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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有附圖說
從樂生療養院、看傳染病隔離的歷史空間 /范燕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副教授)
一，前言：疾病空間的知識/權力
近代公共衛生（public health）是因應近代社會、國家的發展而出現的，特別是伴隨
傳染病流行的衝擊而產生。而傳染病控制的基本方式之一，是透過對於帶病菌者的發現（
檢 疫）、隔離、治療，相對保護其他公眾者的健康。換言之，隔離空間的設置，成為必
要的措施。由於公共衛生、防疫，牽涉公眾的健康事務，它賦予國家公權力介入 個人生
活與空間，然而、公權力介入的合理與正當性如何？是否超越公權力介入的合理限度、而
侵犯到個人基本人權？這是現代社會極為關切的問題。
癩病（俗稱麻瘋）是人類很古老的疾病之一，由於癩病發病的晚期，患者的外貌產生
極大的改變，使其成為最為人恐懼、也最被污名化的疾病。就台灣近代防疫 史觀之，
1895年日本治台之後引進公共衛生措施，近代式的傳染病控制也隨之出現。1930年創立的
「樂生療養院」作為慢性傳染病、癩病防治的專門機構， 相較於日治前期殖民政府所處
理的急性傳染病，樂生院隔離空間設計，有極為特殊之處，也成為反思疫病空間的重要議
題。
台灣在去年(2003)SARS流行期間、發生疫病隔離的新衝擊之後，理解近代史上、癩病
這種特殊的疫病隔離空間，也就有其嶄新的時代意義。本文在討 論「樂生院」疫病隔離
的空間特徵以及其歷史變動，並思索這樣的疫病歷史空間、能提供台灣社會何種省思。
二，傳染病與空間的權力－殖民地疫病轉型與文明的象徵
傅科（M. Foucault）在《瘋癲與文明》的開場，談論著西方中古時期痲瘋病的故事。也
就是西方中世紀時代，整個基督教世界、痲瘋病院曾經多達一萬九千間，至十 五世紀，
多數痲瘋病院卻已空無一人。然而，就在痲瘋病從西方世界消失之際，乘載著精神錯亂者
的「愚人船」隨之登場。傅科描述從「隔離痲瘋」轉向「放逐精神 病患」的歷史現象，
主要為指出：痲瘋病雖然消退了，但西方人附加在痲瘋病的價值觀與意象，即排斥或恐懼
痲瘋，附加其可怕的負面形象，仍然深固的持續著；而 且這種社會心理更轉向排斥精神
病患、貧苦流民、罪犯等。傅科實深刻的指出：人類排斥弱勢以及邊緣者的心理結構，有
著驚人的固執與延續性。
誠如傅科揭發的、人類排斥疾病有其延續性的心理結構，樂生院之作為痲瘋病隔離的機構
，存在值得深究的社會心理。同時，這種對於傳染病的恐懼與排斥的心理， 某種程度也
反映在隔離空間的設計，樂生院之成為痲瘋病終生隔離的空間，也不外反映人類對於痲瘋
莫名的恐懼。
1895年日本治台之際、已仿效歐洲國家，確立以西洋醫學作為國家醫學的主體，特別
是採取德國醫學體制，並且在防治急性傳染病的過程，建立公共衛生制 度。日人治台之
初，又遭遇風土疫病流行的衝擊，為減少日人生命與健康的耗損，以及鞏固殖民統治，不
僅加強近代衛生設施，也重視傳染病防治。而日文稱為「避 病院」的傳染病隔離所，在
1896年鼠疫防治之時、首度設置。
近代國家對於傳染病的控制，以影響迅速而廣泛的急性傳染病如鼠疫、霍亂等為優先
。日本治台之後，對於傳染病的防治、也不例外。1920年代以後，總督 府著手如結核病
、癩病等慢性傳染病的防治，樂生療養院在1930年正式設立，也是屬於殖民地公共衛生的
發展脈絡。
