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揚：學術語境的「當時性」與近代中國的書評傳統

作者youtien (大叮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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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陸揚：學術語境的「當時性」與近代中國的書評傳統

時間Mon Oct 25 15:05:32 2010

http://www.wangf.net/vbb2/showthread.php?s=&threadid=25898 學術語境的「當時性」與近代中國的書評傳統作者陸揚發表於2010-10-24 03:09 （轉自《上海書評》）中國近年人文學術雖然成長頗為迅疾，但保障學術質量的機制卻尚未得到良好的發展。作為這其中關鍵部分之一的學術書評的總體質量，尤其沒有長足的提高。學界人士對這種狀況表示擔憂的聲音似乎此起彼伏，但真正願意身體力行來改變現狀的卻少。除了學術體制和風氣等外在原因，對書評方法的認知不足恐怕也是造成這一現象的重要因素。坊間最熱鬧的書評工作莫過於揭露學術體制的弊端，即所謂打假，而打假式的書評不過是一篇法律或道德的文書，或可成為眾人的談資，卻不屬於學術討論的範疇。要改變這種狀況並不難，甚至不必將眼光投向歐美，只要借鑒一下中國近代學術批評的歷史就會得到切實的幫助。　　前年中華書局出版了桑兵和張凱、於梅舫三位學人合編的《近代中國學術批評》，正是非常有眼光的舉動。《近代中國學術批評》在建立學術書評的標準方面可以起到正本清源的功效。這本選集至少向今日中國的學界指出兩個基本事實：第一，學術書評固然和近代西方學術的職業化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中國近代的學術批評的書寫形式卻非純然是舶來品，傳統的學術批評也是重要資源；第二，中國近代的學術相當的開放，至少一流學者間相互批評的精神頗盛，當時不少書評也和國際一流水準不相上下。無論是初出茅廬的學界小子對成名已久的前輩，還是遊學歸來的新銳對本土滋養的名家，評論起來都不含糊。今日的情形，與其說是缺乏學術批評傳統的結果，不如說是逐漸拋棄業已形成的傳統的結果。僅從這些意義來看，《近代中國學術批評》也應該成為每個以文史為志業的學者的必讀書。我這篇文字就想以《近代中國學術批評》為對象，談談這些學術書評中透露的近代學術的取向。坦率地說，若以集中所收諸多評論文字為標準，我的評價既不深入也不全面，充其量不過是個人有限經驗下的少許閱讀心得而已。　　先來說幾句關於學術書評的題外話。學術著作透露出來的是作者本人對其工作的學術定位，而書評則是他人對這部著作的學術定位。學術史的構成，這兩個認知角度缺一不可，當然也存在著互相影響。沒有一部學術著作能完全免受批評，無論這部著作的意義和成就在賞識者的眼裡是如何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只要沒經過起碼一兩代學者的反覆品評，這部著作的學術使命就不能算是完成，而將來的讀者也就有義務在心中對其打一個問號。但是確定學術著作的貢獻常非一朝一夕之事。借用錢鍾書「喻之多邊」的說法，一部上乘的學術著作往往也有「多邊」的面相，所謂「非止一性一能，遂不限於一功一效。取譬者用心或別，著眼因殊，指（denotatum）同而旨（significantum）則異」（錢鍾書《管錐編》第一冊周易正義一六歸妹）。有時作者自己最看重的貢獻未必就是後來評家眼中最值得珍視的貢獻。即便一部在某種意義上被批評得體無完膚的著作，也未必就沒有傳世的價值。