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杜正勝，〈新史學與中國考古學〉，《新史學之路》(台北：三民書局，2004)；李玄
伯，〈古史問題的唯一解決方法〉，《現代評論》1.3(1924)，後收入《古史辨》第
一冊下編。
2. 相關的學術背景可以參考陳星燦，《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1895-1945》(北京：三聯
書店，1997)；馬思中、陳星燦，〈中國近代科學史上的重要文獻—安特生致瑞典皇
太子信及其釋讀〉，《古今論衡》8(2002)：10-17；Magnus Fiskesjö and Chen X
ingcan, China Before China: John Gunnar Andersson, Ding Wenjiang, and the
Discovery of China’s Prehistory, (Stockholm: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
uities, 2004).
3. Wang Fan-sen,” 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 Cam
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4. 張光直晚年反省其一元論的說法，也承認其民族主義的情緒，可參考張光直，〈二十
世紀後半的中國考古學〉，《古今論衡》1(1998)：38-43。童恩正指出五○年代以後
中國考古學一元論的強烈民族主義傾向，可參見Enzheng Tong, Thirty years of Ch
inese archaeology (1949-1979) , Nationalism, politics ,and the practice of
arch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5. 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務印書館，1997)。
6. 關於蘇秉琦在當代中國考古學的地位，可參閱俞偉超，〈20世紀中國考古學的一座里
程碑〉，《蘇秉琦與當代中國考古學》(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3-9。張忠培、
李季，〈蘇秉琦與21世紀考古學〉，《蘇秉琦與當代中國考古學》(北京：科學出版
社，2001)：10-14。邵望平，〈考古學區系纇型理論帶來的史學變革〉，《蘇秉琦與
當代中國考古學》(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15-19。許倬雲，〈介紹「中國文明
起源新探」─一個新的學術主題典範〉，《漢學研究通訊》16：3(1997)：345-346。
7. 杜正勝，〈中國古代史研究─臺灣觀點〉，原文為哈佛大學第一屆楊聯陞講座講詞，
後收錄在《新史學之路》(台北：三民書局社，2004)。
8. 杜正勝，〈中國古代社會多元性與一統化的激盪—特從政治與文化的交涉論〉，《新
史學》11：2(2000：6)：2。
9. 近二十年以來，在中原周邊發現相當多與中原相異的文化，打破了過去中國文明單一
起源的看法，這些文化為過去文獻當中所沒有記載的，它的社會複雜化程度也相當高
，如果說它們是「中國」的一部分，也是一個「未知的中國」，可參考Jessica Rawson
, Mysteries of Ancient China : New Discoveries from the early Dynasties ,(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1996)。1999年新編的劍橋中國上古史，基本上可以反
映目前的考古圖景與中國上古史研究的現狀，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Shaugness
y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
tion to 221 B.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也可參考Rod
erick Whitfield and Wang Tao, Exploring China’s Past: New Discoveries and
Studies in Archaeology and Art,(London:Saffron,1999).
10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羅泰先生認為中國目前地域主義的高漲正好與考古學中強調地
域文化的獨特性互為表裡，Lothar von Falkenhousen,” The regionalist paradig
m in Chinese archaeology”Nationalism, Politics, and the practice of archa
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11. K.C.Chang,” Archaeology and Chinese historiography” World Archaeology
Vol.13,no.2,1981。
12 杜正勝，〈舊傳統與新典範〉，《新史學之路》(台北：三民書局，2004)；Lothar
von Falkenhausen,” on the Historiographical Orientation of Chinese Archa
eology.” Antiquity 67.(1993):839-49
13.關於中國考古學與近代民族主義之間的關係，王明珂指出的一段話相當值得思考：「
歷史、語言、考古與民族學，在中國國族建構中不只是塑造、凝聚國族而已，它們還
在國族內部區分核心與邊緣。這是由於，當時流入中國的新學術，如語言學、體質學
、民族學、考古學與歷史學，多少皆與『民族』概念聲氣相通。在『民族』概念下，
一民族被認為是有共同語言、體質（血統）、文化，而在歷史中延續的人群。語言學
、體質學、民族學被用來考察各民族範疇與其間區分，歷史學則被用來追溯『過去』
，以說明此民族範疇與區分的由來。」王明珂，〈導言〉，收錄在王明珂整理，黎光
明著，《川康民俗調查報告》(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4)。
14. 「夏商周斷代工程」所引起的爭議與論戰可參考由劉莉和陳星燦所編輯的〈夏商周
斷代工程引起的網上討論紀實〉，《考古》。
15. 以青銅藝術來說，過去注意中原藝術風格的歷時變化，對於周邊地區的特殊風格仍
本著「一元中心」的思考方式而強調中原的傳播。透過近年來的考古發現，對於「
區域風格」的強調也成為藝術史家所關心的議題，空間因素占有很重要的因素。關
於整個學界研究取向的變化，可以參考陳芳妹，〈商代青銅藝術「區域風格」之探