不過，樂生療養院的出現，也非僅是從急性、到慢性傳染病控制的必然結果。相關的
背景因素包括：在台灣的日本醫學者提出，在台日人處於被台人癩病感染的 高度威脅，
以此警示殖民政府；以及教會醫院、特別戴仁壽醫師對癩病診療、照顧的積極作為。加上
，日本「癩病防治之父」光田健輔建言：外國傳教士對於癩病醫 療有影響人心的作用，
希望台灣總督府能重視此事，並且取代之。
總之，1930年「樂生療養院」之設置，是多重因素造成的。除了殖民地公共衛生、防
疫重點轉型之外，主是日人在台定居人口增加，恐懼殖民地慢性傳染病 的威脅；以及殖
民政府深恐教會醫院對癩患診療的影響太大，而欲取而代之，以展示推展文明醫療的作為
。即在這些殖民地政治與社會心理的影響之下，終於出現這 座大規模的隔離醫院。
三，樂生院的空間設計與終生隔離的概念－疾病認知的侷限與過度恐懼
1927年，台灣總督府以三年為期，開始在新莊興建「樂生療養院」，也正式開啟台灣
的癩病防治。日本早在1907年公布有關癩病預防的法規，確立癩病 為傳染病而有必要隔
離，在全國各地設立五個癩療養所，初步以收留流浪癩患者為主。因此，台灣不僅延用日
本相同法規，而且對於療養所的建築設計，也參考日本 熊本九州療養所（現今稱「惠楓
園」）與東京府的全生病院（現今稱「全生園」）。
當時日本癩療養所的特點，主要是依據傳染病的細菌學概念，區別為「有菌」、「無
菌」兩大部分，以及建設生活機能完整的設施，也是近代日本對癩病採取傳 染病隔離的
明確表現。1930年完工的「樂生院」，也具有這些特點。該院於同年12月開辦，正式收容
患者，最初僅有日、台籍五人入院。至第二年年底 （1931）收容人數達百餘人，已達到
其預定收容的100人。如果以當時官方調查的全臺癩患人數，歷次癩患者調查，皆在六百
人以上，相較於樂生院規劃百人 的收容量，顯示官方初步措施以收留流浪癩患為主。
就這初期療養所的建築空間，如圖一：從正門進入院區，除正門左側有守衛室之後
，全院主體建築呈王字形，王字形第一進「行政廳舍」，開放對外的；從王字形 「中央
走道」進入第二進之後，右側是「治療室」，左側是藥局、醫藥室、試驗室；其中，較為
特別是從中央通道有一向左叉出的通道，直接通向「藥局」。這樣設 計的關鍵在第二進
「中央」的「更衣室」，也就是管制從第二進到第三進的「有病菌區」必須「消毒」、「
更衣」，因此為進入「藥局」又避免「更衣」的不便與費 時，即是走左側叉出的走道。
接著，從中央穿堂連通第三進，即為重病室，左側可通達禮拜堂、預診室，右側通達「停
屍間」。
圖一：1931年樂生院地圖
這樣的空間分配，清楚顯示「有菌」、「無菌」的空間區隔，即以第二進「更衣室」
為管制點，在此之前的「行政廳舍」是無菌區域。此外，位於遠離院區主體建築的左側，
即看護婦（護士）宿舍和官舍也是「無菌區」。
除此之外，凡患者活動的空間都是「有菌區」，包括從第二進中央「更衣室」為起點
，第二進左、右兩側醫療空間，連接第三進的中央通道，以及第三進左右兩 側。同時，
輕症者住宅位於「重病室」左上方以及左外側，共計四間「患者住宅」，藉山坡較高的地
勢，與「重病室」作區隔；另外，在「重病室」右上方、是提供 患者日常生活需要的「
浴場」、「炊事場」（廚房）、「機關室」（蒸氣消毒室）。
而這些患者生活的空間又有監視、禁制的設施，嚴格的管制。如院區外圍周邊的「鐵
絲網」，以及設置兩個「消毒槽」，一個如前述的、在「王字形」建築中央 的「更衣室
」，另一在左側、「預診室」前面，設「守衛」監視之。而就在左側「守衛室」之外，特
