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夜未眠
──明清時期的元宵、夜禁與狂歡
陳熙遠
摘要：
雖然只是常年歲時調節生活節奏的一個節令，元宵節和其它單日節令有著關鍵性的差異：
從三至十餘日不等的連續節慶，既為迎春活動帶來高潮，也為從舊曆到新年的過渡儀式劃
下句點。更重要的是，它具有強烈社會的性格：城裡的燈市與鄉間的廟會，成為元宵節裡
群眾自由交際互動的主要場景，人人倘佯在元宵節的錦繡排場上，既是觀眾，也是演員。
從統治階層的立場而言，普天同慶元宵，正是「與臣民共樂太平」的寫照。朝廷藉著非常
節慶中的燈飾與煙火，正可向天下邦國展示日常生活裡物阜民豐的承平歲華。但是隨著夜
禁的開放，統治階層所必須擔慮的不僅是治安上的風險，更重要的是，百姓在「不夜城」
裡以「點燈」為名或在「觀燈」之餘，逾越各種「禮典」與「法度」，並顛覆日常生活所
預設規律的、慣性的時空秩序──從日夜之差、城鄉之隔、男女之防到貴賤之別。事實上
對禮教規範與法律秩序的挑釁與嘲弄，正是元宵民俗各類活動遊戲規則的主軸，流行各地
的民間「偷青」習俗，儘管只是儀式性的竊取，但取得吉兆的唯一法門卻是悖禮的行為與
違法的手段。而在明清時期發展成型的「走百病」論述，婦女因而得以進城入鄉，上廟逛
街，甚至過訪文廟、入官署，從而突破時間的、空間的、以及性別的界域，成為元宵狂歡
慶典中最耀眼的主角。
關鍵詞：元宵、夜禁、狂歡、禮典、法度、偷青、男扮女妝、走百病。
一、州官放火‧百姓點燈
南宋著名詩人陸游（1125-1210）在《老學庵筆記》裡提到一個膾炙人口的故事：有位郡
守田登「自諱其名」，多位屬下因言詞不慎冒犯其名諱，甚至遭到笞杖之刑。由於「燈」
、「登」兩字諧音，因此舉州之人只好隱諱地指「燈」為「火」。到上元燈節時，田登依
例慶祝，准允百姓進入州治遊觀，小心翼翼的書吏便寫了榜文公告於市：「本州依例放火
三日。」
榜文裡「放火」一詞當然是藉指「點燈」，不過僅就字面上言，「放火」也可意指違法的
行為。這個「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的典故流傳至今，便常被藉以批評上位者以
雙重標準寬容本身越軌違制之舉，卻不許別人循規蹈矩，依法行事。
這個州官放火典故的背景，正是在「一年明月打頭圓」元宵佳節。 元宵節是中國農曆新
年第一個月圓之夜，它既是迎春活動的高潮，也可說是「新年之結局。」 一般以為元宵
節的起源乃漢武帝於正月祠祀「太一」之神，然而充其量這不過是漢代皇室在正月時舉行
的一項祭祀活動。 晉代傅玄（217-278）〈庭燎詩〉有云：「元正始朝享，萬國執珪璋。
枝燈若火樹，庭燎繼天光。」 可見當時國都在元旦的朝貢慶典裡，已有以燈火徹夜照明
的安排。 最晚到隋文帝時代（581-605在位），京城與各州已普遍有於正月望日「燎炬
照地」的作法，並在夜裡進行各種慶祝活動。儘管當時以勤儉治國著稱的隋文帝曾接受柳
彧的建議，一度下達禁令， 不過其子煬帝繼位後，卻反其道地大肆慶賞元宵。《隋書‧
音樂志》載，自大業二年（606）以後，「每歲正月，萬國來朝，留至十五日。於端門外
，建國門內，綿亙八里，列為戲場。百官起棚夾路，從昏達旦，以縱觀之，至晦而罷。伎
