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有人說起黃秋生的「不是」的時候，我都會維護他，原因很簡單，

只因為我不是一個十分正義的人；而且，他是我的好朋友。

認識黃秋生已足足二十載。

想當年，我還在浸會學院（今天的浸會大學）傳理系唸電影，

他仍是亞洲電視藝員訓練班的一名學員。

在那個大家都是空有理想、不知天高地厚的時候，我們遇上了。

在那個大家都不知日後日子會是什麼模樣的日子裡，我們一起拍過一齣電影。

該電影其實是我的一個學生習作，

內容大概是講述一個舞台劇導演為了一個只是一面之緣的女子而自殺的故事。

現在想起來，似是不太遠的日子，但如果我再多想一會：假設明天我便死去，

那便是我一生人其中一個藉得綣戀的時光，而那個時光，

正是我生命交差在患得患失的年青歲月和必須面對現實、與現實交戰的一個分水嶺。

當我離開校園生活不久，秋生卻選擇走到校園。他報讀了香港演藝學院，

那個時候，我們見面不多，但總是會在一些隅然的機會下再次遇上。

九零年，我當導演拍攝了一部叫「中環英雄」的電影，

找來秋生演一個「小」角色，他有兩天的戲分。

「中環英雄」是我當導演的第二部商業電影；那電影有當紅的演員當主角，

但我仍是很懷念那個沒有多少人會提起的小環節：

一個「二打六」導演和一個還沒有太多人認識和認同的「小」演員再次合作拍電影。

不少人說黃秋生很麻煩，不易合作，但我卻沒有這種感覺；

或者，我會說，秋生是一個不容易就範的演員。

你不要以為他會任你擺佈，你也不要在他面前「扮有料」。

秋生是一個不懂得「俾面」的人，用心拍一齣好電影才是應付他最好的方法。

我曾對秋生說，我是他一個大喜大悲的朋友，因為他只有在大喜大悲的時候才會找我；

在心情不高不低、不喜不壞的時候，他極少找我。

在秋生情緒低落的時候，我總會說：

『你千萬不要死，因為你的「不死」正好告訴年青人，只要自已真的「有料」，

那怕說一些會得罪人的真心話。』


邱禮濤

2003/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