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當前的轟炸：隱藏在辭令後面的真相
Noam Chomsky 杭士基
成令方、傅大為合譯
（譯者案：此文是MIT杭士基教授在三月底刊登在網路雜誌Z-Net [www.zmag.org]
上的文字，我們感謝Z-Net的網路編輯Michael Albert同意我們翻譯與發表此文。
Z-Net中關於科索伏戰事的另類觀點討論極多，只要有原作著原名、雜誌網址的註
明等，Z-Net均授權同意翻譯與發表。）
最近，許多人對北約（主要意指美國）轟炸科索伏的事情提出了很多問題。當然，
現在已經有相當多的文字在討論這個題材，包括了在 Z-Net 中的許多評論。在
這裡，我想要做一些一般性的觀察，而且只基於那些不太有爭議的事實來立論。
我們考慮下面這兩個基本的議題：一，什麼是已被接受且可應用的「國際秩序規
則」？二，這些規則及其他的考慮，如何應用到科索伏（Kosovo）的例子？
一 什麼是已被接受且可應用的「國際秩序規則」？
基於聯合國憲章與決議、還有世界法庭（World Court）的決議，目前有一個國際
法與國際秩序的組織系統，對所有的國家都有約束力。簡單來說，在這個系統下，
武力的使用或威脅都是禁止的，除非安理會認為，在所有的和平手段都已經失敗
後，經安理會首肯，才可以使用；或者，除非是為了自衛並防止他國「武裝攻擊」
（取其狹義的概念）而使用武力，但一旦安理會介入，就需終止。
當然，可說的還很多。所以，在下列二者之間，如果彼此不常矛盾，那至少存在
著緊張關係：一個是聯合國憲章所規定的世界秩序，另一個則是「普遍人權宣言」
(UD) 中所說的「權利」，後者由美國在二次大戰後所提出，是維持世界秩序的
第二種支柱。聯合國憲章禁止以武力侵犯國家主權，人權宣言則保證個人的人權
不受國家的壓迫。所以，如「人道干預」（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的議題，就是起源於這種緊張關係。美國與北約在科索伏所宣稱的，
就是這種「人道干預」的權利，而且它也廣泛地被新聞報導與編輯意見所支持（後
者連在詞彙選擇上都自動反應如此）。
在紐約時報（3月27日）的一則新聞報導中，討論了這個問題。標題為「法學
學者支持在科索伏使用武力」。這邊就是一個詞彙選擇例子。除了訪問前任美國
派駐聯合國理事Allen Gerson之外，另外也引用兩位法學學者的看法。一位是Ted
Galen Carpenter，他「怒罵國家行政部門的決定」，並否認這種所謂「干預」的
權利。第三位是 Jack Goldsmith，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的國際法專家。他說，那些
批評北約轟炸的人，「有很好的法學理由」，但是「很多人覺得，例外的人道干
預在一般習慣和操作（custom and practice）上也的確存在」。這些，就是紐約時
報傾向使用那個「結論式」標題的所有證據。
Goldsmith 的觀察是有理的，至少如果我們同意那些事實是和「一般習慣與操作」
十分有關。我們也該牢記在心一個老生常談：人道干預的權利，如果存在，是以
干預者的「真誠」為前提，這預設的成立不是建立在干預者的辭令而是他們的記
錄上，特別是他們遵守國際法原則、世界法庭決定等等的記錄。這的確是老生常
談的說法，至少對別人來說是如此。假設，在西方國家不能有所行動時，伊朗提
出要干預波斯尼亞境內的大屠殺，這一定會被國際間引為笑談（事實上是被忽略
了）。如果真有超越「權力問題」的理由，那是因為伊朗的「真誠」是不可能被
國際取信的。話說回來，一個講理的人就會提出顯而易見的問題：伊朗的干預和
