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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9 Oct 1997 07:05:55 G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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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NEWS/INFO) National Sun Yat-San University, Taiwan, R.O.C.
醫學史與醫學教育
倫敦大學醫學史博士生 李尚仁
＃什麼是醫學的歷史？我們不是只要知道醫學新知就好了，為何要關心醫學的過去？
這門學問有什麼用處？有何意義與價值？
在我決定到英國攻讀醫學史之後，常碰到台灣朋友好奇地問我：「醫學史？醫學的歷
史哦，這是什麼？」「你怎麼會想要唸這種東西？」朋友們常對此感到不解，一方面
他們是好意擔心我，怎會有這種奇想去唸這沒聽過的東西，怕我找不到出路。另一方
面，則是對醫學史十分的陌生。這種陌生與不解的背後，是一系列的疑問：什麼是醫
學的歷史？我們不是只要知道醫學新知就好了，為何要關心醫學的過去？這門學問有
什麼用處？有何意義與價值？它是否只是少數歷史學家的領域還是醫學通識教育的一
部份？醫生或醫學院的學生需要懂一點醫學史嗎？這對他們有什麼用處？
今天若要在台灣提倡醫學史的教育與研究，就勢必要回應這些問題。一個歷史學家當
然可以回答說：醫學就和政治、軍事、經濟活動一般，對人的生活有深遠的影響，醫
學在歷史上一直是與眾人息息相關的一樣重要活動。既然我們讀了那麼多關於政治事
件、軍事戰役的歷史，醫學在我們的歷史教育中不也該有它的一席之地。透過歷史，
我們可以更了解現在；透過醫學史，我們也可以對人類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
然而，作為一個醫學院出身的歷史工作者，對於醫學史與醫學教育的關係，我覺得有
許多地方需要更深入的思考。要告訴其他領域的歷史學者醫學史有什麼重要，並不太
難；但要告訴醫學工作者，醫學史對他們有什麼意義，卻不是那麼簡單。即使我有自
己的答案，我仍覺得有必要進一步思考這個問題。
來到英國之後，我很想聽聽現在一流的醫學史學者，對這問題有什麼深刻的洞見。然
而，我很快發現，老師在課堂上並不太去討論這問題。我也旁聽了一些大學部課程，
但即使面對多數是醫科學生的聽眾，老師們也都是直接進入課程內容，不會大費周章
地向學生說明醫學史對他們有何意義。我隨即一想，這也沒什麼好奇怪的。在英國，
醫學史已經是一門非常發達、根基穩固的學科，自然沒必要向聽眾們解釋這門學問有
何價值與意義，選修這門課的學生自己對此應該就有所認識了。就好像一個外科教授
不需要大費周章地向學生說明外科有何價值與重要性一般。如果史學家討論到醫學史
現在的位置，通常是把它當作一門獨立的歷史學科來談，不大會去談它和目前醫學的
關係。
於是，我想或許早期的醫學史學者，在這門學問剛草創為一門專業、獨立的學科之時
，或許會對醫學史與醫學教育的關係會有所討論。我稍一查索，果然就有所獲。馬上
找到兩位重要學者討論這個課題的專文，它們分別是奧塞‧田京(Owsei
Temkin)的「論醫學史對醫學的用處」(An Essay on the Usefulness of Medical
History for Medicine) (1946)（註1）與喬治‧羅森(George
Rosen)的「歷史在醫學教育中的位置」(The Place of History in Medical
Education)
(1948)（註2）。身為歷史學者，他們對這個問題討論也是透過歷史的角度來談，換言
之，透過回顧醫學史的歷史來討論這議題。讀過這兩篇文章之後，我又在《美國醫師
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American Physician, Ronald, L. Numbers. e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中找到了Genevive
Miller所寫的「醫學史」一文。這幾篇文章構成了一幅較完整的圖象，使我能夠更完
整地、歷史性地思考醫學史與醫學教育的關係；而他們的論點，對於醫學史的研究與
教學尚有待發展的台灣而言，仍有不少啟發性的洞見，具有參考的價值。以下便是對
他們的論點的綜合摘述與討論。
一、十九世紀前：醫學史是醫學知識的一部份
