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ork:討齊是不文明的，我還真沒看過什麼鎮壓叛亂的國家是文明的XD 10/09 22:46
推 mayaman:我記得以前就有人談到周人的野蠻性跟學習商人文化的情形 10/11 00:57
郭永秉先生《帝系新研》一書(小標題：楚地出土戰國文獻中的
傳說時代古帝王系統研究)針對上海博物館藏簡[子羔]、[容成
氏]、[唐虞之道]進行初步分析，提出了幾點看法：
1.古代黃河中游地區至少係有4代，而非3代，亦即：
虞、夏、商、周。
而(陶)唐則不是一個朝代，只是虞代的一個地方諸侯。
2.有虞氏似乎是一個廣泛的、由數個[部落-氏族-城邦]所組成
的大型聯盟，其始祖帝王是「幕」帝。
3.堯、舜之前，至少還有2位帝王，其系譜為：
幕..(系譜遺失)..某(簡文已缺)氏→有虞「迥」→堯→舜
4.堯乃「有虞」之帝王，即不存在「唐」朝，只存在「虞」朝。
堯乃迥帝在位時，地位高貴的地方(陶唐氏)諸侯，後來入繼成
為有虞的帝王。
5.舜乃有虞之旁支，而非有虞之本支。其地位在各個地方諸侯之
間，也算是實力、聲望上較為次要的，跟堯的高貴出身是不能
比。
6.有虞氏大部落聯盟的君長，大致上是以君主推舉制作為繼任的
原則。
比照段渝先生《巴蜀古代文明研究》一書(小標題：政治結構與
文化模式)的看法，對於古代黃河、長江流域的文明風貌，我的
想法大致上是這個樣子──當然，前提是：
1.上海博物館藏[上博簡]子羔等章的真偽性無可置疑。
2.三星堆考古經過公開發布的研究成果沒有太大的錯誤。
以上述2點為前提，我的想法如下：
1.古代黃河、長江流域的文明勢力分布，係呈現多元分佈。在黃
河中游地區，是以「虞、夏、商、周」4代的遞嬗為政治外表，
在長江上游則以「蠶叢、柏灌、魚鳧、杜宇、開明、秦」的更
跌來表示。在長江中游流域以及黃河下游地區的政治變革情形
雖然不是很清楚，不過參酌李白鳳先生《東夷雜考》、楊寬先
生《西周史》的敘述，大致上可以知道情形也是非常複雜。這
種多元文化中心的視野，不應該侷限在西戎、夏夷、苗蠻的三
元論，而應該更加擴大成複數多元中心的觀點，才能夠仔細作
出古史原貌的有限重建。
2.黃河的「中夏」文明核心，與長江上游的「5代蜀王」文明核
心，其政治變遷模式可以說是很類似的。亦即外來部族侵入了
本地，擊敗了當地王權之後，建立了新的王權。也許首都位置
不同，但是所控有的領土，則大部分是以前王權的範疇去做增
減。不過，在長江中游的情況，則值得我們去做比較，因為長
江中游整合成為楚國的過程，似乎是比較像是一群有同源關係
的分支部族邦國，為楚國所吸收的態勢。也就是說這種整合模
式的向心力不太像是經歷征服戰爭的外來強勢壓制的態勢。長
江中游的「楚」文明核心的發韌模式，與黃河中游、長江上游
與長江下游的模式是很不一樣的。在黃河下游、淮河流域、山
東半島一帶，區域的文明核心還有包括非商朝系統的東夷、徐
舒(虎方)等的其他力量，而不可以片面地用單一的「夷」族來
統稱，那是不對的。
3.古代各個文明核心，其特色有幾個是非常重要必須把握住的，
那就是：
a>高度遷徙性：各個邦國的居住地區，在以50年、100年的跨度
來看，地理上可能會移動得很遠。
b>城居：各個邦國的居住模式，是人們居住在設防的城市裡頭，
當時似乎缺乏鄉村的概念，只有大的城市與小的城市。
今日所見的鄉村是在西漢中後期，南匈奴內徙才出現的
新興形象。
c>宗教與氏族權威：宗教在當時的力量很大，具有今日法律的類
似地位。而一個邦國的內部，可能邦人與邦
長是具有高成分的血緣關係。也就是說那種
大陸學者很喜歡提的「奴隸制社會」是很奇
怪而不恰當的說辭。西周的「禮」制度雖然
具有很強大的規範性，但是在周以前的年代
