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流域青銅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述要
孫慶偉 /北京大學考古學系
1998年3月17－22日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嚴文明教授和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安田喜憲教
授在日本京都市主持召開了名為"稻作、陶器和都市起源"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以中國
長江流域早期稻作農業、陶器和城址為主要議題。作為這一會議的繼續部分，2001年2月2
4－26日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和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在北京大學聯合舉辦了"長江流域青銅
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有來自中國、日本和印度共三十多位學者出席了研討會。開幕式
上，北京大學副校長何芳川代表北京大學致詞，歡迎與會代表並祝會議成功。
以下是本次會議的紀要，為了敘述的方便，我們對有關的議題進行總結後，將其歸納為這
樣幾個方面。
一、新材料和新發現
和絕大多數的考古學研討會一樣，有關考古新發現的報告總能贏得與會者的最多關注，而
素日裏默默無聞的發掘者也頓時變得"人氣很旺"。本次會議中有關新發現的報告占了相當
的比重。
四川省考古所陳德安在《近年三星堆考古發掘的主要收穫》的發言中，特別介紹了近年來
在三星堆遺址月亮灣地點的重要發現，尤其是在這裏發現了豐富的屬於三星堆一期遺存的
材料，填補了寶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之間的空白，為探討三星堆文化的來源提供了重要線
索。陳德安還報告了三星堆城址的城牆和壕溝的發掘情況以及他們對於三星堆城址佈局的
認識。針對三星堆遺址出土的帶有明顯良渚風格的玉石器，陳德安認為石家河文化可能是
良渚和三星堆文化交流的仲介。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江章華則著重介紹了成都市黃忠村遺址的發掘情況。1999年在這裏
發掘了十二橋文化階段的灰坑300多個、墓葬13座、窯址16座和房址9座。而今年初則在一
個建築工地上發現了三個坑狀堆積，其中出土了數以百計的玉器、銅器和金器，其時代大
約在商末周初。江章華指出，根據這些最新的發現，有理由相信在三星堆遺址衰落後，成
都平原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已經由三星堆轉移到今成都市一帶。
近一個世紀以來，湖南出土的商周青銅器已達數百件之多，但對於這些銅器的來源、文化
背景、文化性質及其族屬，都還缺乏令人信服的結論。為此，來自湖南省考古所的向桃初
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湖南商周時期考古學文化的序列和譜系還沒有建立
。在對湘江下游商時期考古學文化編年研究的基礎上，向桃初對湖南出土的商周青銅器進
行了重新的整理和檢討，並獲得若干頗有意義的結論：比如他對湖南商周青銅器出土材料
進行逐一檢索後，發現沒有任何一條材料的埋藏年代可以確定為商代，而全部是在西周早
期或更晚；再如，何介鈞的最新研究表明，原先高至喜對於中國南方銅鐃的型式排列和斷
代研究恰好應該完全顛倒過來，而向桃初不僅認同這一新觀點，而且認為這一結論對於重
新認識湖南出土商周青銅器具有決定性意義。
1996和1999年在湖南望城高砂脊遺址進行了兩次發掘，通過對出土遺物的分析，向桃初將
該遺址陶器的年代上限定在商末，下限則是西周中期，而以西周早期遺存為主。該遺址兩
