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的提出
台灣是一個不大不小的國家，土地面積大約36000㎞2（約Britain的27%），其中3/5
是高山地區，人口將近2300萬（約Britain的39%），但各種類型的博物館（含美術館），
根據我的同事最近的調查，則有450所，還不包括相當數目的不對外開放的私人收藏。目
前的台灣面積大約每80㎞2，人口則大約每51千人就有一個博物館。這當然是一個非常粗
糙的概念，不過可以做為我們了解台灣博物館現況的基礎。
昨天的演講我曾經提到台灣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很短，直到1600年AD還是一個原始社會
，她被中國統治的212年，1683-1894，正是西歐博物館文化發展形成的時期(1)。「博物
館」這種近代西歐文明的產物，在中國本部萌芽較晚，何況是遠在中國邊陲的台灣！1908
年日本總督府設立台灣第一所博物館(2)，不過在日本殖民的五十年，以及國民黨統治前
期，台灣的博物館依然相當沉寂。現在這450所公家或私人的博物館與美術館，大部分是
最近一、二十年才成立的。此一改變固然是經濟發展的結果，但與台灣人生活態度的改變
也有關係。所謂生活態度的改變即藝術品味的要求提昇，關注鄉土的情懷加強，博物館和
美術館成為完成此願望的重要手段。
台灣的博物館和美術館就典藏內容而言可以分為中國精緻藝術、中國考古文物、台灣
近代美術、台灣南島考古學與民族學文物、台灣民俗文物、傳統工藝、自然史和西洋藝術
等幾大項，我無法在這裡一一介紹，今天我要向各位報告的是我現在所服務的博物館-國
立故宮博物院。這是一座很特別的博物館，有人稱贊她是烏拉山和黑海以東最重要的博物
館，我不敢這麼自信，不過她的確是非常獨特的博物館，她的收藏屬於上面分類中國精緻
藝術這一項，許多藏品被視為中國藝術史上的典範。
根據NPM的組織，其藏品分三大部門，一是器物，包括玉器、青銅、瓷器、漆器、琺
瑯等，二是書畫，三是善本圖書與清宮檔案。我在展開今天演講的主題之前，先以幻燈片
介紹幾種有名的收藏。
回到今天的主題，藝術、政治與博物館三者關係的討論。本來一個藝術博物館和藝術
的關係是不証自明的，而從以上的簡介，當更能了解NPM在中國，以及世界藝術或文明史
上的地位。至於政治這一層，自新博物館學興起以來，這個議題的談論逐漸普遍，不過台
灣正式觸及的學者還不多(3)，由於我的工作和我的角色，讓我對博物館與政治的複雜糾
葛有更深切的體會。我是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在我的國家的體制中，這個位置等同於部
長，而我也是公元2000年5月政黨輪替才被任命的非國民黨的院長。我以學者的背景參與
政治雖然只有短短兩年，但因為NPM的特殊性，讓我對博物館與政治的關係有比其他博物
館館長更多的經驗。
在討論藝術、政治與博物館這個主題之前，首先簡要地陳述我對這三個範疇交集的一
些基本概念。
政治有廣義和狹義的區別，廣義的政治正如亞里斯多德（Aristotle）說的，「人類
在本性上，也正是一個政治動物。」(4)生而為人，只要過群体生活，就離不開政治，這
是廣義的；狹義的政治則指少數的政治專職人士以及他們的工作。
藝術因人的存在才有其價值，則任何藝術恐怕都和廣義的政治有所交涉，而與狹義的
政治距離可以（或說"應該"）比較遠。博物館收藏藝術品，本質上它便承受藝術品所包涵
的廣義的政治意義；但博物館同時是展覽的場所，展覽是藝術品的認識與詮釋，所以會不
斷地呈現廣義的政治意涵。這是無可避免的，也不必諱言。
不過有的博物館可能在某種特定的環境或歷史背景之下，會與特定的政治權力糾結在一起
，傳達特定的意識型態，甚至代表特定的政治象徵，依我看這應該屬於狹義的政治了。理
性做法，大概多數的博物館人員都會儘量避免，然而大部分的情況則是權力結構、意識型
態以及象徵意義舖天蓋地而來，構成廣義政治的局勢或情境，這時博物館便無所逃於天地
之間。
因此，所謂廣義的政治或狹義的政治，只能在校園內、學術社群中做概念性的分類，
落實到實際業務（即所謂專業），往往是糾纏不清的，這是此課題值得研究討論的地方。
我的學術背景是歷史學者，研究中國古代史不是博物館的curator 。因為一個特殊的
機緣，我成為台灣最大、在世界上也是極負盛名的博物館館長。由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政
