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 ahbug7122:哈代的說法很有意思! 12/22 20:05
推 killerjacky:有意思在哪? 可以說說嘛? 12/24 22:50
［轉貼自：中國社會科學報 2009-12-10 文章錄入：te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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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840年，美國傳教士就在其主辦的《中國叢報》上刊載譯自法國漢學家雷慕沙所撰的
司馬遷父子傳記。自此以後，作為中國傳統史學和中國敘述學典範的《史記》，一直吸引
著美國的中國學學者。20世紀50年代以來，美國關於《史記》的研究著述蔚為可觀，已然
發展成美國漢學界的經典研究領域。有關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前美國的《史記》譯介與研
究概況，美國學者倪豪士(William H，Nienhauser，Jr)曾於l996年在《亞洲文化》
(Asian Culture)第1期上發表《西方百年〈史記〉研究》一文進行了系統總結。基於此，
本文以1996年以來美國漢學界的《史記》譯介與研究情況為中心，簡略介紹最近l0多年來
美國的《史記》研究動態。
《史記》的譯介
1930年代，美國學者卜德(Derk Bodde)先後出版了《中國的第一位統一者：從李斯的
一生研究秦朝》(1938)和《古代中國的政治家、愛國者及將軍：<史記>中三篇秦代(公元
前255—前206年)的傳記》(1940)，這兩部著作主要是將《史記》中與秦代相關的人物傳
記翻譯成英文後再加以論述。繼此之後，美國學者華茲生(Burton watson)在20世紀50年
代末60年代初選譯了《史記》中有關漢代人物本紀與列傳的66卷(其中全文翻譯57卷，節
譯9卷)。華茲生翻譯《史記》，旨在展現《史記》的文學性以及向普通英語讀者介紹《史
記》，故此他在翻譯時特別重視譯本的流暢性，盡可能避免注釋。這就使得其譯本行文流
暢、自然優美，具有現代英語散文特徵；但與此同時，他的譯本自然就難以讓主要將《史
記》作為史料來源的專家滿意。
由於在英語漢學界還沒有讓專家滿意的《史記》全譯本，尤其是《史記》中敘述春秋戰國
時期史實的30卷仍無英譯本，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倪豪士等在臺灣文建會的
資助下於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從事《史記》新譯。到目前為止，倪豪士領銜的《史記》英
譯項目小組先後出版了《史記‧漢以前的本紀》(1995)、《史記‧漢以前的列傳》(1995)
、《史記‧漢本紀》(2002)、《史記‧漢以前的世家(上)》(2006)、《史記‧漢代的列傳
(上)》(2008)等5卷。按照計劃，工作完成時，整部《史記》的英譯本將達到9卷。由倪豪
士領銜的《史記》英譯，其目的是譯出一種忠實的、具有詳細注解的、盡可能可讀的。前
後連貫的《史記》全譯本。基於此，他們的譯本保留了《史記》原文本紀、世家、列傳等
的排列順序。譯本結構為：對中外專家的致謝、序言、使用說明、紀年說明、度量衡對照
表、縮寫表、譯文：在譯文下，附有詳盡的歧義考證、地點考證、相關章節成書說明、互
文考證說明、文化背景知識注釋及資料依據和詞匯對照表等：在每章譯文後面，附有譯者
在翻譯過程中遇到的問題的相關評注和說明，該卷已有的西文和日文譯本書目、關於該卷
的中外研究成果等；每整卷譯本的後面附有全書的參考文獻目錄，包括中外文的《史記》
版本研究、參考文獻、譯本、歷代注疏、關於《史記》及司馬遷的研究、《史記》及《漢
書》的比較、其他中文、日文和西文著作等。還包括漢語拼音、漢字及官職英文譯文的索