恐嚇記錄比美國還差麼？還有一些其他的問題，例如：我們怎麼評估那個世界上
唯一反對安理會的提議─要求所有國家服從國際法─的國家 的「真誠」？它的
歷史記錄為何？除非這些問題在論述議程中得到張顯，否則一個誠實的人會不能
接受人道干預的說法，認為那只是對教條表忠罷了。一個有用的實驗是我們可以
測試在這些基本條件的考驗下，有多少人道干預的說詞，出現在媒體上或其他地
方的，可以站得住腳。
二 這些和其他的考量如何應用到科索伏的案例上？
去年在科索伏發生了慘絕人寰的災難，一般認為是南斯拉夫軍隊造成的。主要受
難者是阿爾巴尼亞裔，佔這地區人口的90%。評估約有二千人死亡和幾十萬難
民。
在這情形下，外人可以有三個選擇：
(I) 企圖加速升高災禍
(II) 什麼也不做
(III) 企圖緩和減輕災禍
我們可以藉著討論當代其他的案例來說明這些選擇。讓我們集中在大致相同規模
的案例，然後再看看在這模式中科索伏的例子該置於何處。
[案例一]
哥倫比亞。根據國務院的統計，每年被政府和其軍事輔佐單位屠殺的人
數大約是科索伏的規模，因其暴政而逃亡的難民已超過一百萬人。哥倫比亞在九
十年代暴力大增時，也是西半球中接受美國武器和訓練最多的國家。現在美國的
協助在「毒品戰爭」的藉口下又增強了。幾乎所有認真的觀察者都不屑於這藉口。
柯林頓政府特別熱情的讚美Gaviria總統。根據人權組織，該總統應對任期內的
「驚人程度的暴力」負責，它甚至遠遠超越了他前任的統治者們。細節已隨時可
供查證。
這案例，美國的反應是：(I)企圖加速升高殘虐暴行。
[案例二]
土耳其。依據非常保守的估計，土耳其在九十年代鎮壓庫德族類似於科
索夫的類別。鎮壓在九十年代初期達到了最高峰。在1990到1994年間，超過一
百萬的庫德族從鄉下湧入非官方的庫德首都Diyarbakir，因為土耳其軍隊在鄉間
大肆蹂躪破壞。1994年有二項記錄：據Jonathan Randal從現場的報告，「1994
年是（土耳其）庫德省遭遇最慘痛的鎮壓」。也就是在同一年，土耳其成為「美
國軍事硬體單獨最大的進口國家，因此也就成為世界最大的武器採購者」。當人
權組織揭露土耳其政府用美國戰機轟炸庫德村莊，柯林頓政府找到避開法令要求
延後武器交貨的辦法，就像類似在印尼和其他地方一樣。
哥倫比亞和土耳其是以它們保衛自己的國家免於恐怖份子的威脅作為解釋它們
（美國支持下）的暴虐。正如南斯拉夫政府的託詞。
這案例再度說明了：(I)企圖加速升高年殘虐暴行。
[案例三]
寮國。每年在寮國北部的Jars平原，成千上萬的人們，大多是小孩和貧
窮的農人，被屠殺了。當年曾有歷史上以平民為對象的最厲害的轟炸，也可說是
最殘酷的：華府當局憤怒地攻擊貧苦農村，但這與當地的戰爭一點關係也沒有。
最慘的時期是從1968年起，當華盛頓當局在民眾和商業的壓力下，不得不進行
協商，結束對北越的定期轟炸。之後季辛吉和尼克森決定把轟炸機轉向寮國和柬
埔寨。
寮國農人的死亡，是來自比地雷還可怕的小型人員殺傷武器叫bombies。它們是
特別設計不傷害車輛和建築之類的，卻只殺人或使人殘廢。這平原充滿了千千萬
萬這樣的小犯罪裝置，根據製造廠家Honeywell的估計，約有20%─30%不會爆
炸。這數字暗示，要不是製品的品質粗劣，就是有計畫的要延後殺傷平民的設計。
這只是技術佈局的一小部份，包括先進的飛彈能穿透山洞炸死那些躲藏在山洞避
難的家庭。根據退休的華爾街日報亞洲特派員Barry Wain在亞洲版的報導，目前
每年因觸碰到bombies而受傷死亡的，估計從幾百到全國全年約二萬人，其中死
亡人數超過一半。死亡者尤以小孩居多，超過半數。根據自1977年就在此地協
助傷殘者的Mennonite中央委員會的一個保守的估計，今年寮國的危機與科索夫
差不多。
