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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馮建三個人網頁
http://www3.nccu.edu.tw/~jsfeng/2006booke.doc
本文為書序，<<別對我撒謊—24篇撼動世界的調查報導>>（John Pilger編/閻紀宇譯）
，2006年，12月，台北：商周。
書籍資訊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351807
調查報導的臨淵羨魚與退而結網
馮建三
讀這本書，階級鬥爭、帝國肆虐、發死人財、州長公然協助兄長「竊據總統」而號
稱敵視政府如虎的美國傳媒不動聲色... 的故事，通通生動地浮現人們的眼前。
作為一種新聞文類，「調查報導」在西方世界行有多年，儼然自成傳統。從事調查
報導已經四十多年的皮爾格（John Pilger）以其鷹眼，蒐集了過去六十年來的部份
秀異作品，成就本書。在各篇之前，皮爾格還加入了導讀，對於讀者掌握作品的來
龍去脈，幫助相當的大。
根據流行的說法，這是輕薄短小的年代，這是所謂公民新聞學盛行的年代，這是業
餘的使用者創生內容（user-generated content）的年代，這是愈來愈多的專業的
、全職的記者，可棲之樹已然愈來愈少的年代。簡單一句話，在六年前的泡沫後，
網際網路如今不但早就已經捲土重來，更是召喚出了科技決定論的老生常談，於是
從報紙至電視等固有傳媒的減色或消失，紛紛找到了諉過的對象，彷彿一切都是網
路造成。
但是，實際的情況遠比表面的現象，更為複雜。調查報導以其存在與生機盎然，對
於決定論的說法，提出了有力的反証。調查報導需要記者投入更多的時間、力氣與
金錢，調查報導需要讀者、聽眾與觀眾投入更多的時間與其互動。假使網際網路致
令人們遠離報紙或電視，我們就很難想像，何以二十一世紀以來，花費更多資源的
「調查報導的記者隊伍在擴大」（如，英國的公營第四頻道在美英入侵伊拉克之後
，增加了一億多台幣於調查）；何以調查報導還能有所進展，以致於它的「語言和
形式越來越新穎，更傾向於寓教於樂」；何以官方仍然認定傳媒是其喉舌的中國大
陸，會有論者認為，「你簡直不能想像一家沒有調查性報導的媒體」；何以北京中
國青年政治學院自2001年起每年舉辦的輿論監督（其中必涉及調查報導）會議，吸
引眾多目光；何以南方的汕頭大學不讓北青專美於前，也在2004年舉辦「紀實報導
國際電視節」。
論者觀察到的這些發展，原因為何，仍待考察。確知的是，科技是死的，人是活的
；科技靜止無語，人力轉動社會。假使有人認定，調查報導的前述發展，只是西方
傳媒的迴光返照、只是西方傳媒對於重大事件的短期反應、只是西方傳媒取悅閱聽
人所作的改變，那麼，與其說這些說法是洞見，不如說它們是失敗論者或犬儒份子
的臆測。假使有人認定，許多中國大陸傳媒從事於調查報導，只是這些傳媒苟延於
喉舌與商業底下，僅存的殘喘空間，不如說這些事例顯示，追求公正平等與真相的
普遍意志，同樣存在於中國傳媒記者的認知與行動之中。
調查報導與例行的路線新聞，可說是支撐傳媒的兩大支柱，缺一不可。兩種文體的
差異，除了篇幅、規模不一與所受時間約制不同，其根源是從事於斯的兩種記者，
得到傳媒機構的制度支持，兩不相同；雖然兩種記者的日常工作，不一定涇渭分明
，而有可能交叉從事。
更重要的是，例行新聞與評論及調查報導，另有相通之處。本書「洛克比空難」一
文的作者福特（Paul Foot）於2004年夏日辭世後， <<經濟學人>>（例行新聞與評
論居多，調查報導較少）寫了訃文，給予極高評價，從中透露了兩種文類的共同要
求。
福特與經濟學人的世界觀，南轅北轍，但二者的新聞寫作，都很精彩；平實而力求
客觀，卻又自有見解，並且不憚於直陳看法。在雙方筆下，新聞與意見有了很好的
結合。究竟是客觀平衡地報導，還是僅止於有聞必錄的便宜編採，二者的分際，在
經濟學人的筆下，清楚明白；究竟是邏輯井然而言必有據的評論，還是顛三倒四且
信口開河的胡說，二者的界線從不含糊，福特知前不知後。