別開設一「患者通用門」，並另設一條左側小徑為「患者道 路」，直接通到縱貫道路，
顯示患者進、出院區都由此特定路線。此外，處理違紀患者的「監禁室」，設在「王字形
」建築斜右外側、一單獨空間。
上述的空間設計，無論是「有菌」、「無菌」的分類與空間區隔，或採取戒備森嚴的
空間管制，顯示對於癩病戒慎恐懼的心理。然而，從近代醫學、細菌學的角 度觀之，當
時日本醫學以及公共衛生學界對癩病持如此戒慎的心理，並非合理之事。
近代所謂癩病（leprosy），是1873年挪威醫師韓生（Dr. G. A. Hansen）因發現癩
病原菌（bacullius）證實為傳染病者，並認為強制隔離是最佳的防治措施。然而，
Hanson發現癩病原菌之後，在動物試驗 及純培養試驗又呈陰性反應，並不符合近代科學
醫學的細菌學原理。其中所顯示的意義，乃是當時部分醫學者所主張的、也是爾後醫學研
究證實的，癩病雖為慢性傳 染病、但也是最不容易傳染的一種。因此，對於癩病施行如
此嚴密的分類、隔離，不僅是醫學界對癩病認知有限所致，也是因傳統上對於癩病的附加
想像，而造成過 度戒備和恐懼的結果。
此外，樂生院的空間狀況有些在圖一並無法顯現出來的，是以照片影像刊載出來的。
這些影像不僅呈現癩病患者的日常生活空間，從學習、勞動、娛樂以及宗教 等各方面，
說明患者以院為「家」的良好生活；以及新式而進步的醫療設施，宏偉美麗的廳舍建築。
整體上，營造出樂生院頗為吸引人的近代醫療，以及文明進步的 生活情境。這些文明醫
療與生活情境，實際存在或經由某種想像而傳達，似乎有宣傳效用。
四，樂生院空間變動與帝國政治/權力的擴張－台灣社會的參與建構
基本上，日治時期台灣癩病防治是日本帝國公共衛生的一環，除特殊的殖民因素之外，主
要受日本本國公共衛生政策的影響。當1930年代初日本癩防治法修正， 而殖民政策也強
調「內地延長主義」，台灣的癩防治法終究也隨之修改。其中，有關公共衛生的連動發展
，是加強癩病的強制隔離措施；而反映在樂生院的空間，乃 是院區空間的變動與擴充。
這也顯示國家公權力對於人民生活介入的增強。
從樂生院歷年院區地圖觀之，1934年（昭和9年）之後、院區空間開始有比較大的變
動。背景因素是1934年台灣總督府公布「癩預防法」，延用日本在 1931年制定的癩防治
法規，重視強制隔離措施。因此，樂生院收容患者人數快速增加，院區也隨之擴充。1935
年，樂生院收容定額增至227人，1938 年收容定額為587人，然至年底實際收容已增至628
人；至1939年收容定額達最高額之700人，至日本治台結束為止。
1931年日本「癩預防法」修正，主要是著重充實防癩經費、從業管制、加強檢疫與報
告病例、管控私人相關機構等，這些皆有助於增加國立療養所收容癩患 者人數。而在殖
民地台灣，也有類似的狀況，也就是強化警察取締癩患者的權力，及因充實經費而能取代
、或減少教會療養所的影響。
同時，台灣總督府為落實新法執行的效力，成立社會事業組織，籌募相關經費與取締
方案，樂生院空間因此大幅改變。1933年6月總督府在尚未修正癩預防 法之前，先成立「
台灣癩預防協會」，以協助防癩宣導以及促進相關預防設施為目的。該會成立之後，首要
措施是推動模仿日本設置小型療養所「十坪住宅運動」， 在減輕官方經費負擔之下，有
效擴充樂生院療養空間。
至於落實警察取締癩患一事，除總督府警察部門調查癩患的次數增加之外，台灣癩預
防協會也推動，由樂生院醫療人員組織的調查小組，選取各地特定村落、一 般是癩患者
分布較多的地區，如澎湖廳、台北州、高雄州、台南州等執行細密的調查，一方面也在檢
驗警察部門癩調查的可靠程度，並因此證實其有所落差，而新發 現不少病歷例。
