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黨派全民政府
猶記得修憲之初，媒體針對修憲原則和方向提出諸多建言，歸納這些建言，那就是「修憲不能破壞制衡、修憲不能再造強人、修憲不能助長金權政治、修憲不能犧牲民主換取政黨利益。」而強人政治、金權政治、政黨利益三者，其實是互為表裡、環環相扣的，會不會形成惡性循環，端視制衡機制的設計與政治領袖的自我節制。
而目前我們經過十年四次修憲的結果，對總統權責是否相符的問題，已經引起很多的討論。正如中時報系創辦人余紀忠先生在日前接受中央大學頒贈榮譽文學博士學位時，發表「一個報人五十年來的理念與實踐」一文中所指出的：「民主改革之路，仍有諸多未竟之業，特別是在健全憲政上，幾次修憲未能兼顧總統權力的賦予與相對的監督制衡機制，毋寧是憲政改革上的最大缺憾。」
楚瑜認為，上述的問題更引發強人政治、金權政治、政黨利益交換三者的糾葛，因此，揚棄「新強人」，建立超黨派全民政府跳出原有的窠臼，是目前解除亂象的唯一出路。
民之所欲，常在我心，民之所惡，也常在我心。這個「常」是永遠的意思，而不只是「藏」在那裡，把「它」淡忘，甚至違背。我所說的超黨派全民政府，其本質應該是：民本的政府、關懷的政府、法治的政府、正義的政府。
民本的政府
第一是民本的政府。一個真正能受到民眾支持、真正為民眾解決問題的政府一定是一個民本的政府、一個以民眾福祉為優先的政府、一切施政的考量從人民的角度來看問題的政府、是為人民解決問題的政府，而不是純然從管理者的角度來思考問題的政府。這種以人民為主軸、以人民的思考、人民的需求為重點的政府，才是大家所期盼的政府。
簡單的說，民本的政府就是重視「民之所欲」，什麼是「民之所欲」？楚瑜走遍臺灣大小鄉鎮，參拜過許多神明廟宇，最常見的楹聯就是「祈風調雨順，求國泰民安」，這就是「民之所欲」！
——民眾祈求沒有天災。但是他們更需要在災前做好防範，在災後為他們解 決問題。
——他們祈求國家富強，經濟成長。但他們更希望有一個均富的正義社會。
——他們祈求高品質的生活環境。但是他們更希望有一個可以「安身、安家 、安心」的家園。這就是「民之所欲」！
一個「民本的政府」，不但要念茲在茲，時時刻刻記住這些「民之所欲」，更要能夠「有效率、有作為、有擔當」地去幫助這些小市民實踐他們的夢想和希望，否則「民之所欲」將永遠只是夢想。
為政者必須了解，政府是為人民而存在，不是人民為政府而存在。舉例來說，政府拓展對外關係的目標之一，應該是幫助中小企業突破經營瓶頸，開拓海外商機、提升競爭能力，讓他們有更多的發展空間與獲利的機會。而非讓我們的企業跑到國外擔負風險，甚至賠錢虧損。也許我們的企業可以擔負一時的風險、可以容忍賠一時的損失，但如果政府只是讓他們去作所謂為外交舖路的工作，卻讓他們血本無歸，這就不是一個民本政府應做的事。
關懷的政府
第二是關懷的政府。國際上先進國家，固然強調社會福利，更強調社會人性面的關懷。社會福利的資源來自於全民，這些資源有其限制，任何新福利政策的實施，不應該造成後代子孫的沈重負擔，而應該先妥當規劃財源，應該考量資源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優先照顧那些真正需要照顧的弱勢族群，更應該先問一問人民，願不願意以這樣的負擔，來換取這樣的福利。我們應該量力而為，避免造成子孫的負擔，政府的包袱。
而人性的關懷則是發自內心，這種能量是無限的。如何開發這些精神動力，引導它真正去關懷生命，集合社會上許許多多的志工與民間力量，共同協助解決民眾的問題，如何透過具有創意的措施與作為，去鼓勵和誘發這種力量，是政府必須要走的道路。因此，政府在這方面的角色與功能是整合與規劃，需要前瞻與進取，需要大膽與突破，更需要從民眾的角度，把問題圓滿地解決。
法治的政府
第三是法治的政府。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根本大法有它的基本尊嚴、持續性與衡平性。就如媒體常批評，這幾年一再修憲的結果，政府的機能沒有更好，權與責之間的關係，越來越模糊，而沒有適當的定位。
