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
醫院是墳墓的大門？
◎李尚仁 (2003.07.17)
SARS疫情趨緩，大家恐懼的社區感染並沒發生，絕大多數的群聚感染都只發生在醫
院。但院內感染事件一再發生，暴露出台灣的衛生體系、醫療文化與醫院管理都有許多
問題。這次疫情其實凸顯出醫院對社會的影響力之大，超出一般的理解。
SARS帶來巨大衝擊，主要倒不在於罹病與死亡人數有多高（和台灣的主要死因比起
來其實不高），而在於它所引發的集體反應。除了人們對傳染的恐懼以及媒體的渲染之外
，醫院爆發感染以及醫護人員的恐慌，對社會也造成很大的心理衝擊。醫院被視為治病的
地方，醫護人員是防治疾病的專家，但大家這次卻發現醫院反而是感染風險最高的地方，
而原本要對抗疾病的醫護人員又是傷亡慘重，加上醫院內的各種疏失不斷被揭露出來，使
得民眾的信心與安全感大為降低。
回顧現代醫學的誕生，始自醫院醫學的興起，而現代醫院的存在，又有賴於院內感染
的控制。回顧這段歷史，或許可以幫助我們更深刻地體會SARS的教訓。
早期的醫院大多是慈善機構，由地方仕紳或教會出資，收容孤苦無依的貧窮病人。自
有醫院以來就有院內感染的問題，死亡率往往不低。因此當時稍有資產的人大都請醫師到
家中看診，若非走投無路絕不輕言上醫院，不少人還把醫院視為通往墳墓的大門。十九世
紀英文有hospitalism一詞，指的不是什麼政治主義或學說思潮，而是醫院感染現象，或可
譯為「醫院病」。
當時醫院越大，病人死亡率也就越高。巴黎最大、最古老的「神廈醫院」（Htel
Dieu）在十八世紀末就擁有一千兩百個病床，病人死亡率高達百分之二十五。這座建築優
美的醫院如今仍聳立在塞納河畔聖母院旁。當時法國醫學界曾批評醫院的管理不當，不管
罹病的種類與輕重，把一堆病患擠在一個房間，甚至還讓產婦和垂死病人同睡一床。
大革命後，醫院被收歸國有，醫院掌控權由教會交給醫師；後者則推動臨床教學、理
學檢查與例行的病理解剖等創新與改革。現代醫學於是在巴黎誕生。這些改革強化了醫院
的研究與教學功能，但院內感染依舊存在，且受害者不僅限於病人。當時不少死於「癆病
」（phthisis）的法國名醫，很可能就是在醫院裡染上結核病。
巴黎醫學代表人物比夏（Xavier Bichat, 1771-1802），曾提出以「組織」做為人體
解剖與疾病分類的基本單位，被視為組織病理學的創建者。比夏一年解剖六百多具屍體，
有一天在神廈醫院樓梯昏倒跌下，以三十一歲之齡早逝。他的門生解剖其遺體，斷定他死
於腦部癆病。
另一位法國名醫貝爾（G. L Bayle），根據豐富的臨床經驗和解剖了九百具病人屍體
的研究成果，寫出論癆病的著作，被認為是歷史上第一本結核病研究經典。貝爾自己後來
也死於癆病。發明聽診器的名醫雷恩涅克（R. T. Laennec,1781-1826）擅長診斷胸腔疾
病，結果也死於癆病。據說他死前曾用聽診器聽自己的胸音，聽到自己著作中曾描述的
「必死」之不詳之音，於是平靜地寫下遺囑，並且脫下戒指以免死後麻煩他人。
院內感染的另一個重要受害者是產婦。十九世紀醫院生產的死亡率，要比在家中生產
高得多，許多醫院的產婦死於「產褥熱」（childbed fever）。維也納著名的婦產科醫院
分成兩個分院，第一分院由醫師負責，也有醫學生實習；第二分院則由產婆負責。由醫師
負責的第一分院的死亡率，遠遠高於第二分院。該院有一位醫師在進行病理解剖研究後染
病死亡，醫師史麥魏斯（I. Semmelweis）解剖這位同事的屍體時，發現其病變與產褥熱
的病變非常相似，史麥魏斯因此懷疑參與病理解剖的醫師與醫學生，手上沾了屍體腐敗有
毒的物質（他沒有「細菌」的概念），再去檢查或接生產婦而引起感染。一八四七年起，
史麥魏斯要求學生在接觸病人之前，必須用消毒水洗手，結果第一分院的產褥熱死亡率，
立刻下降到與第二分院差不多。
史麥魏斯對產褥熱病因的看法，以及洗手消毒的觀念提出後，並沒有馬上被醫界廣泛
接受。當時醫界認為疾病的產生有多重原因，他們不相信接觸到微量的「腐敗有毒物質」
這個單一因素，就能解釋產褥熱的發生。不少醫師認為：會到醫院生子的女子，大都是妓
女或懷了私生子，沒臉在自己家中生產。縱欲放蕩的生活或未婚生子的羞愧，影響了這些
女人的體質，使得她們容易感染產褥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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