人皆衣錦繡繒綵，其歌舞者，多為婦人服，鳴環佩，飾以花毦者，殆三萬人。」 奢華闊
綽之至。一旦官方「放火」在上，百姓自然會隨之「點燈」在下，原初隋文帝的禁令恐怕
已成具文。據傳隋煬帝本人曾親賦〈正月十五日於通衢建燈夜升南樓詩〉一詩：
法輪天上轉，梵聲天上來。燈樹千光照，花燄七枝開。
月影凝流水，春風夜含梅。旛動黃金地，鐘發琉璃臺。
煬帝點明其張燈之舉，乃出自禮佛崇法的需要，並非嬉遊可擬。至少可以確定的是，此後
放燈成為上元慶典中不可或缺的應景節物。
元宵節與其他歲時節令的一項重要的差異，便在於它並非單日的節慶，而是日以繼夜的連
續假期。根據明代劉侗與于奕正《帝京景物略》的梳理，唐玄宗時燈節乃從十四日起至十
六日，連續三天。宋太祖時追加十七、十八兩日，成「五夜燈」。南宋理宗時又添上十三
日為「預放元宵」，張燈之期連達六夜。逮至明代，更延長為前所未有的「十夜燈」。
原來明太祖初建都南京，「盛為綵樓，招徠天下富商，放燈十日。」從初八上燈到十七日
才罷燈。永樂七年（1409）明太祖更明令從正月十一日開始，賜百官元宵節假十天。並且
諭令禮部「百官朝參不奏事，有急務具本封進處分，聽軍民張燈飲酒為樂，五城兵馬弛夜
禁」。 不過，雖然成祖已著為定例，以後每年年終，禮部仍得援例請旨，讓皇帝親自定
奪是否「賜文武諸臣上元節假十日。」 逮至清代，元宵慶典則基本上又回到以五日為度。
相應這連續幾天的假期，乃是夜禁的開放，使百姓得以相對自由地出遊觀燈。唐代曾在武
后時擔任宰相的蘇味道（648-705）曾有〈正月十五夜〉詩作，已成後代狀擬元宵盛況的
經典：
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
遊使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執金吾」，原為漢代徼循京城之官，負有晝巡夜察之責。在《周禮》一書所型構的理想
職官體系裡，即有「掌夜時」的「司寤」一官，職司「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
《大明律》以及內容相沿的《大清律》對京城及外郡城鎮的「夜禁」皆有具體的規定：
凡京城夜禁，一更三點，鐘聲已靜之後，五更三點，鐘聲未動之前，犯者笞三十。二更、
三更、四更，犯者笞五十。外郡城鎮各減一等，其公務急速、疾病、生?、死喪不在禁限
。其暮鐘未靜，曉鐘已動，巡夜人等故將行人拘留，誣執犯夜者，抵罪。若犯夜拒捕及打
奪者，杖一百；因而毆人至折傷以上者絞，死者斬。
順治初年更針對京城的夜間巡邏，詳細規定如下：京城?，起更後閉柵欄，王以下官民人
等不許任意行走。步軍尉負責分定街道界址，輪班直宿，而步軍協尉則往來?邏。至於夜
行之人，除非有奉旨差遣及各部院差遣，或是「喪事、生產、問疾、請醫、祭祀、嫁娶、
燕會」等特別狀況，直宿的官兵須詳細詢問事故，記錄其旗分、佐領、姓名、住址，才可
以開柵放行。
當然這所有的法律禁令，在元宵放夜時暫時失效。儘管法律上並無明文具體保障百姓享
有元夕弛禁的權利，不過「金吾弛禁」的傳統由來已久，官府與人民之間有著一定的默契
。例如《大清律例》明文規定「城市鄉村如有當街搭臺懸燈、唱演夜戲者，將為首之人照
違制律杖一百、枷號一個月；不行查拏之地方保甲，照不應重律杖八十；不實力奉行之文
