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多元走向一統
-由成都平原看中國古代政治與文化的交涉
胡川安*
1. 主旨、重要性及學術背景
中國古代不同區域間的多元與異質 民國初年的新史學其根本基調在於歷
史的重建，當西方考古學傳入中國時，和中國史學的發展緊密結合，尤其
是古史的研究。(註1) 史語所挖掘殷墟的一部分原因即在於對抗安特生提
出的「中國文明西來說」(註2) 。殷墟發掘之後，城子崖的發掘，學者一
般認為證明了傅斯年〈夷夏東西說〉的說法正確，也為打破「中國文明西
來說」提供最佳的證據。夷夏東西的二元對立，在中國考古學界的影響很
大，學者認為他提出多元起源的看法，且這樣的看法影響其後的張光直、
蘇秉琦等重要的考古學家。(註3) 二元對立的看法一直要到50年代以後才
被一元論所取代，仰韶--龍山東西對立的二元論最終被仰紹文化發展到龍
山文化再到歷史時期的一元論代替。張光直先生提出所謂的「龍山形成期
」，認為龍山文化是從仰韶文化發展而來，從仰韶到商，是一個黃河流域
土生土長文化的傳統的演變與進步。然而，一元論背後所充滿的漢族中心
主義與民族認同是不言可喻的。 (註4)
八○年代以後，蘇秉琦從區系類型發展出「多元一體」的說法，他在
晚年綜合其畢生想法的著作《中國文明起源新探》(註5) 中提出的觀點認
為在以往的思考中，有兩個怪圈：一個是根深蒂固的中華大一統觀念；一
個是把馬克思提出的社會發展規律當成是歷史本身。這在長期以馬列主義
為指導意識型態的大陸考古學界是相當大的突破。他從鬲的研究表明，中
國的古文化有許多的起源，不像以前所說的由中原向四周發展，而是相互
影響著，各有各的方向。商王朝時，周人已在東部興起。周王朝時，秦人
已在隴西興起，周、秦各有來源。而在北方，燕山南北的燕人走的是另一
種發展道路，在南方，活動於江漢平原的人走的是不同于中原的道路。(
註6)換句話說，所謂的多元一體，基本上是中國考古學在已經建構的考古
分期體系中，逐漸領悟到各地文化的演變經常是秉承傳統，而與另外地區
有所不同，於是進而劃分出若干譜系不同的文化區，不同文化區的物質文
化在長期演變的過程保持著各自風格上的傳統。
蘇秉琦與其追隨者的理論雖然具有相當的原創性和啟發性，然而仍有
兩個最大的盲點。其一為解釋文明起源時所謂的中國文化根源地的說法，
蘇氏以為燕山南北長城內外的北方為中國文化的起源處，而非過去所強調
的三河地區。然而，誠如杜正勝所指出的，蘇秉琦的新見解受到當代民族
國家的影響，與「中華」民族的定義有關，應為有所為而發。(註7) 其二
則是所謂「多元一體」格局中「多元」與「一體」之間的關係，「多元」
承認在現今中國範圍內的每個區域各自有獨特的文化；「一體」則是在複
雜多樣的文化之中還有一個蘊含於其下的文化共性。這種看法背後所反映
的問題：
學術的「多元一體格局」其實和政治的多民族統一國家是互為表裡
的，當今的中國，多民族是社會事實，但維繫國家統一才是真正的政治目
的，所以多民族統一國家，「統一國家」毋寧更在「多民族」之上。類似
的思考反映在學術上，所謂的多元一體格局，是強調「一體」重於「多元
」。(註8)
中國本部秦漢以下雖是一統的局面，然而其本質應為多元(註9)， 即
使秦漢帝國以下所轄的郡縣，其差異性也相當大，何況於此之前。或許蘇
氏的理論更符合目前民族國家的情況，而非公元前3000年的「中國」。中
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地域主義高漲，如何尋求一套新理論使得地方與中央
的關係維持平衡，應是這套理論之後最大的核心關懷。(註10)
從一個更廣闊的學術史脈絡來看，中國考古學與民族主義、歷史學之
間始終有牽扯不清的關係，研究者始終強調歷史學是中國考古學的最大特
色，張光直先生曾經說過：「假如中國第一個由國家執行的連續性大規模
發掘不是殷墟，而是一處史前遺址，一個以社會科學為主要取向的考古學
便可能在中國誕生。」(註11)史語所的考古學帶有濃厚的歷史學性格，而
這個歷史學性格的考古學使她在一開始的發掘上又與追尋國族的起源劃上
等號。 (註12) 歷史學者與考古學家心中所繫所念者都在為「中華民族」
