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載自聯合報 2001/08/20
「看見」自殺以後 ◎王浩威
「你知道人怎麼才能活下去呢？」
一位心理治療的個案，
忽然問起這樣的問題。
那句話迴盪在不大的治療間裡，
日升斜射的陽光絲毫不減這一切背後的寒意。
我靜靜看著他的雙眼，
兩人之間的沉默，
持續彷如永遠定格的黑白影片，
之後他才沉重地說出當年的傷痛。
原來他的意思是這樣的。
其實身為人類的我們從來都不是單獨存在的。
生命中每一位重要的人和我們之間，
存在著看不見的、緊密連結的拉力。
虛無的他認為生命是懸空的漂浮物，
生命之所以繼續存在，
就是因為這些不同方向的拉力，
彼此拔河拉扯而不墜於地。
於是，當任一位重要人物消失時，
懸在半空的生命也就大亂一次，
甚至周邊的人也都被牽動，
一場混亂之後，大家的生活才逐漸平復寧靜。
我了解他的說法。
他指的這過程就是所謂的傷痛(grief) 過程。
當至親好友去世時，
我們經歷這樣的混亂，
包括公然在眾人面前抒發各種形式的情緒，
同時透過這樣的方式引來眾人的諒解和協助，
如此才得以紓解自己的悲傷，
恢復日常生活中繼續走下去的基本能力。
然而，我眼前的個案不只是要談這樣的過程。
在長久的會談之後，
他第一次談到他媽媽當年的自殺。
如果依前面的說法，
失去母親自然失去了根本的平衡，
應該可以理直氣壯的悲傷，
理直氣壯地陷入一場混亂，
也同樣可以理直氣壯地干擾別人的平衡生活，
還可以期待他們的幫助。
然而，他還是選擇緘默，
假裝一切慌亂都不曾發生，
甚至多年以後的今天，
那依然是個不能說出口的沉重祕密。
在平常情況下，失去至親的傷痛允許人發洩任何情緒，
甚至舉行各種哀傷儀式。
然而，自殺卻是一種特殊的死亡，
面對這樣的事情，你也許困惑、自責、憤怒或覺得解脫……
各種感覺豐富而矛盾地存在著，
然而，這一切傷痛卻只能三緘其口，
頂多只是應付社會期待而維持單純的悲傷；
許多情緒因而被阻斷，
生活陷入混亂，
似乎也不能名正言順地期待別人幫忙。
這一股強大有力的禁止力量是怎麼來的呢？
只要稍稍一想就明白，
一切源於自己的自責和羞愧，也源於周遭竊竊私語的眼神。
原來被允許發出各種情緒的聲音，
卻因自殺留給親友的傷痛而被禁止開口，
甚至連哀悼這般的討論聲音都無法出聲。
於是，這件事對活下來的人而言，等於是終其一生、原罪一般，
必須永遠背負下去的祕密了。
我想起了一位許久沒聯絡的朋友S，
不知他現在生活如何。
當年，我們共同的朋友W罹患癌症，
到了末期，面臨逐漸失去的生命成了一種可怕的折磨。
於是，W 要求朋友，
就像當年佛洛伊德要求他的醫師朋友Max Schur 一樣，
幫他安樂死。一切似乎很合理，
知道的朋友也都默許同意了，
可是，當有勇氣行動、也和W最親近的 S，
果真替W進行安樂死後，
所有的朋友卻不知所措了，
大家竟然不約而同地假裝不知道，
以為死亡是自然發生的
──包括我自己在內。
不曉得後來S怎麼面對這一切，
如何面對我們無情的假裝。
也不知道他離開台北是因為追求理想，
還是因這一件事而選擇的自我放逐。
台灣的自殺問題開始受到重視，
然而，社會焦點卻只集中在死亡的那一刻。
正如俄國詩人馬雅可夫斯基在另一位俄國偉大詩人葉謝寧
（舞蹈大師鄧肯的丈夫）自殺後，悼念時所說的話：
「死亡固然令人哀傷，但活著才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對於那些活著的人，
他們艱難的處境、被迫緘默的哀痛，
即使近在眼前，我們卻還不曾看到過。
同樣的情形也在美國發生。
直到路加斯（Christopher Lukas，電影導演、也是自殺者的家屬）
和賽登（Henry M. Seiden, Ph.D，一位臨床精神科醫師）
合寫了《難以承受的告別》（Silent Grief─living in the wake of suicide），
問題的嚴重性才開始被人注意，
而引發許多回響，甚至成立組織繼續呼籲和幫助這樣的人。
《難以承受的告別》中譯本的出現，
也許還沒法解決問題，但至少終於讓我們「看見」這一切，
從此不再漠視、或沉默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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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給的文章
我思考了很久...
今年的台北電影節
我看了一部<愛我就殺死我>
也是討論安樂死
他們也是一票朋友
替一個罹患重症的朋友安樂死
可是即使醫生用了過量的劑量
他仍是一口氣在
最後終於有人受不了了
拿塑膠袋悶死了他....
所有的人都愣在那邊
每個人都忘不了那一幕
最後甚至造成
他們一票朋友的分崩離析
那是每個人心中的痛
最後其中一個女的罵了那個悶死他的人
"我們一直都期待讓他尊嚴的死去
你不該那樣殺死他的..."
然後他們搬離了那個地方...
每個人的原罪
每個人都遺忘不了....
只想再說聲...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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