武各官交部議處；若鄉保人等有借端勒索者，照索詐例治罪。」
但在元宵節的假期裡，城市鄉村，何處不懸燈唱演夜戲？再如京城為預防災害，在平常嚴
禁點放爆竹，不僅一般百姓不准任意點放，就連「大臣院內點放者，亦著一併嚴禁。」唯
一的例外當然是年節期間點放花爆的習俗，官方也不得不承認，因為「由來已久」，只得
「仍聽其便。」
更何況從官方的立場而言，元宵慶典的安排，無疑具有展現國家承平氣象的意義；既總結
過去一年來的富庶豐饒，復預約未來一年的康泰昌隆。因此朝廷本身便有各式應節的慶典
安排，不惟「點燈」，而且「放火」──施放煙火。明代宮中於元宵時節便布置大型的鰲
山燈火，此乃「禁中年例，亦清朝樂事」。當然，即使是宮中重地，也難免因點燈意外而
釀成祝融之災，例如永樂十三年（1415）便因鼇山火發，焚死多人，正德九年（1514）又
火藥不慎引發鼇山大火，從乾清宮一直延燒到坤寧宮，當時明武宗「回顧火燄燭天」，竟
還戲謂左右說：「好一棚大煙火！」 不過宮禁中鼇山「點燈」的意外，並未阻止皇室繼
續「放火」以展現「與臣民同樂太平」的決心。1608年訪問南京的利瑪竇（Matteo Ricci
, 1552-1610）在禮部尚書王忠銘的力邀下，赴尚書府度過他在中國的第一個元宵節，對
「精彩的煙火施放和精巧的燈籠展示」讚嘆不已。 而王忠銘之所以力邀利瑪竇參觀元宵
節慶的排場與熱鬧，顯然正是要以「非常」的炫目燈火表演，來向外賓展現「日常」中國
點滴積累的富足與豐饒。
在清代紫禁城裡，同樣也有「安設天燈」的規矩。於上燈之夕，並需演奏「火樹星橋之章
」。歌詞長篇累牘，無非鋪排新春吉祥之意：例如開始唱的是「火樹星橋，爛煌煌，燈月
連宵夜如晝」，結尾則是「願春光，年年好，三五迢迢。不夜城，燈月交，奉宸歡，暮暮
朝朝，成矞成卿，萬朵祥雲護帝霄。」 當然在「點燈」之外，也不免要「放火」。清廷
每年於西廠山高水長樓前招待外藩蒙古以及內外大臣欣賞「火戲」。
根據趙翼（1727-1814）與清宗室禮親王昭槤（1776-1829）兩份詳略互補的描述，可大致
看出當時煙火慶典的表演盛況：當日申刻時分各文武大員與外國使臣先後「分翼入座」。
「圃前設火樹，棚外圍以藥欄。」待皇帝入座、賜茶完畢後，各營依次演出「角伎」之戲
以及「僸?兜離」等藩邦樂曲。結束後，皇帝「命放瓶花。火樹崩湃，插入雲霄」。接著「
膳房大臣跪進果盒，頒賜上方，絡繹不絕」。然後「樂部演舞燈伎，魚龍曼衍，炫曜耳目
」。 在山高水長樓前，舞燈者有三千人列隊，他們「口唱太平歌」，並各執綵燈，循環
進止，依次排成「太」、「平」、「萬」、「歲」等字樣，最後再同時合成「太平萬歲ꄊv四字。 舞蹈表演完後，便開始施放煙火的重頭戲，只見「火繩紛繞，砉如飛電，俄聞萬
爆齊作，轟雷震天，逾刻乃已。」等到皇帝起駕回宮，而諸大臣使節也隨後紛紛歸邸，時
見「皓月東升，光照如晝。車馬馳驟，塞滿隄陌」。
在清乾隆五年（1740），陝西道監察御史仲永檀曾針對每年舉辦這場奢華的煙火慶典提出
諍言，以為「人君一日萬幾，一有暇逸之心，即啟怠荒之漸。」婉勸即位不久的乾隆能酌
量裁減上元燈節的「燈火聲樂」，以「豫養清明之體。」乾隆特別降旨回應，表示他平時
宵旰憂勤，兢兢業業，不敢或忘《尚書》「不役耳目」與《詩經》「好樂無荒」的聖訓，
何況元宵節乃是「歲時讌賞，慶典自古有之。」並且是「外藩蒙古朝覲有不可缺之典禮。