經濟學人不吝讚賞福特，來自惺惺相惜，並無人死為大的場面話。經濟學人轉述，
「福特一人的努力遠多於其他人，許許多多英國的販夫走卒，得以免除冤獄，重獲
自由。」福特寫各種文章也出版書籍，但他最持久的動力，在於「調查報導」專欄
的日夜以繼，長年進行。福特「找、再辛苦地找與研究，而不是出諸偏見，也不徒
託義憤或論戰的發動」。
確實如此，但讓人擊節者，又豈只是福特？本書沒有一篇不是佳作，沒有一位作者
不激動人心。不妨再以本書編者皮爾格為例。他彷彿是以一人的頑強，成為他的國
人、召集跨國律師於紐約密謀大計而在1985年全面擊潰倫敦報業工會、技巧地在11
年間賺進六百多億卻逃稅一百多億台幣（經濟學人1999年的報導）的傳媒大亨梅鐸
（Rupert Murdoch）之對立面。
兩人都出生於1930年代的澳洲。梅鐸是豪門世家，祖業傳媒，於1960 年代從澳洲再
往英格蘭，買下英國總工會的<<每日前鋒報>> （日銷量百萬份，廣告仍不足，無法
存活），轉為煽情的<<太陽報>>，從此發跡至今， 2005年夏還投入約兩百億台幣，
蒐購MySpace網站。皮爾格不滿二十歲就在雪梨開始了編採工作，從事約五年後，他
於1963年來到了倫敦，成為特派員，通過英國發行量超過一百萬份的報紙當中，唯
一稍傾向勞工的<<每日鏡報>> ，經年累月地投入調查，曝露西方外交政策的不仁。
到了本世紀，七十多歲的梅鐸繼續站在美國總統小布希、英國首相布萊爾所代表的
立場，佈署他的產業；將近七十的皮爾格也是奮鬥不懈，通過網路Znet作為媒材，
頻繁發佈觀察報告，企圖鬆動資本的統治。
從西方至中國大陸，都有調查報導的表現園地。我們的台灣，又將如何？
自從四年前有家刊物說台灣的傳媒是「弱智媒體」以來，更多更多的記者彷彿對號
入座，以親身的行為提供了證據，坐實了這個「稱號」。但是，這是事實嗎？若事
實，是在什麼情境下形成的？假使傳媒弱智，民主淪喪、公民無權、消費者受害，
歡呼者權力集團而已。如同從事調查報導的記者，若真能有丁點成就，除了個人的
勤勞，更重要的支持，必須來自機構；因此，記者若真弱智，除個人有些責任（包
括不能有效連結其他記者，集體互保或彼此提攜），更大的困境還是機構無法給予
經常的、具有積累意義的支持。假使機構並未支持，這是機構不肯擔當，還是傳播
環境出了問題，或者，二者各有不同比例的責任？假使記者與傳媒無法從這些困境
突圍，傳播政策與記者的養成教育機構，是不是也有一部份的責任？
通過這些層層的檢視與反省，我們再來閱讀韋伯（Max Weber）將近九十年前所發表
的講演，應該就更有收穫。
一九一九年三月，韋伯對德國大學生演說，講題是「政治作為一種志業」。其中，
韋伯以相當篇幅談及了記者的處境與救贖之道。韋伯說，記者「每天或者每週都必
隨『市場』的需求，對任何一件事、對生活中任何可以想像到的問題，迅速（回應
）...這是會有不堪卒賭的後果的。因此，許多新聞工作者，到頭來在人 性方面完
全失敗，喪失一切價值，也就不足為異。」韋伯接著還說，面對影響力的旁落、社
會地位的尷尬與工作情境的不堪，「值得吃驚的，是在這些情況之下，這個階層中
居然還有許多可貴的、道地的人存在...這條路不是每一個人都能走的。性格薄弱的
人，絕對不能走這條路，特別是那些只有在安定的地位才能維持心靈平衡的人。」
（錢永祥譯文）
這個觀察入裡的見識，一方面透露了新聞事業的艱難、相當弔詭地照亮了當代記記
者的情境，另一方面，韋伯的說法也是不足的。這是因為，與其論說相符，韋伯既
然將衝破科層牢籠的希望，寄託在某種具有奇里斯馬（charisma）的人之身 上，他
也將記者這個行業的救贖重擔，安置在某種擁抱、試煉存在主義新聞倫理的英雄之
肩膀（「可貴的、道地的人」）。
英雄固然讓人引領企盼，台灣當然也有許多優秀的記者，林照真的近作（副標題是
「調查報導的構想與實現」）是一盞明燈，書中提及了不少本地的記者（包括調查
報導的從事者），可作佐證。事實上，許多年來，本地各種或大或小的新聞獎項，
無非也是希望藉由對於優秀記者的肯定，激勵更多現在的與未來的從業人員，戮力
投入於民主社會所不能缺少的新聞事業。
但個人之外，新聞機構呢？假使沒有機構的支持，個別記者的努力就有了限制，優