尋求起源 (註13) 。近二十年來，隨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逐漸與外界恢
復交流，經濟生活逐漸好轉，民族自信心隨之恢復，中國文明起源的討論
又成為中國考古學界相當熱門的話題，考古學也成為表現民族主義情緒高
昂的工具之一。最近引起相當大的討論與爭議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和「
中國文明起源」工程，雖然招集了數百位文史學者和科學家從事「科學工
作」，但不難從其中尋求到民族情緒高漲的表現 。 (註14)
然而，所有的理論都必須向新出土的材料低頭，這也是為什麼文明起
源的說法從西來說、二元說、一元說以至於多元說。即使現實的意識無所
不在，但必須承認的是，中國考古學在過去的七十五年當中仍獲得很大的
成就，對於上古史的理解也相對的深刻。當中原以外的古文明持續不斷的
被發現，在現今中國範圍內的考古圖景大異於過往的認識而使得理論的框
架不斷的修正。如何解釋這些「遺忘的過去」，成為考古學家、藝術史家
與古史學者最重要的課題。
歷史學家對待大量出土的考古材料能提供什麼樣不同的視野與觀點？
以往古代社會史的研究，運用的材料大多集中在中原地區，這個部分獲得
很大的成就，對於古代國家的形成與社會性質的變化已經有初步的認識。
然而，當考古學與藝術史家(註15)已經注意到古代中國的空間差異與多元
性，歷史學家在這塊園地上是否仍要固守著文獻，呼籲「走出疑古時代」
，強調古典文獻的正確性((註16) ，則是必須深思的問題。目前古史學者
所使用的文獻多集中在東周成書的作品，我們不否認其中所包含的真實性
，但它受到的潤飾與修改往往是當時作者的想法，而遠大於歷史過程中的
「真實」。(註17 ) 古典文獻並非不可用，但應該與考古材料之間尋求一
個適當的框架與位置。(註18)
或許我們可以思考的一個問題在於：當中原周邊發現相當多與中原相
異的文化、打破了過去中國文明單一起源的看法時，而這些文化卻是過去
文獻當中所沒有記載的，在我們過去的歷史知識之中所缺乏的，我們如何
解釋歷史文獻與考古材料間的矛盾、差異與異例(anomaly) (註19)。以本
論文所要討論的長江上游成都平原的廣漢三星堆祭祀坑為例，在商代後期
已經是一個階層化的複雜社會，製作青銅的技術成熟，並且大異其趣於我
們所熟知的中原青銅風格。然而，具有自身文化特徵的成都平原，在歷史
發展的過程中與歷史知識的建構裡，卻被後世的史家所遺忘。歷史記憶的
遺忘使得成都平原的人群自覺的為華夏自古以來的一部分，為炎黃子孫的
一個分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神聖領土(註20)。故當考古家「發現」了這
個文化時，都曾使歷史學家與考古學家感到意外。就如王明珂先生所論及
的，華夏邊緣的考古新發現常被視為「中國文明的又一源頭」。但是，這
樣的說法並不能解釋他們為何是「中國」古老文明的一部分，也就是未能
解答多元如何成為一體的問題。(註21)
多元與一體之間究竟是本相或是形成的現象？如果是後者，它的動力
又是什麼？這即是本論文的問題與核心關懷。在第一個層面上，它有其學
術史上所要回應與檢討的方向，即欲撥開層層掩蓋於現實意識下的中國考
古學與歷史學，進而探討上古中國發展的過程；在第二個層面上，所關心
的是古代中國從多元走向一體的過程，並將以成都平原作為論述的例子。
這個研究以成都平原作為論述的核心，其原因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性，普遍
性在於春秋戰國北方的生態邊界形成後(註22)，包括長江流域與嶺南地區
的廣大西南與南方地區，在歷史時期不斷的被包含吸納入所謂的「中國」
的範圍內；特殊性則在於成都平原材料的豐富，雖然目前的考古材料尚不
完全，但已經可以部分的展現出「中國化」的過程。(註23)透過對於成都
平原這個區域的研究，將更有助於對古代中國多元的現象有更深入的理解
。(註24)
另外，由於部分的考古學者和古史學者已經對於成都平原的材料作過
不同方向與取徑的研究，這些研究的成果相當豐碩，也具有啟發性。然而
，部分的層面仍為學者所忽略。其一，除了重視區域間的獨特性外，也不
