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與經濟，都是社會科學，
所謂的社會就是人的行為以及人與人之間關係，
而社會科學就是研究「社會」的科學，也是人的行為學，
既然名為「科學」就是要以科學方法來討論分析，
而不是憑感覺或思考，以前政治與經濟都是哲學的，
但是現在習慣用演譯、歸納、比較、計量等方法來討論，
既然是名為「人的行為」科學，就是自然界原本不實際存該名詞，
而是必須給予各種「定義」，然後再來描述，或者設計模型。
簡單來說，經濟學研究消費者行為、廠商行為，然後是市場，
再來是給予「理性」的假設，描述後形容這類的人會怎樣決策，
放到市場中會發生怎樣的事情，如何形成供需，如何決定價量等。
延伸至總體經濟學，開始討論整個經濟體，定義「經濟計算（國民所得會計帳）」，
然後發現總體經濟問題，提出原因的可能理論，再提出政策有效性，
凱因斯提出凱因斯革命，使得總體經濟學與個體經濟學分流，
打破古典經濟學認為「沒有總體問題」的論述，然後就是這80年來的總體論戰。
因此，要討論經濟學，要使用經濟學的用語，除非你是「主流的定義」，
否則你必須先給人定義與基本假設，然後描述在行分析與設計模型，
不然，當你的定義與假設受到了挑戰，基本上你就要花很大的工夫就解釋了。
政治學也是如此，比較法、歸納法、計量方法都是常用的方法，
他們也很謹慎的使用的他們用的名詞，就怕會發生定義上的衝突，
再來是「制度選擇」與「理性選擇」兩派的衝突等，
以及總統制、內閣制的政治穩定性，何謂「左派」、「右派」
還有人民進行投票的決策過程，總之，很多定義，社會科學如果沒有定義，
就是要服從「主流」，譬如你沒說是向量的加減，問人說１＋１＝？
別人答２，你沒資格說錯！誰知道你再說啥啊！
因此，有時候供需的定義必須要定義的很清楚，否則你的推論就會有很多問題，
不然我給的建議就是用「主流」定義或不要用，免得貽笑大方；
另外如果不是在說主流學說，那麼也必須講明，否則會讓人誤會。
譬如，所謂的「假性需求」是像那種百貨公司門庭若市，但成交量不多的那種景象，
經濟學上，需求數量的定義是（完全競爭市場下的供給也是這定義）：
「在其他條件不變下，特定價格下消費者『願意』且「能夠」消費的數量」，
凡是實際影響到市場的，都是「實際需求」，非「假性需求」。
譬如，一般而言，失業率與物價上漲率具有抵換關係，兩者合稱「痛苦指數」，
只是長期來說，Phillips曲線會有移動的狀況，造成兩者都有上升的現象。
再譬如，「房屋價格」與「租房價格（即租金）」是決定於兩種不同的市場，
雖然或許會有影響，但是那是一般均衡分析做的，不是同一市場決定，特此聲明。
再譬如，社會福利與社會救助、社會保險，同是「社會安全制度」，
目的都是在解決社會問題，經濟上來說，所謂福利提升就是民眾消費能力提升，
因此政府的移轉性支出，就會讓總合需求的Ｙ＝Ｃ＋Ｉ＋Ｇ＋ＮＸ中的Ｃ上升，
（總和需求由家計部門、廠商部門、政府部門、國外部門四大部門組成）
但是若說，社會福利必須照顧經濟效益什麼的，那麼就是搞錯了「社會安全」的目的了。
其實，台灣目前有這麼多社會問題，就應該從社會安全的層面下手，
房價過高除了政府去調節市場機制代替「那隻看不見的手」使市場達到效率，
更重要的是推動社會安全制度，譬如社會住宅、低所得補助等，
不然就是推動基礎建設，如捷運網、公車網等便捷的交通，舒緩都心壓力，
至於政府，就如我在「難勢」那篇回文與推文中，我希望是「無妄為」，
相當程度下，我會比較期待是「君主立憲制」吧！這或許對東方會比較好！
但這只是期待，不可能發生！（話說袁世凱好像「想」搞過了一次了...失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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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的基本精神是人性尊嚴與意思自由
而一個人的人權與其社會義務是一體的兩面，
當人成了工具，或忽略了義務，都不是真正的人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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