治特殊性（這是世界博物館中少有可與比擬的），它與所在地之特殊歷史關係（恐怕也是
世界少有的），以及院長在國家體制中的特殊身分（這絕對是世界其他博物館館長不會碰
到的），據我所知，國立故宮博物院可以作為探討博物館、藝術和政治三角關係最好的範
例之一。
博物館不能與時代社會脫節，不過推測每一個大博物館都有一部動人的歷史。國立故
宮博物院也不例外，它與時代社會的關係尤其緊密，長期投入在中華國族的建構中，做為
中國文化代表。但近十年來，「中國」、「中國文化」等概念的意涵以及在台灣社會的認
同程度已產生本質的改變，我主持的這個博物館面臨一個新的客觀環境-從自認為政權的
正統倒是「中國」為敵對國，從自認為是中國文化的真正代表到對此的猶豫。這是我每天
面對不同黨派的不同意識型態可能會遭遇的截然相反的質詢，所以藝術、政治與博物館的
課題對我來說已不是純粹學院裏的理論問題，它具有明顯的現實性。然而現實問題要從學
術來分析才易客觀，我是歷史學家，所以從歷史的角度來討論。
二、藏品的政治基因
「國立故宮博物院」，這是我主持的博物館的正式名稱，一般通稱「故宮博物院」，
是不正確的，在國際場合往往加上「台北」兩字，以別於北京的故宮博物院。單單名稱，
你們就嗅到類似於運動場上Chinese Taipei 這樣充滿政治的氣味了。
現在在台北的國立故宮博物院不等於1949年以前的故宮博物院，然而由於兩者存在著
密切的歷史淵源，遂讓國立故宮博物院先天的帶有濃厚的政治基因。
先說典藏。博物館的基礎是典藏，本院藏品有三大來源，一是源北平故宮博物院，二
是在南京的中央博物院，三是在台灣新增加的收藏，其中相當大的比例來自紫禁城，因為
民國以來複雜多變的政治情境，使本院藏品的法律歸屬問題成為敏感的政治話題，譬如北
京的故宮博物院會不會索回藏品，而本院赴外國展覽的先決條件必須獲得當地國保證歸還
的法律文件，才可能考慮借出展覽。
不論台北或北京的故宮博物院，典藏多屬於清宮文物。這些文物在改朝換代後，所有
權的歸屬是經過一番曲折的過程才變成國家公產的。1912年02月12日清帝宣佈退位，經過
斡旋，訂定〈清室優待條件〉，清帝獲得權益保障，其中第七款云：
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其原有之私產，由中華民國特別保護(5)。
此文件提到「私產」，係相對於「公產」而言，但何者屬私，何者屬公，〈優待條件〉沒
有界定，亦未再訂定「細則」予以規範。到1924年11月5日中華民國國務院修正優待條件
，第五條云：
清宮私產歸清室完全享有，民國政府當為特別保護，其一切公產歸民國政府所有(6)。
上述文件中的「大清皇帝」、「清宮」或「清室」，其所有的「私產」是否包括古代文物
，是值得探究的歷史問題。
故宮文物原來存放在紫禁城宮殿中，是皇帝生活的一部分，在清室看來，理應屬於私
產。溥儀的英文導師莊士敦倒為清帝找到一份頗為有力的間接証據。1914年以盛京皇宮與
熱河行宮的文物為基礎，民國政府設立古物陳列所於文華殿和武英殿。1916年國務總理段
祺瑞給當時總統黎元洪的報告提到
此項古物係屬清室私產，本擬由政府備價收歸國有，徒以財政支絀，迄未實行(7)。
清宮古物是遜帝的私產，可能是當時一般的認知，否則溥儀將古物賞賜親信近臣或向
銀行抵押借款，他的小朝廷內務府甚至公開拍賣(8)，民國政府皆未聞問阻止。
在帝制時期，連國家都是皇帝的家產了，何況古物。然而既已轉為民國，古物到底能
不能簡單地認為皇家私產恐怕也有疑問，段祺瑞上述的報告即透露這層考慮，他說古物陳
列所的藏品，
國粹重要，為中外觀瞻所係，自未便由清皇室收回，而未經付價以前，究未能屬諸國有
。
在法理的權衡上出現兩難，既是「私產」，但又似乎應該算作「公產」。如此兩難不
限於古物陳列所之文物而已，凡皇宮舊物都有這個問題。難怪當溥儀被限令出宮時，清室
仍振振有詞，認為「宮內各物原屬愛新覺羅氏的私產，當然有自由處分管理權，不能點收
。」(9)。
這個難題最後不是以法律解決，而以溥儀未遵守〈優待條例〉，強制驅離紫禁城收場
。帶有社會主義思想的「基督徒將軍」馮玉祥不滿溥儀及一小撮遺老遺少仍在紫禁城內做
白日夢，當他的國民軍攻入北京城後，於1924年11月5日由警衛司令鹿鍾麟、警察總監張
璧通令溥儀即日遷出皇宮。溥儀及其他宮內人員攜帶出宮之物皆須檢查,但鹿、張也承認
「何者為公，何者為私，現尚在未定之數」(10)，於是委由國務院組織的善後委員會﹙包
含清室代表﹚來決定。根據1925年1月底的「溥儀取物賬」皆係日用衣物(11)，以及要取
乾隆磁器和仇英「漢宮春曉圖」被拒(12)，我們可以知道委員會對「公產」和「私產」認
