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志田
20世紀20年代，整理國故曾一度風行，但不過幾年，連其最有力的提倡者胡適也轉變
態度。由於其風行時間太短，"國學"或"國故學"未能形成自身的學術典範，在學科認同上
也難有一個廣泛接受的界定。而國學與西式學術分科未能成功銜接這一點，尤成為當時
及稍後一些人主張"國學"不成其為"學"的立論基礎。本文即簡略探討當時一些新舊學者
怎樣據西學分類以否定國學正當性的主張。
從清季辦新學堂開始，西方學科分類在中國教育體系中逐步確立，民初學者多據西
學分類以言中學。且並非所謂"新派"人物始如此，在一般認知中應屬"舊"而不新的柳詒
徵於1923年即提出"非漢學非宋學"的口號，主張"論學必先正名"，明言"漢學宋學兩名詞
，皆不成為學術之名"。他說，"余並非有意非難此種學術，不過非難此種名詞，因此種學
術自有其正確之名詞"，而所謂"正確名詞"當"就其學術性質"而定。柳氏"綜合後世所謂
漢學者之性質觀之，凡考究文字訓詁聲韻之類，皆屬於文字學。凡考究典章制度，以及古
書之真偽、史書之體例者，皆屬於歷史學。故漢學者非他，文字學耳、歷史學耳"。而
"所謂宋學，可以分為倫理學、心理學"。[1]
很明顯，他心目中"就其學術性質"而定的"正確名詞"皆以當時學校中通行的西式學
術分類為依據。這也不僅是學術分科的問題，柳氏注意到，新式大學中學者多"各治數種
科學，有治文字學者、有治歷史學者、有治倫理學者、有治心理學者，或以一兼他，或互
為主輔"，皆"無礙於為學"。然而"講漢學講宋學者則不然，一若講漢學即不可講宋學，講
宋學即不可講漢學，入主出奴，互有軒輊"。所以，不"正確"的舊名詞也妨礙學術本身的
發展。他希望學生"認此等學術，即是學校中之某種某種學程，不必分別朝代、分別界限
"(其實所謂"各治數種科學"者恐怕是先治名
詞不"正確"也不重分類的漢學或宋學，待按西學分類計算才突然變成"數種"；若一開始
便從西學入手，大概也是專治一學的更多)。
值得注意的是，這是通常認為偏於"守舊"的東南大學和南京高師兩校的"國學研究會"
組織的演講，相當能說明當日學院派的"國學"有多種趨新。柳詒徵比較新舊名詞的差異說
，如名為漢學，則可能"使人誤認為一代之學，若後世之所未有、世界之所絕無"；若改"
名之為文字學、歷史學，使人一聞而知其性質，且可貫通歷代，表明講學者之隨時進化"
。這裏非常明顯地提示著一種希望有利於"世界"接受中國固有學術的隱衷。雖然柳氏已
儘量"面向世界"，無意中仍暴露出其對西學瞭解的不足。他在演講中舉例說，"類如有人
號稱英學或德學，人必笑之；若曰吾所研究者為英國之文學或德國之哲學，方成一個名
詞"。但更加趨新的許嘯天則指出，後者"亦有語病"。[2]
對於主張科學無國界的新派來說，如果西式分類的學科皆為"科學"，則必然是普世
性的，沒有什麼某國的某學，稍後傅斯年正從此角度否定"國學"的正當性(詳後)。
如果說柳詒徵等人可以接受按西方學科分類的"國學"，許嘯天則不然，他認為世界
各國皆有其國故、有其歷史，問題是"這國故經史，是不是算一種學問"?答案是否定的
："倘然國故可以成功一種學術，那全地球上的各國，每一國都有他自己的國故；那什麼
卻不聽得有英國故學、法國故學、德國故學的名稱傳說呢? 所以國故實在算不得是一種
學問。"經史亦然，"倘然有人問我們，'你們中國有些什麼學問?'我簡直的回答不出來。
我若回答說'我們中國有六藝之學、有經史之學、還有那諸子百家之學；這是滑稽的答語
，也是一句笑話。試問'所謂經史之學、諸子百家之學，是一個什麼學問?'我依舊是回答
不出來"。[3]
他的結論是，"中國的有國故學三字發見，正是宣告我們中國學術界程度的淺薄、知識
的破產，而是一個毫無學問的國家"。進而言之，"中國莫說沒有一種有統系的學問，可憐
，連那學問的名詞也還不能成立！如今外面鬧的什麼國故學、國學、國粹學，這種不合邏
輯的名詞，還是等於沒有名詞。"清季國粹學派就曾基於學要"有用"的觀念推導出中國"
無學"的結論，[4] 但許氏的"中國無學"論所據又不同，如前引述，他是認為中國固有學
術皆與西方學科分類不合，若從前者中一一整理出後者，便可"把這虛無飄渺學術界上大
恥辱的國故學名詞取銷"。許嘯天的觀念後來為許多人採納，尤其他提出英、法、德等西
方國家均無"國故學"一點最為人所樂道。
從學理上對"國學"最有力的挑戰來自北伐後期回國的傅斯年，傅氏大約是"整理國故
"一詞的最初使用者，如前所述，他在新文化運動時尚覺"國故"比"國學"更"妥協"，但約
從1922年起因"見到中國之大興國學"，便生"絕國故"之念。[5]
傅氏在籌備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時的一份聘書稿中強調，設置這一研究所"非
取抱殘守缺、發揮其所謂國學；實欲以手足之力，取得日新月異之材料，供自然科學付