西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尼采的《悲劇的誕生》。這部著作問世不久，古典語文學大家維拉墨威茨（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 就從語文學角度撰寫了評論，把該著批得體無完膚，可以說斷送了尼采的學術生涯，但我們今天依然重視《悲劇的誕生》在思想上的深刻性和創造性。當然我們也不能因此說維拉墨威茨的書評就不具意義。它至少論證了尼采的這部著作不是嚴格的文化史研究。《近代中國學術批評》的好處也是讓我們知道就算是名著也難免遭到專家的批判甚至譏諷，而反過來說真正有貢獻的著作就算遭到譏諷也還是不會失去光澤。　　當然我個人並不高估書評的作用，書評總是出現在一部著作完成之後，無論評論本身多麼具有洞見，多多少少還是建築在所評對象的研究基礎之上，具有一種寄生性，這是評論者不應忘記的。評論者注意的角度、議論的方向、涉及的範圍都會受到所評對象的引導或制約。而且就我的觀察，學術書評對評論的對象所能產生的影響通常也是有限的，事實上也很少看到受批評的一方能全面接受批評者所提供的意見，這一點近代以來中外學界恐怕都是如此。更何況書籍一旦出版，便有了哪怕是作者本人都制約不了的獨立的生命。影響了誰，如何影響，都不是學術書評可以輕易左右的。好書評最重要的功能還不是在讓評論的對象瞭解不同的學術立場和取徑，而是能多多少少協助讀者理解一部學術著作的思路和依據。葉公超1935年在天津《大公報》上發表過一篇題為《談書評》的文章，應該算中國近代學人裡討論書評最通透的文章，裡面有幾段話說得勝義批紛，非常值得我們重溫。葉公超說：　　作評之難，難在先賓後主，換句話說，先以著書人的思想為主，以自己的思想為賓。但有人家，沒有自己，至多可以寫出一篇較完全的介紹或提要式的文章；只有自己，沒有人家，又何必作評呢！既作評，便得先去周到的，平心靜氣的伺候完了人家的思想，再來說自己的。這不但是禮貌，也可以說是道德。與人較量，最低限度的條件是彼此都能同立於一個平面上，彼此都能有同等的機會進展。但當你評書的時候，被評者就等於是個啞子；你不替他說話，不為他申訴辯護，事實上已失掉平等與公平的精神；假使你更進一步用暗箭先中傷他，你非但違背了寫書評的原則，而且在人格上也難免不受人非難。所以，大致胸襟狹隘的人是不能寫書評的，勉強為之也只有下乘的結局。能先容人家說話，不，先替人家說話，然後自己能有幾句話說便說幾句，這似乎是評書者最重要的法規。　　既然評書者要先替著者說話，那末他自己所能說的話當然也必為著者的所限制。至少評者的出發點應與原書的相同；換言之，評者應先認定著者的目的是什麼，然後看他成功或失敗到什麼程度，至於著者應否做這部書，這書的組織應當如何地不同，著者的範圍應當再包括什麼，刪除什麼，這些都是評者次要的責任；有固然更好，沒有也不能算評者的過失，但我們想想現在中國的書評有多少是合乎這條件的！我看比較對得起著者的也不過只是根據了幾點，自己稍有意見的那幾點，來斷定全書的價值，至於這幾點是否書中最重要的往往還成問題。但這種手筆已算是上品了，還有不少的竟是借題發揮，或從自己出發而終於歸到自己身上的。借題發揮本是極通常的事，生活裡沒有非他不可的情形，但用於書評未免對不起原書的著者，因為評者對於著者是有相當的義務，相當責任的。不承認這義務，不接受這責任根本就不應當批評。　　上述議論點出了書評人需要達到的境界。如果我們同意葉公超的意見，那麼最理想的書評應該不是自說自話式的書評，不是一篇自我學術立場和觀點的宣言，而是盡量以評價對象的思路為基準，去發現其中的潛在價值或問題，如果是批評，那也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而不是拿著機關鎗對打。其實影響力最能持久的書評往往是以有價值的著作作為批評的對象的。