定的一些標準，大概日常生活必需品才算私產，其餘皆是公產。
經過這個斷然措施，延宕十幾年的問題才解決。於是清宮皇室認為「私產」的舊藏文
物乃轉而成為全國人民的「公產」。故宮博物院成立四周年慶時，理事長李石曾故說：「
以前之故宮，係為皇室私有，現已變為全國公物，或亦為世界公物，其精神全在一"公"字
。」(13)。國務院授權的「善後委員會組織條例」明訂清室所管各項財產，「由委員會審
查其屬於公私之性質，以定收回國有或交還清室」(14)。善後委員會一開始清點文物，訂
定的管理規則就非常嚴格，用以昭信國人，或許也是在「私產」和「公產」混淆的氣氛下
所採取的必要措施，這些管理規則基本上沿襲到今天。
三、與國運同步
巴黎的羅浮宮、聖彼得堡的冬宮、伊士坦堡的Topkapi、馬德里的Prado，都和故宮博
物院一樣，從帝王皇宮變為國家博物館，但我不能肯定，世界上是否還有第二個博物館像
故宮博物院，館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同步。故宮博物院的歷史塑造了它的特殊性，散發著
濃濃的政治味。
1928年6月蔣介石麾下的國民革命軍進入北平，兩年三個月後(1931)瀋陽發生「九一
八事變」,1932年3月溥儀滿洲國成立，日本關東軍不但控制中國的東北，並且伸向內蒙古
，華北局勢不穩，中央政府遂命令故宮博物院甄選藏品南遷。先遷上海，1936年12月再遷
首都南京。移運完畢，剛剛過半年，1937年7月爆發「蘆溝橋事變」，開始第二次中日戰
爭。故宮博物院真是蓆不暇煖，又分三路向中國西南大後方遷徙，最後在四川暫時落腳。
這像是一篇可歌可泣的史詩，國立故宮博物院的人提起這段歷史無不無限感懷，也洋
溢著莫名的驕傲，雖然現任人員沒有一個躬與其役，但皆深感與有榮焉。世人對故宮文物
跋山涉水，千辛萬苦而終歸完好，皆深感好奇。感懷也好，好奇也好，都不是我現在要討
論的，我要問的是何以國民政府把古代文物與國家或政權結合得那麼緊密，政府所到之地
，古物也到那裏。
對這個問題，我們目前能見到的文獻檔案有限，一般的意見多只是合理的推測，不易
找到非常直接的史料來印證。
1933年故宮博物院文物南運上海法租界，據當年的「故宮博物院報告」說是因戰事影
響，奉行政院令「移滬保存，以期安全。」(15)文物安全，不只是單純的安全而已，還有
更深層的心理或思想因素。當時有人反對南遷，怕古物一離開故都，北方人心渙散；而主
張南遷的理由則是「文物如被損燬，將無法彌補，等於拋棄數千年文化之結晶，將對歷史
無從交待。」(16)雙方的理由都非常嚴肅而堂皇，古物視如土地人民和歷史文化。為安全
而往上海，上海因為有歐美租界，日本不至於對歐美開戰應該最安全。當時的代理行政院
長是洋派的宋子文，即如此主張，但借西洋帝國主義之力以保護中國傳統文化，豈是講民
族主義的國民黨所能容忍？於是引發元老派的反彈，在中央政治會議上大肆撻伐(17)。
基本上元老派承認文物留在北平的危險性，但若遷上海，張繼的顧慮是，「無異表示
國內已無一處安定，足以存儲古物，．．．是昭示天下，國民黨所統治之中國祇有上海為
安全。」張繼主張運存開封和洛陽，但有人質疑河南土匪多，也不安全。從會議記錄來看
，古物安全是最光明正大的理由，但若中國文物要靠外國人保護則面子上萬難忍受。這種
心理已經透露，這不是單純人類文明遺產安不安全的問題而已，深層意識更牽涉這些文物
所代表的民族文化是否足夠自立。與會者石瑛把這種心理道盡無遺。他說：「從前有人主
張遷入東交民巷，我們因為東交民巷是租界，所以反對。現在若遷上海，上海也是租界，
這是很簡單的，我們也不願意。」故宮博物院的古物就這樣和國家民族結為一體了。所謂
國家民族，說白了就是政權，參加這次中央政治會議的戴傳賢就說：「南京既為首都，則
關于歷史上、文化上之古物理應有相當之點綴也。」于右任不贊成遷南京，但他還是認為
「俟時局安定後，再遷南京也好。」袞袞諸公為故宮文物南遷何處議論紛紛，最後因為文
物已經上路，目標是上海，中途分運開封、洛陽有實際作業的困難，只好暫時托庇於租界
之內。1936年自上海遷南京，既免除恥辱感，又可「點綴」政權，故無異議。
不久戰爭爆發，文物遷到中國大後方，安全也好，民族意識也好，都具足合理性，不在
話下。這是世界博物館絕無僅有的大遷徙，經由南京難民區總幹事杭立武建議國防最高委
員會張群，請示委員長蔣介石核可的(18)。蔣氏兵馬倥傯，猶顧及文物，應有他的考慮，
但現在公佈的資料還無法論証。
由於國難，故宮博物院文物在流離歷程中，民族主義的政治性格一分一分地增強，而
人類文明遺產的藝術性格相對地一分一分被掩蓋或忽略。