座銅器墓出土的銅器也具有典型的商末周初特點，最晚則可到西周中期前段。向桃初又將
高砂脊遺址出土遺物分為兩大組：土著的商晚期費家河類型和外來因素，他進而論定這一
種外來因素是以盤龍城為基礎、在漢水流域發展起來的"華中地方型"青銅文化，"而高砂
脊遺址和?水類群青銅器應該就是這支地方文化迫于周文化的強大壓力于商末周初進入湘
江流域後與本地土著文化互相接觸、融合到最後完全融入土著文化這段歷史變遷的反映。
" 同樣來自湖南省考古所的何介鈞則著重介紹了城頭山遺址最近十年間的發掘收穫，
包括城牆、城壕、稻田和祭祀遺存，而日本學者宮本長二郎則介紹了他對於城頭山遺址佈
局變遷的認識以及有關建築遺存的復原研究。
浙江省考古所的陳元甫介紹了紹興印山大墓的發掘情況和收穫，他將該墓的墓主人推定為
第一代越王允常，並將印山大墓的葬制特點歸納為以下幾點：1，使用帶寬大長墓道的長
方形豎穴深坑；2，墓上堆築巨大的封土；3，形制獨特的墓室和巨大的獨木棺；4，填築
大量的木炭和青膏泥；5，大墓四周挖掘用於防禦保護的隍壕。陳元甫指出上述特點中的
大部分並非越地的傳統因素，印山大墓在葬制上吸收了春秋時期秦公陵園的某些作風。
會議雖以長江流域青銅文化為主題，但廣東省考古所古運泉所作的《廣東青銅時代考古學
文化初探》的報告同樣吸引了與會者的注意。長期以來，研究者對於廣東地區青銅文化關
注較少，其中重要原因就是這一地區出土銅器過於零散，外地研究者很難有機會接觸到資
料和實物，而此次古運泉將廣東地區出土的青銅器進行了詳盡的資料收集，而且納入到廣
東青銅時代考古學文化的大背景下加以研究，因此，幾乎可以肯定，即將出版的這份報告
必然會是研究中國南方地區青銅文化的必備資料。在報告中古運泉還介紹了博羅橫嶺山遺
址的最新發現。
二、年代和譜系
多年來一直致力於南方青銅器研究的施勁松在會議上作了《關於南方青銅器斷代研究的幾
點思考》的報告。他認為造成目前學術界對於南方青銅器斷代嚴重分歧的主要原因是：1
，不同的研究者建立了不同的年代尺規；2，在和中原青銅器對比研究時側重點各不相同
；3，對於中原青銅器影響南方青銅器的模式有不同的理解。針對這種現象，施勁松提出
了他自己的研究思路，他強調個案研究是南方青銅器斷代研究的基礎，而在個案研究中應
該注意對銅器的共存關係和地層關係進行充分研究，而且要注意把握銅器的整體風格。在
如何判斷中原型和地方型銅器上，施勁松也提出了幾點標準，同時，他認為在研究南方青
銅器時務必要慎用"文化滯後"理論，認為"滯後論只能針對那些既與中原銅器具有可比性
，同時又非起源於當地的地方型銅器才可能有效"。
南京大學歷史系水濤報告的題目是《試論商末周初甯鎮地區長江兩岸文化發展的異同》。
水濤把寧鎮地區分為長江南北兩個區域分別加以研究，結果發現在長江北岸地區至少在西
周初年就形成了比較一致的文化特點，以繩紋陶器為主而少見幾何形印紋陶，體現出較強
的中原周文化的風格。而在長江南岸則以素面陶鬲和原始瓷器為代表，這裏的土墩墓在長
江北岸地區也沒有發現，因此，長江南岸地區應以土著文化為主，而甯鎮地區長江兩岸文
化發展方向的分歧在商代晚期就已經出現。在對長江沿岸地區文化傳統瞭解的基礎上，水
濤認為在商末周初寧鎮地區不是南北文化傳播的走廊，中原地區商文化的南下首先是從長
江中游的贛江、鄱陽湖地區越過長江，然後擴散到長江下游的寧鎮以及更遠地區。
南京博物院張敏的報告主題是《寧鎮地區青銅文化的譜系研究》，他論述的範圍包括寧鎮
地區幾種重要的青銅文化：點將台文化、湖熟文化和吳文化，報告涉及每一種文化的分佈
範圍、文化特徵、來源、性質及分期研究。該報告以翔實的考古資料?基礎，是對這一地
區青銅文化較全面的概括。
安徽省考古所宮希成介紹了他對皖南地區土墩墓的研究成果。他將皖南地區的土墩墓遺存
分為四個小區：A區以新安江上游沖積平原為中心，B區以郎川河流域為中心，C區以漳河
流域為中心，D區則以九華河流域為中心。而上述四區內的土墩墓又可劃分為四期：西周
前期、西周後期、春秋前期和春秋後期。研究結果表明，這一地區的土墩墓自西周早期開
始出現於漳河流域，春秋中晚期則土坑墓穴和封土的做法逐漸增多，而到戰國時期，土墩
