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晉以來北方華夏邊緣的黃帝攀附
在華北沿長城的山岳與平原相接帶，是歷史上華夏與「戎狄」之勢力進退相持的地區。西
漢時期，便有南匈奴與鮮卑、烏桓部族傍於塞邊或進入塞內居住。西方的羌人，也在東漢
時期幾度大規模侵入關中地區；在中國以夷制夷的政策下，有些羌人部族也留居下來。漢
晉之末，中國衰微，近於邊塞的「五胡」更紛紛入居華北。這些近邊的各非漢部族，特別
是其上層豪酋由於和漢人常接觸，因此也在文化與歷史記憶上有些交流。過去許多學者皆
注意此時期北方異族漢化，漢人胡化，或胡漢文化交流的問題；關注的焦點多為服飾、語
言、習俗與姓的變更等客觀文化變遷。我在過去的一篇文章中，曾以「假借一個祖先」與
「找尋失落的祖先後裔」等歷史記憶與失憶主觀機制，探討此一時期發生在北方華夏邊緣
的族群認同變遷。 [49][49] Patricia Ebrey 則注意到中國文獻中此時許多非漢部族貴
冑都有了「姓」，與常可溯及炎帝與黃帝的家族譜系記憶；她所論及的，也是歷史記憶
與漢人認同的關係。 [50][50] 以下我將延續並深入討論這些問題。
《史記》中稱：「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 [51][51]《晉書》中亦稱鮮
卑人慕容傀之家族族源為：「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於紫蒙之野，號曰東胡ꄊC」 [52][52] 據此，這兩支北亞遊牧部族的祖先都出於黃帝。然而，我們不清楚這是華
夏對異族族源的想像，或是部分匈奴與鮮卑家族自己宣稱的祖源。《晉書》中又記載，鮮
卑貴族慕容雲的家族源始為：「祖父和，高句驪之支庶，自云高陽氏之苗裔，故以高為氏
焉。」 [53][53] 依此看來，這慕容家族是自稱黃帝後裔的。赫連勃勃，為匈奴右賢王後
裔，然而根據《晉書》，他曾對別人說：「朕大禹之後，世居幽朔。」 [54][54] 魏晉時
期有許多羌人在關中地區聚族而居，他們中的一些豪酋家族也攀附黃帝之裔為其祖源。如
南安赤亭羌人，姚弋仲，據稱是有虞氏之苗裔。 [55][55] 一篇碑文，《隋鉗耳君清德頌
》，記載著關中羌人著姓鉗耳家族的祖源為「本周王子晉之後，避地西戎，世為君長」
[56][56] --這也應是該家族自我宣稱的祖源。另一關中羌人鉅姓，黨姓家族，根據《元
和姓纂》，他們自稱是夏后氏之後。 [57][57] 無論是大禹之後、高陽氏之後、夏后氏之
後、有虞氏之後，或一位周王子之後，在中國文獻所蘊含之社會記憶中都是黃帝有熊氏之
後裔。在上述部分例子中，可以確信有些漢晉時期中國北邊的「五胡」曾攀附黃帝或黃帝
子孫為其祖源。
黃帝族源記憶在華北各貴冑名門家族間流傳；在如此情境下，統一北方的鮮卑拓跋氏也不
能免俗。《魏書》記載，拓跋氏的祖先源流如下：
昔黃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內列諸華，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國有大鮮卑山，
因以為號。其後世為君長，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為托，
謂后為跋，故以為氏。其裔始均，入仕堯世，逐女魃於弱水之北，民賴其勤，帝舜嘉之，
命為田祖。爰歷三代，以及秦漢，獯鬻、獫狁、山戎、匈奴之屬，累代殘暴，作害中州，
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載籍無聞焉。 [58]
找到幾位出於「華夏邊緣」的黃帝子孫。
如《新唐書》之〈宰相世系表〉中有「烏氏」，「出自姬姓，黃帝之後，少昊氏
以烏鳥名官，以世功命氏。齊有烏之餘，裔孫世居北方，號烏洛侯，後徙張掖」。 [61]
由較早的文獻看來，烏洛侯為遠居黑龍江流域的森林草原遊牧部落，與黃帝似乎沒有什麼
關聯。《新唐書》中又稱，武威李氏家族本來稱安氏，也是出自姬姓：「黃帝生昌意，昌
意次子安，居于西方，自號安息國……至抱玉賜姓李。」唐代安氏家族的「安忠碑」，文
中自稱該家族為「軒轅帝孫，降居弱水」；說明來自西域的此一家族，的確自稱是黃帝子
孫。另有鮮卑沒鹿回部落大人的後裔，竇氏家族，也遠溯家族族源至夏后氏。