和現在國立故宮博物院最密切相關的一次遷徙是1948年底到1949年初，從南京到台灣
。當時決議者或建議者做此決定的原因，現存史料甚少，不好申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
研究所「傅斯年檔案」保存一份「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第七屆第一次理事常務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在1948年12月4日，決議「先提選精品或百箱左右運存台灣，其餘應儘交通可
能陸續移運。」(19)值得注意的是在會議紀錄的封面寫著「極密件」三字，故宮博物院文
物運存台灣視同軍事政治之最高機密。這次跨海大遷徙，還包括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含原
古物陳列所之清宮舊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及中央圖書館之文物圖書。分三批
，第一、三兩批軍艦載運，第二批商船載運，若非最高當局核可，戰火連天之秋，軍艦不
太可能用來搬運文物。
四、正統的象徵
遷來台灣的故宮博物院，與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合併組成「國立中央、故宮博物院聯合
管理處」。中央博物院是一個嶄新的博物館，1933年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所長，亦即
中國新史學的倡導人傅斯年籌辦；一年後由該所考古組主任，也是「中國考古學之父」李
濟接任主任。1936年成立理事會，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出任理事長。可見中央博物院與
中央研究院，尤其是史語所的密切關係。根據傅斯年的規劃，中央博物院分自然、人文和
工藝三館，涵蓋地質、植物、動物、人類、民族、考古、歷史等學門，接近西方的自然史
博物館（natural history museum），而範圍更為擴大。其宗旨則在「提倡科學研究，輔
助民眾教育」(20)，既注重專精的學術研究，也藉展覽推廣科學教育，以提升國民素質。
由於傅斯年和李濟學術風格的影響，中央博物院一開辦就相當注重美術考古學（art
and archaeology）。1933年向何敘甫購買北朝石刻佛像，1936年向劉體智購置商周青銅
器，後者傅斯年與銜命承辦的徐中舒，書信往返討論(21)，透露中央博物院的學術風尚。
抗日戰爭一起，中央博物院亦隨政府西遷，歷經雲南，最後到四川南溪李莊與史語所合署
辦公。此期間，李濟一人身兼二職，既是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考古組的主任，也是中央博物
院籌備處主任，雖然烽火四起，中央博物院在他的領導下，依然從事考古發掘和民族調查
(22)。
中央研究院是近代中國新學術的基地，傅斯年、李濟都是新學術的主要領導人物，代
表中國最進步的一面，所以中央博物院的旨趣、風氣和興味與故宮博物院頗有距離。來到
台灣，兩院合併，1965年取消聯合管理處，為這個合併的博物館取名作「國立故宮博物院
」，中央博物院的傳統遂逐漸被人所遺忘(23)。這個合併的博物館岌岌於向世人展示它的
珍藏，浸漸而與古董家酬唱，博物館根本精神的科學研究則相對地忽略。
捨「中央」之名而用「故宮」，據說因當時決策者認為中央博物院來台古物有相當部
份原屬紫禁城文華、武英二殿的古物陳列所，其原始出處則是瀋陽盛京和熱河行宮，所以
「故宮」之名足以概括兩院(24)。這樣說固然有其合理性,不過回到1960年代，在本院的
兩個機構和兩個傳統中，決定取舊遺留而棄新學風，就當時的意識型態和政治現實而言是
不難理解的。中央博物院的學術風格，不易被專制政權所利用。事實上自1965年到2000年
政黨輪替，這35年間國立故宮博物院只有兩位院長，而且都是與蔣家有親蜜關係的國民黨
要員，亦足以說明本院的政治性格比在中國大陸時期更甚。
當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退守台灣時，這個與國家命運同步的博物館似乎注定非扮演一
個重要的歷史角色不可，那就是正統的象徵。中國的政治哲學自2500年前孔子強調「正名
」後，正統主義便成為歷代政權的基本法則，絕對沒有妥協的餘地。國民黨退來台灣，直
