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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W：
還記得那天我向妳說的趣事嗎？就是那一則關於列寧的
軼事。用說的不清楚，我現在把它抄給妳看：
話說列寧出兵攻佔了波蘭，克里姆林宮上下無不歡欣鼓
舞。有一位俄國的高官想拍列寧的馬屁，便逕自商請一位俄
國最知名的畫家為列寧畫像，畫出列寧在波蘭的英姿，畫題
就叫「列寧在波蘭」。未料那位畫家討厭列寧，但在官員威
脅之下只好同意，唯一的條件是：不得干預作畫過程。
到了交畫日期，畫家如期將畫作交送克里姆林宮。待覆
蓋畫作的紅布一掀起，在座滿朝卻呆若木雞，不知所措，讓
想拍馬屁的官員難堪極了。原來畫題叫「列寧在波蘭」，但
畫的背景卻不在波蘭，反而在克里姆林宮；而且畫裡也沒有
列寧的英姿，只有一個醜男人和一個胖女人在跳舞！
官員怒問畫家：「這個醜男人是誰？」
「他就是列寧的政敵托洛斯基。」畫家答。
「這個胖女人又是誰？」
「是列寧的老婆。」
「那列寧呢？列寧在哪裡？」
「列寧在波蘭！」
我記得那天說這則趣事的時候，妳笑了。妳知道嗎，這
則軼事，其實是編造的。其中有兩處最明顯的破綻：列寧從
未攻佔波蘭，當時波蘭本來就是俄國的附庸；而且托洛斯基
也不是列寧的政敵，他是史達林的政敵。儘管如此，並無礙
於這一則故事的好玩與好笑，對吧。我真佩服編出這一則故
事的「說書人」。
最近黃國倫把這故事當成一則冷笑話在節目上講，我便
聽說了這則趣事。我發現它不只是冷笑話，至少我從中看到
了另外兩層意義。
其一有關智者的幽默。畫家看不慣列寧的行為，又適逢
惡霸要求描功繪德；如果真要作畫，又想出一口氣，一般人
大概只會把「列寧在波蘭」醜惡的一面畫出來吧。照說畫題
為「列寧在波蘭」，就該畫出列寧在波蘭的樣子，但幽默的
畫家（或說幽默的說書人）可不這麼想；它要將畫題故意曲
解，將原本平板無聊的「列寧在波蘭」賦予了新的諧謔意義：
「列寧在波蘭時，克里姆林宮發生的事」，藉以達成了最有
力的嘲諷。
我覺得這整起事件，有如一樁詮釋學的公案。作者的一
點點提示，賦予了文本更深一層意想不到而絕妙無比的意義。
其二有關認知心理學所說的認知標籤。我們認知事物，
常會將關於某事物的資料予以分類，再貼上標籤，使我們可
以方便查找。知識經過這一道簡化、系統化分類的過程，使
得它更容易被我們瞭解與使用。但是，我們是不是時常因此
對於分類標籤下的事物有了太多先入為主的刻板印象，反倒
使我們的思想僵直，繼而定形，終至形成偏見與歧視呢？
就像故事裡的列寧，我們只要記得他是「俄國的共產黨
領袖」就夠了；我們不需要知道列寧是何許人，甚至不需要
知道列寧到底有沒有侵略過波蘭，更不需要知道列寧的政敵
到底是誰。這些完全無礙於我們閱讀這一則軼事。如果不察
或者歷史學得不夠好，我們的刻板偏見似乎很容易自動合理
化了故事裡所說的「列寧侵略波蘭」這樣的事，也順理成章
地合理化了「列寧被幽默的藝術家討厭」這樣的事。
親愛的W，妳說我們該如何理解這一種現象呢？
這令我想起了羅貝多．貝里尼的《美麗人生》，就是妳
和我一起在學校圖書館看過的那一部，我們都很喜歡的電影。
那天就是在圖書館四樓的侷促座位上，我被主角的樂觀與犧
牲感動；忍住眼淚，卻忍不住愛上了那故事、那音樂和那導
演。在步出人來人往的校區之後，心中響起的仍是那一首男
女主角邂逅的曲子。縱使，我完全知道這個故事是羅貝多．
貝里尼編的；也看出許多劇情上的不合理處，但這些完全無
礙我為之觸動、為了這麼一則人生悲喜劇又哭又笑的反應。