」他只不過是沿襲「舊制」，未嘗有所增益。 從乾隆的辯解看來，元宵不僅是全民的歲
時節令，同時也是國家的重要慶典，具有向中外臣民宣示「太平景象」的象徵意義。
既然元宵佳節乃是普天同慶的日子，官方「放火」在上，當然得容許百姓「點燈」在下。
對名門望族而言，元宵慶典懸燈演劇，同樣有光耀門楣的重大意義。例如浙江諸暨縣的義
門陳氏，在道光七年（1827）曾立有〈元宵懸燈演劇助田碑記〉，碑文開宗明義指出：「
元宵，令節也，踏燈慶賞為昇平盛事。漢唐以來，沿而未改。」而該族雖名為「大宗」，
於元宵節時亦依規矩張燈結綵，從元宵前夕「試燈」到十八日「落燈」，然宗祠雖「燈綵
絢爛」，唯獨「歌臺岑寂」。族中長老頗引為憾，遂倡議捐資以踵事增華。嘉慶九年（18
04）得捐田十九畝交由「祠內族長牧管」，在嘉慶十三年（1808）召開的闔族會議中，因
捐田「租息不敷應用」，便議決推舉一位「老成殷實者經理」，旋經「族中紳士照簿核算
」，除了「輸課、培埂」等各項費用外，另新置十九畝田特別交由「祠內值年者輪值，為
元宵懸燈演劇之用。」碑文上並將新舊助田細號畝分土名一一羅列，「以垂永久」。
當然，官方以「點燈」、「放火」所營造出昇平盛世的榮景，也許不過是粉飾太平的假象
。但如果真逢國家窮蹇困頓之際，恐怕也只能便宜行事，草草度過。1901年因八國聯軍攻
佔北京，慈禧與光緒皇帝因而避居西安，遂以「年歲荒歉，宵旰憂勞」之由，不許民間放
燈，西安的行宮中不過「以紙糊數燈於門楣」，過了十六夜後，便立即撤下。 這與往年
慈禧在元宵節晚上仿天女散花，「取金葉屑二升臨高撒之」，號稱「金屑滿天飛」的闊綽
手筆，啻天壤之別。
二、張弛於「點燈」/「放火」之間
儘管官方在元宵依例「點燈」，卻也擔心百姓越軌「放火」。
雖然在元宵節慶裡乃「金吾不禁」，但放夜弛禁並不意味巡護戒備工作的鬆懈。在康熙八
、九年間擔任閩浙總督的劉兆麒（1629-1708）即曾公告〈燈夜申飭巡防〉，要求部屬必
須嚴防「有不逞之徒乘機竊發，地棍營廝，橫肆搶奪，疏于法紀」，並且詳細規定各營將
領「委令守備千把各官查照原派巡查汛地，量帶兵丁四圍巡邏。如遇奸宄竊發及兵棍搶奪
等事，立刻擒拿解究，或有烽?不測之處，即時救護消滅，并禁乘機搶擄之弊，每晚至更
深時後方止，仍嚴諭各弁兵務須加謹力巡，不得懈弛?忽。」
不過維繫治安固然是地方官職責所在，但在燈節時期，卻又不得任意干擾宵節活動的進行
。換言之，既要確保弛禁後地方治安無虞，又必須讓「非常」的元宵節慶得以「正常」地
舉行。其間分寸的拿捏，關乎甚鉅。乾隆三年（1738）濟寧州就有一個案例：在正月十四
日早上有巡兵拾獲一紙匿名帖，言及有人計畫「借玩燈，暗帶兵器殺人劫財」，帖上並列
有武舉某某等二十餘人姓名，因此都司便「張皇於燈節時早閉城門柵欄」。直到次日才發
現「並無影響」，不過是虛驚一場。但都司此番輕舉妄動「駭人耳目」，遂遭到參劾，結
果落得「嚴加議處」的下場。
就地方治安的情形而論，村民因看燈或扮演燈會所引發的衝突或因疏失所造成的意外，在
所難免。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庋藏的清代題本為例，確有不少重大命案發生於元
宵節弛禁的夜晚。例如雍正八年（1730）上元燈節，直隸大興縣沙窩村舉辦廟會，當地村