到1990年都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國家或是合法的政權，而堅持自己才是中國唯一
的正統政府。由於冷戰時期美國對中國的圍堵戰略，國民黨的堅持基本上符合世界的客觀
情勢；但在1970年代，這個情勢頓然改變，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接著與美、日斷交，它
已經沒有力量代表中國的政權了。
五○、六○年代的台灣不但以中國政權之正統自居，並且自命是中國五千年文化的正
統。當時的客觀條件也能支持這種想法，因為中國共產黨的興起是對既定價值觀、倫理觀
與人生觀的反動，尤其1966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更以破四舊自任，一向被詮釋為「摧
毀中華文化」，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則是要維護中華文化，復興中華文化。
文化作為一個概念是頗為抽象的，具體尋求又相當煩瑣而複雜。中華文化是什麼，在那
裏，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和展覽的文物不失為具體而概括的標的。在那樣的歷史情境下，
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我群」和院外的「他群」自然而然都會賦予文化正統的象徵，既是期
待，也是要求。推而廣之，中華文化就在故宮，中華文化也就是「故宮」了。改制後的第
一任院長蔣復璁結集雜文成書，題作「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與國立故宮博物院」(25)，即充
分反映這種思潮與心態。
孫中山揭櫫「驅逐達虜，恢復中華」，凝聚漢民族意識對清政府進行民族革命。清帝
國本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民國成立，承繼清帝國的領土與人民，不能再只強調漢族，於
是打出「五族共和」的口號，並且宣導「中華民族」的概念，以建構中華國族；但血統意
識仍然非常強烈，推尊黃帝為中華民族始祖。
中華民族，或是中華文化，既然涵蓋清帝國或中華民國之疆域範圍，而此範圍內的民
族和文化之歧異性卻甚大。「中華民族」的塑造是二十世紀以來的事，因應現實的政治需
要而生，炎黃子孫作為一族一國是沒有事實依據的(26)。國民黨退守台灣，台灣的族群雖
然複雜，但實力到底單薄，所以當政者可以遂行其「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的單一化
教育。國民黨政府透過教育體制與文化生產機制等等，為形塑台灣人為「中華民族」之「
後裔」和「中華文化」的「守衛者」的「集體記憶」認知，這種嘗試把族群歸屬關係和文
化表徵「單一化」的做為，乃是為鞏固既存統治權力而服務，正如19世紀以來西方史學民
族主義（historiographic nationalism）的實踐顯現的涵義：史學研究與書寫和民族/國
家的締造過程，緊密相連(27)。這樣的道理，在展現「文化」具體徵象的博物館的領域而
言，也被實踐不渝，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收藏和展覽遂扮演適切的工具性角色，以改造台灣
，成為中華民族和文化的樣板。
公元2000年春天，本院展出四川廣漢三星堆出土的青銅文化，那時我還在中央研究院
，應主辦的民間團體之邀而撰寫導覽手冊。根據我的研究，這是三千多年前在當時中原殷
商王朝之外的一個高度文明，政治上隔絕於中原華夏，文化上屬於完全不同的系統。但國
立故宮博物院的展覽海報則定位為「華夏古文明的探索」，想把一種不相干的非中華古文
明當做中華古文明的祖源，把「三星堆」的偉大成就也當做現代中國人的榮耀。這是過去
舊政府時代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謂「一元文化的民族博物院」(28)之指導思想的產物，可惜
與史料不符合。
國立故宮博物院既然擔負代表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責大任(29)，過去的領導人遂以改造
所謂宮廷博物館的故宮，以變成中華民族的民族博物館，作為努力的目標。其實宮廷的「