有一些人在努力告知大眾並在處理人為災禍。一個以英國為基地的「地雷諮詢小
組」(Mine Advisory Group, MAG)從事挖掘移走致命的爆炸物，但是據英國報紙
報導，美國明顯地在幾個追隨MAG的西方組織中缺席，雖然最後答應訓練一些
寮國的平民偵測爆炸物。英國報紙還帶著憤怒地報導，MAG專家宣稱，美國拒
絕提供能夠幫助偵測工作快速而且安全進行的「無害程序」，因為這是國家機密。
美國所有的活動都是國家機密。泰國報紙報導了在柬埔寨發生的類似情形，特別
在柬埔寨東部，早於1969年就遭到美國緊密轟炸。
這案例，美國的反應是(II)，什麼也不做。媒體和評論家的反應也都是保持沈默。
它們都按照規範行事：對寮國的戰爭是「秘密之戰」，也就是說大家都知道，但
不去談論。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1969年3月對柬埔寨的戰爭。當年媒體和評論
家的自我審查的程度，與當今沒有兩樣。這令人驚訝例子的相關性，無須進一步
的評論就很明顯了。
我將跳過其他(I)類和(II)類相當多的例子，以及很多當代的殘虐暴行。例如，以
特別惡毒的生物戰的形式，毒殺伊拉克的平民。當國務卿歐布萊特1996年在全
國電視節目中被問到：她對在過去五年來殺死了約50萬伊拉克小孩有什麼感
想？她回答說，這是個「很困難的選擇」，「但我們認為這代價是值得的」。當
前的估計，每月約有五千個小孩被殺死，這代價仍是「值得的」。當我們讀到柯
林頓政府宣稱其具有「道德指南針」（moral compass）的辭令，而這「道德指南
針」終於在科索伏的案例上運作正常了，我們最好牢記在心上述這些和其他的例
子。
科索伏的例子說明了什麼？北約的轟炸，可預知的是加速升高賽爾維亞軍隊及其
輔佐部隊的暴行，也導致國際觀察團的離去，後者也造成類似的結果。最高指揮
統帥Wesley Clark將軍指出在北約轟炸之後，賽爾維亞的恐怖和暴行更加劇，「這
完全是可以預料的」。的確，就發生了！當恐怖暴行剛進入科索伏的首都Pristina,
就有可信的報導大片的村莊被毀滅，暗殺重重，造成大量難民潮，可能是為了驅
逐阿爾巴尼亞人的方式──在面對威脅時這些「完全是可以預料」的結果。北約
使用武力後更加劇其暴行，正如 Clark將軍所正確觀察到的。
科索伏因此是另一個(I)：企圖加速升高殘虐暴行的例證，而且是事先預料到的。
至於要找與 (III)
相符的例子，其實太簡單了，尤其是如果我們只從「官方說法」
來著手。對於「人道干預」的學院研究，最近一個主要的研究是由Sean Mruphy
提出，他整體地回顧了從1928 Kellogg-Briand宣佈「戰爭非法」的盟約以來之記
錄，還有後來再經過聯合國憲章的強化與闡發以來的記錄。在第一個時期，他說，
關於「人道干預」最重要的例子是日本的攻擊滿州、莫索里尼的侵略衣索匹亞、
還有希特勒的佔領部份的捷克斯洛伐克。所有這些，都伴隨著高度激昂的人道措
辭，以及「合於事實」的證明。日本在保護滿州人免於「中國土匪」欺負時，他
們說要建立一個「人間的樂園」，同時他們還有一個中國民族主義領袖 的支持，
他的聲望，要比美國當年攻擊南越時所能運用的任何南越支持者的聲望都高。當
莫索里尼在推動西方的「文明任務」時，他曾要解放千萬的奴隸。至於希特勒，
他宣佈德國的目的，是在結束種族間的緊張與暴力，並且要保護德國與捷克民族
的民族個性。況且，德國的行動是「充滿著最真誠的欲望去為當地居民的真實利
益而服務」，並且還順著他們的意願來作；當時的斯洛伐克（Slovakian）總統還
要求希特勒宣佈斯洛伐克為德國的保護國。
另外一個有用的頭腦練習，是把上述這些猥褻的「說法」，與聯合國憲章時期的
各種「人道干預」之說法等，彼此作一個比較。
