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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4.26 中國時報
請善體新聞專業倫理的價值
中時社論
台北地方法院日前做出一項史無前例的裁定，科處記者
高年億新台幣三萬元罰鍰，原因是高記者拒不向法院的
刑事訴訟做證，揭露消息來源；事涉轟動一時的禿鷹案
，金檢局長李進誠被檢方起訴洩露公務機密，違反證券
交易法，高記者經法院傳喚，不肯證實在報上刊出的資
訊是否就是李進誠所透露。合議處法官斟酌本案事實後
，做出懲處高記者罰鍰的裁定；又向外表示，如果高記
者仍不依法院要求提供證言，將繼續連續裁罰，並且已
經開始連續處罰。
記者有無權利在法庭上拒絕作證說出消息來源？是一個
困擾司法以及新聞界的老問題。台北地方法院的裁定，
首開以高額罰鍰懲處記者的先河，所涉及的又是禿鷹案
中爆發嚴重弊端、影響檢察體系現象甚鉅的李進誠究竟
有無洩露公務機密的問題，自然倍受矚目。拜讀了法院
的裁定以後，我們發現法院看到了問題所在，卻未能為
問題提供正確的答案，失之毫釐，謬以千里，必須坦率
地表達不同的看法。
本案法院的裁定，正確地掌握了這是個憲法上保障新聞
自由的問題，也正確地指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二條
沒有明文規定記者有權拒說消息來源是誰作證，乃是一
項漏洞。但是卻又立即做出必須個案斟酌記者有無拒絕
作證理由的結論，更在本案中錯誤使用比例原則，顛倒
了憲法與法律追求的價值順序，委實令人感到遺憾。
依照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二條規定，包括醫師、宗教
士、律師、會計師、公證人等身分之人士，法庭上受訊
問之事務只要是因業務所知悉他人之秘密，均得拒絕證
言，不須追問拒絕證言的理由是否正當；唯一足以改變
其拒絕證言地位的就是秘密所屬本人的允許。法院既然
認為漏未規定記者是項失誤，就應該容許記者拒就消息
來源提供證詞，不應得出就個案衡量有無拒絕作證正當
理由的結論，說理上顯有闕誤。
基本的道理該是，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二條規定的專
業人士有項共通特徵─都是受人信賴足以保守秘密始能
維持其職業信用，新聞記者也正是如此，法院指出此條
原應於記者一體適用的道理，完全正確；這也是為何保
守消息來源的職業機密構成記者的天職與專業倫理之故
。試想，任何記者或者醫師、律師，若只要法院傳喚做
證，就必須源源本本，交待職務上知悉的他人秘密，這
樣的記者、律師或醫師，出到法庭之外，還能繼續任職
嗎？高記者一旦依照法院的要求做證，誰還敢再提供消
息給他或是他的報紙？誰還相信他保守秘密的承諾？這
是整個新聞媒體的專業倫理問題，不只是一個記者的義
務而已。法院缺乏一位記者的證詞，未必就不能繼續查
考真相，一位記者揭露消息來源，卻會使得整體專業難
以立足。唯其如此，國外才會有某些記者寧願坐牢也不
能在法庭上說出消息來源。因為坐牢事小，失去職業事
大，動搖整個媒體事業的公信基礎，更是根本的顧慮；
法院見不及此，為之扼腕。
若是要以本案媒體記者不能監督提供資訊者洩密為由，
證明記者應該作證，那也是明察秋毫之詞。依此邏輯，
揭發水門案的深喉嚨豈不也應被記者在庭上供出姓名？
法官在本案中直指媒體成為犯罪的工具時應該勇於揭發
，卻不知道足以隱藏深喉嚨的記者才有機會揭發更為重
大的弊端，否則世上只怕不會再有任何深喉嚨肯於從內
部掀出腐敗。法院這樣裁定，會不會成為當權者用司法
手段壓制揭弊企圖的幫凶？倒才值得深思。
這項判決還有其他的錯誤，例如消息見報之後再說是內
線交易，顯得有些外行；認為被告也聲請記者做證，就
代表本人同意，也過於武斷。但這些都及不上使用比例
原則的結果竟是價值錯置，只知發現真實而犧牲新聞自
由的自以為是。我們如此大聲批評，還與法院在第二天
就立刻再罰三萬連續處罰有關。這似乎已經觸犯了一事
不兩罰的原則。記者拒不提供消息來源，應該視為一個
行為，不宜隨著法院問話次數而改變，尤其抗告時間未
竟即立施重覆處罰，也過於嚴苛，高記者也許無力抵抗
法院嚴厲的懲罰與強制執行財產，但是台灣是不是要因
此掀起文字大獄來鍛鍊新聞自由的真理界限？恐怕值得
法官們發揮司法謙抑、捫心三思。
發現真實、迫訴犯罪確實重要，但並不能因此即要新聞
記者做證提供消息來源犧牲整體新聞事業的信用基礎。
法院是明鏡高懸的所在，善體新聞專業倫理的價值，遠
勝於刑事訴訟的法律追求，不要壞了台灣得之不易的民
主自由名聲，重回威權司法的老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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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的花朵
也凋謝於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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