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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古美術》中國南方青銅時代的窗口
【傅舉有】
湖南出土的商代青銅器中國南方青銅時代的窗口
中國南方，曾經長期被認為是開發較晚、古代文化較落後的地區，被稱之為「南蠻之地」
。但通過考古工作者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發掘，發現了大量先進的古文化遺址，它們具有獨
特的風貌，自成體系，尤其是豐富多彩的精美古代文物大量出土，使人們耳目一新。因此
，人們開始有了一種嶄新的看法，即南方和中原一樣，不僅是中華民族古代文明的搖籃，
而且，南方的古代文明是極其燦爛的！
湖南地處長江中游，是中國南方的中心地區，地下文物非常豐富。湖南省博物館收藏精
美的古代文物，就多達十餘萬件。湖南出土的眾多古文物中，以商周青銅器最受矚目，它
們以造型奇巧、紋飾瑰麗和鑄造精良而聞名於世。就其種類而言，有鼎、鬲、尊、彝、簋
、瓿、卣、爵、觚、觶、鉦、鐃、鍾、鐸、鉞、戈、矛、鏃、斧、刮刀等。數量雖然不及
中原地區的河南、陝西，但精美的程度，比之中原毫不遜色。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著名青銅器專家李學勤，在最新出版的青銅器巨著《中
國青銅器全集》（16卷本）寫的《序》說：「兩湖一帶所出商代青銅器，較之中原絕無遜
色。」所謂「兩湖」，是指洞庭湖和鄱陽湖，即長江以南的湖南省和江西省。上海博物館
前館長馬承源也在為《中國青銅器全集》所寫的《中國青銅藝術總論》一文中敘述：「湖
南洞庭湖以南的寧鄉、湘潭至衡陽的廣大地區內曾出土了四羊方尊、豕尊、牛觥、人面方
鼎等等極其精美的商代青銅器，這些器的工藝水準與殷墟出土最精美的青銅器相比，有的
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湖南出土的商代青銅器，是中國青銅時代鼎盛時期鑄造工藝的最
高水準代表。
湖南出土的商代青銅器中，有許許多多的國家一級珍貴文物和頂尖的國寶級珍貴文物，現
將其中富有代表性的精品進行簡要介紹。
舉世唯一的「禾大」人面方鼎
〈禾大人面方鼎〉高38.5公分，重12.85公斤，體作長方形，口部稍大於底部，口沿外捲
，立耳，深腹。四個柱形足，器身四角和足上端均有扉棱。顏色青綠，瑩澈如玉。經化學
分析，合金比例為：銅67.06％、錫12.66％、鉛11.94 ％。
最引人注意的是鼎的四面，各面浮雕一大而醒目的人面作主題紋飾。在商代青銅器中，人
面紋多出現在商代晚期，並且或多或少帶有半人半獸的特點，或人面獸身，或頭上長角，
或巨口獠牙，這是由於商人崇拜鬼神的緣故；如此鼎人耳上方有勾角，人耳下方有獸爪，
應是古代文獻所記載饕餮的形象。由於商代青銅器上的饕餮紋，一般都表現森嚴、恐怖和
猙獰，而此件是真實的人面形象，雖有角、爪的配置，卻只是象徵性的，並且小到幾乎可
以視而不見。人面雖然十分嚴肅，但並不可怕，還能給人以肅穆崇高的美感。有的學者認
為，古代文獻記載黃帝有四面，此器大概與「黃帝四面」的古老傳說有關。但不管解釋有
多少種，藝術總是來源於生活。此器人面五官畢具，部位準確，人臉寬而方，雙耳肥大，
顴骨凸起，雙唇緊閉突出，應是中國古代南方人的寫真。
鼎腹內壁近口沿處，有銘文「禾大」二字。「禾」字象形，是穀子成熟時，穀穗沉甸甸下
垂的形象，故此鼎可能是為慶祝豐年或祈求豐年而鑄造的禮器；也可能是作器者的名字，
