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海峽兩岸興起疾病醫療社會史研究
余新忠
歷史研究的物件是人或人群,不論古代的或現代的、本國的或外國的歷史現象大概皆無異
議,以往的史學主要領域,譬如政治史、軍事史、制度史,或學術思想史,可以說都離不開人
或人群,然而如果仔細追究下去,我們不免疑惑,"人"到底在哪里??
杜正勝的這一追問,大概可以看作是他自1990年代以來,倡導疾病醫療社會史研究的最
初意圖。這種只見事件、制度、資料乃至器物而唯獨不見人的歷史,不僅見之於臺灣,也是
世界性的現象,在國內則表現得更為明顯。長期以來,我們的史學工作者把大量的時間和精
力投入於生產力、生產關係、經濟基礎、上層建築以及社會發展規律等問題的探討之中,而
幾乎把人在歷史上的生存狀況、生活態度和精神信仰等與人本身直接相關的內容完全排除
在視野之外。人之一生,最密切相關的,不外乎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然而在我們過去的歷
史教科書中,這方面的內容卻幾近闕如。1980年代
以來,隨著社會史研究的復興,歷史上人們的衣食住行開始受到史學界越來越多的關注,但
對直接關乎人之生老病死的疾病醫療史的研究仍未引起史學工作者相應的注意。這一狀況
顯然與無論是社會還是學術界都存在的日趨重視人本身的發展這一世界性的潮流極不相適
應。進入1990年代以後,隨著疾病醫療社會史研究在海峽兩岸的相繼興起,這種不適應才漸
趨改觀。
應該指出,疾病醫療史研究的出現並不是晚近的事,早在20世紀初,陳邦賢等老一輩學人就
著手開創了這一研究領域,至今已有相當的規模和成就。不過,過去的研究者大都是學醫出
身,關注點也大抵集中在醫療技術發展、古今病名對照、疾病的流變等純技術的領域,而對
疾病醫療所蘊含的社會文化意蘊甚少揭示。因此醫史學界的相關研究雖然長期存在,但並
未表現出關注人、關注生命的研究旨趣,基本只是作為科技史一個分支存在。
就管見所及,臺灣史學界對歷史上疾病醫療的關注始於1980年代,1987年,曾留學法國梁其
姿一下推出兩篇疾病醫療史論文:《明清預防天花措施之演變》?和ＯｍａｒｄｚｅｄＭ
ｅｄｉｃｉｎｅｉｎＭｉｎｇ-Ｑ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Ｐｆｉｖａｔ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ｌ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ＹａｎｇｚｉＲｅｇｉ
ｏｎ?。由於梁本人有著良好的學術素養,而且以上成果較多地借鑒了以往醫史學者的研究
成果,所以以上論文雖屬開創之作,卻顯現出相當高的學術水準。梁的這一研究取向,進入1
990年代以後,在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杜正댊勝的直接倡導和組織下,得到了光大。1992年7月,以史語所的幾位年輕同仁為核心,結合
一批對醫療史有興趣的青年學者和學生,組成"疾病、醫療和文化"研討小組,開始默默地研
究與疾病和醫療有關的歷史問題。杜的這一指引顯然與他積極倡導的新社會史直接相關,
他指出:"所謂新社會史是以過去歷史研究所重視的政治制度、社會結構和生產方式為骨幹
,傳益著人的生活和心態,使歷史學成為有骨有肉、有血有情的知識。"而這包含的不少內
容,需要"仰賴醫療史的研究才能充實它的內容"?。他們的研究旨趣,無疑與正統的醫療科
技史不同,"從個人到群體,它所側重的,與其說是'生生
之具'的'具'---方法,不如說是這些方法體現的歷史、社會現象和文化意義"。根據杜正勝
在三年後所作的介紹,該小組的工作主要是圍繞以下五個方面展開的:1、對身體的認識及
其文化意義、醫家歸類、男女夫婦與幼幼老老的家族史、醫療文化交流問題、疾病醫療所
見的大眾心態。這個小組草創之初,在史語所文物館四樓的小房間輪流報告的不過李建民
、林富士和李貞德等寥寥數人,開始的研討也基本只是研究文獻,他們不知道讀書會可以維
持多久,更不知道自己可以寫出什麼像樣的作品。但他們最終還是以一種學人的開拓精神
和耐得住寂寞的恒心堅持了下來。不僅沒有中途夭꜊而且逐步蔚成風氣。到1997年6月,共舉辦了48次討論會,共有57人次發表了報告,研討也
愈加正式,報告人大都寫出文稿以便深入討論。1994年底,杜正勝應中央研究院"科學史委
員會"之邀,在其年會上發表了題為"作為社會史的醫療史"主題演講,並以此為契機,在《新
史學》6卷1期上刊出了"疾病、醫療與文化"專號,這一演講和專號在臺灣史學界"頗引起注
意"。在此基礎上,史語所又於1997年6月舉辦"醫療與中國社會"學術研討會。自1995年以
後,相關的研究成果不斷湧現,《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新史學》、《大陸
