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面向的狩獵問題
⊙釋昭慧
在「開放原住民狩獵」的議題上，比較值得關切的是：原住民流落平地，常常接受到種種
歧視與磨難；相對地，安住在原住民村落裡，會是比較幸福的。而狩獵對山居原住民而言
，至今都還是「生活的一部份」；他們可以獵殺動物，用以養活家人。可是他們獵殺的是
「野生動物」，在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裡，依然是商業化行為，這又有違保育法規。
筆者以為：「生活」的現實問題，比「文化」的爭議更堪同情，因為那攸關原住民的「生
命存續」。攸關「生命存續」的問題，當事人或可選擇「捨身取義」，旁觀者則實無權要
求他們「殺生成仁」。我們也許只能冷靜地分析：原住民與政府在這件事上可以做什麼樣
的選擇；不同的選擇，就要付出不同的代價。
為了要讓原住民安居山林，免受歧視，不得不保留狩獵生活。這樣的想法，乍看似乎合理
，其實還是隱藏著「物種歧視」問題，而且終將帶出連鎖性的「人種歧視」問題，而不利
於原住民本身。
原來支持這種理論的前提就是：一、承認「階級意識」的合理性：允許原住民在平地受到
不公待遇，而不謀求改善，迫得他們只能退避山林。二、承認「人類沙文主義」（其實也
是另一種階級意識）的合理性：人比動物重要，所以，為了人的幸福，剝奪動物生命是被
允許的。三、承認「力量」的合理性：只因為動物是比原住民更弱的弱者，所以允准弱者
以力量（刀鎗弓箭之類）摧毀更弱者。
依此類推，又有甚麼理由，不允許強者的漢民族欺壓弱者的原住民呢？這種欺壓同樣可以
有諸如「為了養活家人」之類溫馨的理由。
所以，以漢民族為主體的政府，當然也可以慷「牠們」之慨，而准予狩獵，這好像是
解決了原住民的生存問題；但長遠來看，這種默許「階級合理性」與「力量合理性」的思
想本身，對原住民是更為不利的。
原住民在其他強勢族群的環伺下，現在彼此沒有利益衝突，當然可以相安無事；一旦原住
民山區有某些重大經濟價值，漢民族是否也可以用「需要擁有山地資源以養活家人，否則
兒女就得去做粗重工作，遭人歧視」等等之類的理由，將原住民土地加以巧取豪奪呢？到
那時，（強者的）漢民族用的未必是刀鎗弓箭，可能只是一個政策就夠了；弄到（弱者的
）原住民必須遷村時，連原先用刀鎗弓箭來射殺更弱者的「狩獵」權利，都要因利益牴觸
而泡湯了。
「力量」就是真理，所以強者可以為了自己或眷屬的生存而剝削弱者。這絕非危言聳
聽，蘭嶼核廢料場的設置，不就證明了弱者在「力量合理性」思維邏輯下的悲哀嗎？試問
整部台灣移民史不都訴說著同樣的故事嗎？移民們將原住民趕到山裡時，不都有著諸如「
養活家人」乃至於「求得生存」之類的卑微要求嗎？
倘若我是原住民，我不要爭取殺害「比我更弱的動物」的權利，而是要爭取與漢民族一樣
的求學、就業機會與反歧視的權利。換句話說：權利是要使強者釋出，而不是向弱者追索
的。弱勢的原住民一旦認同「開放狩獵」這種「力量就是真理」的遊戲規則，就不自覺將
自己置於「認同強可凌弱」的險惡境地。
原住民之所以淪入社會底層，這與「種族歧視」有關；人類之所以將狩獵行為合理化
，這與「物種歧視」有關。無論是種族歧視還是物種歧視，都是從階級觀念產生的——用
某種方式讓生命區分等級，而厚此薄彼。從佛法來看，階級觀念又從「我慢」而來，認為
「我」、「我的家人」、「我的族類」比較尊貴，「大我」之外的生命就等而下之。
當我們在諸多生命中區分尊卑貴賤時，自然容易認定：卑微者有義務成全尊貴者——無論
成就的方式是體力的服務，還是身命的奉獻。階級意識可以演變到不惜殺人，而不祇是殺
動物；屆時你我每一個人都可能成為受害者，因為：縱算今天從某種階級的角度（如種族
立場），你可置身優位，但焉知哪一天不會從另一種階級角度（如勞資立場），你又形成
劣勢呢？
當然，「冤冤相報」的因果道理，原住民朋友們也不妨深思！但且先不從佛法的「殺生因
果業報論」來看待狩獵行為，如果我是原住民，我會思考上述更深層、更長遠的「權力運
作」問題。人總是要選擇自己的道路，並承擔選擇的代價。「開放狩獵」或可濟一時之需
，但終將因認同「力量與階級的正當性」而自貽伊戚；唯有落實「眾生平等」的觀念，解
構階級意識下「權力運作」的正當性，原住民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
推翻狩獵的正當性，受惠的將不祇是山裡的動物！
八九、八、十四 于尊悔樓
——刊於八十九年八月十八日《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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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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