在這個時期，也許最令人不得不接受的 (III) 的例子，是1978年十二月越南侵
略柬埔寨，結束當時高漲的Pol Pot暴政。越南當時是以「自我防衛」武裝侵略
為訴求，那是這個時期中少數幾個有道理的訴求中的一個：當時的赤色高棉政權
（Democratic Kampuchea, DK）正對越南邊境進行謀殺式的攻擊。當時美國的反
應很值得引以為教訓。報章開始攻擊這個亞洲的「普魯士」，因為它瘋狂般地
破壞了國際法。這個結束Pol Pot大屠殺的「罪惡」，使得越南被嚴厲地懲罰，
首先是（在美國支持下的）中國侵略，然後是以美國為首的極端嚴厲的管制制裁。
美國繼續承認那被驅逐的DK是柬埔寨的正式政府，國務院的解釋是，因為它與
Pol Pot的政權有連續性。後來，美國也不太遮掩地繼續支持赤色高棉對今天柬
埔寨的攻擊。
這些例子，告訴了我們在「有法學軌範的人道干預」之下的更多的「一般習慣與
操作」。
即使教條者再怎麼樣地企圖去證明「圓其實是方的」，北約的轟炸，大概會進一
步地摧毀了那原本就很脆弱的國際法之結構。在形成北約轟炸決定的討論中，美
國非常清楚地表示了那一點。除了英國外（他現在的獨立性，就像「前戈巴契夫」
年代中的烏克蘭一樣），北約中的許多國家對美國的政策都表示懷疑，特別是對
國務卿歐布萊特「揮舞軍刀的威脅」感到懊惱（Kevin Gullen, 波士頓地球報，二
月22日）。今天，即使是北約中的國家也一樣（如希臘與義大利），越是去接
近產生衝突的地區，反對華府使用武力的阻力也就會越大。法國也曾要求聯合國
安理會，能夠首肯北約部署和平部隊。但美國完全拒絕，國務院解釋說美國要堅
持他的立場：北約應該能夠在聯合國之外獨立行動。美國拒絕讓那個令人神經痛
的「首肯」一字，出現在最後的北約宣言中；他不願意對聯合國憲章與國際法，
作任何的讓步，只有「贊成」一詞被允許（Jane
Perlez，紐約時報，二月十一日）。
同樣地，對伊拉克的轟炸，也是「鄙視聯合國」的一種厚顏的表現，甚至在時機
上面也是如此用意，並被如此了解。當然，在幾個月前，去摧毀一個非洲小國中
半數以上的藥品產出，也是一樣的道理；它也顯示美國的「道德指南針」沒有偏
離於自以為是的正義之外，更不用說，對於決定什麼是「一般習慣與操作」時，
這些也都會成為我們考慮中的記錄。
也許有人可以蠻有道理地說，所謂對世界秩序規律的進一步摧毀，在目前其實是
不相干的，就如它早已在三零年代末期已經失掉意義一樣 。人們對於世界強權
來決定世界秩序架構的厭惡，已經如此地強烈以至於再沒有什麼可以談的了。如
果我們對內部文件做一個回顧，顯示這個「立場」可以追溯到最早、甚至在1947
年剛成立的安理會的第一份備忘錄中。在甘乃迪的時代中，這個立場開始越來越
熟悉。而「雷根─克林頓」時代的主要創新，就是完全公開地不服從國際法與聯
合國憲章。許多有趣的說法也用來支持它，而如果真誠仍然是個價值的話，這些
說法應該刊登在報章頭條、並明白顯示在學校與大學的課程中。我們最高的權
威，殘酷而明白地表示，世界法庭、聯合國、還有其他組織，都已經不重要了，
因為它們都不再像戰後初期那樣地追隨美國的命令了。
或許可以採取官方的立場。至少，如果這個立場也同時拒絕扮演那些犬儒的遊
戲：自以為是的正義姿態扮演、還有揮舞著那自己也鄙視的「國際法」，來作為
一種選擇性使用的武器以對付各種敵人，那麼至少這種立場是誠實的。
過去的雷根追隨者只是開疆闢土，而現在在柯林頓領導下，對世界秩序的不服從
已經到如此極端的地步，以至於甚至引起了鷹派政策分析家的關切。在那個權力
體制中的刊物：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中，這一期杭丁頓警告華府正走向
一條危險之路。在世界大部份的眼睛中，他認為，美國「正變成一個孤僻的超級