田京說：「醫師研讀醫學史，這已有兩千年的歷史」(p.36)。這說法有誇張之嫌，但
其中卻有些道理。直到現代醫學於十九世紀崛起之前，研讀典籍是正統醫學教育的重
要部份。例如在十八世紀，相對於仰賴「手藝」的外科醫師(surgeons)與藥師(apothec
aries)，正統醫學(orthodox
medicine)的醫師(physicians)是以其博覽群籍為豪的。他們要有大學學位，能操流利
的拉丁文，通嫻自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蓋倫(Galen)以降的醫學典籍。他們在
對貴族與士紳階級的病人解釋病情、下診斷與治療時，必須引經據典。因為上流階級
的病人也同樣受過古典教育（閱讀古希臘、羅馬典籍），這是他們的共同語言。只有
熟悉經典的醫生，才能贏得這些病人的信任。因此，對「過去的」、「古代的」醫學
的知識，也就是醫學知識的重要部份，兩者是不可分的。
直到十八、十九世紀交接時期，在法國巴黎興起的新醫學，將醫學的基礎建立在理學
檢查(Physical
examination)、臨床診斷與病理解剖的基礎上，使得醫學開始初見現代醫學的形貌，
「典籍」的重要性才逐漸地減低（註3）。然而，即使如此，巴黎醫學的重要人物仍常
在著作中引徵典籍，甚至強調學生仍應要讀希波克拉底的著作。
二、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醫學史作為醫師的文化教養
在十九世紀，以實驗室為據點的實驗科學如實驗生理學、細菌學等陸續興起，並且在
醫學領域取得重要地位；相對於十八世紀重視醫學典籍的「新古典醫學」，或十九世
紀初以臨床醫學獨領風騷的「醫院醫學」(Hospital
Medicine)，實驗室醫學(Laboratory
Medicine)的時代來臨了（註4）。在強調用實驗方法追求科學知識的實證精神之下，
逐漸地，許多醫學工作者與醫學生，不再認為歷史典籍與醫學史和現在的醫學知識有
直接關係(Rosen, p.10-11)。
在這段時間，醫學史變成是醫師的一種人文教養。例如美國的Penn Medical
University（此學校現在已不存在了），在它1854年的課程表上說：「一個對自己職
業的歷史一無所知的醫師，會被他社區中有學問的人所看不起」，就好像「一個對自
己國家的歷史無知的政治人物，會得到人們的尊重嗎？」這段時間的醫師，不只強調
自己的醫學知識，而且還強調自己是有教養、有文化的人。醫師用醫學史知識來展示
自己的文化修養。在十九世紀，我們經常可以聽到這類的論點。例如法國醫學史學者Em
ile
Littre於1829年說：「如果醫學不想淪為只是一種工匠技藝，就得重視它自己的歷史
以及它由過去所繼承的里程碑」(Rosen, p.16)。另一位醫學史學者Theodor
Puschmann於1889年，在德國科學家與醫師的集會中，發表他著名的演說，提倡醫學史
的重要。他指出：一個醫師不需要懂歷史就可以治療病人的傷口，但做為一種學術工
作，醫師的興趣應該超越單純的功利主義。Puschmann要求普設醫學史教席的呼聲並沒
有立即得到政府的回應，然而在他過世後，他的遺孀在1901年將他的遺產捐贈給萊比
錫大學，促成了歐洲第一個重要的專業醫學史學術研究機構「萊比錫醫學史研究所」
的誕生。
這時，醫學史可提昇醫師的文化地位，這門知識使醫學成為一般文化的一部份，從而
提昇醫學的聲望(Rosen, p.25)。到了1924年，美國醫師Lewis S.
Pilcher仍舊強調：「如果醫師的知識只侷限於他每天所使用的工具，那他是無法達成
他對自己、對病人、對其職業及其社區所負有的責任。他不只必須是個有技藝的人，
也必須是個有文化的人」(Rosen, p.26)。
這段期間不少著名的醫學研究者與醫師，嗜好涉獵醫學史，並以此自豪。例如著名的
德國實驗生理學家Du
Bois-Raymond在1872年便說，不論是研究有機體、政治組織、語言或科學理論，我們
都可以由其歷史發展來揭露其意義(Rosen p.17)。在美國，約翰‧霍浦金斯(John
Hopkins)醫院與醫學校的主要規劃者畢齡斯(John Shaw
Billings)，在約翰‧霍浦金斯大學於1876開辦時，便被任命為醫學史講師。畢齡斯認
為「講述不同時代的醫學體系與醫療哲學，還有導致發現與進步的方法，以及醫學領
導者的經歷與意見，對學生必然是有趣且有益的；這樣的課程既是文化的教養，也可
激發思考。」(Miller,
294-95)。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美國醫學界的一些領導人物，如約翰‧霍浦金
斯大學的奧斯勒(William Osler)與維區(William H.