墓在皖南地區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土坑木槨墓。
上海博物館的宋建近年來在馬橋遺址進行了多次發掘，故以《馬橋文化的編年研究》為題
參加本次會議。宋建將馬橋文化分為三期：早期以馬橋遺址的前期第1段和第2段為代表，
相當於二裏頭文化的二期至四期；中期以馬橋遺址的後期第3段和第4段為代表，相當於商
代前期；晚期資料相當貧乏，年代和殷墟文化早期相當。馬橋文化晚期和後馬橋文化銜接
。
三、個案和專題研究
在本次會議中，有部分學者是就某一遺存、器類乃至某一器物立論的。
湖北省考古所的張昌平遞交了《商代出土銅瓿概論》的論文。論文對出土的商代銅瓿進行
了較詳盡的資料收集，在類型學分析的基礎上，論定殷墟一、二期是商代銅瓿最為流行的
階段。張昌平還試圖通過商代銅瓿的空間分佈來探討商文化的傳播。
1976年在江西新幹縣中棱水庫發現了一批青銅器，計有列鼎五件和殘破的小銅鼎、甗和爵
等，經過次年的考古調查，將這批銅器認定為"系出自一個墓葬"。經過對這批材料的仔細
觀察，上海博物館的李朝遠提出了若干疑問：1，一號鼎和二號鼎被定為西周早期，但從
其某些特徵如中空的豎耳來看，是中原商代中期的風格，不見於商代晚期和西周銅器；2
，沒有任何跡象如墓壙、棺槨痕跡可以證明這些銅器出自一座墓葬；3，"列鼎"中的四號
鼎殘破過甚，但從其耳部觀察應該是甗而非鼎，列鼎說不能成立。針對李朝遠的疑問，李
伯謙和彭適凡都表示了贊同的意見。李伯謙認為這批銅器的年代應該是二裏岡上層到殷墟
一期之間，彭適凡則指出，既然這批銅器出自水庫工地，而非考古發掘所得，因此，是否
出於墓葬原本值得考慮，而且，在重新考慮這批銅器的年代時，有必要進一步關注中陵水
庫以西約5公里的牛頭城商周遺址，這批商代銅器的出現不會是一個孤立的現象。
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劉緒對晉侯邦父墓出土的楚公逆鍾銘文進行了考釋，頗有創獲。如他從
雲夢睡虎地秦簡所記楚曆出發，認為鍾銘中"八月甲午"和楚公逆鎛"八月甲申"可以同出的
可能年份有鄂侯2年（前798年）、5年（前795年）和6年（前794年）；又如他以鍾銘中的
"赤金九萬鈞"之"九"?陽數之極，而非實指，對於正確釋讀該銘至關重要。
來自日本東亞大學的黃曉芬則以《變革期的楚墓──埋葬設施的開通志向及其實踐》為題
作了報告。她從楚墓的墓室和棺槨結構出發，總結出戰國時期楚墓在開通志向上的某些規
律：戰國早期開始在槨內設置方孔，以後出現在槨的隔板及棺外表漆繪或彩繪門窗的圖案
，戰國中期在出現了雕刻小門/窗的同時還出現了完全模仿實物製作的小型門扉。黃曉芬
認為，槨墓形制的基本原理在於追求埋葬空間的密閉性和隔絕性，而戰國時期的楚墓卻一
反傳統槨墓的理念，它的目的應該是為了給死者的靈魂提供在槨內移動的空間。
肖夢龍《吳幹之劍研究》的著眼點是吳國銅劍。論文從吳國的青銅冶鑄業著手，探討了吳
國銅劍的歷史地位。論文不僅有詳細的類型學研究，更對吳國銅劍的成份、組織、性能和
製作工藝進行了科學的鑒定，此外，論文還探討了春秋時期複合劍的工藝。
江西省考古所劉詩中的《青銅時代江南礦冶技術研究》一文是本次研討會中唯一有關礦冶
技術的論文，劉詩中以其翔實的發掘資料為基礎，系統地介紹了江西瑞昌銅嶺銅礦遺址的
情況和出土物，而論文則對當時的採礦技術、選礦技術以及冶煉技術都有深入的探討。正
如劉詩中所說，對長江流域青銅時代銅礦遺址的研究，對於我們瞭解中原地區的青銅文明
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日本東海大學末房由美子對長江流域和日本彌生時代的青銅鐸進行了比較研究，她的研究
結果表明日本彌生時代的銅鐸有可能是隨著稻作農業由中國的雲南、四川而傳入日本的。
四、環境和文化
日本東京大學的福澤仁之和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安田喜憲近年來合作進行了"黃土高
原、四川及雲南青銅時代的氣候與環境變化"的專案研究。他們先後在甘肅蘭州和雲南洱
海等地進行鑽探土樣的工作，進而通過對採集土樣中有關成份的分析來瞭解幾千年來的氣