質量很差的著作固然可以讓評者下起筆來痛快淋漓，讀者也大呼過癮，彷彿有痛打落水狗的感覺，但由於所評對像水準的不足，評論本身也難以產生建設性的作用。當然也往往有炫人耳目於一時的作品，若不經過犀利的批判，則會對學術造成困擾，這種情況自然又當別論。《近代中國學術批評》收入書評六十三篇。從內容上講是名副其實的名家評名著，評論的對象絕大多數是近代中國人文學的典範性或開拓性作品。不過，即便是學術名家，也未必都能駕馭書評這一體裁，更遑論涉及的評論對像多是一代學術名作，評價起來更不易措手。但總的來說，編者的選擇頗為周全。雖然包括廣義的史學著作如文學史等在內，史學書評佔了約三分之二以上（其中關涉思想史研究的尤其多），卻也能兼顧文哲領域。在我看來，既然是選本，擇取的不甚平均或可以顯示編纂者的關注所在，自有其不可替代的特色。集子的開首有桑兵教授撰寫「解說」一篇，說明擇錄的標準和範圍。我們從中可以瞭解到編者的用意，即「並非提供近代學術批評史的參考資料，而是想選取若干範本，顯示近代學人撰寫書評的不同類型和不同層次。因此，取材重在書評的類型、書評與作者的關係等方面的代表性，而非所評的範圍與對象。這種形式上的由例及律，不過方便初學，至於最為重要的本事方面的證，只能留待各位術有專攻之後」（第4-5頁）。揣其意旨，是要讓專研人文的學生從這些範本裡瞭解撰寫書評的各類模式。話說得謙虛，目標也實在。但這個選本既然是由以近代學術史為專長的桑兵教授主持，則像我這樣的讀者的期望自然不會停留在獲取書評範本的層面上，而更希望這個選本能幫助我們辨章學術，瞭解近代以來學術批評的特點和貢獻，以及與中西學術傳統的關聯、書評裡反映出來的學人旨趣等等。如果吹毛求疵一點，要「辨章學術」的話，就需要給讀者指出近代中國學術書評的演變軌跡，可惜在這方面「解說」著墨無多。當然這一軌跡或也能通過選入書評在類型上的多樣和豐富來彰顯。選入或許早已過時但從學術史角度來看又有意義的書評就是途徑之一。《近代中國學術批評》收入的宋育仁評《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這種明清點評式的文字，就是一例。但縱觀全集，給我的感覺似乎編者還是以符合或接近當下學院式書評規範為入選作品的主要標準，越出這個界限的不多。這樣的意圖和標準自有其考量，但畢竟造成一種偏向，使得這部選集在反映近代學術書評風格的多樣化方面有所局限。　　涉及近代學術書評的淵源問題時，桑兵說：　　中國早有學術批評的傳統，只是形式與近代以來的差別較大，除了序跋、評點、註疏，學人多在相互通信與會晤時交換意見，或在相關著述中有所討論，較少專門的書評，也沒有發表的園地。（第2頁）　　這段話說的大體不錯，但遺漏了一個重要的環節。遠的不說，至少到了清代，大規模撰寫書評的工作還是存在的，發表的園地也曾有過，那就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其實《四庫提要》恰恰可以說是中國近代學術書評最重要的傳統資源。入選《近代中國學術批評》的那些書評作者，沒讀過《四庫提要》的恐怕不多，因此《提要》潛移默化的影響應該無處不在。提要式的書評和西方學院式的書評有哪些交界面，是很值得我們學術史家關注的問題。實際到了民國時代，這種提要式的評論工作遠未消失，續修四庫的提要正是這一工作的延續。當然其中包括很多古代典籍的提要，但四庫全書未能包括在內的大量清代學術著作都在續修四庫提要中得到評論。參加這項工程的作者，傳統型和現代型的都有，說明這兩股學術力量是可以交匯的。雖然《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條目的質量參差不齊（據說有些學人草草交差只是為了報酬，連姓名都不願具），但心思細密、眼光敏銳的評論仍舊不少，特別像楊鍾羲、孫人和、吳廷燮等人對清代民國小學經學著作所作的提要，很多可算是精彩的書評。