索—研究課題與方法之醒思〉，《故宮學術季刊》15.4(1998)。
16. 這樣的看法由李學勤所主張，且為很多學者所附和，他們相信古典文獻上對於夏商
周的討論，透過近來的考古發現可以更加的確認其正確性，其代表作品為李學勤，
《走出疑古時代》(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在夏商周三代的國家形成與結構
上，他們認為中國古代國家是一個中央集權的政治實體所控制的很大一個地區，類
似的專書包括李學勤主編，《中國古代文明與國家形成研究》(昆明：雲南人民出版
社，1997)；宋新潮，《殷商文化區域研究》(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1)；王立
新，《早商文化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相對的，研究商代的國外歷
史學家傾向於一個完全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為商王朝的實際領土並不清楚，很可能
是一個由無數條道路和營地(encampment)聯繫起來的網絡，而非一個龐大的政治實
體，商王朝的實際範圍可能不超過兩百公里。相關的研究可以參考David Keightley
, “ The late Shang state: when, where, and what?,” In The Origins of Ch
inese Civiliz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The Shang state as seen in the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Early China 5
(1979~80)；Edward Shaughnessy, “Historical geography and the extent of
the earliest Chinese kingdoms,” Asia Major 11(1989).
17. 關於此的批評可以參考Robert Bagley,” Changjiang Bronzes and Shang Archaeo
logy.”收錄在《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中國藝術文物討論會論文集》(第一冊)(台北
：國立故宮博物院，1992)：209-55。在這一篇文章當中Bagley說到：「文字的歷史
為考古設置了雙重的危險。它指引著考古工作者到哪裡去看，造成考古學的樣本與
傳統趨向一致；它還告訴我們要看些什麼。」中譯本可見貝格萊(Bagley)，〈長江
流域的銅器與商代考古〉，收錄於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編，《奇異的凸
目》(成都：巴蜀書社，2004)：123-154。
18. 張光直先生曾經呼籲成立中國先秦史系，以處理大量的考古資料所帶來的問題，相
對於李學勤認為傳統文獻的可信，張光直先生卻認為由傳統文獻建構出來的中國上
古史已經面目全非，參見張光直，〈對中國先秦史新結構的一個建議〉，《中國考
古學與歷史學之整合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7)：1-12。
19. 對於考古材料當中「異例」(anomaly)的討論，以及不規則、矛盾現象的解釋，可以
參考Richard A. Gould, Living Archaeology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
ty Press, 1980).。另外，Robert Darnton認為：「當我們無法理解一個諺語、一
個禮儀，或一首詩時，我們知道自己觸及到某些東西。由一個文獻最晦澀的一面著
手，我們或可以揭露一個相異的意義體系。這樣的思考途徑，甚至可能進入一個陌
生而美妙的世界觀。」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s,1984),5.關於這兩本書的啟示來自與
王明珂先生的討論，上述的節錄也採自他的翻譯，參見王明珂，《羌在漢藏之間：
一個華夏邊緣的歷史人類學研究》(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xxvii。
20. 王明珂先生對於中國國族建構的歷史人類學有相當精闢的分析，他與後現代主義者
所強調的「近代建構論」有所差別，認為「炎黃子孫」的建構是長遠歷史建構與想
像的一部分，而近代「中華民族」的形成，也是基於一長遠的「族群形成過程」。
相關的文章可以參見王明珂，〈論攀附：近代炎黃子孫國族建構的古代基礎〉，《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3.3(2002)：583-624、《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
族群認同》(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7)、The Ch’iang of Ancient China Throug
h the Han Dynasty: Ecological Frontiers and Ethnic Boundaries(Ph.D. disse
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93)
21. 王明珂，〈中國古代考古驚人發現的歷史人類學研究〉2004年北京論壇論文稿。
22. 關於北方邊界的形成，最經典的作品為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New York: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1940)，近年的作品可以參考Ni
cola Di Cosmo,” The Northern Frontier in Pre-Imperial China,” in The Ca
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23. 我的論文為〈從多元走向一統〉，稱「一統」而非「一體」之因乃在於「一統」指
涉的是秦的統一中國，一統的過程是透過政治征服的運作。而「一體」則為成都平原
的人群自覺和認同為「中國人」，是一段歷史記憶遺忘的過程。
24.Trigger曾以多元性為議題討論考古學派間區域與區域間由空間因素所引發的「內在
發展」與「傳播」的問題。可參考Bruce G. Trigger,” The Explanation of Dive
rsity,” A History of Archaeological Thoug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
ity Press,1989),pp.329-369.