引、春秋戰國圖、秦帝國圖等。正因為如此，著名漢學家葛朗特‧哈代(Grant Hardy)如
是評價：“倪的譯著將更為值得仔細反復閱讀……他的翻譯將是一個世紀以來或更長時間
裡最終的英譯本。”
《史記》文本的真實性
《史記》文本的真實性，尤其是《史記》與《漢書》之間的關係，是西方漢學界一直
以來爭論不休的問題。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有關《史記》文本的真實性仍是美國
漢學界的焦點問題。
韓大偉(David B.Honev)於1999年在《中國文學》上發表《〈漢書〉、原稿證據以及
〈史記>校勘：以匈奴列傳為例》一文，通過對《史記》與《漢書》中關於匈奴列傳的文
本分析、借助信息傳播理論中文本與版本間的差異區分，認為《漢書》中有關匈奴的敘述
比《史記》中的敘述保存得更為原始。
1999年，馬丁‧克恩(Martin Kern)在《美國東方學會學報》上發表〈關於《史記》
卷24樂書的真實性及意識形態的注釋〉的評論文章，他認為《史記‧樂書》這一卷並非出
自司馬遷之手，其日期是西漢晚期或東漢初期。2003年，克恩在《美國東方學會學報》上
再次發表〈司馬遷《史記》中的司馬相如傳與賦的問題〉一文，進一步闡述其對《史記》
文本真實性的懷疑。他基於對《史記》、《漢書》及《文選》中司馬相如賦不同版本的語
言學比較以及司馬相如傳本身所存在的疑點，如司馬遷明確將賦這種文學形式作為間接政
治警告和諷刺批評的一種嘗試，為什麼單單關注司馬相如的著作而忽視其他同時代作者和
著作等，認為收入到現在版本《史記》中的這一卷並不是出自漢武帝時期，而一定是更晚
時期或幾個世紀以後。總的說來，相互獨立的幾組證據不能不讓人懷疑司馬相如傳無論形
式還是內容都是一種異常文本。
倪豪士則在其領銜的譯著《史記‧漢本紀》序言中，對一小撮西方學者嘗試證明《史記》
有部分遺失，其遺失部分是複製於《漢書》”的觀點進行駁斥。通過對《史記》卷八漢高
祖本紀與《漢書》中相同部分的文本比較分析，他的結論為《史記》中的漢高祖本紀是比
《漢書》更早的文本。
《史記》的編撰
司馬遷編撰《史記》時其文稿寫在什麼上面？他如何貯備所用文獻？他使用了多少草
案？是否有助手幫助準備這項工作？對於此類問題，西方學術界偶爾提及，很少系統化研
究。近年來，此類問題開始受到學者的關注。倪豪士圍繞“《史記》是如何編撰的”這一
問題發表多篇論文。他曾於1991年在《早期中國》上發表了〈重新考察《史記》中的循吏
列傳〉一文，文章分析了為什麼酷吏列傳中所具有的年代順序、共同主題、重複的關鍵詞
、傳記主題間的相互對照等所有統一的敘述策略在循吏列傳中都沒有出現的原因，基於《
史記》文本本身及文化背景，他認為是司馬遷在漢代皇室檔案文獻中找到被分類為循吏的
文本材料，然後對其進行整理成循吏列傳。
2003年，他在《通報》上發表了〈《史記》文本問題的說明以及關於世家編撰的一些
思考〉。文章認為，《史記》部分是在司馬遷指導下由助手幫助編撰的，其中標簽在這項
工作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在考察《史記》文本時，發現被高本漢稱之為“有依賴
卷章”即《史記》關於前漢時期的卷章中存在與其文本沒有任何語法聯繫的句子片斷，僅
世家就找到十四個。對此，倪豪士給出的解釋是：司馬遷編撰《史記》時有眾多助手，他
的助手為漢代以前的部分卷章準備了文本草稿，這項工作可能在司馬遷做太史令的頭幾年
期間就開始進行：為文獻資料和抄寫草稿貼上以日期、個人姓名以及章節標題為主題的標
簽，不僅是司馬遷編撰技術的一部分，“更有可能是，放在頂端的第一片竹簡是已寫好的
標簽，表示的是與記錄中的標題、日期及人物相關的事件。這些文件被貯存起來，直到被
收入進整卷，作為最終組成部分。當成捆竹條從文件夾中取出來，很可能由不同史官或司
馬遷自己負責最終抄寫。這就使得作為標簽的目期、人名或章節標題這些字符很容易被抄
寫進正文中。這就可以為我們上面所看到的一種語法問題提供一種解釋，也可解釋為什麼
所有句子斷片都出現在有依賴性的卷章中”。
2007年，倪豪士發表在《美國東方學會學報》上的〈缺乏掌聲：關於晉世家與司馬遷的春