故宮」從未成為博物館，1924年溥儀出宮，次年成立故宮博物院，才是一個公眾的博物館
。故宮博物院的收藏源自清帝國的皇室，上文引述1929年李石曾期勉故宮同仁一個「公」
字，他希望故宮博物院不只是國家的公物，也是人類的公物。七十幾年前故宮的領導人留
學法國的李石曾已舉「人類文明遺產」作為故宮博物院的目標，不斤斤於計較建構政權正
統或民族文化正統的象徵。當然，李氏的演講記錄相當簡略，我現在也不願過份推測他當
時的想法，但我們知道他是一個世界主義者，推動勤工儉學，幫助窮困青年赴法留學(30)
，他不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後來故宮博物院的歷史發展逐漸被鎖在「中華民族」的一元文
化之牢籠中，應該是李石曾始料不及的。其實純粹就典藏的藝術性而言，強調它是民族主
義的象徵，未免貶損典藏的深度，無法了解它在人類文明史上的意義。
五、回歸藝術文化的本質
公元2000年五月台灣發生五十五年來第一次政黨輪替，新政府成立，我被任命為國立
故宮博物院院長。國立故宮博物院直屬行政院，等於部會層級，院長如同閣員，這是全世
界所有博物館所未有的制度。
我的學術專業是歷史學，以研究中國古代史而獲得學術界的肯定，對藝術考古學還不
陌生。然而因為1990年代我參與中學歷史教科書改革運動，提出同心圓的理論，主張從台
灣出發認識中國、亞洲和世界，批判過去以中國為主軸的歷史教育，遂被一些人歸屬於「
獨立派」。一個「獨立派」入主中國文化大本營，或說是中國文化在台灣的最後堡壘，於
是引起「中國派」的反對，他們怕我把國立故宮博物院變得不像他們想像中的故宮。
我認為博物館的藝術和我所熟悉的歷史學的史料一樣，都要經過解釋，才能被認識。
博物館的一次次展覽，其實也都是一次次對藝術品的解釋。歷史解釋須遵守嚴格的規範，
藝術解釋也不例外，譬如前面提過的三星堆，解釋為華夏古文明或者中華文明的根源，是
經不起嚴格的史料批判的。有深度的展覽必定是對藝術品的解釋，凡能通過資料檢証的，
解釋才算成立，否則只是政治意識型態而已。因此，我主持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基本態度首
先是「去政治化」，回歸於藝術的本質。
國立故宮博物院充斥著中華文化的標識，一向也以此自豪。登臨其地，一眼望去看到
的建築外觀就傳達強烈的信息。展館建於1960年代，採用中國皇宮建築的格式，座落在台
北郊外的半山腰上，居高臨下，為來院參觀的民眾營造一股如同朝拜皇帝的心情。建築師
黃寶瑜說出他的設計理念(31)。他「深知建築為文化之一環，且為時代生活真實之表徵，
」期望「能於傳統之建築與藝術，去蕪存真，融會中西，推陳出新，必將有助於中國復興
建築式樣之成熟」。實際上本院的建築距離「融會中西，推陳出新」甚遠，不過黃建築師
的確深深體會到「此一時代及地域所賦予之使命」－中國化，於是設計了我們今日所看到
的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模樣。博物館本該接近民眾，而本院卻有意地承繼傳統帝制君王居所
的設計理念，顯示君臨天下萬民之姿態。這種樣式，頗能聯繫與北京故宮原址的「繼承」
關係，正是1960年代前期那個興建年代政治社會意識型態的反映。
本院也是據我所知世界上最多政治符號的博物館，集中崇拜一、兩位政治人物。正館
二樓大廳有一尊孫中山雕像，因為本院的建築體名作「中山博物院」，其餘政治符號都是
蔣中正的。前庭廣場有蔣氏的銅雕立像，入門大廳迎面而來是一幅蔣中正穿著長袍馬掛，
佩帶大綬景星勳章的大油畫，二樓入門口懸掛十幾幅蔣氏及夫人宋美齡的活動照片。1948
年文物遷台的決議，雖然現知檔案還看不出蔣中正介入的程度，一般推測非有他強力支持
不可能有今天的國立故宮博物院。站在本院的立場，固應該紀念他，但這麼多形形色色紀
念圖像，顯然不是博物館的常規，不符合藝術的本質。我乃對這些政治符號做了適度的清
理，使國立故宮博物院多一分藝術，少一分政治。
故宮博物院和中央博物院一成立就直屬於中央政府，1986年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成為內
閣閣員。當政黨輪替成為民主政治之常規時，博物院院長政務官的身分對博物館的專業性
是弊多於利的，故我主張國立故宮博物院應脫離行政院部會，以減少政治干擾。她可以比
照中央研究院，直屬於總統府，以顯示我國對於文化藝術的專業；也可以成為公法人，接
受董事會監督，以符合博物館經營自主的正途。這是我任職兩年來一貫的主張，最近政府