25. 這類研究的作品較好的範例為藝術史家的作品。譬如：以過去所忽略的長江流域文化
而言，藝術史家Jessica Rawson和Robert Bagley強調南方對於安陽的影響，Bagley
更企圖扭轉「安陽核心」的看法，他討論江西新淦青銅器時，不從其與安陽的關係，
而是從其與二里崗的關係討論。可參見Robert Bagley,” Changjiang bronzes and
Shang Archaeology”,《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中國藝術文物討論會》(台北：故宮博
物院，1992):209-255、貝格立，〈南方青銅器紋飾與新淦大洋洲墓的時代〉，《吳
越地區青銅器研究論集》(香港：兩木，1997)：125-136；Rawson則討論南方青銅器
對安陽殷墟婦好墓的影響，Jessica Rawson,” Contact between Southern China
and Henan during the Shang Period,”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vol.57,London,1994,pp.1-24.羅森還強調周人興起與南方的四川和廣大長
江流域的關係，參見Jessica Rawson,” Statesmen or Barbarians, the western
Zhou as seen through their bronzes,” British Academy Albert Reckitt
Archaeological Lecture,19 October 1989,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LXXV,1989,pp.71-95.或是Jessica Rawson,” Western Zhou Archaeology,”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pp.353-449.
26. 許倬雲的相關文章可參見許倬雲，〈傳統中國社會經濟史的若干特性〉，《求古編》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0)、〈體系網絡與中國的分合〉，《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5)。王德權的批評文章可以參見王德
權，〈古代中國體系的摶成─關於許倬雲先生「中國體系網絡分析」的討論〉，《新
史學》14：1(2003)：196。許倬雲的回應文章可以參見許倬雲，〈對王德權先生「古
代中國體系的摶成」的回應─許倬雲先生的對話〉，《新史學》14：1(2003)。事實
上，強調國家政治力量對於古代帝國的形成也見諸於日本學者，參見佐竹靖彥，〈中
國におけろ国家と社会—地域性的観点〉、鶴間和幸，〈秦帝国の統一と地域〉，收
入森正夫編，《旧中国におけろ地域社会の特質》(平成2-5年度[1990-1993]年度科
學研究費補助金一般研究[A]研究成果報告書，名古屋，1994)。也可以從較為廣闊的
世界史脈絡加以理解，相關的書請參見Andre Gunder Frank and Barry Gills ed.,
The World system : five hundred years or five thousand? New York : Routled
ge, 1993.華勒斯坦在這本書當中與古代史家和考古學家的討論，值得對於社會科學
理論有所迷戀的歷史學家好好思考。另外，考古學家關於古代世界核心—邊緣的關係
也是此一議題的相關思考，參見 Michael Rowlands, Mogens Larsen and Kristian
Kristiansen Centre and periphery in the ancient world,( Cambridge :Cambrid
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27.「文明化的政策」”Civilizing Projects”是Steven Harrell的詞，他的使用方式指
的是漢民族對周邊少數民族的教化，請參見Steven Harrell ed., Cultural Encount
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4).