候和環境變遷，並分析因氣候變遷對當時居民生?生存方式的影響，以及可能造成的人群
遷徙。
安田喜憲還有專文論述"西元前2000年的氣候變遷和中國青銅文明的發展"。他根據四川地
區有關的孢粉分析結果，認為在距今4000年左右長江流域的氣候發生了劇變，而與此同時
，北方地區的氣候也發生了變化，北方的遊牧民族大規模地進入長江流域，而正是這一次
的民族遷徙導致了古老長江文明的衰落，長江流域的土著居民三苗則向南遷徙到今雲南、
貴州一帶。
五、青銅文化與青銅文明
在遞交會議的論文中，有相當的部分就長江流域青銅文化和青銅文明進行了概括性論述，
尤其是在評價長江流域青銅文化的歷史地位時，形成了截然不同的看法。
北京大學考古學系高崇文在《長江流域禮制文化的發展》的發言中強調了長江流域青銅文
化的禮制特徵。高崇文首先分析了長江流域新石器時代即已出現的祭祀文化，進而論述了
這一地區由祭祀文化向禮制文化的轉變，他認為從商代開始，在中原商文化的影響下，長
江流域形成了獨具特點的青銅禮制文化，西周時期，青銅禮制文化在長江流域進一步發展
，並逐漸形成了吳越青銅文化、楚青銅文化和巴蜀青銅文化等體系。
北京大學考古學系王迅對長江流域青銅文化的傳統特徵進行了研究，並從物質和精神兩方
面加以歸納：在物質文化上，長江流域的青銅文化的傳統特徵主要表現為稻作農業的普遍
、青銅手工業和玉器工藝發達、絲織業興盛以及原始瓷器出現較早等方面；而在精神文化
方面，則表現在尚日、崇火、重雞、崇拜樹神和敬虎等習俗及其祭祀上。
江西省博物館彭適凡則對吳城文化和三星堆文化進行了比較研究，他將這兩個文化視為長
江中、上游地區的兩個古代文明中心，或者稱為方國文化，除此之外，彭適凡認為在湘江
流域也可能存在一個青銅文明中心。彭適凡還指出，吳城文化和三星堆文化都淵源于本地
區土著的新石器晚期文化，吳城文化的主人是先越文化的古越人（揚越），而三星堆文化
的主人為早蜀文化的蜀人，但他認為這兩個青銅文明中心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原高度發達
的殷商文明的影響，而且相比之下，吳城文化受中原的影響較之三星堆文化更為強烈。
北京大學考古學系的徐天進指出，在以往對南方青銅器的研究中，存在著明顯的"中原中
心論"的影響，在討論南北文化交流時，多強調的是中原青銅文明對南方地區的影響，而
甚少論及南方地區青銅文化對中原地區的反向影響。這樣的一種研究傾向在某種程度上妨
礙了我們對南方地區青銅文化應有的客觀認識。事實上，文化間的交流通常都是雙向的，
只要我們在把握了南方青銅文化特徵的同時，對中原青銅文化予以認真的分析，便不難發
現這種反向影響的存在。另外，徐天進還認為，由於南方地區有豐富的銅礦資源，成為青
銅文化?生的物質基礎；當地出色的手工業技術傳統則為青銅器的製作提供了必要的技術
準備；獨有的文化或宗教傳統則是其青銅器特徵異於其他地區的原因所在。徐天進還通過
對一些具體器物及其裝飾紋樣的對比來證明南方青銅器對北方地區的影響。
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張辛以《長江流域早期青銅文化的形上觀察-關於三星堆和大洋洲青銅
器的歷史定位》為題作了發言，張辛從論證青銅器是農業文明的產物開始，詳細分析了青
銅器作為禮器在中國古代文明中所起的作用。他認為作為禮器的青銅器必須具有這樣的基
本品格：一、質材相對固定；二、職能專業化；三、儀式程式化。按照這樣的標準來考察
三星堆和大洋洲出土銅器，張辛認為這些銅器在來源上具有明顯的突發性，在體系上則有
明顯的無序性，在功能上則表現出明顯的落後性，在鑄造工藝上則體現了一定的原始性，
因此，他論定三星堆遺存"與其說是祭祀坑，倒不如說是巫術活動的集中地或曰道場"，而
"大洋洲遺存似乎並非大墓，而很可能是一處祭祀性遺跡，其性質與三星堆基本相類"。綜
其所述，張辛認為無論三星堆文化還是大洋洲文化"決非與中原夏商王朝並行發展的另一
個文明中心"，"以三星堆和大洋洲為代表的長江流域早期青銅文化屬於一種地方性文化，
是中國古代文化的重要構成，相對於同時期的中原三代文明呈現明顯的落後性。"