此外，楚瑜認為，今天法治最大的問題在於人民對政府執法的能力與決心失掉信心。如何恢復人民對政府的信賴，恢復人民對法律的信心是法治政府無可逃避的責任。一個法治的政府，一方面，應尊重法律與體制，另一方面更應重視執行的機制。有法不去執行與無法是一樣的，我們希望小市民所詬病的知法玩法、執法違法的現象不再在二十一世紀出現。如果沒有法律去規範，胡亂解決問題，而沒有一個標準，令人擔憂。但是未來法律的公平性、司法的尊嚴均應兼顧。政府所有執法的機構，不只是司機機關、警察，包括所有政府單位，諸如衛生、交通、教育、環保、地政、消
防、安全等等部門的行政與執法人員，他們的道德操守、執法水準與執法技巧都應該得到民眾的信任與認同。
正義的政府
第四是正義的政府。西方的政治學者常說，政治的定義是權威性的分配資源。民主政治，資源不能獨佔，亦不能在分配的過程中被扭曲。所以楚瑜一再強調，二十一世紀的政府，應該把正義放中間、特權放兩邊。進入二十一世紀，臺灣資源的分配不只是要把特權放兩邊，政黨與政黨、人民與人民之間，資源亦應公平的分配。
超黨派政府的概念，是不把資源單獨給特定政黨和特權，而是讓大家有公平的分享機會。例如說，政府對工商業的照顧，不僅應該考慮大、中、小型企業的不同需要，照顧大也要照顧小，更應創造一個機會均等、有利於提升產品競爭力的經營環境。
兩岸的基本問題
現在我們要繼續談談大家所關心的兩岸問題。
面對後冷戰時期的國際新秩序，我們的大陸政策必須因應國際大環境，有所變、有所不變。但變與不變之間，絕對是要以人民福祉為指標，以臺灣優先為南針。我們不能同意某些人「送做堆」式的急統派想法，也無法贊成可能引發立即衝突的急獨作法。楚瑜認為，我們的兩岸關係必須有所突破，也必須有所堅持，更必須找出有利於臺灣，而又符合普世價值的切入點，才能確保臺灣民主與經濟建設的成果。
時至今日，台灣的朝野菁英，也不得不同意，兩岸關係的釐清應該在施政上有其重要性與優先性，兩岸關係牽動到的不只是海峽兩岸的和平與安全，也必然牽動亞太地區、乃至全球的戰略安全體系的穩定。政治人物都會同意，兩岸關係處理好，臺灣才能有尊嚴、有安全、有發展、有前途。
兩岸關係應將臺灣安全列為最優先，但所謂維持兩岸關係，並不是口頭上宣示「本著善意、誠意，在合理、和平、對等、互惠的原則下進行對話與協商。」兩岸關係就能變得更好，而必須在大的格局、大的和平戰略構想下，來思考我們到底要堅持什麼？我們到底要改變什麼？對方究竟要什麼？什麼是可以談的？什麼是不可能「讓」的！很多人都會同意，臺灣未來的發展，必須建立在一個穩定、和平、理性的兩岸關係架構上。
兩岸當局府應該在政策品質上，採取良性的競爭與互動，讓兩岸的互動，有助於雙方的互補與互利，而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應努力維持、增進臺灣的競爭優勢。
兩個基本的共識
時至今日，美國獨立宣言所楬櫫的基本精神，認為人生而平等自由的信念一直是普世價值，而人權也被認定是不可以剝奪的。在臺灣地區的民眾對自由民主的信念也一樣是堅定不移的。
我們可以看到早期來台的先祖所奮鬥不息、所堅持的信念，就是在台灣這塊土地上，人人有自由的天空，人人有公平打拚的機會，而這種權利，並非來自政府慷慨的施捨，而是與生俱來的權利。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臺灣民眾不願意見到他們幾十年來打拚的結果，因未來政治的不確定而毀於一旦。因此，他們對未來雖存有期望，但更存有疑慮。
為什麼？
楚瑜長期觀察台灣民眾想法，尤其是在這段時間當中，楚瑜走訪基層，與許多的賢達先進交換意見，發現大家在兩岸關係方面，容或有族群、黨派、宗教、性別的不同，但他們有二個基本的共識：第一，台灣民眾沒有人願意接受中共統治；第二，也沒有人願意與中共開啟戰爭。這兩點共識，所代表的意義就是台灣民眾不願意將他們數十年建設的成果毀于一旦。或者說，他們不願生來平等、自由的人權可能被剝奪。也因此，帶動了台灣民眾對「現狀維持」的認同。行政院陸委會最近的一次民調，就再度反映這一個事實。臺灣民眾堅定的期望用和平、理性的方法，來解決兩岸共