雖然桑兵的「解說」裡已經點到續修四庫的提要「或明或暗地對當時的學術有所評點」，但這些人也許在編者看來還不夠「近代」，因而未能出現在《近代中國學術批評》裡面。　　　　在談到近代學術批評的資源時，桑兵作了較為周全的概括，認為大致可從六種途徑獲得，分別是學術評審、序跋、學術史回顧、論文中論及前人著述的部分、學術綜述以及私人記錄。這當然不只是針對這部選集而言的，同時也涵蓋了這部選集的姊妹篇的內容，也就是同為桑兵、張凱、於梅舫所編的《近代中國學術思想》（中華書局，2008年）。不過有個別地方，編者的意見略嫌不夠精確。比如「解說」裡特別提到近代兩位以寫書評為學術志業的人物：伯希和和楊聯陞。桑兵曾在他的專著裡討論過這兩位人物，這裡再度提起也是順理成章。但「解說」裡提到，楊聯陞著力撰寫書評，只是要摹仿伯希和，做「學術警察」，這有些片面。其實這裡歐美當時特殊學術機制所起的作用恐怕更關鍵。楊先生因為是哈佛的漢學教授，所以有義務要在《哈佛亞洲學報》上評述東亞文史的出版物，這在漢學家人數尚少的二十世紀前期是很常見的事。比如曾身為英國最重要的中國史教授，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先生必須為《倫敦大學亞非學院院刊》（BSOAS）評述各類和中國史有關的西文論著。而和楊聯陞同一代的中國佛教史家陳觀勝也曾撰寫過數量恐怕並不少於楊聯陞的書評，針對各類佛教史著述做出淵博的批評。這種對書評的「壟斷」現象和書評作者在當時學術體制中的特殊身份有直接的關係。若不在其位，即便想謀其政也未必能實現。而今日西方中國學書評的來源廣泛，正是這種壟斷地位的消失的結果。　　《近代中國學術批評》選錄的書評，從性質上說有兩種不同的類型。在這一點上，似乎用西方學院式書評的體例來說明會更清楚些。英語學界的書評體裁有review article（學術述評）和book review（書評）的區分。這種區分不僅體現在篇幅上，也體現在內容上。Review article一般篇幅較長，不僅要歸納所評某著或某一類著作的觀點和貢獻，更要在此基礎上加以討論，提出評者自己的看法並提供比較詳細的分析和證據。而book review則大體只要綜述作品要點，略加點評而已。今日西方人文學界基本將前者視作學術論文，而將後者看作一般意義上的評介。比如本書所收的蒙文通評論川中學術怪傑劉鹹炘《學史散篇》和朱自清《詩文評的發展》都具有review article的性質，甚至連王國維《書辜湯生英譯〈中庸〉後》也可歸入此類。但《近代中國學術批評》中的大多數文字，還是屬於一般意義上的書評。不過收入的書評作者涵蓋面較廣。有些專技性很強的書評一般不易受到注意，但實際卻很精彩，編者也能將其收入集中。署名與忘的《評譚介甫的〈墨經易解〉》就是一例。譚介甫是孫詒讓之後墨學的功臣，對於現代墨經的研究產生過相當的影響，但與忘的評論從體例入手，指出譚氏分析方法上的武斷和缺乏分寸。全文就事論事，無一句多餘的話。其實這位與忘不是別人，正是錢賓四先生。這一點《近代中國學術批評》若有機會重版，不妨標明以示讀者（關於這篇書評的始末及學術意義，張京華君有專文論述刊於《中國圖書評論》2007年第11期，頗值得一讀）。《近代中國學術批評》在選擇上偶爾失衡的地方也不是沒有，比如齊思和的文章入選多達五篇，其中除《評馬斯波羅（即馬伯樂）〈中國上古史〉》一篇頗具規模之外，余皆泛泛短小之作，算不得書評的佳例。當然短評未必不能精彩，比如張德昌評繆鳳林《中國通史綱要》就是一篇文字左右逢源、意蘊豐富的文章。但王育伊評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只是以摘要為主，而且缺乏點睛之筆，其實不必選入。讀近代學術書評，我覺得最值得注意的就是當時學術語境下的評價。很多評論的對象，在今天都已穩居經典的位置，後輩學人便會在不知不覺中將其貢獻放大，而忽略其原有的種種不足；或者隨著我們學術旨趣的轉移，對當年學界批評的層面不再關注。