即物主標記。
以前出土的商周青銅方鼎，有四面飾鹿頭紋的，如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就藏有
一件；有四面飾獸面紋的，如1977年河南省洛陽市出土過一件，但就是沒有四面飾人面紋
的，不僅未見實物，就是歷代金石著錄也未見記載，它是當今世界上唯一的一件人面紋方
鼎。
這件世界級重寶的獲得，有一段驚險的過程。1959年，湖南寧鄉縣黃材寨子山的一位農
民，在種地時把它挖出來，但是，他不知這是一件價值連城的國寶，竟然揮鋤把它打碎，
作廢銅賣給了當地廢銅收購店。同年12月，收購店的廢銅由寧鄉黃材運到長沙市湖南省物
資局毛家橋中心倉庫，湖南省博物館獲此消息，急忙派人到毛家橋廢銅倉庫中揀了出來，
經精心修復，使它得以再現昔日的輝煌。今日回想起來，還有些心驚，當時博物館人員如
果遲去一步，它就被當作廢銅投入熔爐，化作銅液了。
死後復生的四羊方尊
〈青銅四羊方尊〉高58.3公分，重34.5公斤，是現存商代青銅器中最大的方尊。器表漆墨
發亮，是典型的「黑漆古」。造型奇特，四方形，大口沿外敞，腹部鼓起，方形圈足。全
器紋飾繁褥，頸部裝飾精美的蕉葉紋和夔龍紋；肩部四邊有蟠龍一條，雙角龍頭探出器表
，自肩至足的四隅，立雕四隻大卷角綿羊：微張的嘴巴、溫忱的眼睛、自在的神態，把綿
羊溫馴寧靜的性格，刻畫得淋漓盡致。羊的背部和胸部飾鱗紋，腿上飾鳳鳥紋，圈足飾夔
紋、雲雷紋。線條剛勁光潔。此器工藝設計新奇，匠心獨具，集線雕、浮雕、立雕於一器
，把平面圖像和立體雕塑結合起來，把動物形象和器皿有機地融合為一體，豐富的藝術想
像，令人傾倒！
這件青銅重器，也有一段九死一生，多災多難的傳奇經歷。
這件在地下沉睡了3000多年的四羊方尊，從1938年出土後，至 1963年，一直傳說是湖南
省寧鄉縣溈山觀音庵出土的。1963年7月，湖南省博物館考古部主任高至喜前往寧鄉調查
，終於查明了四羊尊的出土情況。原來四羊尊是1938年春，農民姜景舒兄弟在寧鄉黃材西
北12公里月山鋪上首2公里許的轉耳崙山腰（即黎家沖屋背）挖土時挖獲的，附近都是山
峰，地面已露出石灰岩，泥土甚淺。現在姜景舒家尚保存四羊尊口沿部分的一塊，長10公
分、寬8公分、厚0.3～1公分。上面的雲雷紋與四羊尊上的雲雷紋全同，可以確證四羊尊
即於此地出土。
四羊方尊出土時，已受到人為的損壞，發掘者姜景舒兄弟，將此器口沿一塊長10公分，寬
8公分的口沿的一部分，留給自己作紀念，在運輸過程中，口沿部分又損壞了一些。不久
，此尊被長沙市幾個古董商合資購買，因分利不勻，引起糾紛，一個姓楊的人向長沙縣政
府告發，被沒收，交湖南省銀行保存。同年下半年，日本侵略軍進攻長沙，銀行西遷沅陵
縣。不久，在一次日軍空襲時，銀行被敵機投彈命中，四羊尊碎成20多塊。1950年，中央
文化部下令湖南省文管會查找此器，終於在湖南省銀行倉庫中找到，經省文管會精心修復
後，交湖南省博物館收藏。1959年，中國歷史博物館新建成，四羊方尊調該館陳列展出。
價值連城的皿天全青銅罍
2001年3月20日，在美國紐約佳士得拍賣會上，湖南桃源出土的商代〈皿天全青銅方罍ꄊr，以924.63 萬美元的高價成交，創下中國文物第一高價紀錄。要知道，這次拍賣的不是
一件完整的器物，只是一個器身，器蓋保存在湖南省博物館。
方罍器身高63.6公分、蓋高28.7公分，蓋與身雖然分離80載，但保存得相當完好。方罍顏
色深褐，瑩澈如玉，是典型的「黑漆古」，罍蓋呈四坡屋頂形，蓋頂正中置一捉手，捉手
和蓋的形象相同。罍身肩較寬，兩耳啣環，長腹方形圈足，腹下部有穿緊用的鼻鈕，蓋身