Welch)，以及哈佛大學的庫興(Harvey
Cushing)對醫學史都有很高的興趣。後來歷史學者Erwin H.
Ackerknecht甚至稱他們三人是在二十世紀上半葉促成醫學史在美國興起的鐵三角(Mill
er, 299)。
以奧斯勒為例，他喜歡在講課時穿插歷史軼事，吸引學生的歷史興趣。課餘，他喜歡
邀請學生到他家中參觀他所收藏珍本醫學典籍。他有不少學生，日後也成為藏書家。
此時對美國醫學史發展貢獻最大的醫師，可能要算維區了。維區的功業包括推廣在德
國興起的實驗科學如生理學、細菌學，以及德國大學的教育方式，還促成約翰‧霍浦
金斯公共衛生學校的成立（註5）。他在1926年取得一筆經費，來成立一個醫學史教席
與一所圖書館。但他知道，這還不夠。1927年他在日記中寫道：「只有成立醫學史的
教席，就好像成立解剖學、生理學或病理學的教席，但卻沒有實驗室、助理與經費一
般」，「我要儘快成立一個真正的醫學史研究所，把它和教授職與圖書館結合在一起
」。他在訪問了萊比錫醫學史研究所之後，「知道了一個真正的醫學史研究所該是個
什麼樣子」。他經常前往歐洲蒐購圖書，萊比錫大學的醫學史學者如Karl
Sudhoff、Henry
Sigerist成了他諮詢的對象。終於約翰‧霍浦金斯醫學史研究所(John Hopkins
Institute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於1929年成立。在納粹崛起後，維區力邀不願留在德國的醫學史學者到美國
任教，而使約翰‧霍浦金斯大學成為世界一流的醫學史研究重鎮(Rosen p.31-33;
Temkin, p.20-21)。
三、醫學史提供醫師超越專科之外的視野與醫學史成為一門獨立學科
除了作為一種文化教養之外，自十九世紀，有不少醫學工作者還希望醫學史能幫助他
們對「醫學」有更全面的視野。因為知識發展日益分化，不祇不同學科的研究者，可
能對其他學科的發展非常陌生；甚至單就醫學這個領域，各種專科的興起，也往往使
醫師只專注於自己的專科的研究，而無暇顧及醫學的整體狀況。早在1832年，曾在海
德堡與蘇黎士任教的解剖學教授J.W.Arnold就強調醫學史應該是一般醫學教育的一部
份，他認為若不讀醫學史，「醫師會忘記各種醫學經驗的起源、發展和相互關係」，
醫學史教學是要讓醫師「對醫學的狀況、醫學各分枝之間的關係，以及醫學和其他學
科的關係，能有清楚的洞見」(Rosen
p.10)。在一次大戰之後，當時的德國百廢待興，然而卻有不少大學傳出爭取成立醫學
史課程的呼聲。原因是醫學日益分化，好像只是一群專科的集結罷了，因此不少醫學
教育者希望醫學史能提供一個綜合性的、整體的視野。
另一方面，在1920年代之後，像萊比錫醫學史研究所、約翰‧霍浦金斯醫學史研究所
這樣的學術陸續成立；醫學史逐漸變成一門獨立、專業的學術領域，要成為一個醫學
史學者，就必須要有嚴謹的史學訓練。因此，過去那種醫生兼業餘史學家的情況也就
顯著地減少。醫學史逐漸有了自己獨立的研究目標與興趣。研究者關心的問題是史學
關心的問題，而不見得是醫學關心的問題。醫學史對醫學有什麼用？對許多醫學史研
究者而言，是個次要的問題；重要的是史學的問題。
這種轉變固然意謂著醫學史的研究日益地發達、精深，成為一門獨立自足的學科。然
而，有些醫學史學者如田京與羅森則擔心這門學問會變得越來越高蹈空浮，成為一個
象牙塔(Rosen p.26; Temkin p.91-92)。
此時，一流醫學史學者對醫學史與醫學的關係的看法，和那些倡導醫學史教育的醫學
研究者，有許多契合之處。例如希格里斯(Sigerist)就認為醫學史可以成為自然科學
與人文科學的橋樑。Miller在她文章中則指出：二次大戰後，美國醫學史教育的目標
，不再只是培養有「文化教養」的醫師，而是要讓醫師能洞見醫學與社會的關係。羅
森在他文章結尾也認為：醫學不只是科學知識的應用，還牽涉到社會、經濟、政治與
意識型態的因素。羅森認為「相對於技術性的內容，歷史提供適切的角度，使我們更
能看清楚這門知識」。「醫學史可以平衡專業的分化效果，幫助醫療工作者為自己綜
合出一個對醫學的有機概念」。羅森最後還指出醫學也是一種社會活動，而隨著醫學
的演變，醫師今天所負有的社會責任也更加地廣泛了，醫學史所提供的視野，可以幫
助醫師負起其責任。田京在他文章的結尾也談到了醫師的道德責任，他甚至進一步指
出，「醫學史對醫學有什麼用處？」這是個實用的問題，但是道德問題不能完全用實
用的角度去思考。醫學是要促進人的健康，維護健康是個實用的問題。但我們也知道
，人們有時為了道德的理由，會決定犧牲自己的健康，甚至生命。醫學史能夠提供超
越純粹實用觀點的廣闊視野。