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孫華在發言中對長江流域的青銅文化進行了全面的概述，他將長江流域
青銅文化的發展劃分為四大期：第一期，西元前1800－1400年，這是中原的青銅技術和藝
術傳入長江流域的開始階段，在長江流域先後出現了三星堆文化、皂市文化、吳城文化、
湖熟文化和馬橋文化；第二期，西元前1400－900年前後，長江流域青銅文化的繁榮期，
由於中原和南方的交流暢通，中原青銅文明的因素在長江流域很快流行；第三期，西元前
900－500年前後，長江中游地區的青銅文化發生中斷，長江流域和中原的交流也普遍中斷
，其結果造成南方地區繼續模仿先前傳入的青銅藝術樣式，或者進行獨立創作的思考；第
四期：西元前500－300/100年，由於楚文化在長江流域的擴張以及南方古族的遷徙和流動
，長江流域的青銅文化同一性明顯增強，而中原新風格的銅器重新在這一地區出現並流行
。孫華還分析了長江上、中、下游青銅文化所表現出來的地域差異，他認為在青銅時代早
、中期，長江流域的青銅文化體現出較多的南北聯繫，即長江流域和中原地區的聯繫，而
在青銅時代的晚期，則較多地反映了東西聯繫，這一轉變的根本原因乃是楚國的不斷強大
所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參加會議的兩位印度學者作了有關印度青銅時代的報告
來自Rajiaslian Uidyaoeelh University 的 Kharakwal Jeewan 報告的題目是《印度冶
金和青銅時代文化的開端》，他以印度拉加斯坦邦(Rajasthan)一處古代採礦和金屬冶煉
遺址的發掘為基礎，證明了早在西元前6000年左右金屬文明就已經在印度大陸的西半部出
現了，而金屬銅冶煉則開始於西元前4000年的前哈拉帕文化。具有啟發意義的是，他認為
儘管冶金業的出現在哈拉帕文明的城市化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哈拉帕人並不直接
參與冶煉，而是由拉加斯坦的Ahar人向哈拉帕人提供銅產品，因此，他認為冶金業有可能
和農業一樣是可以處在當時國家的控制之外的。
Deccan College的Shinde Vasant則作了題為《南亞紅銅與青銅時代的產生與發展》的報
告，他介紹了哈拉帕文化的三個階段：初始階段（前3100－2600年）、興盛階段（前2600
－2000年）和衰落階段（前2000－1700年），哈拉帕文化是在早期農業村落的基礎上發展
起來的，它的發展得益于當地適宜的氣候條件和有利的生態環境以及當地紅銅冶煉技術的
發展。大約在西元前1000年前後，由於氣候變幹以及使用鐵器的印度半島巨石文化的到來
，南亞的紅銅和青銅文化消失。ꄊ
六、概括與期望
鄒衡和嚴文明教授在會議的開幕式上作了主題報告，俞偉超和李伯謙教授則對會議進行了
總結發言。
鄒衡先生指出，南方地區青銅文化源自中原，中原地區青銅文化對南方地區的影響最早發
生在商代早期，而在商代晚期達到高峰。在三星堆和大洋洲銅器發現以後，極大地拓寬了
我們的眼界，知道了南方地區的青銅文化曾經達到相當的高度，而其實湖南地區的青銅水
平也很高。我們原先認為南方地區發現的青銅器是從中原地區直接傳入的，現在看來並不
可靠。東周以後長江流域的青銅文化有很大的發展，這和楚文化的興起是密切相關的。在
這一時期，長江沿岸形成了巴蜀文化、楚文化和吳越文化等青銅文化系統。
鄒先生還指出，在長江流域新石器時代文化和青銅文化之間尚有缺環，這應該是今後工作
中的一個重點。同時，鄒先生認為，從考古學上講，研究長江流域的青銅文化不僅僅是研
究青銅器，考古學文化的內涵非常寬廣，這也是今後工作中必須注意的問題。他相信，此
次會議必然會對長江流域青銅文明的研究有很大的推動作用。
嚴文明先生以《長江流域在中國古代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和作用》為題作了發言。嚴先生指
出，一般來講，採集和狩獵經濟不能產生文明，只有在畜牧業和農業的基礎上才有可能，