能忽略歷史過程中不同區域的互動與交流。中國的地方考古學家或歷史學
家近年來編輯和撰寫各種地域史的研究，在這樣的研究當中，往往過份強
調地域的特徵，而忽略不同區域的交流與互動。在我的論文當中，除了說
明中原對區域的影響，更進一步的要問區域對中原的影響，或是不同地域
的相互關係與影響。(註25)
其二，強調古代中國的摶成是透過中原國家政治力的運作，將多元且
異質的不同的區域社會納入自身的過程。在這方面，過去學術界有相當大
量的作品討論中國古代帝國形成與結構的問題。他們關注在春秋戰國時期
的中國已經形成一個體系和網絡，譬如：許倬雲以曾以華勒斯坦的世界體
系討論「中國是如何逐步形成為一個整合的大體系」，將市場和區域間的
經濟交流作為建構古代中國體系的主軸，然而華勒斯坦的體系是否能應用
在古代世界？我的答案是否定的。相對的，在王德權對於許倬雲體系論的
批評當中，指出一個較為符合中國古代帝國形成的關鍵性思考：「古代地
域社會異質程度高，各區間的相互聯繫與影響不顯，在相對孤立的地域社
會上聳立起一個龐大的政治體系，這個政治體系通過制度建構，將相對孤
立的各地域聯結在一個核心力量下。」(註26)另外，深受大一統思想影響
的歷史學家或考古學家，往往強調中國的統一與帝國的形成為歷史的潮流
，是進步且客觀的結果，在這樣深受意識形態影響的史觀當中，往往會忽
視統一過程中不同地域的差異。在「統一」的大帽子之下，各地的文化與
區域間的特性是被壓抑而消失的，這樣的研究往往忽略了歷史發展過程中
的不同聲音與文化。
其三，中原國家的擴張本身是一種「文明化政策」(註27)，它將自身
的宇宙觀與價值體系透過行政與教化系統灌輸於周邊。(註28)余英時的一
篇具有精闢性見解的文章〈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中認為：身為儒者的官
吏，在地方推行儒家教化的同時，也順道完成了教化的使命。(註29)對於
余英時的大部分看法是相當贊同的，然而有兩個補充的意見，第一為教化
或「文明化的政策」並不只在儒家的學說中而已，它是戰國以來彌漫於諸
子間的一種想法，後來並落實在秦代的法律當中。(註30)第二為「文明化
的政策」與「編戶齊民」(註31)社會的成立是互為表裡的。戰國以前的商
與西周、春秋時代，人民之間的權利與義務基本上不均等，城內的「國人
」與城外的「野人」之間的封建義務並不相同，封建的義務主要行於氏族
之間而不及於一般人民，基層社會與貴族之間的文化和風俗差異相當大(
註32 )；當「國」、「野」之間的界限泯滅，郡縣制成立之後，各地之間
不同的習俗也成為當政者的重要課題，如何整合各地的風俗、習慣而與新
成形的「領土國家」(宮崎市定語，指戰國時代歷經社會變化的七國)和帝
國合而為一，成為知識份子與國君都關心的課題。(註33)
2.歷史學與考古學整合研究下的古代成都平原
三星堆遺址兩個祭祀坑的發現，是本世紀中國最令人矚目的考古發現
之一，也吸引了考古學者以外廣大群眾的注意。然而，從歷史的研究看來
，三星堆兩個祭祀坑必須放在整個成都平原的考古發掘脈絡中，不僅對於
兩個祭祀坑的器物，也必須瞭解成都平原同一時期遺址之間的相互關係，
以及與之前之後成都平原的相關發現參照比較，在多種脈絡之中求得適當
的解釋。
現在所稱的三星堆遺址，是位於四川省廣漢市北面，由於當地有三個
土堆隆起，當地的人將此地稱為三星堆。三星堆遺址在1929年即有文物出
土，當時的農民燕道誠在馬牧河北岸的月亮灣清理水溝時，從溝底偶然挖
出一批數量不少的玉石器，其中玉器的種類包括玉圭、玉璋、玉琮和玉璧
等，總數量超過400件。 燕道誠後來將部分的文物賣給古董商，在古物市
場廣漢玉器也相當出名，引起附近和有興趣學者的詢問。當時在廣漢傳教
的英國傳教士董篤宜(V. H. Donithorne)獲知消息後，將部分搜集到的文
物交付華西大學博物館，並與任職於其下的地質學教授作了第一次的考古
探察。於1933年，華西大學博物館〈即今日的四川大學博物館〉的館長葛
維漢(David C. Graham) (註34)有了挖掘的構想，並於1934年協同林名均
帶領考古隊在當地進行為期十天的發掘。從挖掘的材料之中，葛維漢首次
提出「廣漢文化」，將它的年代推定在銅石並用時代，下限推定在周代初
