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載自傳學鬥電子報172期
狡兔多窟--傳學鬥內部讀書會
讀本:Mosco, V.著，馮建三，程宗明譯，《傳播政治經濟學：再
思考與再更新》，第七章
他山之石可攻錯 兼容並蓄傳政經
儘管這是個科際整合的年代，但面對傳播研究取向似乎越偏藝術與人文取向而去、
新古典經濟學思維似乎還將強勢佔據政策討論空間。之於文化研究及政策研究的風
行，傳播政治經濟學依然清晰地掌握自身的界線，而堅持在喜鵲眾聲喧嘩之際、凜
冽寒風日漸之時，寧願繼續扮演一隻寧鳴而生、不默而死的、清醒的烏鴉。
將研究重心置於文本的文化研究，早期十分強調社會關係的文化建構，而其將文化
視作是社會差異、抗爭與對抗場域的觀點，都給傳政經帶來可貴的啟發。然而當它
轉向「主體的自戀」，拒絕了歷史實踐與社會整體的思考架構與信守，消費取徑亦
否定勞動過程的同時，其背離初衷的菁英取向，卻注定與傳政經分道揚鑣。
不過文化研究對批判領域的貢獻卻不能抹煞。而其對階級、性別、種族、社會運動
的原初關懷，更可貴地活絡了當代生活中的主體性與意識。而引用方誌學的方法論
，更展示權力與認同依然能在更微觀的層次運作。是以其雖未必與注重結構的傳政
經相合，但著意耕耘的符碼與文本間，卻未嘗不蘊藏可供繼續開拓的空間。
可惜對於傳政經從來多所在意的權力－達成目標的資源，以及科層中用以控制的工
具－根源於不平等的再現結構、亦作為存續此不平等的型態，儘管在知識論、理論
與立場上與傳政經相近的文化研究，卻似乎未能認真重視權力問題，是以總是過度
樂觀看待閱聽眾，卻反而失去對結構的想像、以致於無法讀出生產的文本。
而與傳政經同樣重視社會整體的政策研究，則可再細分政治與經濟取徑。然而其偏
向多元主義的政治分析，卻天真地將國家視為是超然仲裁者，且無一勢力可決定全
局。其立基於個人主義與市場理性的立場，失去了對資本的警覺，以致對市場取代
公共生活、階級強權複製的境況無動於衷，傳政經遂也只得對其敬謝不敏。
雖說當代以新制度學派為代表、部分繼承了古典經濟學傳統的政策研究，錯以為社
會乃為個人加總、自利終會帶來公利，而其價值觀也確實忽略了績效與政策指標無
法證成的方法論矛盾，但當左派繼續沈迷於認同政治的自我標榜，右派卻已集結為
統一戰線之際，其存在除了提醒傳政經別太快墜入化約論，更有幾分警惕。
只是，總把數量多誤認為是內容多元的政策研究，則似乎更常落入工具論、國家論
、甚或經濟論的迷思。是以不但失去對動態構成的描述能力，或便因過度單面地依
賴某一取徑而失焦，以致於儘管其意識型態主導了傳播政策的制訂，但對於當代傳
播問題，似乎無法對症下藥，甚至造成社會未能得利，卻反為其害的情形。
對於將差異浪漫化的文化研究，傳政經提出其失去政治焦點、或一無反抗自覺的嚴
厲批判、並重新導入社會整體的價值。對於政策研究，傳政經則糾正其忽略社會過
程的猛烈批評，並主張從商品化、空間化、結構化重新認識問題。至於傳政經自己
呢？只要還有充滿良心與行動力的知識份子們，傳政經就還有活躍的一日。
Our Questions:
1.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對於勞動過程各有何想像，兩者有無接合可能？
2.基於相同的知識論，傳播政治經濟學和文化研究的整合，從方法論上著手是否是
一良方？
3.不同於對國家的看法，政治經濟學對政策研究有何啟發？
4.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商品化、空間化、結構化的理論建構，是從傳統哲學去尋找，
這樣的理論建構方式，對傳播研究有何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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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醉了!羅嚴塔爾!」
「我沒醉!」
「你醉了,不是因為酒,而是一場沾染血腥的夢!」
--銀英傳 因劍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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