《新唐書》中又稱，著名宰相侯君集之「侯氏」，出自姒姓，為夏后氏之裔；另
一說是他們出自姬姓，在東周時「子孫適於他國」。同一文獻記載，後來他們隨從北魏孝
武帝西遷（西元534年），被賜姓「侯伏氏」及「賀吐氏」，最後又改回「侯氏」。然而ꄊm隋書》中記載，當魏孝文帝遷都洛陽時，由於大多數鮮卑人不通華語，孝文帝曾命「侯
伏」侯可悉陵以鮮卑語譯孝經。 [62]
顯然早在魏孝文帝遷洛之時（西元494年），已有一相當華化的「侯伏」家族了。我們仍
無法排除一個可能：這個家族是夏后氏之裔或姬姓子孫，他們一直徘徊於漢與非漢的邊
緣。但更合理的解釋是，他們原來便是一鮮卑部族貴裔；後由於嫻習經學，因而有能力
及意願以「祖源」來攀附黃帝，以成為黃帝子孫。
本文中我以探討「黃帝後裔」為主，然而對於「炎帝後裔」也有必要略及一二。
成於魏晉之時的《後漢書》中，曾提及「西羌」是姜姓之族，三苗的後裔，然而並未提及
炎帝。 [63][63] 無論是三苗或姜姓，都喻有「失敗者」或「受逐放者」之意。前面我曾
提及幾個魏晉時自稱黃帝後裔的「羌人」家族，似乎他們並不接受自己是「三苗」或「姜
姓」後裔之說。《周書》記載鮮卑宇文氏之祖先由來為，「神農氏為黃帝所滅，子孫遯居
朔野……世為大人」。 [64]《周書》雖為唐代所修，但北周沿襲中國王朝修史的傳統，
也曾命官修國史，以為後世修史者所本。由於為黃帝所滅之神農氏即指的是「炎帝」，
因而根據此記載，北周王室有可能是自稱炎帝後裔的。
出於契丹的遼，在中古時期也被視為鮮卑後裔，因此元代托克托所撰《遼史》之
中採取《周書》之說，認為遼是炎帝之後。 [65][65] 然而《遼史》中也提及耶律儼所主
張的說法，稱遼為軒轅之後；由於此說較晚出，所以《遼史》作者認為不可信。 [66]
耶律儼本人為遼貴裔，又曾受命編遼之國史實錄，因此他的說法可代表一種「土著觀點」
--顯示進入中國的部分遼人，對於本族族源此時有一種典範的說法，那便是「黃帝後裔」
。遼代修史的耶律儼，必然曾讀到修於唐代的《周書》，也接觸到「宇文鮮卑為炎帝後裔
」之說；顯然他刻意選擇「黃帝」為攀附對象。無論如何，《遼史》解釋遼為炎帝之後，
有一段話稱：「庖犧氏降，炎帝氏、黃帝氏子孫眾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無窮
，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孫，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 [67]
這段文本在兩方面值得我們注意。第一，它以「君四方者」皆同出炎、黃，來合理化或模
糊化遼以外夷入主中國之事，而這是出於元代蒙古史學家主持編修的歷史述事之中。第二
，由此亦可見，自北朝、隋、唐以來，除攀附黃帝外，攀附炎帝的貴冑家族也不少。
出於女真的金人，對於攀附黃帝便不感興趣了。《金史》中提及，曾有官員建議說，金朝
之祖為高辛氏，是為黃帝之後，所以要為黃帝建廟。當時曾任國史之官的張行信駁斥其說
；他稱，按照金始祖實錄記載，只說是本族來自高麗，並沒有出於高辛氏的說法。最後，
皇帝也同意他的看法。 [68]元朝入居中原的蒙古貴冑，至少透過中國正史及《蒙古黃金
史綱》、《蒙古秘史》等文獻來看，他們心目中的蒙古族源皆與黃帝無關。十七世紀入
主中國的滿洲女真，在他們典範的本土族源記憶《欽定滿洲源流考》之中，其祖源也與
炎帝、黃帝不相關。為何進入中國的金人、蒙古與滿洲女真對於攀附炎黃不感興趣，這
是一個值得重視及待深入探討的問題。 [69][69]
華夏社會邊緣的黃帝攀附
上一節所提及的，是華夏政治地理邊緣的黃帝攀附。這裡所謂華夏的「政治地理」邊緣，
在我們一般觀念中似乎也就是漢與非漢的族群邊緣。我不願稱之為「華夏族群邊緣」乃因
為，若我們稱有共同祖源信念 (common belief of origins) 的人群共同體為一「族群」
，那麼由戰國至明清，在華夏域內並非一直是所有人的祖先源流記憶都能與「黃帝子孫」
血脈相接。而是，有此譜系記憶的人群有一個由上而下的擴張展延過程。這個變化的關鍵
，也就是家族--有「姓」與族譜記憶的族群--在中國社會中的發展。
關於中國宗族或家族的發展，許多中西學者早有許多論述；他們多將之視為一種
中國社會結構特色。將之視為一種社會結構，似乎暗示著中國人自古以來一直凝聚在一個
個「家族」之下。這種看法忽略了，有姓與文字族譜記憶的家族群體之存在與廣布，在中