改造方案已經納入，如果國會同意，兩年後即可實現。
然而即使回歸到藝術專業，我們得承認事實上博物館不可能有完全中性的專業，博物
館人員無可避免地會帶有一些廣義的政治成分。博物館的運作不能無視於時代思潮和社會
情境，當台灣主體意識覺醒、確立時，國立故宮博物院該如何在這塊土地上重新立足，如
何讓這塊土地的子民接受，又如何滋潤這塊土地的文化，我想是本院所有人員該思考的嚴
肅課題。這是博物館的藝術任務之一，當然帶有廣義的政治性任務。
博物館廣義的政治性任務會涉及所謂的國族建構，有的博物館比較明顯，澳洲博物館
（Museum of Australia）對於在國族建構過程中該扮演的角色便有高度的自覺。它以作
為一個關於澳洲的博物館自任，要讓每個澳洲人能夠產生認同，要求能告訴「我們國家」
的過去、現在和將來，告訴觀眾澳洲的自然史以及澳洲人的歷史。
The museum of Australia will be a museum about Australia; a museum
with which every Australia can identify. It will tell the past, present and fu
ture of our nation─the only nation which spans a continent. It will tell the
history of nature as well as the history of the Australian people……..(32)
博物館的國族建構，過去國立故宮博物院領導人的確努力地做了，但現在國家社會的情勢
大異往昔，這條在台灣建構「中華國族」的路顯然難以再走下去。本院收藏品當然有它的
不朽價值，但王室品味集千萬人之力以奉侍一人之消費，官僚士大夫脫離群眾的理想世界
，以及有閒階級的玩好，這樣的藝術品是否合適建構一個理想的國族-即使是中華國族？
擺在現前的問題是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典藏、展覽能給台灣人們提供什麼養分？她如何參與
台灣未來發展的籃圖？這些都是我日夜思索的問題。國立故宮博物院的眼光應該超過民族
主義的籓離，擴大天下之公的胸襟，她的藏品具有深刻的普世人文關懷，所以與其以國族
建構自我設限，不如努力建立多元的文化觀，培養對不同民族文化的尊重，和藉藝術養成
高貴的國民性格，才是正業本務。
博物館的藏品（或展覽）在不同的情境可能有截然不同的態度(33)，然而不論把國立故宮
博物院當做中華民族文化的指標，或如在中國時期有人說的封建「逆產」，或是現在台灣
有些人的主張是與台灣無關的外國東西，這些都是不同政治立場的宣示，它們表面上雖南
轅北轍，思考邏輯則基本上很相似。為去除這些紛爭，我認為應該回歸於藝術本質，才是
正本清源之道。兩年前我新就任院長時就提出藝術的本質是美，而真正的美是普世的超越
國家、民族或文化的界限。(34)
博物館的任務是從人類的藝術品出發，本乎人性，成就人文，闡明過去人類文明的成就，
以豐富現在的人生和未來的世界。
國立故宮博物院如果有「真正的美」的典藏（應該是有的），那麼它自然具備了永恆
、普世的意義，其藝術可以溫潤世人，澤及百代；太強調他的民族性，反而把它的真正價
值看小了。
【注釋】
1 1868年法國神父Pierre Heude在上海徐家匯創設震旦博物館，為中國博物館之始，又稱
為徐家匯博物館（Sikowei Museum），1872年英國皇家亞洲協會華北分會（North Chin
ese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在上海創立博物館，這兩所都是外國人
創立的，中國人創建的博物館始於1905年張謇的南通博物苑。參包遵彭，〈中國近代博
物館發展之大勢〉，台北，《中國一周》，1960,5。
2 《台灣省通志稿》卷五《教育志．文化事業篇》，頁274--276，捷幼出版社重印。
3 台灣學者的論述，大概只有朱靜華的"The Palace Museum as Representation of Cult
ure: The Formation of Canons of Chinese Art History"，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舉辦「近代中國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1600迄今」（二）學術研討會，2001.9.6－9.