同的歧見與問題。
兩岸問題的解決，不是只有談判一途，但任何解決的方案與程序，都不能沒有互信的基礎。
楚瑜衷心期望中共政權了解一點，夏威夷的民眾要坐五個小時的飛機才能到美國大陸，卻願意變成美國的一州，為什麼臺灣民眾二十幾分鐘就可以到大陸，卻不願意接受中共的統治？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臺灣的民眾對中共不信任和沒有好感。
合兩利與利兩合
楚瑜更衷心期望中共當局能真正體認，「合則兩利、兩利則合」的道理。但相反地，中共如果延續自八二三炮戰以來，「文攻武嚇」的手法，想要逼迫臺灣接受其條件，其結果必然引起臺灣民眾不分族群、不分黨派極大的反感，乃至唾棄中共。三年前的「導彈事件」就是一個活生生的教訓，期望中共當局不要無視於臺灣民眾維護民主制度的決心，也不要低估臺灣民眾維護自由生活方式的力量，更不要輕視臺灣民眾絕不屈從於壓力下妥協的意志。
孔子說：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如果中共不能體會這句話的深意，甚至用「遠人不服，則修飛彈以打之」的話，臺灣人是永遠不會屈服的。兩岸問題的解決，關係亞太地區的安全、和平與幸福，兩岸之間根本要解決的問題，是要讓臺灣的民眾安心。
楚瑜認為只要臺灣的人心持續不安，兩岸的問題永遠無法解決。如何讓臺灣的民眾安心，一方面，我們政府應該要想出讓臺灣民眾安心的辦法、條件與機制。另方面，楚瑜也要奉勸中共領導人一句話，古人說，邦國復興之道，以大事小，以德服人、以誠相與。讓我們共同為我們老祖宗發自肺腑的話，加以慎思、體認與實踐。
基本前提與認知
有了這樣的理解處理兩岸關係，楚瑜認為有兩個基本前提與認知要確定的：
第一是任何解決兩岸有關問題的辦法，必須為台灣民眾所能接受。政治人物必須切實體認到現在真是「主權在民」的時代，所謂「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的時代已經不存在了，臺灣人民才是臺灣命運的最後決定者，在這樣的時代，不要說是「宰相」，事實上，臺灣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把兩千兩百萬人當作籌碼，任何一個政治人物，甚至位高如總統，也無「權」把臺灣賣掉。而面對臺灣的未來，也絕對不是只有「孤臣」在奮鬥，而是兩千二百萬人在共同奮鬥。
第二臺灣也必須正視「中共」存在與影響的現實，特別在後冷戰時期，它與美國之間的關係發展。從亞太與全球的安全來看，自蘇聯解體之後，世界的新秩序當中，美國在世界新秩序的戰略考慮下，與中共建立所謂「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的意義，基本上是希望與中共建立合作性的關係，而非敵對性的關係，例如朝鮮半島的問題、中南半島、印度與巴基斯坦的問題、核武擴散的問題、中東問題、巴爾幹半島的問題、乃至國際販毒的問題，美國都期待與中共建立合作的關係，而非對抗的關係，如果中共站在與美國利益相反的方向，美國勢必付出極大的代價，其結果也必然使臺
灣在這三角關係中受到相當的侷限。
但這也不全然的表示美國完全同意中共的所作所為，例如：人權的問題、貿易的問題、科技的問題、乃至民主的問題，美國與中共的確是歧見甚深。既然，在美國、中共與臺灣的三角關係上，中共確實佔有戰略上的優勢，因此我們必須正視「中共」存在與影響的現實。也因此我們既不能自以為是，也不能坐井觀天，而要提出可行的方案。
讓我再次的強調，這兩個基本前提與認知，第一，任何解決兩岸有關問題的辦法，必須為臺灣民眾所能接受。第二，臺灣必須正視「中共」存在與影響的現實。但令人遺憾的是，這兩點基本的前提與認知，在統獨的政治光譜中，我們發現，主張急統者往往忽視前者，主張急獨者又往往對後者的潛在危機，視若無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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