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光向下的革命
周維強
1989年初，我在編《浙江教育報》綜合新聞版的時候，看到一篇論文，是從民俗學的角度
討論教育問題的。這個角度叫我感覺很有趣味。可惜論文不屬於我的版面，不知道這篇論
文後來被如何處理。
從民俗學角度談教育，這至少表明這篇論文的作者能夠看出民俗在整個社會生活中的作用
與力量。我們生活在無所不在的民俗之內。
我們的古人寫出了很多記錄民俗事象的書，可是使中國的民俗成為一門現代學問，則是20
世紀的一十年代末的事。趙世瑜先生在《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國現代民俗學思想史論(191
8～1937)》一書中說：中國現代民俗學是在中國社會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過程中出現的，
它的產生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分不開，它在其自身的發展過程中，逐漸成為一種學術運動
，一場學術革命，它向學術界和全社會推出了嶄新的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也像其他學科
的學者一樣，力圖通過本學科的努力，為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和文化問題提供自己的幫助
。
趙世瑜先生對中國現代民俗學的這一總體認識，可以用來說明，為什麼1928年8月前後，
當年輕的學者鍾敬文在廣州中山大學為中大民俗學會經手付印蘇州王翼之的《吳歌乙集》
而被中山大學校長認為是宣揚"猥褻"(其實這也反映出校內一部分學者對顧頡剛所主持的
民俗學會工作的不滿和輕視)，從而被迫離職時，會有那?多的"前衛"學者對鍾敬文深表同
情，當時遠在北方的周作人聽說這件事後，甚至說過這樣的話：
鍾敬文以猥褻語停職，自亦系意料中事，我們前此笑章士釗、劉哲，其實此刻要人中此種
比比皆是，我們爾時亦太少所見耳。
周作人這兒所說的"笑罵章士釗、劉哲"，指的是20年代中期章作北洋政府教育總長時，以
儒家經典反對新文化運動，劉也曾為張作霖軍政府之教育總長，觀念腐舊。周作人這樣來
作比，也正反映出新文化的學者們對民俗學所擁有的"不言而喻"的共同認識(參見趙世瑜
《眼光向下的革命》)。
趙世瑜先生的《眼光向下的革命》，正是要為1918年至1937年的中國民俗學思想作
傳。這本書的寫法不是平鋪直敘，而是著眼於"問題"，強調對問題的解釋而不是描述。這
一則是對中國現代民俗學的歷程已有學者做了大量的資料性的爬梳和勾勒，另一方面，在
當代國際歷史學界，已經發生了從敘述史學到面向問題的史學的轉變。作者具備歷史學和
民俗學的雙重學科背景(我曾讀過他寫的有關中國古代史、明清社會史、文化地理學以及
史學理論等方面的著述，這些作品給過我很多閱讀的快感)，所以做這項專題研究是得心
應手、水到渠成。像"時世與英雄"兩編裏對中國現代民俗學產生與中國社會的聯系問題、
中國現代民俗學的中外學術淵源、中國現代民俗學運動中的主要代表人物等等的討論，在
"問題與思考"一編裏對民俗學的性質、物件、特徵、目的、功能以及方法論等等問題的探
究，我覺得是富有新意而能進入問題的實質的。從大的方面說，這新意中的最突出點是
，有別于以往對中國現代民俗學的政治性和社會性的考察，而專力於學術史或學科史的探
索。這是對歷史的梳理和總結，是為學科建設做基石，也是為今天的民俗研究提供返本開
新的一個參照。我們的民俗學在沈寂數十年後，如何再有大規模的起步為我們的新的起點
該立在哪里?我們的工作如何能夠在前輩的基礎上再上層樓而不是重復做"無用功"?這本書
能使我們有所得。
我在閱讀這部書時忽然由這本書而想到書外的一個問題。1928年秋，鍾敬文在中山
大學被迫離職後，由當時的浙江大學秘書長劉大白的推薦，到杭州擔任教職。而杭州也在
不意間因鍾敬文的來到，而成為了一個新的民俗學中心。鍾敬文先生晚年回憶道：短短幾
年，民俗學運動高潮再在浙江出現(參見《民俗文化學：梗概和興起》，鍾敬文著，中華
書局1996年11月出版)。這固然表明浙江具有豐厚的民俗資源，民俗學家正可據以作出大
成績，另一方面，是不是也表明，廣州雖說是北伐革命的策源地，但是在學術領地裏，或
者說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地裏，當時的杭州的開明開放未見得會比廣州來得更遜色一些，在
浙江的當代文學界，有一個說法：浙江人大多要到浙江之外的地方去，才能成名。這個說
法雖然講的是"浙江"，但其實所指的是省會城市杭州，這是不言自明的。支援這個說法的
一些事實依據是，譬如在現代文學史上，魯迅、茅盾、徐志摩等等著名作家，都是在外地
譬如在北京、上海功成名就。這個說法也許有它的道理，它包含的深一層意思也許也值得
我們回味。但是另一方面，有一個基本的事實，我們恐怕也該考慮。民國16年(1927)，南
京國民政府改革地方建置，撤消道制，實行省、縣兩級制。杭州首任市長邵元衝力圖使杭
州躋身特別市行列，未獲成功。杭州建市從一開始就與北京、上海拉開了距離。在現代史
上，北京、上海能夠有別於國內其他城市而成為全國的南北文化中心，這是由它們各自的
地理位置、歷史原因等等因素綜合作用而形成的，這是不依某個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
在中心裏成名要比在中心之外成名機會更多一些、可能性更大一些，這也顯然的是一個事
實，恐怕不好用作褒貶城市的依據。鍾敬文的故事也許可以告訴我們，至少在現代史上，
譬如在二三十年代，杭州的文化仍然有它的可取之處。至少它並不比其他的省轄市來得落
後。至於今天的杭州在全國的省會城市裏處在一個什?樣的位置，它的文化氛圍、文化建
設、文化胸襟，與其他省會城市相比較，究竟位於哪一個"區間"，哪一個"段位元"，則當
然是另外一個需要我們好好探討的問題。 (《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國現代民俗學思
想史論(1918年～1937)》，趙世瑜著，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系"中國民
間文化探索叢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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