結語：雙面門神
田京把他的一本著作取名為《門神的雙面》(The Double Face of
Janus)，這是他在學生時代時，他的老師希格里斯所用的一個比喻，取西洋神話中門
神(Janus)有兩個臉，一個面對前方、一個面對後方的意象，來象徵醫學史一方面回顧
醫學的過去，另一方面還展望醫學的未來。田京也承認，越來越多的歷史學家，尤其
是非醫師出身的史學家，其著重的是往後看的那一面。但他仍認為這個雙面門神的意
象是適切，而重要的。
在二十世紀末的今天，醫學史對醫學、醫學教育有何意義？直接的應用是談不上了，
雖然我們不能排除醫學研究者從過去的歷史獲得靈感的可能性。醫學史當然還是可以
作為醫師人文教育、文化教養的一部份，就像藝術或文學一樣，可作為一種陶冶性情
的興趣。而今天醫學史學者所注意的，則是醫學與社會的關係以及醫學內容變遷的方
式與過程。我的指導教授Christopher
Lawlence（他是醫師出身的）在課堂上便強調，他希望學生反覆思考在不同時代，不
同的醫學知識與不同的社會形態之間的關係。
羅森與田京所談及醫學史與醫療工作者的社會責任、道德責任之關係，乍聽下像是高
調。但只要回頭想想，今天許多爭議性的醫學問題，例如基因治療與遺傳工程、器官
移植、人工胚胎技術、安樂死……乃至健保、醫療資源分配等等，那一件不涉及到複
雜的倫理與社會因素？有些醫學史學者會以他們的研究成果，來直接參與這些議題的
討論。例如希格里斯曾熱烈參與二次戰後美國醫界關於醫療保險的辯論，或是目前一
些醫學史學者對愛滋病歷史的研究等等。這是醫學史研究直接回應當前醫學問題的一
種方式。然而，即使醫學史談的不是當前的問題，歷史提供我們更廣的視野，讓我們
看到醫學與社會之間種種複雜細膩的關係，可以使我們在面對當前的問題時，可以看
到更多的可能性及具有更廣闊的思考空間。
醫學史與醫學、醫學教育的關係是什麼？在向前看的科學與回顧過去的歷史之間，雙
面的門神確實是個非常適切的意象。
註1：Owsei Temkin, "An Essay on the Usefulness of Medical History for
Medicine",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1946, Vol.19,
pp.9-47。後來收錄在The Double Face of Janus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68-100。本文引用頁碼以Janus一書為準。田京是位大師級的醫學史學者，他的許
多著述今天已成為史學經典，同時啟發了許多後繼的研究。他的其他著作包括：The
Falling Sickness (1971)、Galenism: Rise and Fall of A Medical Philosoply
(1973)、Hippocrates in the World of Pagans and Christians (1992)等書。
註2：George Rosen, "The Place of History in Medical Education",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1948, Vol.22, pp.594-627。此文後來收錄在From
Medical Police To Social Medicine (Science History Publication:
1974)。本文引用頁碼以後者為準。羅森對公共衛生史特別專擅，他另外著有A
History of Public Health (1958;1993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Expunded
Edition)。
註3：關於在法國興起的新醫學，參考米歇‧傅柯(Michel
Foucault)著，劉絮愷中譯的《臨床醫學的誕生》（時報出版，1994）。
註4：醫院醫學與實驗室醫學之區分來自E.H. Ackerknecht, Medicine at the Paris
Hospital (1967)。
註5：關於維區，參考Donald Flemming, William Welch and The Rise of American
Medicine (1954; reprinted,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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