而稻作農業對文明產生的作用不能低估，它甚至比旱作農業更具優勢，長江流域發達的稻
作農業是這一地區古代文明發生的重要基礎。嚴先生認為，以現有的考古材料不僅可以證
明長江流域有過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而且還有高度發達的精神文明。
嚴先生進而分析了長江流域的三個文明中心。長江中游是稻作農業最早發生的地區，這是
楚文化興起的基礎之一；長江下游，有馬家?－良渚文化系統，這也是自成體系的文化傳
統；長江上游則以成都平原的系列城址、三星堆遺址和巴蜀文化為代表。上述三個中心都
有獨立發生和發展的文明，它們都是原生的文明。
在中原和長江流域關係的問題上，嚴先生反對使用和"黃河文明"相對應的"長江文明"，他
指出，儘管長江流域中下游之間存在著文化交流，但這種交流遠不及它們和山東地區關係
密切，同樣，長江上、中游之間的文化交流也不及它們和河南地區的關係密切，因此，不
存在一個"長江文明"，只可以說"長江地區文明"或"長江地區的多個文明"。嚴先生還通過
南方地區的玉器、絲織品和原始瓷在中原地區的發現來具體分析長江流域古代文明對於中
原地區的影響，認為這正好體現了中國古代文明"多元一體"的特徵。
俞偉超先生總結發言的題目是《長江流域青銅器傳統的文化變異》。俞先生從青銅器時代
的歷史特點開始談起，認為小件的青銅工具對於社會的發展並不會產生影響，只有相當規
模的青銅冶鑄業和一定規模的青銅武器出現後，才會對社會的發展發生影響。他認為，從
小件青銅工具的出現發展到一定規模的青銅武器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這期間大約需要一
千年左右，這在世界範圍內大抵如此。
俞先生對早期青銅器的擴散進行了概述，他指出，儘管早在距今5000年前在甘肅、青海一
帶就已經出現了小件的銅器，但真正的青銅兵器的產生則是在二裏頭二期以後。龍山時代
的河南龍山文化並不強盛，但很可能是因為有了青銅冶鑄業，最終在這裏出現了中國歷史
上的第一個王朝夏，而商代是青銅技術擴散的重要時期。
俞先生在發言中還將長江流域的青銅器傳統劃分為兩大區四小片，第一區是以三星堆為中
心的四川盆地，而第二區則包括以下三片：洞庭湖周圍地區（包括湖北的沿江地區）、以
大洋洲為中心的贛江下游地區以及淮河流域，俞先生認為這三個小區的古代居民或可能是
同一族屬。
俞先生還對各個區域內青銅器傳統的變異進行了宏觀而又具體的考察，比如他指出，在長
江中游地區西周中晚期以典型的周式作風銅器為主，而標準的楚式器則要晚至春秋中期才
在這一地區出現；又如，他認為三星堆文化不是寶墩文化的直接後續，三星堆文明至少有
三個來源：岷江上游地區文化、西南夷文化和土著文化。
李伯謙先生在總結發言中首先對本次會議的所有論題和論點進行了扼要的評述，進而羅列
了長江流域青銅文化研究中若干重要課題：1，馬橋文化的延續時間以及和越文化的關係
問題；2，尋找商時期浙江地區的文化中心，並依據現有的考古資訊，特別強調應對安吉
及其周圍地區給予關注；3，點將台文化的來源以及湖熟文化的族屬問題；4，確定吳城文
化的中心，並建議在牛頭城商周遺址做進一步工作，同時指出應加強對西周時期江西地區
考古學文化的研究，目前這一領域還是空白；4，強調湖南望城高砂脊遺址的發現和發掘
的重要意義，認為這是瞭解湘江下游地區商末周初文化面貌的重要資料，值得作進一步的
研究，此外，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關係也是湖南青銅時代考古的一個重要課題，新近在
廣東博羅橫嶺山出土的銅器和湖南資興出土銅器就非常接近，這也是考察兩個地區文化交
流的重要線索；6，四川地區三星堆文化和蜀文化之間的過渡還不清楚，今後應加強對四
川地區西周時期考古學文化的研究。
李先生還特別強調在今後研究中應該注意兩點：一是基礎研究和理論研究要同時進行，
二是在研究中要注意多學科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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