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和平大戰略
研究國際政治的學者，都會知道，世界列強在國際上，對全球和平大戰略，有其基本的看法，談兩岸關係，絕對不能忽視。一方面，臺灣的存在，對西太平洋的穩定、安定與和平有其積極的意義，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善盡我們作為西太平洋穩定力量的基本責任；也就是說，我們不能使自己變成了破壞穩定的因素。我們對於普世的價值，包括自由、民主、經濟繁榮、環保、生態保育等等，必須善盡我們地球公民的職責。
我們要了解，美國基於長期的友誼，在國際道義上，固然會支持我們，但我們決不能一味的依賴國際的奧援，甚至作出一些動作，讓我們的友邦捲入可能的戰爭之中，一廂情願的認為美國一定會幫我們，是不切實際的。因為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友邦，不會、也不可能完全無條件的幫助我們。換言之，如果，我們的所作所為與國際主流價值背道而馳，是不可能得到任何國際奧援的。因此，對亞太地區的安全與繁榮，臺灣有責任。同樣地，臺灣也有責任保護我們的友邦，不讓我們的友邦捲入不必要的是非爭議當中。
化解心結與癥結
這段時間，楚瑜與地方人士交換許多關於兩岸關係與大陸政策的意見。結論是，為了臺灣的生存與發展，我們不應遮遮掩掩的避談大陸問題，而應無畏無懼、務實地面對兩岸關係與大陸政策的各種發展。從急獨到急統的政治光譜中間，我們翻開各種意識形態下的兩岸主張，所謂「大膽西進」、所謂「戒急用忍」、所謂「強本西進」、所謂「一個中國」、所謂「一中一台」、所謂「和平特區」、所謂「中間路線」、所謂「新中間路線」等等，不論其主張為何？雖然都有他們值得重視的意義，但非常有趣的是，這其中有很大的部份主張是相同的，這顯示，各黨各派的大陸政策主
張，是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其中所顯示的就是「愛臺灣」、「要和平」、「不要戰爭」；而不要「掩耳盜鈴」，任憑問題惡化，而不加處理的「拖」在那裡。
雖然每個人都了解，兩岸不宜對抗，也不要衝突，但是畢竟是要建立在「對話」與「協商」的機制上，因為這可以降低兩岸緊張的情勢。不過，有些認知必須要建立的：那就是不能因為怕自己被扣「帽子」，所以就拚命的猛扣對方「帽子」，這些作法顯示出其中的最大的問題，一是「彼此的心結」，一是「問題的癥結」。
楚瑜認為面對未來，我們固然可以懷有「憂患意識」，但也不必「懷憂喪志」。我們首先不要以有色眼光和成見，看待政治人物所提出的解決方案，對於未來，我們要更樂觀與自信，跳脫「戴帽子」的心理，化解心結，才能開啟解開問題癥結之錀。面對未來兩岸可能的對話與談判，楚瑜想起六粼年代的冷戰時期，美國甘乃迪總統所說的名言：「我們絕不在恐懼下談判，但我們絕不恐懼談判。」（Let us never negotiate out of fear，but let us never feat to negotiate.），這是何等的智慧，何等的勇氣。
建立可行的機制
不可否認的，過去政府所採行的大陸政策，的確發揮了基本穩定的作用，這個政策對臺灣這幾十年的安定與繁榮，也發生了相當積極而正面的功效。面對未來，我們不能讓兩岸關係與大陸政策一成不變，毫無進展。就像前面所談到的，正確的大陸政策，可以維護兩岸關係的和平，正確的國際認識，可以保證兩岸關係的穩定，而對臺灣優先的理解，不能只憑盲目式的呼口號，更必須對臺灣歷史有情感的理解，對台灣的未來有理性的思考。
中華民國已經是一個民主國家，任何政策，如果沒能得到民眾的同意，沒有人能推動得了，我們有必要建立一個機制，透過這個機制，來凝聚全民共識，可是我們不要亂扣帽子。譬如說，一方面，臺灣有人推動元首卸任後到大陸從事和平之旅，但是，另一方面又認為，只要是具有大陸省籍、並在大陸出生的政治人物，即使是退休多年，只要他到大陸去參觀訪問、去大陸祭拜祖先就被批評是賣台集團。而同樣地，大陸當局也不要一聽到有人提出臺灣優先論、新臺灣人主義、新臺灣精神，就認為是臺獨主義。這樣雙重標準、以偏概全的看法，在對兩岸問題的處理上，不僅沒有幫
助，有時反會誤事。