年，即公元前1100年前後。(註35)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五○年代到
八○年代持續零星的發掘，至八○年代以後才有重大的突破。成都平原考
古最大的突破，即三星堆兩個祭祀坑的發現，在遺址除出土大量的文物外
，尚發現規模宏大的古城。由三星堆所發現的青銅器上，沒有任何的銘文
足以充分說明這些地方是在商王朝的統治之下。三星堆與商文化的差異是
古典文獻當中所沒有也無法說明的。(註36)相對於安陽以青銅鑄造容器和
兵器，它以大量青銅鑄作銅人、銅像，容器和兵器僅僅是少數。雖然它們
都以青銅鑄器，然而在使用資源的概念和技術的選擇上都不相同，技術的
選擇背後反映了宗教概念與社會認同的差異，也顯示了相異的社會內涵。
(註37)
從考古的材料中顯示，在二里頭三期，青銅已出現在墓葬當中。在中
國，青銅器鑄造的種類與方向，除了與其他文明相同用來鑄造成兵器外，
尚以青銅鑄造大量的容器。而青銅的鑄造牽涉到整體社會的組織與動員，
以冶礦的部分而言，從探勘、採礦、冶煉以至於青銅器的成形，背後所關
係到的組織動員與人力控制都說明了複雜政體的形成。故部分學者認為從
二里頭開始，也就是一些研究者所認為的「夏」(註38)，青銅器的出現大
致與「國家」的形成同步。(註39)二里頭將青銅器資源集中於鑄造兵器與
容器，成為中原一股重要的傳統。這股傳統背後有其宗教性的面向，主要
動力來自對於祖先的崇拜，然而，它並非以青銅鑄造祖先的神像，而是鑄
造出膜拜祖先的容器。(註40)
然而，從三星堆的發掘當中，在青銅容器中沒有發現鼎的存在，也沒
有任何可以用做烹煮的青銅三足或四足炊具的痕跡。不僅如此，二里頭、
二里崗和殷墟青銅容器中的其他主要禮器，如爵、斝、觚等注酒和飲酒的
酒器，在目前所發掘的情形中也付之闕如。三星堆兩個器物坑所出土的青
銅器，其中以大量的人物、動物、植物造像和許多飾件為主，這幾個部分
佔據三星堆青銅器類的大部分。然而，其中的每一個部分都是在中原的青
銅文化當中所罕見或不見的。在現今中國範圍內所發現的青銅文化，對於
人形造像的傳統是相當缺乏的。(註41)從聚落範圍和城址的面積來說，三
星堆古城的面積為和商代其他城址相較，算是較大的城址。以周長而論，
偃師商城城牆周長約5.4公里；鄭州商城的周長則約7公里；湖北盤龍城周
長則僅1 公里。從聚落面積來說，鄭州商城即使包括附屬遺址聚落、作坊
與墓地也不及於三星堆遺址的12平方公里。誠如Lothar von Falkenhause
n教授所言：「無疑，三星堆遺址應是東亞最大的青銅時代聚落遺址之一
。」(註42)
隨著三星堆兩個祭祀坑的發掘，同時也對於三星堆文化的源起、分布
範圍和周邊的考古文化更加的重視。(註43)1995年底以來，陸續在成都平
原發現城址群及城內相關的遺存。幾個遺址年代雖然不盡相同，但它文化
的總體面貌一致，有一組貫穿始終而又區別於其他考古學文化獨特風格的
器物群。成都平原已經發現三星堆文化以前的古城共有六座，分別是新津
縣的寶墩村古城、都江堰市的芒城村遺址、郫縣的古城村古城、溫江縣魚
鳧村遺址、崇州市的紫竹村古城和雙河村古城遺址。(註44)然而，據了解
，成都平原的史前城址並不只這六座，其數目可能超過十座。(註45)另外
，由於訝異於三星堆文化的高度發展，促使考古學對於其來龍去脈相當關
切。而90年代金沙遺址的發掘即部分回答了三星堆之後成都平原文化的走
向，從95年至今進行四次不同程度的考古發掘，到目前為止仍在持續不斷
的發掘當中。「金沙遺址」自發掘後就被視為成都平原的另一個三星堆，
它的出土器物與三星堆遺址相比一點都不遜色，並且回答了三星堆遺址沒
落之後的走向。 (註46)
考古學家於九○年代對於成都平原的發掘，使我們更為深刻瞭解三星
堆之後與之前的成都平原，不僅從幾個點，還可以將它連綴起來成為一條
具有自身文化特徵的線。目前已經可以從考古學文化當中確認從新石器時
代至西漢前期成都平原的文化特色。可以較為大膽的說，成都平原有其自
身通向高度複雜社會的方式與道路。(註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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