28. Robin Yates的幾篇文章都有處理到這個問題，包括”Cosmos, central authority,
and communities in the early Chinese empire” in Empires: Perspectives fro
m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State Control of Bureaucrats under the Qin :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Early China 20(1995):331-65.、”Body, Space, Time and Bureaucracy: Boundar
y Creation and Control Mechanisms in Early China” in John Hay ed. Boundar
ies in China, (London: Reaktion,1994):56-80.、”Purity and Pollution in Ea
rly China.”收錄在《中國考古學與歷史學之整合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
言研究所，1997)：479-536。
29. 余英時，〈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收入《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台北：聯經
出版事業公司，1987)。
30. 以《睡虎地秦簡‧語書》當中的記錄最為明顯：「古者，民各有鄉俗，其所利及好惡
不同，或不便於民，害於邦。是以聖王作為法度，以矯端民心，去其邪僻，除其惡俗
。……。凡法律令者，以教導民，去其淫僻，除其惡俗，而使之於為善也。」湖北雲
夢睡虎地秦墓發掘於1975年，相關的報告可以參見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
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77)。
31. 韓國的李成珪與日本的木村正雄都曾使用「編戶齊民」這個詞，此處所指的為杜正勝
使用的的「編戶齊民」論，意指編戶齊民為戰國秦漢的國家主體，在政治社會結構當
中，有五項特性：1.構成國家武力骨幹；2.是嚴密組織下的國家公民；3.擁有田地私
有權；4.是國家法律的主要對象；5.居住在「共同體」性的的聚落內。參見杜正勝，
《編戶齊民》(台北：聯經出版社，1990)；〈「編戶齊民論」的剖析〉，《清華學報
》24：2(1994)。
32. 關於「國人」與「野人」之間的關係與封建宗法的研究相當多，最好且綜合性的研究
可以參見杜正勝，《周代城邦》(台北：聯經出版公司，)；楊寬，《西周史》(台北
：商務印書館，)。
33. 具體的表現可以顯示在秦始皇對於各地風俗的關心與政策，漢代史書上對於風俗的關
心也基本上反映了這個趨勢，包括《史記‧食貨志》、《漢書‧地理志》和《風俗通
義》之中對於風俗的描述與討論。關於從戰國至漢代以來國君與知識份子對於各地風
俗的觀心，目前學界尚無系統的研究。不過，研究明清的日本學者岸本美緒觀察到這個問題，「風俗」這個詞
與英文中的「culture」、「civilization」、「custom」並不相同，在中文的歷史
文獻當中到處可見，並且歷代的統治者認為是「攸關」社會的關鍵詞。岸本美緒的分
析，可以參見〈「風俗」與歷史觀〉，《新史學》13：3(2002)。
34.葛維漢為美籍的教士，先後於1920年和1927年獲得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心理學碩士與人
類學博士，1911年以銜教會之命赴中國工作，在中國的時間共38年，其中的36年是在
四川渡過。
35.D.C.Graham,”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Hanchou Excavation.” Journal of th
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Vol.6.1933-1934
36. 許多學者企圖引用《周禮》、《山海經》，最多的則是《蜀王本紀》和《華陽國志
》說明三星堆的祭祀坑與燎祭相關或創造三星堆文化的人群為文獻當中的「蜀」人
。然而，在三星堆所出土的器物上無法作出如此的推論，考古學可以透過物質文化的
變化瞭解器物分布的空間脈絡，或是透過遺址的重建瞭解古代的社會結構。後過程(post-processual)學派的考古
學家更進一步的認識考古遺物中過去人群的精神生活與宗教習俗，然而從考古遺物中
推斷過去人群的族屬在本質上即有先天的困難。人類學家在民族的認定上逐漸的認識
到，族群與人群之間界限的劃分透過主觀的認同而非客觀的區分。要以考古的遺留辨認古代人的族屬是相當困難
的。然而，這也並非否定歷史學與考古學的結合，族群之間的遷徙與殖民，必須透過
更確實的證據加以論斷，而非與出土材料間相距將近千年的文獻。關於考古學和族群
辨認之間的關係，可以參考Sian Jones, The Archaeology of Ethnicity :Construc
ting Identities in the Past and Present. (New York：Routledge,1997).