民史自貴邀請鄰近親友一同看燈，可是卻沒有去接叔父史久隆的女兒看燈，史久隆因此忿
而趕到史自貴住處詈責，當時有兩位鄰居趕來勸阻，就在口角扭鬥之際史久隆拿起了隨身
小刀竟將其中一位鄰居紀萬庫殺死。 如果說親友間都會因邀約看燈而發生嫌隙，遑論迎
燈賽會時因對峙擁擠而起衝突，乾隆十二年（1747）發生在浙江嘉興府桐鄉縣的案例：卅
七歲的農民錢彩雲，於正月十四日帶領著十五、六歲的村童錢貴弟等人「演扮馬燈，慶祝
豐年」。錢彩雲在前面吹海螺引路，走到王家兜橋邊，正遇到迎滾燈的張光宗等人也爭先
上橋，兩廂「湊合擁擠」之間，張光宗將錢貴弟騎的馬燈擠碎，於是引發了肢體衝突，張
光宗「打錢彩雲眼胞上一拳」，錢彩雲便隨手以海螺「還打張光宗頭上一下」，結果正中
張光宗的?門，張側跌倒地，磕到左耳耳根，一命嗚呼。 即使一切活動平順，也難保沒有
意外事故的發生。例如嘉慶十六年（1811）元宵節晚上山西太平縣師保娃在村子裡的社廟
「扮演故事迎燈」，師保娃因手邊沒有「出獵戲具」，便借了鐵銃瓜代，殊不知鐵銃裡裝
有火藥，當他用鐵銃挑掛花燈時，忽見花燈著火，便順手將銃頭橫轉，意圖將火撲滅，不
料燈火薰入銃門，觸發火藥，竟將他身邊的師萬谷打死，釀成悲劇。
這些案例，不過是在元宵節夜禁解除的情形下，社會秩序一時失控的零星個案。對統治階
層而言，民間鬧元宵最大的隱憂，恐怕不是元宵節慶當中可能發生的意外，而是元宵節中
所縱容的脫序行為，對元宵節慶外的日常生活可能造成的長遠影響。
現存對民間元宵活動最早而且最詳盡的報導，剛好是站在維護禮法秩序的立場，提出禁抑
的主張。如前述隋文帝時代的御史柳彧，即「見近代以來，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
角抵之戲，遞相誇競，至於糜費財力」，因此特別在開皇十七年（597）上奏請禁絕此風
。柳彧在奏書裡指出：古代「明王訓民治國，率履法度，動由禮典，非法不服，非道不行
。」換言之，在日常生活裡國家正是以「法度」與「禮典」作為訓民治國的兩端，具體反
映在生活上的表現，便是「道路不同，男女有別，防其邪僻，納諸軌度。」柳彧隨即一一
指證當時民間慶祝元夕時種種逾越法律秩序與禮教規範的活動：
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戲朋遊，鳴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
獸面，男為女服，倡優雜技，詭狀異形，以穢嫚為歡娛，用鄙褻為笑樂。內外共觀，曾不
相避。高棚跨路，廣幕陵雲，袨服靚粧，車馬填噎，肴醑肆陳，絲竹繁會。竭貲破產，競
此一時，盡室并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
細繹柳彧羅列所有在元宵夜裡的狂歡活動，儼然正是近代俄國文學批評家巴赫丁（Mikhai
l Bakhtin, 1895-1975）筆下西方中古狂歡節（carnival）的翻版充街塞陌的聚遊群眾、
撼天動地的金鼓喧聲、易性變裝的化妝舞會以及鄙俗穢嫚的笑鬧表演。元夕縱容人們逾越
各種風教俗成的、法律明定的界域，顛覆一切日常生活的規律──從日夜之差、城鄉之隔
