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二○○三年二月號 總第 11 期 2003年2月28日
解釋儒學的一種新方式
⊙ 呂文江
楊念群：《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態──三大知識群體互動的比較研究》（北京：三聯書
店，1997）。
中國歷史的史料素材汗牛充棟，尤其涉及明清史領域，更是如此。面對如此之多的
歷史材料，今天的中國史學界卻表現出其在運用理論進行分析上的無能為力。在虛假的
「復原歷史真像」的意圖作用下，大量的研究作品不是僅僅究心於歷史細節的瑣碎考證
，就是在歷史材料的剪裁鋪排中論述一般性的常識之見，甚至流於陳辭濫調，毫無真正的
洞見卓識可言。在此情境下，歷史知識的生產與再生產，根本上成為一種不斷尋求新的歷
史素材、論述某種早已有的問題意識及成見的活動。這種活動，頗類似於吉爾茲
（Clifford Geertz）所描述的經濟生產的內捲化（involution）。在中國當今的歷史學
界，歷史知識生產的內捲化成為最嚴重的危機。在這種機制下生產的歷史知識，完全喪失
了理論的創新功能，失去了對於現實生活及歷史的真切、新鮮感受。
在這種危機中，更摻雜著沒落的癥象。大量的歷史學論文，其寫作缺乏應有的規範，
也不認真地研究借鑒甚至完全不理睬前人對同類問題的有價值的研究，在沒有多少根基的
前提下另起爐灶、重新研究論述，使得對某一類問題的探討常常流於低水平的重複，因而
不能在一系列前後相繼的相關研究中向高水平邁進。而且，由於分析工具的貧乏，使得很
多歷史分析疏於嚴格的論式（argument）推證，長於跳躍式地得出根據不足的結論，如此
等等。這種沒落的情形一方面與理論危機相關，另一方面又與史學研究者的學風問題相涉
，同樣成為中國史學危機的具體面相之一。
如何走出這種深刻的危機，如何反叛目前仍佔據主流地位的傳統史學，就成為新一代
史學學者的當務之急。從這種現實的具體脈絡來看，楊念群所著的《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
態──三大知識群體互動的比較研究》（以下簡稱《儒學地域化》），就是目前為數寥寥
的自覺擺脫傳統史學努力的一個顯著案例。對於如何走出史學危機，《儒學地域化》從具
體的研究中提供了示範性說明。
關於儒學的研究，傳統史學將其置於唯心／唯物、經濟基礎／上層建築的理論框架內
進行，或者主要把它作為哲學史的研究課題，在「認識論」、「價值論」等布置精緻的「
鴿籠」中論證儒學的範疇發展、觀念演變。如此構造出的儒學形象，頗為單一呆板，並典
型地體 現出現代化敘事（modernization
narrative）的目的論色彩與非歷史性（ahistorical）。傳統的儒學研究，或者過於強調
儒學作為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一面，或者過於側重儒學觀念的內在發展的學術性一面，在
這種倚輕倚重之間，極大地簡化了思想、文化與社會（政治、經濟、行動者）之間的複雜
關聯。正是由於對傳統儒學研究範式在方法論層次的反思與批判，促使著者要用新的理論
去構造儒學在傳統中國以至近代的複雜性。在二千年中國歷史的長程發展中，儒學的形態
、品格經歷了鮮明的變化過程（這一點與中國社會的整體演變互為表裏）。它從先秦的民
間諸子之學的一種，至漢代以讖緯形式確立為官
方的一統性意識形態，經過隋唐以來思想（如佛學影響）與社會（貴族社會向平民社會過
渡）的巨大變動，至宋代發展出新儒學形態，出現了理學與心學的對峙格局。楊念群由知
識社會學的分析視角，透視出理學與心學源出於不同地域的分化意義。而且，儒學的地域
分化現象，歷經宋明而日趨發達，清中葉以降，出現江浙、湖湘、嶺南三大典型而各具特
色的區域儒學形態，並與帝國的一統性意識形態保持著或強或弱的緊張關係。在以上的論
述基礎上，著者從地域儒學的角度闡釋近代社會變革，認為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及清末教