37. 陳芳妹，《故宮商代青銅禮器圖錄》(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8)：52。關於資源
使用、技術選擇的差異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可以參見Pierre Lemonnier,” Introductio
n,” Technology Choices: Transformation in Material Culture Since the Neoli
thic(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38.關於夏王朝的問題，長期以來一直為學界所爭論的焦點，大抵西方學這多認為夏王朝
與二里頭不能簡單的勾連；相對的，中國的學者則認為二里頭為夏王朝。舉例而言，
Sarah Allen認為「夏」是周人為塑造統治合法性的神話，可以參見Sarah Allen,”
The Myth of the Xia Dynasty,”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84,no
.2,pp.241-256；The Shape of the Turtle: Myth, Art and Cosmos in Early China
,(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1)。1990年在UCLA召開的「
夏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Xia Culture)，邀請了各國學者討論夏文化的問題，各式各樣的見解在會議中都有提出，
關於會議的紀要，可以參見杜正勝，〈夏文化可能討論嗎？--1990年洛杉磯加大「夏
文化國際研討會」紀要〉，《新史學》1：2(1990)，後收錄在《古代社會與國家》(台
北：允晨文化實股份有限公司，1992)。
39.研究甲骨的學者認為中原的早期國家出現在殷墟時期，也就是商晚期，他們認為中國
早期國家的結構較傾向城市國家(city-state)的模式，領土範圍大致在商中心附近一
、兩百公里左右，關於此可以參見Robin Yates,” The city-state in ancient Chin
a.” In The Archaeology of City-state: Cross-cultural Approaches, edited
by Deborah Nichols and Thomas Charlton,(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
itution Press,1997)。從最近的出土材料當中，劉莉與陳星燦認為中國早期國家的
形成應在二里頭時期，以核心地區的龐大城市中心支配重要自然資源的邊緣地區為特
徵，體現在貴重物品和生計物品兩個系統的生產和再分配之中。貴重物品(即青銅器)
的生產與信仰系統密切相關，他要求不斷的提供金屬合金以滿足貴族祭祀祖先儀式的
需要。可以參見Li Liu and Xingcan Chen, 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China(
London: Duckworth. 2003)，中文版為〈中國早期國家的形成—從二里頭和二里崗時
期的中心和邊緣之間的關係談起〉，《古代文明》1(2002)。
40 陳芳妹，〈藝術與宗教—以商代青銅藝術的發展與隨葬禮制的互動為例〉，《故宮學
術季刊》：18：3(2001)。
41. 商代和西周藝術主流當中，人像藝術一向都沒有佔據重要的位置。誠如張光直先生所
指出的，在美術上，種種的動物，或是動物的身體部分，構成裝飾美術單元的一大部
分，而出現於青銅禮器上。參見Kwang-chih Chang,” Changing Relationships of
Man and Animals in Shang and Chou Myths and Art.” Early Chinese Civilizat
io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76),pp.174-96.。人像藝術的出現在以「中原為背景的中國」是較晚以後的發展，
相關文章可以參見Mary Fong,” The Origin of of Chinese Pictorial Representa
tion of the Human Figure.” Artibus Asiae 49(1988),pp.5-38；Ladislav Kesne
r,” Portrait Aspects and Social Functions of Chinese Ceramic Tomb Sculpt
ure.” Orientations, August 1991,pp.33-42；Dietrich Seckel,” The Rise of
Potraiture in Chinese Art.” Artibus Asiae 53( 1993),pp.7-26；Guolong Lai
,” Uses of the Human Figure in Early Chinese Art.” Orientations ,June
1999.