四角及各面中心線合範處，均飾有突起的長條鉤戟形扉棱，用以掩蓋合範的鑄痕，同時，
也用以裝飾邊角，增加造型氣勢。全器飾以細雲雷紋為地，上飾深峻的獸面紋和夔龍紋，
圈足飾鳳紋。蓋內有「天全作己尊彝」八字，首字可能是「皿」字。「皿天全」可能是鑄
器人的姓名。此青銅罍高超的鑄造技術，雄渾的造型，神采飛動的氣勢，以及精美紋飾，
在古代青銅器中出類拔萃。
這件國寶級商代青銅器，也有非常曲折的傳奇故事，而且還有多個版本。其中以已故著名
考古學家、中山大學著名教授商承祚的記載為最早，因此更接近於實際。商承祚教授在19
38年10月成都木雕板刊行的《長沙古物聞見記》，以及後來中華書局出版的《長沙古物聞
見記續記》均談到過此事，他記載說：民國9年（1920年），湖南桃源縣立女子中學建校
舍，掘得此器。時人不知其為國寶，隨手丟置於廊廡，作唾盂供人們吐痰之用。一日，有
筆估至校見此器，知為古董可賣錢，便順手牽羊，將蓋偷得。後來，筆估又將此事告知古
玩商石椿庭和楊克昌，二商人當即答應出價2,400
文（不足銀元二元）收購。筆估用千文買通校役，將器身偷運出校，常德古玩商石椿庭得
器身後，將其運至上海，打算以3萬銀元，賣給上海古玩巨商李瑞清、馬長生等。長沙古
玩商楊克昌得訊後不肯，要7萬元才賣，石楊二人爭持不下，上海古玩商將此器以巨價賣
給洋人，運出了國外。由於石楊二人為售價及分贓互相爭吵不休，為湖南地方政府所知，
於是，與此案有關的十餘商人，全部入獄。此時方罍器身已運出國外，但筆估所得的器蓋
仍在石椿庭手中。由於案發後，器蓋更是秘藏不出，在獄中的石椿庭是主犯，深知事態嚴
重，只好暗地將器蓋贈送給駐軍頭目周盤，才得以獲釋出獄。1951年大陸進行土地改革，
周將其交給政府；1952年，湖南土改委員會將器蓋移交給湖南省文管會；1956年湖南省博
物館成立，文管會將其移交給博物館收藏至今。器身自1920年流落海外後，已知轉手的收
藏家有：A.W.Bahr、C.F.Yau、C.T.Loo、Umekicnni、Asano 以及日本的新田棟一等。
豕尊與虎食人卣的風采
〈豕尊〉高40公分，長72公分，器表黑綠發亮，晶瑩如玉。豕尊又稱豬尊，造型極其生動
逼真：長嘴上翹微張，露出尖長的犬齒。兩眼圓睜，雙耳招風，四肢剛健，臀、腹滾圓，
背上鬃毛豎起，活靈活現，好像在我們面前站著一條膘肥體壯、活生生的野公豬。器身布
滿精美繁褥的獸面紋、鱗甲紋、夔紋和雲雷紋。器蓋上有鳳鳥捉手。 前後肘部橫穿一對
直徑1.4公分的圓管，圓管與器內腔完全隔絕，這是為了方便抬動作貫串繩索之用的。
用豬的形象作器形，在中國出土的商代青銅器中，僅此一件。
這件豕尊，是1981年湖南省湘潭縣九華鄉桂花村，一個名叫朱桂武的農民，在一個名叫「
金盆養鯉」，面對湘江的小山坳裡，建造新房平整屋基時發現的。豕尊置於距地表僅一公
尺多的圓坑內，坑裡填滿疏鬆的山沙，顯然是窖藏的。
上個世紀初，出土於湖南省寧鄉縣和安化縣交界處的〈虎食人卣〉，原來共有兩件，均已
流出國外，現在一件藏法國巴黎賽努施基博物館，另一件藏日本泉屋博物館。本文介紹的
，是在日本的那一件。
〈虎食人卣〉高35.7公分，深褐色，間有綠色，和湖南出土的商代青銅器一致。
卣作坐虎形，虎瞪目張口，氣勢洶洶，前爪將一人放入張開的大口內。人披頭散髮，表情
肅穆，身著方領窄袖衣，大腿至臀部，飾刺繡雙蛇紋，雙手貼於虎頸處，雙腳踏於虎爪上
。全器紋飾繁褥，在雲雷紋的地紋上，飾夔龍紋、鱗紋、蛇紋。全器形制非常複雜，鑄造
時，需要特別高超的先進技術。
虎食人卣所表現的意象觀念，考古學家們眾說紛紛，有的說「虎食人實際上反映了虎食鬼
的神話，以威猛的虎來驅御凶魅惡鬼以辟不祥」；有的說「這是人虎互相擁抱著，而不是