國有一個發展過程。殷墟卜辭常見「多生」一詞﹐學者指出此為商代異姓貴族的泛稱。
[70][70] 由西周金文所見﹐當時有「女子稱姓」的習俗﹐顯示這些以婚姻為結盟手段的
貴族都是有姓的。銘文中提及作器者之妻、女、母之姓，也就是作器者藉此誇耀本國、本
家族的政治結盟關係。 [71][71]
無論如何，這些稱姓的都是貴族之家。西周中晚期的一些銅器銘文中，出現了「百姓」一
詞；如〈兮甲盤〉中的「諸侯百生」，〈叔女弋簋〉中有「百生朋友」，〈善鼎〉中的「
宗人-與百姓」。 [72][72] 這「百姓」應是國內或諸國間，許多不同姓之貴冑家族的泛
稱。到了春秋戰國時，「姓」仍只是各地大小封君貴族及其後裔支庶的專利。許多先秦文
獻中都提及「百姓」，各種文本都顯示這些「百姓」與其統治者間有密切的關係。 [73].
甚至統治者是否能安於其位，都要看百姓是否奉服。因此，這些「百姓」約略與周之城
邦時期「國人」所指涉之人群範疇相近，[74] 或為「國人」群體的後裔及延伸。由一些
考古出土的文獻或其它文字材料中，也可以知道當時中國底層社會之民很可能大多是沒有
姓的。[75]
漢與魏晉南北朝時期，自稱或被視為「黃帝子孫」的族群，有增加、擴大的趨勢--有華夏
域內之各朝帝裔與門閥世族，有以非華夏入居中國的君王及他們轄下的部族領袖與大姓家
族。到了唐宋時期，由於科舉盛行以來的社會流動，有姓並得以此溯及一個榮耀祖源的家
族，在中國社會之中層裡逐漸普遍；也就是，更多的士族之家也直接或間接的成為黃帝世
冑。至清末民國初年，在中國社會之中、下階層裡，這樣的人群單位便是無所不在了。家
族或宗族族譜的功能之一，便是將一群人的「起源」連結在中國典範歷史之軸線上。這條
軸線的起點，便是黃帝；如此使得一個家族得以直接或間接與黃帝發生關聯。由於在歷史
過程中得姓及相關譜系記憶的家族愈來愈普遍，因而由此成為黃帝子孫的人群單位，在華
夏領域內也愈來愈多，且愈往社會中、下層擴張。
我們可以說，若古代華夏是一個「族群」，那麼在很長的一段歷史時期中，構成
此族群的因子是以「姓」為血緣符記，以可與中國線性歷史述事聯繫之家族歷史為集體記
憶的各個家族。 [76][76] 在中國，約自漢代以來，「百姓」代表統治的眾民即有此含意
--受統治的是許多以姓為別的家族。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是：究竟從何時起，所有中國域
內的民眾都有了「姓」，或自何時起人們都有文字家族譜系歷史。一位唐代的皇后曾問臣
下說，當前許多士大夫談起本家氏族，都說是「炎、黃之裔」，難道上古沒有百姓嗎？這
位大臣，張說，答道：
古未有姓，若夷狄然。自炎帝之姜、黃帝之姬，始因所生地而為之姓。其後天子建德，因
生以賜姓。黃帝二十五子，而得姓者十四；德同者姓同，德異者姓殊。其後或以官，或以
國，或以王父之字，始為賜族，久乃為姓。降唐、虞，抵戰國，姓族漸廣。周衰，列國既
滅，其民各以舊國為之氏，下及兩漢，人皆有姓。 [77]
這段文字顯示，一位唐代的中國士大夫根據當時的歷史知識，曾認識到「姓族」有一個由
上而下、由寡而眾的社會發展過程。然而，他將此發展之歷史過程定於黃帝時期至兩漢之
間，則起點與終點都未免過早。晚至唐代，在中國偏遠與邊陲的鄉間可能還存在尚未有姓
的民眾。再者，由於相關的歷史記憶模式有異，所謂「姓」，在中國域內不同地域、不同
社會階層的人民間有不同的族群認同意義（說明詳後）。無論如何，以上唐代張說的話，
也顯示他認為有「姓」與否可作為華夏與夷狄之分野。宋代鄭樵在所著《通志》中稱：「
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為二，男子稱氏，女子稱姓。氏所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
。今南方諸蠻此道猶存。」 [78][78] 這段論述指出，上古時期在華夏之內只有上層貴族
有姓氏，一般平民無姓氏。無論如何，以上資料顯示唐宋時期的中國士大夫認為，當時所
有的「百姓」都是有姓的；即使他們不見得對當時中國最邊緣﹑底層民眾有深入的了解。
即使我們相信到了唐代或更早所有的中國民間家庭都有了「姓」，但僅只有姓，與有姓並
得以文字族譜溯及一個在歷史上足以自傲的祖源，兩者仍有相當差距。在中國偏遠的鄉間
百姓間，有些口傳的家族歷史記憶至近代或至今仍是以「弟兄故事」為起始的歷史來表述