《近代中國學術批評》恰可以使我們重新回到這種學術語境的「當時性」裡。由於這些著作的歷史地位還未確定，英諺所謂The jury is still out（陪審團尚未裁定），當時的評論顧忌較少，常常能避免人云亦云，找尋的批評角度從今天看也比較獨特。對這種「當時性」的把握有助於我們重新反思自身的學術立場和認知，而不僅僅具有學術史的意義。比如王國維算是今日公認的國學大師，但黃季剛在他的日記中，卻恰恰對觀堂的經學素養大發疑問（《閱嚴輯全文日記》卷二民國十七年五月一日、十二日條，中華書局《黃侃日記》中，2007 年）。黃季剛的評論也許帶有偏見，但多少可以讓我們瞭解當時權威眼中的另一種國學標準。《近代中國學術批評》中類似這樣的例子不少。吳世昌批評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的例子就很突出，這一點下面還要詳說。翦伯讚的《中國史綱》，後來曾被奉為中國馬克思史學的先驅典範，但安志敏有理有據的批評，使我們看到此一著述不合學術規範之處甚多。這和童書業對日人佐野袈裟美《中國歷史教程》的評價異曲同工。可見具有公式化理論傾向的史家的武斷習氣不用等到1949年後，就已呈露無遺。　　當然讀近代學術書評，更多的是幫助我們瞭解許多重要學者的學術定位究竟確立於何時。像賀昌群評論向達的《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發表於1933年，文中他就已明確說在中國學界，能像陳寅恪那樣，在中西文化交通的研究方面和西洋東瀛學者並駕齊驅者，寥寥無幾。可見陳在這方面的名聲已經鞏固。書評也最能看出近代學人的學術背景和訓練。張蔭麟給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寫的書評廣為人知。從今日的眼光看，張對馮著批評的優勢，很多得益於他在美國所受的人文思辨的訓練，使他更能從概念的運用等方面去分析馮著文獻解讀中存在的問題和論述中的邏輯漏洞。又如在對馬伯樂《中國上古史》的評論中，齊思和對馬伯樂推崇備至，指出馬氏因為是西方人，所以未受傳統經學成見的影響。齊思和更能不受時論的左右，認為馬伯樂雖在廣博上不及伯希和，「而精深過之，且深沉有思，善於著書」。這一判斷很可能也與齊思和在美國的史學訓練背景有關。但在普遍強調淵博和考據功力的時代，他的見解無疑提供了一種平衡。書評文字也可看出學術風氣的轉變和學者群體的更替。《近代中國學術批評》中收入傅斯年評馬敘倫《莊子札記》和蔣維喬《論理學講義》的文章。兩者都發表於1919年1月的《新潮》第一卷第一號。當時的傅斯年正初出茅廬，文中卻對馬敘倫和蔣維喬冷嘲熱諷，幾乎是在訓斥馬敘倫這類舊學中培育出身的人不善讀書，更不善作精確之分析。據近期出版的《顧頡剛日記》，顧頡剛年輕時在日記裡也表示最看不上馬敘倫等人。他在1919年1月4日的日記中便說：　　馬敘倫一輩人，做什麼讀書小記，什麼校勘記，什麼疏證，他自以為是一個大學者；他心裡也不曉得學問是什麼東西；不過他曉得有了名，受人恭敬，是很快樂的。這輩人的結果，只是個絕物，因其與經上題名的心理，是很相近的，所以聯想及之。此輩人舉世皆是，實也不值得一罵。（《顧頡剛日記》第一卷，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 年）　　才過數日，顧頡剛在日記裡又提到勸傅斯年批評馬敘倫、蔣維喬諸人要有所顧忌，因為傅自己在學術地位上尚未真正獨立。這裡顧氏所指的應該就是傅斯年的上述書評，可見這些書評代表的絕非傅斯年一人之意見，而是一代文史學的新銳（Young Turks）向老輩名流挑戰的訊號。　　　　雖然中國的古典學術批評傳統和形式是近代中國學術書評的重要資源，西方學術規範的影響還是最關鍵的因素，所以很多能寫犀利書評的學人或有西方學術訓練的背景，或是甚深浸潤於西學之人。