但是建立一個機制，並非全盤否定現存的兩岸互動方式。事實上，過去兩岸「事務性協商」台灣民眾已有相當共識，但對所謂的「政治談判」則有所疑懼。不過，我們也必須自省，「事務性協商」能否解決兩岸目前存在的政治問題？而「政治性協商」又是否能永遠迴避？如果這答案是否定的，加上行政院陸委會主委蘇起在前天（88/04/30）都說過：「我方早已不迴避政治議題，太陽底下沒有什麼不能談的」，那麼對於建立兩岸之間一個互動的機制，楚瑜認為應有四點考量：
■ 楚瑜認為，兩岸關係在二○○○年總統大選後，不論出現冒進、遲滯，或退化的現象，都不符合台灣民眾的利益。
■ 楚瑜認為，超黨派全民政府應該有助於現有各政黨拋開對兩岸關係的預設立場，化解彼此的猜忌，而將重點集中在當前民眾的福祉上。唯有如此，兩岸之間的互動，才能成為「活水」，而非「死水」。
■ 楚瑜也認為，唯有超黨派全民政府才能提供台灣有效的「安全瓣」，促使兩岸互動不致成為「洪水」，而「安全瓣」有兩個重要指標：一是強化了民眾與政黨的參與，另一是強化了全民對決策最後驗證的力量。
■ 楚瑜還認為，兩岸互動不能出現「一翻兩瞪眼」的情況。所以，經由「民間共識」、「各政黨共識」以及「政府尊重由下而上的政策」，在凸顯「主權在民」的前提下，才有利突破目前兩岸關係的瓶頸。
簡言之，除非政治議題能夠迴避，否則，下列三個機制應該建立：
第一個機制是共識建立的機制，也就是以超黨派的角度，凝聚各個政黨精英與社會共識的機制，再以這個共識來作為政府處理兩岸相關問題腹案的基礎。
第二個機制是尋求協議的機制，兩岸當局藉由對等、尊嚴而理性的溝通對話達成協議，對話過程也必須由超黨派的代表參與。
第三個機制是臺灣民意驗證的機制，此一機制將兩岸達成的初步協議，經過一段時間的公開、理性的辯論過程之後，讓臺灣全體民眾有充分的深入了解，然後由臺灣民意表達出他們對協議的態度，重要的是，它必須經過法律的程序。
三通問題的看法
由於兩岸經貿的互動，已是既成事實，實際上依大陸官方統計，到大陸投資台商已超過四萬家，大陸也是國際認定不可忽略的經濟體。每年在兩岸之間往來的人員、貨物數量十分龐大。台灣所喪失的，不僅只是運輸成本的增加，對於已經邁向比爾蓋茲（微軟總裁）所謂數位神經系統的高效率管理時代，企業的商機可說是分秒必爭。不能三通，不僅導致台商與許多台胞，由台北到大陸各地必須經香港轉機，而且台商基於感情的因素多數把根留在台灣，造成的人、貨轉機轉運的時效損失亦難以估計。長此以往對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的競爭優勢亦將日益喪失。而外商則有其經營
成本及效率的考量，這也是愈來愈多企業選擇香港、新加坡甚至上海成立其亞太總部的原因。
不能三通，每年既然耗蝕台灣龐大的經濟利益，楚瑜認為三通問題應在國家尊嚴、國防安全與國家長遠經濟利益三者之中取得平衡，而予以深入檢討。
傾聽人民的聲音
綜合以上的報告，楚瑜認為，做為跨世紀的政治人物，當民意有愈高的期待時，就愈應該真誠的回應。面對未來黨意與民意可能的分歧，我常思索為何民眾對宋楚瑜有這麼多的期待？有人說：「民意支持的不是宋楚瑜這個人，而是支持像宋楚瑜這樣為民打拚、認真做事、有情、有義，又能帶領台灣民眾邁向二十一世紀的政治人物。」
楚瑜認為未來的廿一世紀，政治人物也許有政黨界線，但民意卻沒有政黨界線，這樣的時代就是超黨派全民政府的時代。也就是政權屬於全民，而不是侷限在一個政黨、或一個政黨的部份人物手中。未來的超黨派政府應該是：
——民眾放當中，政黨放兩邊
——正義放當中，特權放兩邊
——臺灣放當中，統獨放兩邊
——人才放當中，省籍放兩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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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的要義就是狂狷進取,溫和穩當是低能
決心的意含就是大步向前,謹慎仔細是膽怯
負責的內容就是承盡艱難,計算區別是推諉
犧牲的精神就是無畏橫逆,保身退讓是自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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