虎食人。這人是正在作法的巫師，他正在借助動物的力量溝通天與地、人與神，這裡的虎
是溝通人與神的媒介物」；有的說是「象徵著人的自我與具有神性的動物合一。因為虎歷
來代表著一種權威和勢力，人通過被其吞食，即神物與人的合一，便可取得這動物的保護
」。3000年前作器者又是怎樣的意思？今天的人們要完全說清楚，恐怕還得費一番心思呢
。
大型銅鉦的氣勢
鉦又叫大鐃，《說文解字》：「鉦，鐃也。」又說：「鐃，小鉦也。」鉦是中國最早的大
型金屬打擊樂器，其使用方法，將口部朝上，底柄插入木座上，擊之聲音宏亮。鐃是一種
軍樂器。《說文解字．金部》：「鐃，小鉦。軍法：卒長擊鐃。」《周禮．地官．鼓人》
：「以金鐃止鼓，軍隊退卻時，是用擊鐃來指示停止進攻的，也就是古文獻記載中常說的
：「鳴金收兵」。但是，用於軍旅的，是鐃和小鉦。湖南出土的鉦，是特別大的，有的重
達400多市斤，用於軍旅是不方便的。大鉦在古代，多用於盛大的祭祀。
中國商代的大鉦主要出土於江南，而江南的又大多出於湖南，湖南出土的大鉦，多達30多
件，佔了出土總數的一半以上。湖南出土的這些大鉦，有各種各樣的，如虎紋獸面紋鉦、
齒紋鉦、象紋獸面紋鉦、雲紋鉦、立雕臥虎紋鉦等，鑄造精良，紋飾優美，如〈雲紋鉦〉
，顏色翠綠，晶瑩如玉，器身兩面，均以雲紋組成的獸面為主紋，雙目凸出於地紋雲紋之
上，目上又有稍稍凸起的瞳仁，瞳仁上又有雲紋，因而形成了四層立體感很強的花紋。又
如〈立雕臥虎紋鉦〉，在器內近口沿處，鑄有四雙立雕臥虎，臥虎不鑄於器表，而鑄於隱
蔽的器內，目的不在於裝飾，而在於調節音的頻率。
精美絕倫的象尊
〈象尊〉高22.8公分、長26.5公分。光潔瑩潤，碧綠如玉，象鼻高舉，腹滾圓，四足粗壯
，維妙維肖地表現了象的神態。紋飾構思極其精妙、浮雕、立雕、刻雕鳳鳥、虎、龍等各
種神話中的動物於一體。整器精緻、秀麗，並富有神異色彩，精美絕倫。這件象尊，是 1
975年2月湖南醴陵縣仙霞鄉農民張樹標，在獅形山山坡上植樹時從地下掘得的。
《商周彝器通考》著錄有象尊三件，均已流散海外，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有一件，據說也
是湖南出土的。
湖南出土的商代青銅器精品實在太多，如還有〈雙羊尊〉、〈鴞卣〉、〈牛尊〉、〈犧首
獸面紋圓尊〉、〈三羊鬲〉、〈父乙簋〉、〈獸面紋瓿〉、〈獸面紋提梁卣〉、 〈龍鳳
紋戈卣〉、〈犧首獸面鳳鳥魚紋尊〉、〈犧首獸面紋方尊〉、 〈獸面紋爵〉、〈虎紋鉞
〉、〈雲紋觶〉、〈乳釘紋簋〉、〈父乙爵〉等國內外著名的青銅器。
商代青銅多為窖藏
湖南商代青銅器，絕大多數是窖藏，而且幾乎都是在山之巔，水之濱出土的。如被定為一
級國寶的〈龍鳳紋戈卣〉就是寧鄉縣黃材寨子村農民李志武在山上開荒時挖出來的。重67
.25公斤的象紋大銅鉦，是寧鄉縣老糧倉杏灣師古寨農民俞生桂在山頂上挖土時挖出來的
。一級國寶〈禾大人面紋鼎〉，是農民在寨子山地下挖出來的。〈犧首獸面鳳鳥魚紋尊〉
是農民在岳陽縣榮家灣魴魚山山上挖的。重87.75公斤的〈獸面紋鉦〉，是農民在寧鄉唐
市陳家灣附近的楚江河岸發現的，鉦距河岸地表僅十多公分，河水一沖，就露出來了。
〈獸面紋提梁卣〉，是漲大水後，在溈水與其支流段溪河交匯處的河中出土的，估計也是
洪水沖刷河岸後，把埋在岸上的提梁卣沖至河中的。總之，它們不是在山之巔，就是在河
之濱，而且都距地表不深，一般只距地表幾十公分，最深的，也只距地表1.5公尺，都是
屬於窖藏。
這些商代青銅重器伴隨的器物，有玉虎、玉魚、玉玦、王環、玉管、玉珠、青銅小斧，也
都全是商代的東西，絕無一件西周或更晚些時候的器物，說明它們是商代窖藏的，但是，