除了上面提到的張蔭麟的例子，吳世昌也是個這方面的典型。吳世昌對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一、三、四冊所作的評論無疑是整個選集中批評最為嚴厲的文章之一。雖然寫這文章時吳世昌還是剛從燕京大學畢業不久的青年，但不僅他批評的眼光得益於燕大嚴格的西學訓練，就連寫作手法都酷似西人書評的風格，尖酸中不失幽默。他對鄭著文學史的不滿早在評論該著作的第二冊時已溢於言表。到了評一、三、四冊時更將這種裁判推衍到極限。從學術的角度，評第二冊的文字不如評一、三、四冊有境界，所以選集收入後者而非前者是有眼光的。吳世昌的基本看法是鄭振鐸苦幹有餘，悟性不足，這部文學史是學而不思的典型。讀完選集中的這篇評論，會發現文章起始段落裡「在這年頭兒，鄭先生能費這許多精力和時間，潛心於這種吃力不討好的繁劇工作」云云，非但不是恭維，連中性評價都算不上。這和吳世昌評西人李高潔《蘇東坡集選譯》文章的開頭那句「這是本裝訂得很華麗的書」一樣，都屬於很刻薄的諷刺。但即便對中文程度的確不算高的李高潔（Le Gros Clark），吳世昌在校正李氏英譯時仍不免吹毛求疵。相較之下，反倒是中西學問遠過吳世昌且同樣擅長刻薄品評的錢鍾書，倒不介意為李高潔的《東坡賦全譯》（The Prose-Poetry of Su Tung-p'o）作序，還很寬容地讚許李對蘇軾有同情之瞭解，是翻譯蘇軾作品的功臣。儘管吳世昌的這兩篇書評對鄭著不算完全公平，如今記得鄭著文學史的人也一定遠多過吳世昌的酷評，但我仍然認為這是重要的批評文字。它的重要性既是學術史的也是一般意義上的批評方法的。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吳世昌的書評有他自己對文學史寫作的見解，這些見解有些後來就貫徹到他自己的研究中去了。比如他反對給文學家貼標籤，也反對不加推敲地亂引古人的文評。文章裡顯示出他並不為新文學風氣所左右，對那些當時已頗受冷落的文學傳統也毫不輕視。他駁斥鄭振鐸認為漢賦「無病呻吟」的評價，指出漢賦具有史詩般的魅力。同時也指出文學史應給予四六駢文應有的重要地位，甚至舉出李商隱向令狐楚學四六文的例子，這個例子雖然冷僻，但能透露晚唐文學的微妙變化，可見吳世昌其時雖然年輕，眼光已超出流俗。這些見解在當時已不多見，今日讀來，更感空谷足音。這些見解之所以能出自一位青年人，我覺得恰恰是西洋和中國古典並重的燕京學術傳統培育的結果。這是一種靠精讀文學原典而非精讀文學史得來的判斷。也正因為燕京的西學訓練嚴格，所以反更能欣賞傳統文學中的「正宗」或者說「保守」的趣味。很多有這種文化旨趣的人出身於西語系，和今日的情形迥然不同。吳世昌在這點上雖很特出，卻非特例。比吳世昌稍後的吳興華，同樣出身於燕大西語系，也有很類似的文學趣味，吳興華曾撰文評估四六文體的價值（見吳興華《讀〈國朝常州駢體文錄〉》，收入《吳興華詩文集·文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參照的也是西洋的古典文學與文論，和吳世昌如出一轍。　　從批評方法的角度，吳世昌的書評具有西方人文學書評的挑剔。這在當時的中國學界還是不多見的。當時具有代表性的優秀書評大多還是從實證的角度來提出批評，換今天常用的表述來說，是以找「硬傷」為主，而從概念和書寫的角度著眼較少。吳世昌則不然，他對學術表述的重視決不亞於對史料精確的重視。對他來說，學術書寫意義的含糊就是一種硬傷。請看吳世昌評鄭著文學史第一、三、四冊的如下文字：　　（三）頁一六五：中國古代的史書都是未成形的原始的作品，太史公書才是第一部正式的史書。我不知道「古代」是何代。「史書」是什麼樣的書，「原始」的定義又應當怎樣下?姑且假定《史記》以前是「古代」，試問《春秋》三傳，《國語》，《國策》及已佚的《世本》是不是「史書」？