雜誌》等臺灣的一些重要刊物,都相繼刊出了不少疾病醫療史方面的文章。據統計,《新史
學》在1990-1999年十年間,共刊發各類文章335篇,其中有關疾病醫療的41篇,而這41篇中
僅2篇發表於1995年以前。
臺灣史學界至目前為止所展開的研究應該說基本都未出杜正勝所指出的五點範圍,不過對
身體的認識及其文化意義這一內容近年來似乎有不斷彰顯之勢。杜正勝在"醫療與中國社
會"學術研討會之後談到:"如果醫療和社會要有更具體的交集,當然是在生老病死的人群
上。"並就此提出了"人群生命史"概念。進而指出:"如果我們把歷史從不食人間煙火的學
院釋放出來,醫療史是極具普遍人性關懷的一個領域,揚棄人際間的猜忌、鬥爭、殘殺,指
向瞭解人類文明之進展的最佳途徑。"表現出了較強的人本主義傾向。原本的"疾病、醫療
與文化"研討會小組,也改進到"生命醫療史"研究室。19
99年6月,史語所又邀請臺灣、大陸、日本和美國等國的學者召開了"健與美的歷史"學術討
論會,這應該可以視作這一取向發展的結果。雖然從字面上,我們並不能從這次研討會的題
目上看出與身體、疾病以及醫療等關係,不過稍作分析,便不難想見其實際上反映了學人對
與疾病、醫療緊密相聯的生命的關注。參與這次會議組織的李貞德的論說明顯地道出其中
的關聯:
顯然,健康的標準因時空文化而異,企圖參與界定的也不限於醫生;而疾病的隱喻昭然
若揭,直指皮毛之外,並且和人們對自己身體的其他認知與期望互動。……健與美牽扯糾結
的歷史呈現了人們對待身體、生命錯綜複雜的心理;探討健與美的歷史可說是生命醫療史
研究的重要課題。
人類照顧健康、保衛生命的歷史文化,實乃生命醫療史研究的重點。歷來學者對於疾
病及其治療技術(醫學)之探討不虞匱乏,然而對於人們如何認定身體之健康狀況,並加以保
養維護,卻有待更深入的研究。……我們眼目所及、手足所涉的,確實只是這皮相的血肉之
軀;我們也希望"以最健康的方式生病",免受疾病隱喻所帶來的額外痛苦。既然如此,探明
歷來人們看待此血肉之軀的方式有多?分歧,參透健康與疾病的規範能多為變化萬端,便似
乎成了不僅是醫療史學者,甚至是每個曾經生病的人所應關心的問題了。[11]
以上論述清楚地表明,表面上看,"健與美的歷史"與過去的"疾病、醫療與文化"似乎頗
有些距離,但實質上完全是一脈相承的,只不過臺灣學人對身體的歷史及其隱含的文化意義
給與了更多的關注而已。
在臺灣興起疾病醫療社會史或者說人群生命史後不久,大陸史學界對疾病、醫療的關注也
開始出現。1996年,謝高潮與梅莉、晏昌貴發表的兩篇疫病的論文是新近史學界較早的相
關成果 [12] 。此後,楊念群、曹樹基、王振忠等人的加盟 [13]
,使這方面的研究聲勢大振,最近,筆者立足近世社會發展、清代國家與社會關係兩大問題
,較為全面地探討了清代江南的瘟疫及瘟疫與社會的互動關係。與臺灣相比,大陸目前的研
究仍處於散兵遊勇狀態,既乏人倡導,也未成立專門的研究小組,自然就更談不上有什麼指
引和規劃。在研究旨趣上,臺灣較多地關注於疾病、醫療乃至身體反映出的文化意蘊,而大
陸則比較重視與其相關的社會面貌。另外,不像臺灣,醫療社會史的研究要占相當大甚至主
要的份額,大陸史學界的研究主要局限于疾病史,其中又主要是疫病史的範圍。無庸諱言,
就目前而言,大陸的研究比之於臺灣,還有相當的距離。不過,大陸擁有深厚的技術史研究
基礎,而且,近年來,醫史學界的研究也開始關注起與疾病醫療相關的社會、文化內容上,應
該有一個比較樂觀的前景。值得指出的是,1980年代以來,醫史學界也逐步開始表現出對隱
藏在疾病醫療背後的社會、文化因素的關注。實際上,這方面的旨趣,範行准早在其1953年
的著作中就已有所體現,只是很少受到人注意 [14] 。近來的研究,張志斌的《古代疫病流
行的諸種因素初探》[15] 和馬伯英的《中國醫學文化史》[16] 等論文和著作開始對社會
因素表現出了相當的關注 [17] 。而對文化史,可能由於中國醫學本來非常明顯地就跟中
國文化密不可分,受到的重視也遠甚于社會史,這從近十幾年來出版的較多醫學文化史著作
中不難看出 [18] 。這一傾向可能是醫史學者在研究過程中認識發展的結果,他們認識到
中醫史研究重心的轉移乃服務現實和學術發展的需要。比如吳雲波指出:要實現當前現實
服務的目的與任務,"就是要從以往的醫家、醫籍的考證、歷史事實和發展過程的一般論述
,轉移和提高到以中醫學術發展史為中心,深入分析中醫學術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外部的社會
背景和文化條件;學術內部諸因素間的關係和作用,進入一種分析與綜合相結全的理論性研
究新階段。" [19] 儘管他們的研究仍然是以醫學發展為依歸,但多少顯示出了同史學界在
研究旨趣上逐漸接近的趨向。另外,最近由布老虎叢書編輯部策劃翻譯出版的"閱讀身體系