為什麼要把它們窖藏於山之巔、河之濱呢？據史書記載，商代人最迷信鬼神，尤其是對自
然神的崇拜，更是祭祀繁多。如甲骨卜辭中有大量對名山大川、日月星辰、風雨的祭祀，
而商人在每次祭祀之後，就把祭祀過後的禮器、樂器就地埋藏下來。《禮記．祭法》：「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壇，祭地也。」《爾雅．釋天》：「祭天曰燔柴，祭地曰
瘞埋，祭山曰庪懸，祭川曰浮沉。」湖南出土商代青銅重器，均是祭祀時用的大型青銅禮
樂器，它們不是埋藏在山頂，就埋藏在河畔；而且埋藏時，還保持祭祀時的樣子，如打擊
樂器鉦口朝上，保持打擊時的樣子。
考古學家們的爭論
湖南是「南蠻之地」，古文化是比較落後的，這是以往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傳統的看法
。已故的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呂振羽就認為，先進的商文化從來就沒有越過長江。已
故的著名考古學家、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夏鼐，1972年在《考古》雜誌上發表文
章說：「湖南出土的商代青銅器，是殷代奴隸主由北方帶來的。」
但是，隨著商代青銅器在全省各地不斷地大量地出土，以及對這些商代青銅器的深入研究
，人們開始對傳統的看法提出質疑，1981年湖南省博物館副館長高至喜發表題為《商文化
不過長江辨－－從考古發現看湖南的商代文化》，認為「湖南這些商器的絕大部分是在湖
南本地鑄造的」。「湖南出土這許多雄偉秀麗、精美絕倫的商代青銅重器，特別是四羊方
尊、人面方鼎、大鐃等罕見寶物，使我國光輝燦爛的青銅文化增添了奪目的光彩。」1983
年湖南省博物館考古部熊傳薪發表《商周青銅器》一文，認為「從造型和紋飾考察，湖南
出土的商代青銅器，多屬於我國青銅器發展的鼎盛期，即商代晚期的器物，與中原地區商
代晚期青銅器的風格基本相同。如獸面紋、龍紋、夔紋、鳳紋、鳥紋、魚紋、虎紋、雲雷
紋等紋飾，『己舉』、『癸舉』、『戈』、『父乙』等銘文，也都習見於中原地區商代晚
期青銅器。這些情況說明，商王朝的政治勢力或文化影響，至遲在商代晚期已擴展到長江
以南地區。但另一方面，湖南出土的商代晚期青銅器，也有某些地方特點。如寧鄉出土的
四羊方尊，長沙出土的兩羊尊，均用四個或兩個朝向不同的前半身立體的羊構成。虎紋、
象紋、雲紋、伏虎獸面紋鐃，形體巨大厚重，最重的達154公斤，這都是中原商器中所不
見之器物。人面紋鼎上的浮雕人面，顴骨面凸，鼻梁尖削，與河南安陽出土的同時期人面
紋有別。此外，湖南南出土的青銅器的成份大多含有銻，而與中原的青銅器大多數不含銻
，也有所不同，以上情況說明，湖南出土的商代晚期青銅器，在造型、紋飾、銘文等方面
，既與中原地區商代晚期青銅器有許多共同之處，深受中原商文化的影響，而又具有南方
文化的一些特徵。」認為是南方本地鑄造的。
上（20）世紀90年代後期《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出版，上海博物館前館長、馬承源撰寫
的《中國青銅藝術總論》，卻完全不同意湖南出土的商代青銅器是湖南本地鑄造的，認為
「湖南洞庭湖以南的寧鄉、湘潭至衡陽的廣大地區內曾出了〈四羊方尊〉、〈豕尊〉、〈
牛觥〉、〈人面方鼎〉等極其精美的商代青銅器，這些器的工藝水準與殷墟出土最精美青
銅器相比，有的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從工藝卓越的水平而言，絕不是當地所能鑄