7，台北．台灣。
4 亞里斯多德 《政治學》1253a4，吳壽澎譯，商務印書館 （1965, 1996）
5 《東方雜誌》 8:10 〈中國大事記〉，p.14
6 《東方雜誌》 21:23 〈中國大事記〉，p.123；沈亦雲，《亦雲回億》，p.206，傳記
文學出版社，1967。
7 Reginald F. Johnston ，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P.300 附原件影本，Oxf
ord University Press,1934。
8 富田昇＜文物流出?背景?諸相＞）《東北學院論集 人間‧言語‧情報》110（1995,3）；
Johnston, op. cit, p.293，p.322
9 吳瀛（吳景洲），《故宮博物院五年經過記》卷1，頁3.b，線裝，出版年不詳，可能在
1932年。
10 吳瀛，前引書，卷1，頁4b-5a。
11 吳瀛，前引書，卷1，頁43-45。
12 吳瀛，前引書，卷1，頁32。
13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李石曾先生文集》第四編，p.241，，國民黨
黨史委員會出版，1980。
14 那志良，《故宮博物院三十年之經過》，頁10，中華叢書委員會印行，1957。
15 《故宮博物院文獻館二十二年度工作報告及將來計劃》，p.1b。
16 杭立武，《中華文物播遷記》，頁8，台灣商務印書館，1980。
17 以下徵引的資料出自「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第343次會議述記錄」，民
國22年2月8日，見中國國民黨黨史會檔案，《中央政治會議述記錄》第23冊。
18 杭立武，《中華文物播遷記》，頁2-3。
19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藏「傅斯年檔案」，Ⅲ－601。
20 〈國立中央博物院計劃書草案〉，p.1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史語所檔案」，元
381-1；參譚旦冏，《中央博物院二十五年之經過》，p2，中華叢書委員會印行，196
0。其籌備原旨最初稿當是「史語所檔案」元381-3，傅斯年親筆草擬。
21 書信存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史語所檔案」元498-6-A"收購善齋拓片及銅器
來往函件"。
22 參譚旦冏，前引書，第參、肆章。
23 參杜正勝，〈一個被遺忘的傳統〉，《國立故宮博物院通訊》，33:2, 2001。
24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故宮七十星霜》，頁191，台灣商務印書館，1995。
25 蔣復璁，《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與國立故宮博物院》，台灣商務印書館，1977。
26 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28，1997。
27 關於「集體記憶」理論的述說與檢討，可以參見：蕭阿勤，〈集體記憶理論的檢討：
解剖者、整救者，與一種民主觀點〉，《思與言》，第35卷，第一期（1997年3月），
頁247-296。
28 參見：Stefan Berger, et. al., eds., Writing National Histories: Western Eu
rope Since 1800（London: Routledge, 1999）。
29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故宮七十星霜》前言 頁3。
30 蔣復璁，上引書，pp.59-75。
31 黃寶瑜，〈中山博物院之建築〉，《故宮季刊》1:1, P.69, 1966。
32 Museum of Australia, Report of the Interim Council, Plan for the Developmen
t of the Museum of Australia, cited from Tony Bennett, The Birth of the Mus
eum: History, theory, Polities, p.150,
33 我且舉故宮博物院遇見的極端例子來說明。1928年國民革命軍進入北京後，中國國民
黨中央執行委員經亨頤提議廢置故宮博物院，拍賣文物，因為這些都是封建帝王的象
徵，也是「逆產」。（吳瀛，前引書，卷2，頁30b─32a）。幾十年後，國立故宮博物
院在台灣，也有人主張把文物送回北京。凡此極端之論。博物館人員無不視為乖謬，
不過從革命或獨立的立場來說，故宮藏品被認定為專制剝削或外來政權的標識，也不
能說是無理取鬧。
34 杜正勝，〈故宮願景〉，《故宮文物月刊》，209，2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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