列"叢書 [20] ,則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學界乃至社會對這一研究領域已開始有所關注。
1994年7月,張光直在《亞洲周刊》發表《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應該躋身世界主流》一文,提
出"要跳出中國圈子,徹底瞭解各個學科主流的關鍵問題、核心問題" [21]
。這也就是說,要提升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地位,必須使其研究具有屬於世界主流的問題意
識。疾病醫療社會史研究究竟是否在學科的主流之列,可能當初並未在臺灣學人當時的思
考之中,他們的原動力主要大概還來自於自身對以往學術的反省和西方思潮的影響。不過
,今天我們事後看來,應該說這一研究是符合世界學術潮流的,這不僅僅是因為在理論上,對
人本身的關注乃是一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最終目的,還在於從學術發展的實際情況看,"
社會史的醫療史研究在西方世界近十年來已成為主流" [22] 。比如,在美國,在1980年代
中期,"人體有歷史的概念是異常新穎的,人們對這樣的概念不但感到奇怪,甚至難以接受"
。但時至今日,加州大學的費俠莉(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Ｆｕｒｔｈ)教授覺得自己"已目睹
身體史概念:自1980年代以來的逐漸常態化"[23] 。實際上,當初較早從事這方面研究的梁
其姿、林富士、李建民等人,大都具有較長時間的西方遊學經歷,他們的研究很可能不自覺
地就成了西方乃至世界學術潮流中的一分子。當然,我們主張開展這的一研究,並不是簡單
為了追逐時髦,同時也因為,這一研究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瞭解人類自身的發展以及與此相關
的社會文化變遷。從筆者自身的研究體會來說,它對瞭解歷史上人們的生存狀況、精神面
貌、環境與社會的變動、民眾的心態等等,都是非常有利的,將可以使我們看到一幅"真實
存在"卻長期以來未被發掘的重要歷史面相。
由此可見,無論是從提升中國歷史學研究在世界學術界的地位,還是加深對中國社會歷史的
認識來說,籲請開展疾病醫療社會史研究都是非常必要的。那麼,什麼是疾病醫療社會史呢
?老實說,不僅學術界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筆者自己也未形成一個具有清晰界域的概念。
根據目前粗淺而籠統的思考,它應該是指從社會史的視角探討歷史上疾病、醫療及相關問
題的分支學科,是中國社會史的重要組成部分。顯然易見,這一研究關注的不是技術本身,
而是將疾病醫療作為一個切入點,藉此來考察社會文化的變遷,因此它應該主要由歷史學者
承擔。對於一個學史出身,素乏醫學和疾病學訓練的研究者來說,對從事過去基本由技術專
家擔當的工作產生一些畏難情緒,是非常自然的,筆者在對這一問題產生興趣之初,也曾有類
似的顧慮。但從目前研究的實際成果和筆者自身的經歷看,這一顧慮應該可以打消。因為
我們採取的是有別於純技術研究的另一條進路。誠如陳元朋所言:
我們當然要承認這個發展的事實(指大陸醫學史研究中專業的醫學訓練背景和醫學理論性
質較高的論題選擇---引者),因為它對於"中國醫學史"研究深度的提升有絕對的幫助,但史
學界也不必懼怕背負"越俎代庖"的譏評;而應善用自己的技藝,開創這一領域的新課題。個
人認為,純粹醫學理論與治療技術的課題,誠然是缺乏中醫專業素養的一般歷史研究者較難
插足的研究範疇,但將對中國醫學史的關注層面,放到社會史研究的脈絡中,則是一條值得
史家嘗試的研究取徑 [24] 。
當然也應該指出,主張去除這種畏難情緒,並不意味著可以無視醫學和疾病學知識的學習和
探究,事實上,對史學工作者來說,這方面的補課是必不可少的。除了現代醫學知識的學習
外,還更有必要認真研讀傳統醫籍,這些醫籍所蘊藏的社會文化訊息可能很多是其他文獻所
不具備的,從中領會到臨床診斷和醫療技藝對我們固然困難而且也無必要,但借此瞭解時人
的疾病、醫療狀況以及人們對身體、健康等的認識,應該是我們史學研究者之所長。此外,
對大量的醫史學界的研究成果無疑有必要作盡可能地借鑒,不過由於目前醫學史界的整體
研究水平並不盡如人意,而且與我們的關注點大異其趣,因此,在借鑒的過程中切不可盲從
,很有必要借助他們提供的線索,從自己的視角重新予以解讀。疾病醫療社會史目前還不過
是中國歷史學這片園地裏一顆剛剛破土的幼芽,希望也相信將會有越來越多的學界同仁來
關注、哺育她,促使其茁壯成長,最終成為參天大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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