育改革分別受到湖湘、嶺南、江浙三大區域儒學的話語操縱。
這裏，我們看到，「儒學地域化」被作為中層理論（theory of middle
range）構建起來，用於闡釋唐宋以降儒學發展的特殊形態，使得儒學空間同質性、連續
性的舊有認識被打破，著者以湖湘、嶺南、江浙這種自然地理分野界分出了三種儒學話語
。然而，區域儒學不僅具有自然地理意義，更具有社會意義。《儒學地域化》一書的下篇
，以書院在維持地域儒學的生產與再生產中的功能為例，具體展示了知識與社會之間的複
雜關聯。這就使這項研究與一般的所謂區域研究區別開來。並且，著者不獨強調這種知識
生產的一面，他還力圖勾連儒學與儒者的社會行動，展現地域儒學的話語（discourse）
意義。據此而言，關於思想、社會與行動者之間的複雜關聯，楊念群無疑有著深刻的體認
。以此為基礎，他對傳統史學（同時包括港台及海外新儒家）的舊有認識，提出了相當尖
銳的挑戰。無論是「經濟決定論」還是「文化決定論」的研究範式，都是著者所不能認同
而力圖加以超越的。
以地域為標識，將宋明以降的儒學進行地方化（localize）處理，並以之來解釋近代
的社會變遷。在這種過程中，顯示了著者的獨到見解。然而，也透露出這項研究的若干局
限。首先，關於甚麼可以用來作為分析中國傳統社會的合適單位，西方漢學界爭論已久，
不過，美國漢學家對中國地方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史、經濟史範圍內。楊念群在努
力結合思想史與社會史的過程中，也遭遇到此一問題：從三大區域儒學及其互動角度，能
多大程度上解釋中國傳統社會思想與社會的變遷，解釋近代社會變革？其解釋的合理限度
何在？就此而言，書中的某些具體論述便有過度解釋的痕跡。而且，如果我們聯繫中國自
十九世紀開始向近代社會變遷的複雜性，那麼地域化儒學的解釋框架的局限就更形突出。
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變遷，伴隨著社會互動範圍與樣式的日益擴大與複雜，其變遷動
力不能夠僅從西方的挑戰方面尋找，也不能局限於在中國內部尋找。如果說儒學區域差
異的因素在傳統社會中的影響與作用明顯而突出，則隨著向近代社會的轉型，其意義明
顯降低。
其次，秉承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知識譜系學，如果我們把「儒學地域化」本
身作為一種話語構造出來的事實來看（在《宋元學案》等前人的著述中，已有關於儒學區
域流派的說法），就會認識到宋明以後儒學地域化的種種不同情態是因應權力情態變動的
不同話語表述，從而通過對「儒學地域化」本身進行話語分析，展顯出區域儒學發展過程
中的斷裂性而不是連續性。《儒學地域化》偏重於強調儒學在空間上的斷裂性，而忽略了
同一區域之內儒學發展在時間上的斷裂。從而，無形中忽略了後一種斷裂中所隱含的對於
社會權力運作情態的可能的精微分析。
雖然在具體的論證過程中有上述不夠完善圓融之處，但這本書所帶來的富於創新意識
的研究儒學的方法、視角，是當下中國史學界所極為缺乏的。對於如何擺脫傳統史學的危
機，這部著作給出了部分的解答：摒棄以考據為中心旨趣的研究方式，借鑒現代社會科學
新的適當理論，批判地、創造地運用於中國歷史研究。在具體研究中得出根據充分、有一
定普適性的中層理論，在其基礎上反覆辯難修正，如此累加性推進，促成真正的歷史學學
術積累與知識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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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1999年6月號總第
五十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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