，則具有強力規範性的文化因素，很可能是
神權、血緣、軍容與習俗，禮制的地位確屬
晚近之事。
d>戰後同盟：戰爭的殘酷並不一定制止交戰雙方在戰後形成緊密
的戰後同盟。這種戰後同盟雖然具有各個邦國之間
不平等的權力序列，但是可以是很友好的。
4.上古時代的各個文明核心都有自有的一套王統譜系傳承，戰敗者
的譜系可能會掛靠戰勝者的譜系，而出現共同祖先，甚至虛擬祖
先。但是這種情形在後來的我們並不是不能區別，但要很審慎。
關於這種譜系傳承的變形，不可以很簡單地就套用「想像的共同
體」或者「華夏邊緣論」的那種「假性均質認同」模式作過度簡
化的擬構，畢竟古代譜系並不是那麼容易就被遺忘，而當時的宣
傳工具也不是那麼現代化，更重要的是當時並沒有一個單一的華
夏核心與足夠巨大的地理造成邊緣區域有強烈的認同內化需求，
因此在進行上古多元文明核心的古史風貌之有限重構時，我們必
須了解到，無論是大陸學者的「摩根-馬列」理論，或者是台灣
學者的「核心-邊緣」理論，或者是西方學者的「虛擬-同化」理
論，在古代研究之中，他們的理論要進行一般化的解釋力度，都
不是很充分。我覺得非洲近現代史中，遭遇到西方強力入侵而造
成的「大離散」現象，也許在解釋西周滅商、周公東征的歷程與
影響，很可能反而是很好的借鑑也說不定。
各個不同的文明核心，均有其自有的政治傳承。而這種傳承的差
異則不代表誰是比較文明、誰又是比較野蠻的。從文明程度來看
，中夏核心裡面，似乎周人一開始反而比商人要低下得多。放到
更大的複數領域來看，商人與蜀人的文明程度應該說是不分高下
才對。不同的文明核心都有他們一套獨特的文化模式，這種文化
模式都有一貫的、自有的政治系譜傳承。周人以至於孔子所教導
的變夏變夷態度，很明顯有瞧不起或貶低其他文明核心的地位之
意思在。成為我者即為中夏、即為文明；成為他者，即為蠻夷、
即為粗鄙。這種觀念乃是「敵-我」的身分識別，而不是立足於
真實地就雙方文明程度的認知。認識彼此的傳承差異而導致的身
分識別問題，乃是關於文明程度高下的判斷標準，這個古代人當
時的操作型定義是非常內生而隱蔽的，作為後來者的我們切不可
以之作為認識架構的主體。
5.關於現代漢人意識的根本，應該是以周文化為基礎確立起來的。
之前的其他文明核心，以及中夏文化核心的前王權，都不是現代
漢人的文化淵源。雖然商朝就已經產生了「中商」的自我觀念，
但是後世的「中華」觀念則應該是屬於周人所建立的而不是商人
所建立的。這種文化根底的基準化，和周人有別於其他統治者的
特殊統治手法是很有關係的。周人在西方本土雖然採取了多京制
，但是在西部的統治是較為中央集權式的；在東部，周人以洛京
輻射出了一套較為鬆散的地方自主體制。這種「東-西」雙元統
治結構很可能是表現了如同後代的單于台、兩面官等等「胡-夏」
雙元政治統治手法一般的現實需求，但是也可能正說明了周人的
文化程度確係「野蠻」。我認為周人在黃河中游的權力爭逐上，
其文明程度應該就是屬於「蠻族」的位階。以宗種封建的做法，
很明顯就是體現了蠻族重視血緣關係甚於法理關係的一種體現。
周族的不文明還表在在「踐奄、滅薄姑」、「徙殷民」等等的作
法上，前者即是種族屠殺，後者即是強制遷徙。這種周人的野蠻
特質在後世尤其是孔子予以美化，成為聖人之道，而隱瞞了事實
。周人在周初即有王室內戰，在西周中期也有周王討伐重要盟國
齊國的作戰，這也在在顯示了周人的體制原本就是不文明、不規
律的本性。承認中華之初起，乃是野蠻之苗裔，這點在歷史上也
許是事實，但在現實生活中則衝擊頗大，相信令人難以接受。聊
備一說，看看就好。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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