軍總司令部將原定用於戰爭賠償的850座工廠正式交還日本，其中有飛機製造廠 314座、軍火工廠131座、武器研究所25個。朝鮮戰爭期間，日本作為美國在遠東的“兵工廠”為美軍提供了大量武器彈藥，價值1.1億美元。[90]這不能不是斯大林的一塊心病，但蘇聯對此卻無能為力。1952年3月20日蘇聯外交部報告，盟軍司令部3月12日批准日本政府可以生產武器彈藥及軍艦和飛機。為此，基斯連科認為應通過遠東委員會或者致函李奇微司令部，對上述行為提出抗議。但外交部認為，基於以下理由不宜提出抗議。第一，蘇聯曾聲明日本可以擁有僅限於自我防禦任務的陸、海、空軍部隊並生產一定數量的武器；第二，針對美國人提出的抗議，非但不能取得應有的效果，還可能被利用攻擊蘇聯企圖禁止日本擁有武裝力量。[91]兩天後，聯共（布）中央按照外交部的意見批准了給基斯連科的指示。[92] 在對日媾和及台灣問題上完全處於被動地位的蘇聯和中國決定奮起反擊，但能夠發揮作用的範圍主要限於朝鮮戰場。對於日本問題，莫斯科手裡只剩下一張牌：1952年9月8日，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以十票對一票支持日本要求成為會員國的申請後，馬立克使用了否決權。[93] 對於台灣問題，中蘇所能做的也只是延長蘇軍撤出旅順港的期限。[94]而在朝鮮戰場，中國和美國還處於勢均力敵的狀態，斯大林唯一的希望就是拖延和談，維持不戰不和的局面，以便把美國的力量吸引和消耗在遠東。舊金山會議結束後，美國立即轉而推動朝鮮的和談，1951年10月5日美國大使柯克約見維辛斯基，在遞交的聲明中華盛頓強調，“朝鮮問題是當前需要立刻解決的最尖銳和最危險的國際問題”，對於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和改善美蘇關係而言，“朝鮮停戰談判具有重大的意義”。[95]10月25日，停戰談判在板門店重新開啓，並且很快就軍事分界線達成協議，以致毛澤東和金日成樂觀地給談判代錶團發出指示，“努力爭取在年內達成停戰協議”。[96]但此後不久，中方的立場便發生了明顯變化。12月28日，毛澤東致電坐鎮板門店的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李克農：不要怕拖，要准備再拖一個較長的時期才能解決問題。只要我們不怕拖，不性急，敵人就無所施其技了。[97]過了幾天，周恩來在致李克農、喬冠華的電報中再次強調了不怕拖的思想。[98]1952年 1月14日和15日，毛澤東又指示李克農，一定要“堅持既定方針，不稍動搖猶豫”，並“主動積極反擊敵人”。[99]當談判雙方在第三項議程中爭執不休時，美國參謀長聯席會准備在是否允許中方修復機場的問題上作出讓步，並提議李奇微與南日和彭德懷進行高層會談。[100]而中方的態度卻是更加強硬。2月24日，周恩來致電李克農：“在目前的談判中，我方在限制機場的修建、自願遣返和蘇聯參加中立國監察機構三問題上，絕對不能讓步。如果對方仍堅持其不轉彎的立場，我們寧可讓它僵持下去。”[101]此時，中國的談判基調已經非常牢固地確立下來：在第三項和第四項議程上堅決不讓步。中國的談判立場從急於達成協議到不怕拖延的轉變，前後不到兩個月，其原因很可能是看到自己的軍事實力由於部隊輪換及蘇聯援助的武器裝備到位而得到加強，或許完全是出於談判策略的考慮，這個問題的答案有待於中國檔案的進一步開放。不過，有一點是非常清楚的——這種強硬立場得到了蘇聯的鼓勵和支持。蘇聯駐朝鮮大使拉祖瓦耶夫詳細地曏莫斯科報告了中方的強硬態度和拖延策略後，[102]斯大林頗為贊賞，他2月3日致電毛澤東說，“您所採取的堅定立場已經產生了積極的結果，應能迫使敵方進一步做出讓步。 ”[103] 4月28日，即對日和約生效的當天，談判雙方舉行了“秘密”會議。美方在會上提出：以中朝方面在戰俘問題上接受美方“自願遣返”主張和不提名蘇聯為中立國為條件，美方放棄對修建機場的限制。在美方做出實質性讓步後，中朝方面應同意撤回提名蘇聯為中立國的要求。5月2日，中朝方面對應地提出一個一攬子解決方案：以全部遣返戰俘和在機場修建問題上美方放棄干涉朝鮮內政為條件，同意只提雙方均能接受的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為中立國。至此，使第三項議程的談判拖延不決的最後兩點分歧實際上已得到解決。由於在此之前進行第五項議程談判的小組已經就政治會議問題達成協議，所以，只要第四項議程，即戰俘問題得到解決，朝鮮和談就可以結束了。[104]然而，就在雙方起初認為最容易達成協議的戰俘問題上，停戰談判卻進入了死衚衕。自1951年12月11日第四項議程的談判開始後，中美雙方的交鋒逐漸展現出一幅尖銳對立、不可調和的畫面，談判多次陷入僵局，直至無限期休會。究其原因，既有意識形態的衝突，也有文化背景的差異，既有出於心理戰的考慮，也有影響國際輿論的意圖。還有一點也是顯而易見的，即中蘇有意在朝鮮停戰問題上採取強硬立場，以扭轉在遠東由於對日媾和完成而出現的被動局面。美國倚仗其軍事優勢，試圖通過狂轟濫炸及核訛詐逼迫中朝方面讓步。面對強大的軍事壓力，金日成傾曏於接受美國的條件，因為在朝鮮看來，通過談判爭回的戰俘人數，遠遠不及美國空軍轟炸造成的傷亡人數。為此，金日成指示南日提出建議，以李克農的名義在戰俘問題上做出讓步，還直接曏毛澤東錶示了“不願繼續進行戰爭”的意見。[105]毛澤東在回電中竭力曏金日成說明，在敵人狂轟濫炸的軍事壓力面前接受其挑撥性和欺騙性的建議，對中朝方面在政治和軍事上都是極為不利的。戰爭繼續下去，固然會給朝鮮人民和志願軍帶來進一步的損失，但戰爭也將把美國的主要力量吸引在東方，使其不斷蒙受損失，這保證了蘇聯的建設和世界各國革命運動的發展，並“意味著延緩新的世界大戰的爆發”。[106]毛澤東的這番話自然錶達了斯大林的心聲，在對日和約問題失利以後，鼓動和支持中國人在朝鮮戰場堅持下去，是蘇聯在遠東唯一可以對抗美國的手段。1952年8月20日，在與周恩來的會談中，斯大林滿口答應給予中國全面的經濟、軍事援助。在戰俘問題上，斯大林支持中國的必須堅持遣返全部戰俘的立場，認為“可以曏美國宣佈，如果他們扣留一定比例的朝中戰俘，朝中方面便扣留同樣比例的美國和南朝鮮戰俘，直到最終解決交換戰俘問題。”而且，他非常贊同毛澤東對朝鮮戰爭的看法：戰爭打下去對我們有利，因為這打亂了美國對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准備。他極力主張，“對美國必須強硬。中國同志必須瞭解，如果美國不輸掉這場戰爭，那麼中國永遠也收復不了台灣。”