據此，樂生院的空間變動，可以1937年、以及1939年兩張地圖分析之。就患者收容
觀之，1937年年底患者數是433人；而1940年年底是635 人，幾乎達院區最高容量。首先
，就圖二、圖三：1937年樂生院地圖，整個院區的擴大最顯著的，就是經由十坪住宅運動
新建的，包括在圖的右上方的「光山 舍」、「漁翁舍」、「雙愛舍」，以及左上方的「
婦慈舍」、「喜一舍」、「東高雄寮」，共計六棟。此外，在原來「患者住宅」正上方以
及左上方、增建三合院式 的「患者住宅」，共計九棟。院方建築這種三合院式，顯示考
量台人居住習慣、或可說是長期療養生活的做法。
圖二：1937年樂生院地圖
從1937年的地圖，還可見幾項新增設施，也是「台灣癩預防協會」推動的。包括：
正門入口的左側通道上設置「保育所」和「面會人免費住宿所」，「保育 所」也稱「新
生寮」，是提供收容未感染兒童之用；以及圖右側的「特殊患者住宅」，也稱為「昭和寮
」，提供經濟富裕的患者獨居之用。另新出現的專屬空間有： 「賣店」、「木工部」、
「恩賜紀念運動場」。以及在圖頂端的、日本國家神道信仰「神社」，而從院區正中間出
現一條「中央路」、直通「神社」，也顯示如此政 治空間的重要性。此外，另有一重要
衛生設施是左上角的飲水設施。
圖三：1937年樂生院地圖 2
其次，就圖四、圖五：1940年樂生院地圖，由於此時樂生院已達最高收容量，成為
戰後樂生院空間的基礎。此時空間顯著的變動在於：原來的護士與職員宿舍 從偏離院區
的左上方，轉移到最右下方，而且宿舍、佔地空間也大為增加；而讓出來的宿舍空間轉為
患者住宅，總計新增十四棟住宅。以及左下方有一大片患者耕作 的田地。
整體觀之，在樂生院隔離空間的擴張過程，除為因應患者人數增加而擴建患者住宅之
外，充實患者療養生活的空間也隨之增加。這些設施不乏因應台人生活習慣者，當然也具
有強化對日本帝國忠誠的政
圖四：1940年地圖
治設施。此外，從當時樂生院大風子油治療成果報告，顯示樂生院也是兼重實驗治療研究
的。
無論如何，1934年以至日治結束，樂生院作為癩病強制隔離的機構，透過衛生警察
或醫療人員普遍調查、檢疫、監禁癩患的過程，終究造成社會恐懼氣氛，加 深對痲瘋的
歧見。當時日本帝國仿效北歐（挪威）的做法，對結婚患者施行節育處理，也是假「公共
衛生」之名，即藉著維護公眾社會健康的名義，枉顧癩患人權的 做法。
當時日本對於癩病採取極端的公衛措施，一方面是近代醫學在癩病醫療的侷限，另一
方面日本將根絕癩病、視為作為文明國家的必要條件，因此衛生官員重視宣傳癩病毒的危
險性，以及對癩患施行絕對隔離、禁絕生育。當時、殖民地台灣防癩措施既以日本本國為
依據，似乎
圖五：1940年地圖2
較難違抗日本醫學界的主流看法。也因此，樂生院終究成為強制隔離以及終生監禁的機構
。
五，反映戰後政治變局與社會偏見的空間：被社會隔離的新院區
1945年日本殖民時代結束，台灣歷經政權轉移。國際癩病防治也轉向新的里程碑。1940年
代中期抗癩特效藥、磺化藥物普羅敏(Promin)及戴普松 Dapsone（DDS）的使用，有效抑
制癩桿菌。以及1960年研發能完全治癒癩病的Rifampicin與Clofazimine。因此，國際間
倡議 新的癩病防治措施，鼓勵採取尊重人權的開放處理，及門診治療方式。
在戰後癩病醫療的新時代，台灣對於癩病處理也轉向新措施，即1954年起、於全台各
地陸續設立皮膚科門診、所，非開放性癩患者轉由各地門診管理。然而，新莊樂生院癩患
的處遇仍面臨許多難題。