《史記》當然不「原始」，何以見得這些書就「原始」？《史記》記載漢以前事，整篇抄上述各書，甚至抄《尚書》，這「原始」的定義以什麼作標準？　　這段文字所引的鄭振鐸對太史公書的描述，其實在今日中文的著作中都還是司空見慣，但吳世昌卻在這中間看出許多問題來。這種對遣詞造句的拷問是當下西方的大學人文科系研究所最為常用的訓練方法。吳世昌的這種敏感恐怕也正是從類似的訓練中得到的結果。就這一點上說這篇書評也可以用作目前一般閱讀學術著作方法的範本。　　　　在《近代中國學術批評》的「解說」裡，桑兵教授提到有些書評因版權問題而未能選入，比如廣為人知的陳寅恪的《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的審查報告》和魏建功評高本漢的《中國音韻學研究》等等。又指出「今後當依據情形，隨時調整，以臻精當」（第9頁），這顯然為日後出版增補版的《近代中國學術批評》留下了空間。本著這種希望，筆者在這裡想再指出幾篇很有價值但似乎未獲編者注意的學術書評，供編者和讀者參考。近代的書評裡面，很少有比周作人的評論更有意蘊和擁有更廣大的讀者群體。他的評論當然很多都是針對文學作品的，但間或也有很精闢的學術書評。比如他 1934 年發表的《性的心理》一文，評價的雖是藹理斯（Henry Havelock Ellis）的名作，但表達出來的看法遠遠超過了在表層的性認知問題，而觸及現代國家的危險性，看出了藹理斯提倡的人性化的性認知是阻止法西斯一類思想狂熱的重要武器。以今天的觀點來看，他的觀察實在很前瞻，早已和通過「身體」來談社會的後現代法門心有靈犀。近代文史界成就卓著的學者品評學術是家常事，很多人卻並不致力於嚴格意義上的書評。但偶一為之，質量卻可以很高，比如繆鉞的《評郭沫若屈原研究》就是一例。這篇評價郭沫若學術的文章遠比選集中收入的齊思和評《十批判書》要高明，可以說是書評的典範。繆鉞在評論中一一列舉郭氏的貢獻，同時也在郭氏討論的基礎上闡述了他自己對屈原生平及其作品的卓見，但這還不是書評全部的精彩所在。相對於郭氏的一些總論性史作，屈原研究只能算一種局部性的研究，但繆鉞卻能在其評論中把這一局部性的課題擴大，與作為史家的郭沫若的個人感受及其對古史的整體見解相聯繫，對郭氏的思想過程作有洞察力的剖析。在這裡繆鉞既是郭氏的解人，也是郭氏的批評者，比如他指出郭沫若討論屈原自沉問題受到當時國難的刺激，雖可理解，但其說在學術上畢竟難以成立。又指出郭氏在著作中暢論殷至春秋中葉為奴隸社會的部分不僅在論述結構上喧賓奪主，也是經不起實證推敲的理論成見。但所有這些意見都以積極的語氣表達出。　　馮友蘭的書評和他其他評論文字一樣，曉暢而精煉，不沾一點學究氣，最適合刊載於報章給一般的知識大眾閱讀。《近代中國學術批評》收入的《評馮振著〈老子通證〉》就是這樣一篇精悍的短文。裡面點評蔡廷幹、楊樹達《老子古義》方法論上的優劣，要言不煩。推薦馮振的方法也全引馮振的原話，以現代學術的觀照，指出以老解老這種方法的價值和內在限制。他還有一篇《評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是1922年他在哥大讀書期間發表的，裡面介紹了梁漱溟對於三種文化的價值區分，最後只舉出幾個西洋哲學的例子，就揭示出梁氏概括的片面和自相矛盾，同時又指出了多元價值存在的必要，這和多年後以賽亞·伯林的論點頗為接近。這篇文字原來是用英文寫的，收入馮先生《三松堂全集》的是塗又光的中譯，但這篇中譯完全能夠傳遞馮先生文字的風格，所以也值得注意。　　閱讀好書評是寫出好書評的重要前提，不管怎麼說，《近代學術批評》的出版都使我們不再有理由說：書評寫作並非我們學術傳統的一個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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