、男女之防、雅俗之分到貴賤之別。人們身在其中，享受著一種與以國家「法度」與「禮
典」所規範的日常生活完全不同的自由，倘佯在一個所有社會階層、性別角色以及經濟身
份的種種界定都失去意義的世界。
然而對柳彧而言，非常節日的非常活動，只會造成調控日常生活的法律秩序與禮教規範產
生鬆動。他所擔憂的正是這種狂歡的遊戲規則可能「浸以成俗」，進而對日常生活造成法
律上、禮教上以及經濟上的危害與衝擊，不僅「竭資破產」，而且「穢行因此而生，盜賊
由斯而起。」是以正本清源之計，唯有明令天下根本禁斷元宵狂歡之風。
歷代不乏像柳彧一樣，對燈節慶典抱持否定態度之人。例如在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元
宵前夕，甫即位的元英宗計畫「於宮中結綺為山，樹燈其上，盛陳諸戲，以為娛樂」時，
時任大中大夫參議中書省的張養浩（1269-1329），立即上〈諫燈山疏〉，嚴辭批評裝設
燈山為「浮華無益之事。」他特別提醒英宗以前「世祖皇帝在位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雖
市井之間，燈火亦禁」。因為「聖人之心，所慮者遠，所防者深，況宮掖之嚴，尤當戒慎
。」而與元世祖對比的殷鑑，則是英宗的前任皇帝武宗。按照張養浩的說法，廿七歲登極
，不及四年便崩殂的元武宗，因為「輔導非人」，故而「創構燈山，喧鬨數夕。」言下之
意，武宗英年早逝，正是恣欲縱樂的結果。張養浩希望繼武宗位的英宗能「以世祖皇帝崇
儉遠慮為法，以曲律皇帝（武宗）喜奢樂近為戒。」 因此英宗遂放棄建造燈山的計畫。
明代大儒湛若水（1466-1560）曾針對此案大作文章，推崇並發揮張養浩「玩小繫大、樂
淺患深」的論點：
闕庭?掖所以風示天下之地，而人主一身又天下臣民之主也，茍於禁中為鰲山張燈之?，而
欲禁閭閻之燈火，亦難矣。茍一人為侈靡之倡，而欲萬民為質朴之俗，亦難矣。
元宵既是全民的節慶，身為萬民表率的皇帝一旦恣欲「放火」在上，如何禁止百姓「點燈
」在下？張養浩與湛若水所最擔慮的並非宮中的「鼇山張燈之?」，而是意在其所牽動的「
閭閻之燈火」。對他們而言，將元宵節納入日常生活的常軌，乃是維繫社會風俗淳厚的關
鍵。因此在上位者必須隨時「謹獨」，以身作則「循天理以遏人欲」，導正社會質樸之俗
。
明代戶科給事中叢蘭（1456-1523）也曾向明孝宗提出遏止元宵狂歡的奏議。在強調「京
師風俗之美惡，四方所視效」的同時，他指出「近年以來正月上元日軍民婦女出遊街巷，
自夜達旦，男女混淆。」是以他伏請皇帝能「痛加禁約，以正風俗。」後經都察院覆議奏
請通行兩京并天下一體嚴禁。
而在嘉慶年間左輔（1751-1833）也曾提出〈禁鐙公呈〉，針對地方燈會「巧附衢歌巷舞
之名，侈陳火市星橋之盛」，特向常州知府請命「節財除弊」。公呈中左輔洋洋灑灑地列
舉燈會六大弊端，其中包括「士民皆舍業而嬉，閭巷悉堵墻而進，婆娑一市」、「簫鼓喧
闐，蟻聚蜂團」以及「男女交路，而瓜李無嫌」等各種「狂蕩」行為。 由此可見，歷來
雖不乏批判之士屢申除弊之議，但元宵狂歡的習俗一直沿承至清末未改。
當然，為燈節慶典辯護者亦不乏其人，例如明末沈德符（1578-1642）《萬曆野獲編》中
便提及有人批評「為燈事嬉娛，為臣子墮職業，士民溺聲酒張本」，因而建議「禁絕」上