誠然，就理性的角度來說，貝里尼的電影提供了我們一
個個人的視角，去看納粹暴行對人類的傷害；或者，拉高來
看，也可以看作是任何一個人受到大環境傷害的單獨描寫，
導演將他對弱勢者的普遍關懷與其中蘊含的人性溫暖用一部
關於納粹的電影來表達。然而，這樣一部好電影，不也是借
助了人類的認知標籤才能達到戲劇效果的嗎？是不是所有精
彩的故事都有這樣的特徵呢？反過來說，如果看每個故事都
要極盡能事還原標籤之下的原貌，那故事還會有人看嗎？評
論家謂「解構就是謀殺」，面對刻板簡化與解構謀殺之間的
矛盾，我們該怎麼辦呢？
一如往常，我先說說我的答覆。但請容我先岔個話題。
直到前天我才知道，原來妳的媽媽對地圖的研究著力如
此之深，還曾經做過「讓地圖走入生活 讓生活走入地圖」
的專題演講（雖然妳本人忘記她講過什麼了）。
得知這項消息後，離經叛道的我並沒有馬上讚嘆「妳媽
媽好厲害喔！」反倒想起了張大春在〈本事〉一文裡對地圖
的一段諧謔嘲諷：
「……人若有認識世界的能力，則不應假借人自身之外
的能力去認識，越是借助於方便工具所得到的知識，越容易
在我們無能驗證的情況下被簡化和淆惑。就拿地圖來說罷……
所有的經線、緯線、子午線、赤道線、時區線、乃至街道線，
它們看來都是在自然界從未真實存在過的直線。……真實的
自然界從不製造任何一條直線；自然界跟本不存在直線。人
類從畫出史上第一條直線開始，就在扭曲這個世界……」
雄辯淘淘，張大春說得真有道理。但也正因張大春不信
任地圖，在〈本事〉的文末，張大春終於迷了路。
縱使我是那麼同意張氏的論辯，在需要出遠門的時刻，
我何曾不攜帶地圖呢？這也是一個矛盾，但比較好解。我對
於地圖的態度，其實也可以說明我對剛才那個問題的態度。
對於地圖，我們時常滿懷想像、傾注熱情。像妳的母親，
研究地圖有成；像我們那位在廁所掛世界地圖的同學，每次
如廁都滿溢異國風情；像朱少麟《傷心咖啡店之歌》裡的主
人翁，在地圖上的馬達加斯加島標注瑰麗的符號，一遍又一
遍想像彼岸的豐富與繽紛。地圖，可以應許我們一個美好的
想像空間：只消憑藉零瑣的一點點知識標籤，就可以滿足奢
侈的想像。
一如那些美好感人的故事。
然則，是不是只要地圖就夠了呢？當然不是。有了地圖，
經歷了美好的想像，我們當然還是期望去現場實地看一看、
走一走、玩一玩、甚至就在當地過起生活，那才是真正的旅
行呀。這時候，地圖對我們的意義也就不一樣了。與真實的
街道、遠近有緻的景物、以及那些活生生的人兒比起來，地
圖提供給我們的那些圖示、線條、解說又是何其有限。我們
透過地圖的指引，最終也就是要到達地圖上標明的目的地。
而那些真實地景對於旅人的豐厚意義，則有如那些標籤
背後，那些更龐雜也更豐富的知識。
這就是我對以上問題的粗淺答案。
可惜的是，我們最近讀的那一本書《看不見的城市》裡
頭，竟然沒有「城市與地圖」的篇章。不然，以卡爾維諾想
像力的精準與豐饒，一定可以用更瑰奇更深邃的想法來答覆
這個問題。妳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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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樺有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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