秋之說明〉一文，除了探究司馬遷如何解讀“春秋”一詞的意思以及他是如何為了其目的
改編《春秋》中的史料之外，著重從《史記‧晉世家》中提供例證推測編撰《史記》過程
中如何使用《春秋》，以說明《史記》是如何編撰的。他認為，“儘管司馬遷在嘗試重建
某些事件時主要依賴於《左傳》，但他經常參考其他傳統注釋，在重建事件中有一部分涉
及對兩種甚或更多關於《春秋》傳統注釋的異文合併：這種重建通常涉及縮寫史料文本：
有時候似乎並沒有仔細地縮寫，以致《史記》中有些段落的意思模糊晦澀，這顯示有輔助
或抄寫員之手涉人這一過程”。
編撰《史記》的動機
長期以來，美國《史記》研究界傾向於從兩個視角來解讀司馬遷編撰《史記》的目的
：(1)強調司馬遷認真而仔細地收集權衡可資利用的史料，以試圖客觀描述歷史人物的肖
像：(2)強調激發司馬遷決定完成他父親開啟的史著工作的個人動機，即為了維護自己的
榮譽、為父報仇，並為其拒絕採用“可敬的”自殺尋找合理性。20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
美國漢學界有學者就司馬遷編撰《史記》的動機提出了新的解讀。
1999年，戴梅可(Michael Nylan)在《早期中國》上發表了題為〈司馬遷：一個真正
的歷史學家嗎？〉的專論。在這篇長文中，他基於大眾對祭祀、孝、著述和占卜所具有的
神秘力量的信念，翔實地闡述了司馬遷完成《史記》編撰是為了最終實現宗教目的。他將
這種宗教目的稱為“《史記》的宗教推動力”。認為其具有四個維度：第一，渴望通過旨
在保證家族的名譽能被稱頌千古的行動表達最高形式的孝心：第二，虔誠的希望在天人之
間找到恰當的分界線，作為預言文學變化的垘本：第三，不辭辛苦地重申神聖的起源、命
中註定的偉大以及中國文化不朽的秩序狀態：第四，通過讓作為著者的司馬父子虔誠沉浸
于不朽中國文明之中以尋找到一種能夠實現不朽的聲名，這樣或許可以將司馬從普通之人
“最終註定要死亡”的命運中拯救出來。
1999年，哈代出版專著《青銅與竹簡的世界：司馬遷對歷史的征服》。在該書中，哈
代認為，司馬遷編撰《史記》的主要目標是確認道義原則，並校正過去不道義之處；為此
，司馬遷拒絕了依年代陳述這一傳統模式，創立了一種全新的由本紀、表、書、世家和列
傳五部分組成的歷史編撰結構模式，因為司馬遷敏銳地意識到歷史記錄並不總能證明道德
與人的成功之間存在自然相關性：這種新的斷片式體例允許司馬遷通過濃縮精簡或置換年
代、在一定背景中突出強調某些事實、並列重要事件、觀點多樣化、暗示因果關係、反覆
敘述單一事件等方式將原始性歷史資料製作成連貫的富有深遠意義的敘述。這樣，司馬遷
就將歷史的準確性和道德性這兩大目標完美地彙聚在一起，最大限度地發揮了《史記》作
為道德解釋性工具的作用。
2008年，康達維(David R.Knechtges)在《中國文學》上發表〈關鍵詞，著者的意圖
及解釋：司馬遷的報任安書〉一文，應用新批評主義的方法梳理司馬遷寫作報任少卿書的
意圖，認為司馬遷有意將其信件作為向子孫後裔交待與其有密切關係事件的遺囑：為李陵
辯護、所遭受刑罰及其著述《史記》之目的；與此同時，他認為司馬遷在討論這些問題時
，主要關注的是恥辱、死節及孝這三個主題，這三個“關鍵詞”亦是司馬遷撰述《史記》
之主要動機。
倪豪士在總結了西方一個世紀的《史記》研究概況後認為，西方的《史記》研究還存
在三個亟待解決的問題：一是徹底研究《史記》與《漢書》之間的關係；二是更為廣泛地
考察《史記》文本和其他眾多版本的歷史；三是完整的英譯本。過去十多年裡，美國漢學
界關於《史記》的研究正是朝著這三個方向邁進，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這些目標尚未最
終實現。未來美國漢學界仍將圍繞這些方面展開研究。並嘗試開拓新的研究領域和研究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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