。 [79][79] 我曾在川西北白草河流域的山村中，採錄人們的口述家族歷史。以下是兩位
老人家的說法：
（1）聽我祖祖說，就是湖廣填四川的時候…。當時是張、劉、王三姓人到小壩來。過來
時是三弟兄。當時喊察詹的爺爺就說，你坐在那兒吧。當時三弟兄就不可能通婚，所以
就改了姓。劉、王、龍，改成龍，就是三條溝。一個溝就是衫樹林，那是劉家。另一個
是內外溝，當時是龍家。其次一個就爭議比較大，現在說是王家。這三個溝，所以現在
說劉、王、龍不通親。三兄弟過來的…。
（2）我們是湖廣孝感過來的，五兄弟過來，五個都姓王。主要在漩坪、金鳳、白泥、小
壩。這五個兄弟，兩個到小壩；一個在團結上寨，一個在這裡。
我們可以看出，如此的「家族源流」記憶是以祖先的弟兄關係來合理化當前的
族群關係（如例一中，三條溝的村民），或表現期望與想像中的族群關係（如例二，小
壩與鄰近三個鄉的王姓家族）；兩者的重點都在於當前的「本地情境」(local context)
。此與一般中國文字族譜中--在「英雄祖先」歷史心性之下--以一個英雄祖先為起源，以
線性家族歷史來區分主流、分支之書寫有相當差別。 [80][80] 前者以「弟兄」隱喻，強
調一種平等、合作與對抗的族群關係。後以「英雄聖王」隱喻，強調貴賤、嫡庶、長幼間
的社會階序。前者是一種結構性的歷史，反映一家族在本地社會族群結構中實際或期望中
的地位。後者是一種線性歷史，且是線性中國歷史述事的一個小分支，因此反映一家族與
外在社會的聯結，及其在整體中國社會中實際的或宣稱的優越地位。嚴格的說﹐只有後者
構建作為「炎黃子孫」的中國人或漢人﹔前者則表現此群體中許多邊緣人群的歷史心性。
由現存一些清代家譜序言看來，「修譜」對於中國鄉間百姓來說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若
非是數世積德累業，出幾位入學得有功名的弟子，不得及此。因此，許多家族皆有姓，並
得以溯及一個足以自傲的祖源，在中國民間社會中必然有一漸進過程。此漸進過程，與中
國社會的「民間化」，以及一些歷史記憶與文化習俗、符號與價值，透過口述與文字流布
逐漸往社會中下層普及，是密切相關的。雖然我們無法得知「姓」以及相關族源記憶，透
過文獻、口述與圖像在中國社會中全面的流布與演變。但文獻記憶中的家族「系譜」，可
作為一項很好的指標。也就是說，當某一族群的「祖先系譜」出現在中國文獻傳統中並得
以保存留傳下來時，其意義在於該族群透過「我族歷史」宣稱一種自我認知 (self-aware
ness) 與認同 (identity)；此種自我認知與認同，也得到當時主體社會的注意與認知。
以此而言，黃帝作為「百姓」之共同祖源，有其起始優勢。雖然中國先秦文獻中多處提及
「姓」，但最詳細的記載見於《國語》有關黃帝後裔的描述：
同姓為兄弟。黃帝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為己姓。青陽，方雷
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為十二姓。凡黃帝之子，
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
、依是也。唯青陽與蒼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為姬姓。同德之難也如是。 [81]
許多學者都曾在「史實」層面討論這篇文獻。但我們若由社會歷史記憶的角度來
看，更重要的是這文獻提及許多的「姓」都出於黃帝後裔，因此它使得「黃帝之裔」更容
易被後世之「百姓」借用與攀附。 [82][82] 如前引文中，唐代的張說把各家族有「姓」
的由來，推溯自黃帝二十五子，便是一個例子。南宋羅泌在其所著《路史》之中亦言，太
史公（司馬遷）以黃帝為記史之首，原因之一是以為後世氏姓無不出於黃帝。 [8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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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211.23.19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