秀的傳統就難以形成，新聞事業就不容易與社會一起成長。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台
灣傳媒曾有「兩報三台」之說。長達二十或三十餘年期間，這些傳媒擁有超高利潤
，假使兩報三台尾隨已在西方發端的新聞文類，撥定部份盈餘與編制人手，從事於
調查報導，從中提高其傳媒形象之餘，必然也能產生培育讀者群眾的效果。1970年
代中後期以降，報導文學假借<<中國時報 >>的「人間副刊」而勃興，如果當年的報
業主及其經營管理階層更進一步，調撥本身充裕的人力於調查報導，固定從事，而
不是守株待兔般等候一年一度的作品，那麼，另一家報紙基於競爭，應當也會開設
這個欄目；彼時若已如此，則十多年後的1990年代，讀者習慣或許多能養成，於是
進入報業市場的新單位也就更可能跟進，從而閱讀調查報導這種新聞文類的讀者群
，穩健擴大的機會，不能不大了許多。
歷史畢竟無法「假使」，臨淵羨慕西方的調查報導也於事無補，如今只能退而結網
，先行想像與寄望，紙上談兵台灣的調查報導。
試從記者說起。前文所引述的林照真之書籍，書名就是「記者，你為什麼不反叛？
」她的反叛，是指在例行新聞之外，從事調查報導。林用心建構台灣的相關傳承，
她特別提醒我們，<送報伕>、 <壓不扁的玫瑰>與<鵝媽媽出嫁>的作家、1949年因
寫「和平宣言」而入獄（一生監禁12回）的楊逵，早在日殖民晚期於台中<<大眾時
報>>擔任記者時，就開始探討雖然有別於調查報導，但仍有精神同盟關係的報導文
學之定義。
楊逵與林照真之間，另有許許多多的有心人（中間最知名者，當然就是陳映真等人
於1985年底創辦、經營四年的<<人間>>雜誌），投身於報導文學或調查報導，並且
隨技術變化，已經從文字進展至影音，其間，匱乏的是新聞機構的支持，學院也少
見開設相關課程以作奧援。
如今，新聞傳媒的厚利年代已經不再復返、學院的主流似乎更為主動或被動地遠離
了社會。所以，既然從前不曾或少見，那麼，情境更不利之下，未來的新聞機構與
學院，更難有助於調查報導的扎根了？
絕處逢生的機會從來不至於消失、總是有些機運等待創造。雖然主流的想像可能志
不在此，但學院仍有空間或餘裕，能夠容納，有心的記者可以到學院講演或授課，
也可以彼此結合、激盪與共同建構有心的新世代。再者，例行新聞既然相去無幾，
其內容也大致相同（特別是電視新聞），那麼，不妨抽調若干人出來，讓部份人採
寫、部份人分享，但分享者就有責任將節省自例行採訪的時間，轉而投入於明察暗
訪，然後通過網際網路，流通查訪得來的報導。更好一點的作法是，新聞機構何不
勻撥適當的篇幅或時段，分享與共用這些調查報導，特別是，多少年來傳媒的形象
並不是很理想，假使業界聯合實驗（比如，三年），將這些據說因為比較有益社會
，以致於居然較少商業價值的內容，放入版面與螢幕輪番印行與播放，不也等於投
入不多，卻能使用精湛的調查報導材料，這樣不是很好嗎？既能開始養成喜讀樂見
調查報導的閱聽人，也能共同提昇傳媒行業的社會形象以及地位。
創意的漏洞經常多於新穎，創意的執行從來也不是那麼容易。既有人的認知有待溝
通，也有權力關係必須疏理，更有具體及細部的方案還得討論與擬定。但是，真誠
關注新聞事業與民主社會前途的人，無論是記者、傳媒、學院人或是任何願意捐輸
想法與資源於斯的人或工商行號，別無選擇，只能不斷地發想與實驗，為推進調查
報導的萌芽、生根與茁壯而奮進。
馮建三
2006 年12月23日
政治大學新聞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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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歷史，並不是在過去就完全結束了，它將種下日後的種子，終於有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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