造的。這些器物中還鑄上所有者的人名或族名，其中某些族名和中原商代青銅器上的完全
相同，但是，可以推知，商代的這些名門豪族，是不可能跑到雲夢澤以南很遙遠的地方去
發展經濟和文化的，如果說這些精美絕倫的青銅器是代表了當地商代高度的青銅文化，那
麼古代的史學家對史跡的記載再疏忽，也不至於對如此輝煌的青銅文化片紙無錄。」
但就在同一本書的馬文前面，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李學勤寫的《序》，明確
地反對馬承源的說法，認為：「必須消除的一種成見，是認為中原的文化水準從來而且總
是高於邊遠地區，各種文化上的創造進步都發生在中原，逐漸再向周邊影響傳播。多年以
來考古工作揭示的歷史真實，是反對這種中原中心論的。近年來的青銅器發現，如晉陜之
間和兩湖一帶所出商代青銅器，較之中原絕無遜色。」
2001年2月24日～26日，在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召開「長江流域青銅文化國際學術研討
會」，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俞偉超在《長江流域青銅文化發展背景的新思考》一文中指出
：「湖南的寧鄉、湘潭、安化等地，出土過很多大型銅鐃、動物造型的銅尊、銅卣等，青
銅禮器的種類中以尊和罍為多，也偶見鼎、盉、甗等，其形態特徵是中原青銅器中所不見
的。可是，幾乎所有的代表性的青銅器，都是零星出土的，以致至今還無法以一種考古學
文化的名稱來命名之。但這一帶既然出土過那麼多有自身特殊風格的青銅器，一定存在著
一個發達的青銅文化」。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高崇文，在研討會上發表的《長江流域禮制文化的發展》一文
中指出：「據不完全統計，
湖南境內已出土商代青銅器達300餘件。出土數量最集中的是湘江下游，其中特別是寧鄉
、湘鄉等縣出土最多。器型有鼎、鬲、甗、簋、瓿、罍、觚、爵、尊、卣、觶、盉、角、
鐃等。其中不乏精美重器，如人面紋鼎、四羊方尊、象尊、牛尊、豬尊、戈卣、虎食人卣
及象紋、虎紋大銅鐃等。從出土現場分析，其中多數為窖藏。窖藏的位置，有的位於山腰
或近山頂處，有的位於河邊、湖邊的台地上，或單件，或成組、或同出大量玉器。推測與
對自然、祖先的崇拜、祭祝有關。學者對於這些青銅器的性質、族屬等問題已進行了比較
多的研究和討論，意見頗不一致，尤其是族屬問쌊D，有主越人者，有主商人者，也有主三苗後裔者。不論這批青銅器的主人是何族屬，從
青銅器文化特徵看，可以肯定是在商文化的影響下產生的，有的是直接從中原王朝傳入的
，有的則是在當地鑄造的，既有商文化的因素，又有強烈的地方特徵，如各種人面紋、動
物紋器物，明顯地表現了地方特徵。這說明當地的土著民族也接受了商代的青銅禮器文化
，以此來代表權力、尊貴、等級制度及宗教信仰等。這不僅是物質文化的傳播，而且也是
思想觀念上的傳播。有學者指出，在兩湖地區商代晚期可能存在著一支強有力的政治集團
。」
總之，不論有多大的爭論，而湖南出土的商代青銅器，是精美絕倫的，無與倫比的，是中
國青銅時代鼎盛時期精湛鑄造技術的最高代表，則是不爭的事實。
【2003/10/24 典藏古美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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