首先，在戰前被強制隔離於樂生院的患者，雖然試圖返回家鄉，然不少人終究因「痲瘋」
的污名，社會關係的疏離，而被迫再度返回樂生院。換言之，儘管抗癩的藥 物進步了，
但社會大眾對於痲瘋的歧見並未消除，他們僅能退回到原來與社會隔絕的世界。繼之，戰
後初期另一波新移民進入台灣，當時撤退來台的軍民之中，發現 不少癩病患者，樂生院
仍是主要收容機構，收容人數最多達一千餘人。就此，樂生院成為新、舊癩患者共同的家
園。
基於戰後台灣新的政治、社會脈絡，樂生院空間又有變動。首先，戰後防癩措施轉變
最重要的象徵，是1954年樂生院方撤除院區四周鐵絲網。繼之，因應從 軍方送來的癩患
者，開始增建新病棟，是就原有院區病棟的外圍加以增建。即在1950年代軍醫署、退輔會
先後撥款新建軍患病舍，包括：經生、惠生、靜生等。 以及1966年又完成啟用新建盲人
病房。1975年，增建新生甲、乙、丙等病舍。這些軍患、榮患病舍大抵是分布在院區左、
右兩側外圍，或偏左上角的邊區， 反映作為院區新族群的空間特徵。
在戰後樂生院的新建築之中，最有特色與意義者莫過於基督教、佛教、天主教三種宗
教建築，這是緣於三種宗教對於院區病友，發揮無比愛心與長期照護。其 中，基督教孫
理蓮牧師娘的芥菜種會是最早進入救助病友者，也首先在院區設置教堂，聖望教會禮拜堂
（1952年完工），發揮長期救助病友的最大力量。
在聖望教會禮拜堂建成之後，院內佛教徒大為所動，決定動手新建佛堂，由院友金義
楨統籌其事，選定當時院區低漥陰濕的空地填土，病友們一磚一瓦將搭蓋佛 堂「棲蓮精
舍」，於1954年5月落成。繼之，輔仁大學古神父籌備創建天主教堂，於1971年4月完工。
另一由病友同心協力完成的建築、是消費合作社與理 髮廳，於1960年完工，樂生院提供
建材、病友自行建造，牆上木板刻字與房頂「樂生」二字皆是病友製作。
戰後，樂生院雖然逐漸脫離作為公共衛生上、癩病隔離療養的定位，然而從社會文化的角
度，它依然被隔離於台灣主體社會之外，即在此意義上、樂生院仍是被社會 隔離的院區
。然而，就在這被社會隔離的空間之內，樂生院病友在宗教團體的支持與精神安慰之下，
發揮殘而不廢的精神、自力更生，默默的貢獻台灣社會，使這個 院區迴盪著許多他們打
造家園、貢獻社會的故事。
六，結語：樂生院與日本人權森林的構想
關於人類疾病史，不少學者指出：疾病雖是一種生物現象，然而人類對於疾病的理解、卻
無法自外於其社會文化脈絡，疾病既是生物現象、也是社會現象。生物性的 疾病固然可
怕，但人類因社會文化的偏執和恐慌，所造成的疾病迫害，可能比病菌更為嚴重。
人類最古老的疾病之一的癩病，就是這樣受到人類各種偏執所扭曲的一種疾病，無論
傳統社會視痲瘋為一種「天刑病」或遺傳病，並如傅科所言、採取絕對隔離 的方式、將
其排除於社會之外；或者當近代國家的公共衛生發展之後，以維護公眾健康的的正當性，
合理化對癩病患者強制隔離措施；或甚至在戰後，抗癩藥物進 展、患者已呈無菌狀態，
但社會歧見仍附加其上，癩患者仍處於社會邊緣。樂生療養院、這樣深刻的銘刻著對癩病
偏執的歷史空間，它實提供給台灣社會許多重要的 省思。
樂生院作為台灣公衛百年的縮影，是現存「唯一」能見證台灣近代防疫史的史蹟，也是反
省疾病人權的最佳空間。在後SARS時代的台灣社會，歷經新興疫病的衝 擊之後，更有必
要留存樂生院，如同日本保留癩療養所作為「人權森林」的省思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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