強權」，並且被認為是「對他們的社會而言一個最大的外患」。實在論的國際關
係理論預測，他說，其他的國際結盟會出現來制衡這個孤僻的超級強權。所以，
為了要「實際」點，美國這個立場應該重新考慮。而在實際考量之外，希望美國
社會有個不同形象的美國人，也許也會要求重新考慮。
那麼，所有這些怎麼再回來面對那個問題：在科索伏究竟可做什麼？但是，沒有
答案。美國已經選擇了一個行動方向，也明顯地認識到，它會「如預測地」加速
增強殘暴與暴力，並且這個方向也會對國際秩序的系統作更嚴重的一擊。至於長
期而言，結果就不可預測了。一個合理的觀察是：「每一個落在賽爾維亞的炸彈、
每一個在科索伏的種族殺戮，都會說，賽爾維亞人與阿爾巴尼亞人彼此和平共存
是不可能了。」（Finantial Times, 三月27日）一些長期可能的後果是極端醜惡
的，這也都被注意到了。
通常標準的論證是，我們必須做一些事，當殘暴繼續時，我們不能束手無策。但
這從來不是真的。永遠可做的一個選擇，是追隨Hippocratic 的原則：「首先，
不要傷人」。如果，你不知如何去遵守這個基本原則，那麼就什麼都不做。永遠
都有其他辦法可以考慮。外交與協議也永遠都不會結束。
很可能，「人道干預」的權利在未來會被更頻繁地使用──不論能否加以證明，
畢竟，「冷戰」的藉口已經失掉了它的有效性。在這個時代，很值得大家多多去
注意那些令人尊敬的評論觀點，更不用說「世界法庭」了──它明白地對此事件
提出一個被美國否定的裁決，而該裁決的意涵甚至根本就不被媒體報導。
在今天關於國際事務與國際法的學者中，我們很難找出比Hedley Bull與Louis
Henkin更令人尊敬的聲音了。在十五年前Bull就曾警告：「如果某些國家或一
群國家，自認為他們是世界共同利益的最高權威與裁判，且不理其他人的意見，
那麼，他們事實上就是國際秩序的威脅，也就威脅到此領域中任何有效的行動。」
Henkin在一國際秩序的標準本中則說：「導致『武力之禁令』失效的那些壓力是
可恨的，而企圖合理化使用武力的論點，不但沒有說服力且也是危險的…侵
犯人權之事，的確經常發生，而如果允許以『外力』來改正，那麼就沒有法律可
以來禁止任何國家對任何其他國家使用武力。我認為，人權應該被肯定、其他的
不正義也該被改正，但應該以其他、和平的方式來進行，而不是以廣開『攻擊』
的大門來替代，那樣只會摧毀了國際法的原則──戰爭非法與禁止武力」。
承認了國際法與世界秩序、莊嚴的條約義務、世界法庭的裁決、還有深刻評論者
深思熟慮的看法等，並不會自動地解決個別的問題。每一個議題都應該個別地加
以考慮。對那些不願採取沙旦海珊標準的人而言，一旦他們要使用武力與威脅、
進而侵犯到國際秩序的原則，那麼他們所需提出「合理化證明」的負擔，當然是
極端的沈重。也許有一天，這個負擔畢竟可以抬起來，但它必須是靠著行動來展
示，而不是只靠著激情辭令的宣言。這種侵犯的後果當然必須謹慎地評估──特
別是就那些「可預測」的部份而言。而對於那些有著起碼認真程度的人而言，行
動的理由也更需要謹慎評估──當然，這也不是只靠著對我們領袖、還有對他們
的「道德指南針」恭維就足夠的。
譯注：指美國。
譯注：這邊應該是指汪精衛。
譯注：指越南。
譯注：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浮現。
譯注：這是古希臘羅馬時期的一代名醫。英文是： "First, do no harm."
Chomsky on Bomb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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