[107]在9月4日與金日成和彭德懷的會談中，斯大林再次強調：不要同意美國人提出的關於戰俘問題的條件，也不應該提出任何新的建議。[108]在此期間，美國參聯會與新任聯合國軍總司令克拉克之間電報來往頻繁，商討試圖解決戰俘問題的種種方案。[109]但是，無論美國人想出甚麼花樣，只要不放棄自願遣返原則，全部釋放戰俘，特別是志願軍戰俘，那麼，其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勞的。[110]克拉克以及參聯會和國防部都無法忍受中國僵硬的態度，決定再次採取斷然措施，以錶現出“聯合國和美國立場的堅定性和尊嚴”。[111]10月8日聯合國代錶團宣佈，板門店停戰談判無限期休會。[112] 中蘇結成同盟的動機，除了意識形態的因素外，主要是出於國家安全利益的考慮。對於莫斯科而言，拉攏中國這樣一個亞洲大國加盟，其東方戰線便有了可靠的屏障，而在北京看來，只有依仗蘇聯的支持和援助，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才能有所保障，漫長的海岸線也可以受到保護，從而使新生的政權得到鞏固。然而，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中國以蘇聯盟國的角色加入冷戰，其結果無疑是把美蘇對抗的前沿陣地推到了太平洋的西海岸，遠東地區的態勢驟然發生了根本性改變——中國不再是美蘇冷戰的中間地帶，於是台灣和日本的戰略地位便凸現出來，由此導致了美國對遠東乃至整個亞洲政策的定曏。朝鮮戰爭進一步使美國明確了在東亞的集體安全政策，並把兩大陣營在亞洲的對抗推曏了高潮。美國在決定介入朝鮮戰爭、提出“台灣地位未定”論的同時，迅速確定了對日和約的新方針——把日本作為反共同盟國及早實現單獨媾和。朝鮮戰局的變化決定著對日媾和的進程，而舊金山和約的簽訂又反過來影響了朝鮮停戰談判的進程。面對遠東地區的被動局面，斯大林和毛澤東決心在停戰談判中採取強硬立場，通過拖延戰爭的策略，把美國的力量吸引和消耗在遠東。於是，從中蘇同盟條約開始，中經朝鮮戰爭爆發，到對日和約簽訂，冷戰在遠東形成的三部曲奏完了最後一個音符。蘇聯拉住中國和朝鮮，建立了社會主義陣營的東方戰線，而美國則把韓國、日本和台灣糾集在一起，構築了東亞地區的共同防禦體系，遠東冷戰的格局從此定型。載《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5期 [1] 就筆者所見，比較重要的研究成果如：Michael Yoshitsu，Japan and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Settlemen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Michael Schaller，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Oxford University Press，Inc， 1985；Howard Schonberger，Peacemaking in Asia：the United States， Great Britain，and the Japanese Decision to Recognize Nationalist China，1951-1952，Diplomatic History，10：1（Winter 1986）；馮昭奎等：《戰後日本外交：1945-199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張淑雅：《杜勒斯與對日媾和中的台灣問題（1950 -1952）》，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三屆討論會論文，1996年3月；徐友珍：《美英在新中國參與對日媾和問題上的爭議》，《世界歷史》2004年第 2期，以及崔丕依據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文件的新作《美國對日單獨媾和政策與日本的抉擇》。感謝崔丕教授在論文發錶前即提供給筆者參考。 [2] 這方面的研究自然是從俄國學者開始的：Б.Н.Славинский，Сан-Францус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1951г. по　мирному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ю　с　японией　и　совет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4，№1；С.Л.Тихвинский：Россия-Япония，Обречены　на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о，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дипломата　и　заметки　историка，Москва： ПИМ，1996；С.Л.Тихвинский，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о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в　процесс　 нормализации　отношений　СССР　и　КНР　с　японией　после　окончания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提交“中蘇關係與冷戰”國際學術討論會（北京，1997年）論文。使用俄國檔案材料參與討論的還有：Vojtech Mastny， 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The Stalin Years，New York，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張盛發：《50年代初期中蘇共同抵制對日媾和與蘇聯拒簽舊金山和約》，《世界歷史》2001年第2期。 [3] 筆者對中蘇同盟和朝鮮戰爭的專門研究，參見《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 [4] 崔丕：《美國在東亞的遏制政策與千島群島歸屬問題》，《社會科學戰線》1993年第4期，第197頁；劉維開：《蔣中正與中日和約的簽訂》，提交 “1950年代的中國”學術討論會（上海，2004年）論文，第1-2頁；馮昭奎等：《戰後日本外交》，第109頁。 [5] 馮昭奎等：《戰後日本外交》，第64頁。 [6] 1945年9月，美國政府發錶的《戰後初期美國對日政策》提出了三大原則：日本非軍事化、民主化、用發展和平經濟的辦法保證非軍事化和民主化的進程。見崔丕：《美國對日單獨媾和政策與日本的抉擇》，未刊。 [7] 筆者對這個問題的看法見《共產黨情報局的建立及其目標——兼論冷戰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3期，第172-187頁。 [8] 關於博頓草案，詳見Schaller，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pp.98-99；劉同舜、高文凡主編：《戰後世界歷史長編(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31-333頁。 [9] 詳見《戰後世界歷史長編(6)》，第337-338頁。 [10] Тихвинский，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о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с. 6。1947年7月22日蘇聯備忘錄的英文本見香港大學所存縮微膠卷：XG0181，MF2527243-0526，Main Library，University of Hong Kong，中文本見人民出版社輯：《對日和約問題史料》，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1年，第39-40頁。 [11] 美國學者梁思文對此有專門研究，見Steven Levine，A New Look at American Mediation in the Chinese Civil War: Marshall Mission in Manchuria，Diplomatic History，Vol.3，№2，Fall 1979，pp.349-375。 [12] 參見《戰後世界歷史長編(6)》，第353-361頁。 [13] 關於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第13／2號文件的形成，崔丕有專門的研究：《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第13/2號文件形成探微》，《歷史研究》1992年第3期。另參見馮昭奎等：《戰後日本外交》，第87-91頁。 [14] 見Тихвинский，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о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с.6。 [15] 國防部第二廳致外交部情報抄件（1948年6月），中華民國外交部檔案庫，亞西司，112.1/002，改善中蘇邦交，第60-63頁。 [16] 見Тихвинский，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о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с.6。 [17] 關於對美國NSC48/1和48/2號文件具體內容的轉述，見《戰後世界歷史長編(6)》，第371-375頁；崔丕：《美國對日單獨媾和政策與日本的抉擇》，未刊。 [18] 筆者在這方面的詳細分析見《50年代初美國對台政策的釀和武裝侵占台灣的決策過程》，《當代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5期。 [19] Schaller，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pp.165-213；崔丕：《美國在東亞的遏制政策與千島群島歸屬問題》，第197頁；馮昭奎等：《戰後日本外交》，第106-107頁。庫頁島又稱薩哈林島（俄國）、樺太島（日本）。 [20] АВПРФ（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ф.0100，оп.42，п.288，д.19，л.99-102； оп.43，п.315，д.142，л.53-54、59. [21] АВПРФ，ф.07，оп.23a，п.18，д.239，л.1-7. [22] 師哲口述：《在歷史巨人身邊》，李海文整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1年，第454-456頁。 [23] 談判過程詳見沈志華：《中蘇條約談判中的利益衝突及其解決》，《歷史研究》2001年第5期。 [24] 條約全文見國際關係學院編：《現代國際關係史參考資料(1950-1953年 )》上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0年，第9-11頁。 [25] А.Кошкин，Вступление СССР в войну с Японией и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Азия и Африка сегодня，2000，№12，с.57。 [26] 馮昭奎等：《戰後日本外交》，第107頁。 [27] Schaller，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pp.247-249。 [28]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1950，Vol.6，Far East and Pacific，Washington：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6，pp.1161-1166。 [29]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Vol.1，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Foreign Economic Policy， Washington：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7, pp.314-316。 [30] FRUS，1950, Vol.1, pp.347-349；Rusk’s report of May 31，1950 ，DOS，RG 59，in Schaller，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pp.261-263。 [31] 詳見馮昭奎等：《戰後日本外交》，第108頁；Schaller，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p.255。 [32] FRUS，1950，Vol.6，pp.1205 -1207、1221-1223；Haruki Wada， Stalin and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1945-1953：In the Light of New Russian Archival Documents，for Conference on the Cold War in Asia，Hong Kong，January 1996，p.11。 [33] Schaller，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pp.274-276。 [34] FRUS，1950，Vol.6，pp.1227-1228。 [35] 布萊爾整理：《將軍百戰歸——布雷德利自傳》，北京：軍事譯文出版社1985年，第686頁。 [36] Schaller，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pp.257-259。 [37] 麥克·沙勒的研究認為，約翰遜和布雷德利沒有接受麥克阿瑟的意見，他們在離開東京時仍反對和約。（Schaller，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pp.274、278。）筆者很難接受這個結論。從東京談判的結果看，軍方的要求已經基本得到滿足，他們沒有理由固持己見。如果還有甚麼問題，恐怕也只是對日媾和的具體程序和時機了。 [38] CCS 381，Formosa(11-8-48)，sec.3，JCS Records，RG 218，in Schaller，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pp.283-284。 [39] 《戰後世界歷史長編(6)》，第385頁；馮昭奎等：《戰後日本外交》，第93頁。 [40] FRUS，1950，Vol.6，pp.1243、1247-1248。 [41] FRUS，1950，Vol.6，pp. 1278-1282、1293-1296、1297-1304。 [42] Тихвинский：Россия-Япония，с.43。另見《人民日報》1950年11月26日的報道。 [43] FRUS，1950，Vol.6，pp.1332-1336；Mastny，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p.108；劉同舜、姚椿齡主編：《戰後世界歷史長編 (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6-77頁。 [44] 對於這一點，中國領導人是深有體會的。毛澤東認為：“多少使斯大林相信中國共產黨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朝鮮戰爭的爆發——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入朝作戰”。[尤金與毛澤東談話紀要，1956年3月31日，ЦХСД（現代史料保管中心），ф.5，оп.30，д.163，л.88-89。]周恩來也說過：“斯大林到抗美援朝時才改變了對中國的看法。”《周恩來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302頁。 [45] М.С.Капица，На разных параллелях:Записки дипломата，Москва，1996，c.123-124. [46] 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5-00022-01，第1-8頁。參見田桓主編：《戰後中日關係史年錶（1945-1993）》，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第 13頁。 [47] Архив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Хронология основных событий кануна и начального периода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ы （январь 1949октябрь 1950 гг.），c.49-50. [48] 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5-00019-01，第1-10頁。 [49] 除了翻譯的措辭，後來公開發錶的文件與中國當時得到的草案幾乎沒有任何區別。參見《人民日報》1950年11月26日。 [50] FRUS，1950，Vol.6，pp.1352-13543。 [51] Капица，На разных параллелях，с．124. [52] 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35頁。 [53] 沈志華編：《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以下簡稱《朝鮮戰爭文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史料叢刊（48），2003年7月，第 635-636頁。 [54] 世界知識出版社編：《國際條約集（1950-1952）》，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1年，第354-357頁。 [55] 《朝鮮戰爭文件》，第639、641頁。 [56] 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5-00086-02，第13-20頁。 [57] 迪安·艾奇遜：《艾奇遜回憶錄》，上海《國際問題資料》編輯組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78年，第333頁；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Vol.7，Korea，Washington ：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6，pp.1324-1328。 [58] 詳見《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第342-368頁。 [59] Кошкин，Вступление СССР，с.58。 [60]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1，Vol.6，Asia and the Pacific，Washington：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7，p.908；Славинский，Сан-Францус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с.84。參見《對日和約問題史料》，第80-86頁。 [61] Славинский，Сан-Францус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с.89。 [62] FRUS，1951，Vol.6，pp.942-943；崔丕：《美國在東亞的遏制政策與千島群島歸屬問題》，第199頁。 [63] Haruki Wada，Stalin and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p.12。關於斯大林與日共領導人會面的情況還可參見有關的回憶錄，Н.Адырхаев，Встреча Сталина с японскими коммунистами——Глазами очевидца，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0，№2，с.140-144。 [64] ЦХСД（現代史料保管中心），ф.89，оп.50，д.3，л.1。 [65] 《朝鮮戰爭文件》，第755-756、757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第274頁。 [66] 《國際條約集（1950-1952）》，第358、360、361頁；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5-00019-03，第86-87頁。 [67] 《人民日報》1951年5月25日。英文全文見XG0187，MF2527245-0990， Main Library，University of Hong Kong。 [68] 參見《對日和約問題史料》，第95、100、107頁；Славинский，Сан-Францус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с.87。 [69] АВПРФ（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ф.0102，оп.7，п.25，д.2，л.26-31。 [70] 相關的俄國檔案見《朝鮮戰爭文件》，第777-786、804-811、835-840 頁。 [71] 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一卷，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第629-630頁。 [72] 詳見《戰後世界歷史長編(7)》，第78-81頁；徐友珍：《美英在新中國參與對日媾和問題上的爭議》，第32-35頁。 [73] 這一點，就連當時的美國報刊都看得十分清楚。見斯通：《朝鮮戰爭內幕》，南佐民等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86頁。 [74] 參見《朝鮮戰爭文件》，第941-1007頁；柴成文、趙勇田：《板門店談判》，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第144-155頁。 [75] Славинский，Сан-Францус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с.89-91。 [76] Славинский，Сан-Францус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с.91-93、95。 [77] 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5-00086-02，第6-7頁。 [7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171頁；《國際條約集（1950- 1952）》，第 362-364、366-367頁。印度和緬甸最後因不贊成美英條約文本而拒絕參加舊金山會議。見Тихвинский，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о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с.9。 [79] 詳見《國際條約集（1950-1952）》，第368-386頁；Славинский，Сан-Францус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с.98；Тихвинский，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о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с.9。 [80] 《周恩來年譜》上卷，第178頁。 [81] Капица，На разных параллелях，с.130． [82] 詳見《國際條約集（1950-1952）》，第393-394頁；《戰後世界歷史長編(7)》，第105-110頁。 [83] 葛羅米柯給斯大林的報告，1952年2月21日，SD11420。筆者自存俄國檔案復印件（下同）。 [84] 聯共（布）中央決議，1952年2月23日，SD11430。 [85] 彼得·卡爾沃科雷西編：《國際事務概覽（1952年）》，吳世民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第485頁；《人民日報》，1952年4月30日。 [86] 維辛斯基給斯大林的報告，1952年4月26日，SD11598。 [87] 詳見維辛斯基給斯大林的報告，1952年5月17日，SD11599。 [88] 聯共（布）中央決議，1952年5月20日，SD11600。 [89] 卡爾沃科雷西編：《國際事務概覽（1952年）》，第486-487頁。 [90] 馮昭奎等：《戰後日本外交》，第100頁。 [91] 維辛斯基給斯大林的報告，1952年3月20日，SD11597。 [92] 聯共（布）中央的決議，1952年3月22日，SD12433。 [93] 卡爾沃科雷西編：《國際事務概覽（1952年）》，第487頁。 [94] 儘管在9月15日公開的照會中周恩來只談到了日本的威脅，但斯大林在雙方代錶團會談時則明確指出，“有關旅順口的照會是針對美國的”，因為 “美國在台灣駐有艦隊並且利用台灣”，同時強調，只要日蔣和約存在，“ 就不可能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的和約”。《朝鮮戰爭文件》，第1222、 1227-1232頁。 [95] 《朝鮮戰爭文件》，第1058-1061頁。 [96] 柴成文、趙勇田：《板門店談判》，第181頁。 [97] 《周恩來年譜》上卷，第207頁。 [9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周恩來軍事文選》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65-266頁。 [99] 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第49、54-55頁。 [100] JCS 91600，From JCS to Ridgway，10 Jan. 1952，Selected Records Relating to the Korean War，Harry S. Truman Library；沃爾特 ·赫姆斯：《美國兵在朝鮮(第一卷)：停戰談判的帳篷和戰鬥前線》，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181-182頁。鄧峰為筆者提供了杜魯門圖書館所藏有關檔案，謹此致謝。 [101] 《周恩來年譜》上卷，第220頁。 [102] АВПРФ，ф.0102，оп.8，п.35，д.10，л.158，из А.Волохова，Переговоры　о　перемирии　в　Корее(1951-1953гг.)，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Архив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0г.，№2，с.104。 [103] 《朝鮮戰爭文件》，第1151頁。 [104]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戰爭史》第三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227-230頁；柴成文、趙勇田：《板門店談判》，第 203頁。 [105] АВПРФ,ф.0102,оп.8,п.35,д.10,л.157-158。изВолохова，Переговоры　о　перемирии，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0г.，№2，с.104；《朝鮮戰爭文件》，第1152-1153頁。 [106] 《朝鮮戰爭文件》，第1187-1189頁 [107] 《朝鮮戰爭文件》，第1200-1204頁。 [108] 《朝鮮戰爭文件》，第1216頁。 [109] C 51562，From Clark to JCS，8 July 1952；CX 55003，From Clark to JCS，11 Sep. 1952，Selected Records Relating to the Korean War，Harry S. Truman Library；《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第一卷，第831-835頁。 [110] 參見《周恩來年譜》上卷，第248-249頁；《周恩來軍事文選》第四卷，第289-290頁。 [111] CX 55003，From Clark to JCS，11 Sep. 1952；JCS 919368，From JCS to Clark，25 Spe. 1952，Selected Records Relating to the Korean War，Harry S. Truman Library；《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第一卷，第831-835頁。 [112] 朝鮮停戰談判的僵局直到斯大林去世才開始解凍。詳見沈志華：《 1953年朝鮮停戰——中蘇領導人的政治考慮》，《世界史》2001年第2期。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211.99.222.55 ※ 編輯: youtien 來自: 211.99.222.55 (12/29 17:12) ※ undusted:轉錄至看板 CrossStrait 12/31 18: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