元節假，沈德符卻深不以為然，認為此舉乃「不知體制甚矣」，完全忽略燈節君民同樂太
平的象徵意義。 同時代的張大復（1554-1630）曾在長安與官場的朋友談及「燈市之麗」
，但席間「有一二官人自號清節者極惡之，以為傷財廢事無過於此。」張大復當場正色反
駁說：「清素可以持身，不可以御俗；俗尚清素，終是衰颯氣象，雍雍?大之世當不爾。」
張大復本人正好經歷了從「煙花燎亂，金鼓喧填，子夜後猶聞簫管之聲」的太平盛況，到
獨自佇立庭中，眼見「月明如水」，卻「寂無啟扉者」的末世氣象。對歷經滄桑的張大復
而言，元宵節慶無疑是世風民氣的表徵，若以節財省事為慮裁減慶典，反而只會禁抑世風
，消蝕民氣。
其實早在《禮記‧雜記》裡，孔子便曾與弟子子貢討論如何面對國人年節蜡祭活動的態度
：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
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
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舉國之人瘋狂地參與迎春的蜡祭活動，作為一個旁觀者的子貢既感到隔膜，也表示淡漠。
孔子同樣從為政者的立場，卻提出正面的解釋：他以為應對人民所表現的瘋狂趕到欣喜，
因為這種瘋狂代表了長年壓抑在日常生活中的積鬱得以暫時抒解。孔子並且以引弓射箭為
喻，指出適度地一張一弛，才能正確發揮弓箭的功能。而蜡祭節慶中舉國狂迷，正代表社
會秩序得到最好的調節。
晚清來華達四十多年的美國公理會傳教士明恩溥(Arthur H. Smith, 1845-1932)，曾在其
《中國鄉村生活》（Village Life in China）一書裡將自元旦到元宵的春節視為中國的
「國假」（national leisure），他指出許多外國人可能會驚訝以勤勞著稱的中國人，竟
然會從一年十二個月裡，騰出半個多月純作宴遊以及虛榮的展示活動。他推論這段時間無
疑是中國國家的「安全閥」（safety-valve）──若沒有年節的調節，也許中國會因無休
止的勞累而陷入混亂。 同是作為迎春的嘉年華會，元宵節與古代蜡祭實有異曲同工之處
，而明恩溥此論，與孔子所謂「一張一弛」的觀點不謀而合。
從隋初的柳彧到晚清的左輔，顯然都沒有受到孔子教訓的啟發，他們和子貢一樣，對舉國
若狂的節慶活動抱持著戒慎恐懼的態度，遑論能進而「樂」民之所「狂」。他們無法苟同
這場一年一度的嘉年華會能夠具有任何調節社會的正面功能；元夕的狂歡，非但沒有具有
調整生活節奏、釋放百姓活力與積鬱的「安全閥」功能，反而會動搖「訓民治國」的根本
──「法度」與「禮典」。對他們而言，元宵節對正常的生活作息而言，不是一種調節，
而是一種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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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211.23.19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