42. 羅泰，〈三星堆遺址的新認識〉，收入羅泰編《奇異的凸目─西方學者看三星堆》：
15。
43. 關於三星堆文化的中文研究大量的出現，要完全搜集且研讀已經成為幾乎不可能的事
，在99年三星堆完整的報告出現後，一些研究也沒有看的必要了。1993年以前較為完
整的書目可以參見屈小強、李殿元、段渝，《三星堆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後所附的書目。完整的報告請參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三星堆祭祀
坑》(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另外幾本較為重要的書介紹如下：關於考古學文化
分期的討論可以參見孫華，《四川盆地的青銅時代》(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宋
治民，《蜀文化與巴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較為綜合性討論的專書
可以看江章華、李明斌，《古國尋縱—三星堆文化與古蜀文明的遐想》(成都：巴蜀
書社，2002)；孫華、蘇榮譽，《神秘的王國—對三星堆文明的初步理解和解釋》(成
都：巴蜀書社，2003)。
44.目前這些城址最詳細的報告為早稻田大學長江流域文化研究所與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
所合作的《寶墩遺址—新津寶墩遺址發掘和研究》(東京：有限會社阿普，2000)。其
他有發掘簡報的城址包括成都市考古工作隊、四川聯合大學考古教研室、新津縣文管
所，〈四川新津寶墩遺
址的調查與試掘〉，《考古》1997：1；成都市文物考古隊、都江堰市文物局，〈四川
都江堰市芒城遺址調查與試掘〉，《考古》1997：7；成都市文物考古隊、郫縣博物館
，〈四川省郫縣古城遺址調查與試掘〉，《文物》1999：1；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
四川聯合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溫江縣文管所，〈四川省溫江縣魚鳧村遺址的調查
與試掘〉，《文物》1998：12。
45.據成都市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的告知。
46.「金沙遺址」的發掘地點目前打算申報為聯合國世界遺產的保護公園，並打算興建博
物館，其所出土的文物，已出版的圖錄和報告可以參考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成都
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沙淘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
所，《成都考古發現(2002)》(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
47.目前對於古代四川的研究也為外國漢學家、考古學家、藝術史家和歷史學家所關注，
關於三星堆遺址西方語言的論文與專書論文包括普林斯頓大學的Robert W. Bagley,”
A Shang City in Sichuan Province.” Orientations 21.11(1990),pp.52-67；”
Sacrificial Pits of the Shang Period at Sanxingdui in Guanghan County,
Sichuan Province, Arts Asiatiques 43(1988),pp.78-86。匹茲堡大學的Ge Yan and
Katheryn M. Linduff,” Sanxingdui: A new Bronze Age site in southwest China
,” Antiquity 64(1990):505-513。澳洲國立大學的Noel Barnard,” Some Prelimin
ary Thoughts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Kuang-han Pit—burial Bronzes and
other Artifacts, Beirtage zur Allgemeinen und Vergachenden Archleiologie9-
10(1990),pp.249-279。芝加哥大學的Wu Hung, All about the Eyes: Two Groups of
Sculptures from the Sanxingdui Culture, Orientations 28.8(1997):58-66.。牛
津大學Jessica Rawson ed. Mysteries of Ancient China: New Discoveries from
the Early Dynasty, London: British museum and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1996.聖路易華盛頓大學的Robert Thorp,” Sacrificial Pits at Sanxingdui,
Guanhan, Sichuan Province, The Golden Age of Chinese Archaeology: Celeb
rated Discoverie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hington: Nationa
l Gallery of Art and Kansas City: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1999.pp.206-
227。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Lothar von Falkenhausen, “Some Reflections on
Sanxingdui”，收在邢義田所編《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中世紀以前的地域文
化、宗教與藝術》(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2)。最早的一本英文專書
為Steven F. Sage, Ancient Sichuan and the Unification of China,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2)。日本學者對於四川古代史也相當感興趣，早稻田大學的名譽教授近來也出版了一本四川古
代史的專書，參見古賀 登，〈四川と長江文明〉(東京：東方書店，2003)；西江清高於
2002年編了一本日本學者對三星堆文明的認識，《扶桑與弱木》(成都：巴蜀書社，2002)
，其後有附1979~99年日本學者對於古代四川的研究書目。最近Robert Bagley集合了美國
、法國和英國的學者編輯了一本跨學科的作品Ancient Sichuan: Treasures from a Lost
Civilization, (Seattle and New Jersey: Seattle Art Museum and Princeton Unive
rsity Press,2001).處理古代四川的英文博士論文最主要為考古學家和藝術史家，目前共
有四本，包括匹茲堡大學的Ge Yan(葛岩),”The Coexistence of Artistic Styles and
the Pattern of Interaction: Sanxingdui during the Second Millennium BC(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Pittsburg,。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Rowan K. Flad,
Specialized Salt Production and Changing Social Structure at the Prehistoric
Site of Zhongba in the Eastern Sichuan Basin(Ph.D. dissertation, UCLA, 2004).
、Chen Pochan(陳伯楨),Salt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from the Neolithic
period to the Han Dynasty in the East Sichuan Basin, China(Ph.D. dissertation
, UCLA,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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