與之工具而從事之，以期新知識之獲得。材料不限國別，方術不擇地域，既以追前賢成
學之盛，亦以分異國造詣之隆"。[6]
他進而在其著名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明確提出"我們反對'國故'
一個觀念。如果我們所去研究的材料多半是在中國的，這並不是由於我們專要研究'國'
的東西，乃是因為在中國的材料到我們的手中方便些"。正如在中國的地質或地理、生物
、氣象等研究所總多研究中國地質地理、生物和氣象問題。世界上任何一種歷史學或語
言學，"要想做科學的研究，只得用同一的方法；所以這學問斷不以國別成邏輯的分別，
不過是因地域的方便成分工"。[7]
十多年後，他在論證"國學"的"不通"時，仍指出其內容"不外乎文字聲韻之考訂、歷
史事為之考證，前者即所謂語言學，後者即所謂史學；此外如中國專有之材料，亦皆有專
科治之"(這與柳詒徵的觀念何其相近)。傅氏斷言，"分類而以近代眼光治之者，即所謂史
學、語學及其他科目"；惟"籠統而以傳統名之者，即所謂國學"。[8]
此後反對"國學"者也大多沿襲柳詒徵、許嘯天和傅斯年的取向，何炳松以為，"西
洋的學術，無論他是屬於哲學或者屬於科學，沒有不以論理學為根據的；而論理學上基
本的必要的初步就是'正名'"。如果"對於中國學術上的正名這一步基本的必要工作還沒
有做好，就想要去研究中國的學術，我以為這是古今中外的學術界未曾有過的笑話"。若
要正名，則"國學兩個字就犯了'名不正'的毛病。究竟'國學'是什麼??現在誰能下一個合
理的定義?"中國人"既然自命有一種國學，那麼中國國學的特質是什麼?他的真價值究竟怎
樣?"[9]
何氏嘗追尋國學二字"從何而來"，但"在中國書中總是查考不出他的來歷"，則"大
概是由西文中翻譯出來的"。他說，西人對"中國民族、語言、文字、歷史等"頗有興趣，
而"一時不容易理出頭緒"，故混稱?"支那學"(Sinology)。之所以如此，即因中國的事物
太廣大複雜，無法理解，甚或不過"還是一團糟"，所以姑以此名。但"就我們自己方面看
去，這個名詞，實在是西洋人給我們的一種恥辱；換句話說，就是我們的國恥。我們決
不應該俯首的接受他，我們應該提出強硬的抗議"。不過，看似民族主義甚強的何炳松實
際又同意西人認為中國學術對世界無甚貢獻的暗示，他問道，"國學的聲浪鬧了這許多年
，我們所得的成績究竟有多少"其"對於世界學術究竟曾經有過一種什麼貢獻"?如果對這些
都不知道，則所謂國學"還不就是'一團糟'的別名??還不就是廣義的'經史百家雜鈔'?"
鄭振鐸也同意"所謂'國學'便是歐洲人所謂'中國學'"，但他比何炳松似更清楚西方
這"總括一切中國學問與事物的研究"。知道其中包括兩類人,"一種是識得中國文字的領
事牧師們，一種是未見得識中文，卻是深通某一種專門學問而去研究中國某一種事物的
專門家"。第一種人他舉翟理思(H. A. Giles)為例，說其"對於中國無論什麼事都要談說
，文學、藝術、宗教、哲學、歷史、地理，以及一切"，但"這一批人的時代，現在仿佛
已經過去了。現代已經進入第二個時代了，便是以專門家去研究關於中國的某一種事物
的時代"，後者卻不宜與前者"混而稱之?'中國學者'"。[10]
前一種歐洲"中國學"的內容,"一加分析，卻是什麼都沒有，且是不能成立的"；則
與其"同義的'國學'，其內容當然也不外於此"。後者在中國也有，各以其專業知識來研
究中國特定事物，其"研究的雖是中國的東西，他們本身卻不承認自己是'國學家'，我們
也不該承認他們是'國學家'。他們只是植物學家、礦物學家、天文學家、化學家，而獨
不是'國學家'！而我們今日之所謂'國學家'者，則是異乎他們的另一類人"。當時雖有專
門"國學"、"國學系"和"國學家"的名稱存在，卻都不具備與前述各學、各系、各學者相
提並論的資格。其實鄭振鐸也有些信口開河，植
物和礦物學家或可以專門研究"中國的東西"，天文學家和化學家便很難如此，否則便多
半會納入科學史的範圍。
不過，"國學"一名詞本是清季從日本傳來，何以到此時這些學者會認為是西方"中國
學"一詞的對譯?豈不是有點中學源出西學說的意味了！是何炳松、鄭振鐸等太年輕而不
諳舊事?還是《國粹學報》及留日學生"革命報刊"的影響已式微到在國人集體歷史記憶中
已基本抹去的程度?或者是西方漢學家的成就開始大量傳入中國並已嚇倒中國學者?這些問
題都非常值得認真思考。當初清季學人為了中國的復興，曾再造出一種包容西學的開放性
"國學"；如今這些否定"國學"者的基本依據則是其與西方學科分類體系不合；隨著時代的
變化，中學與西學的關係已從"積極防禦"變為棄而不守。不過，民初這些否定"國學"者也
有其進一步的思慮。
傅斯年先就說過，"'國學'、'中國學'等等名詞，說來都甚不祥。西洋人造了支那學
'新諾邏輯'一個名詞，本是和埃及脫邏輯、亞西裏亞邏輯同等看的，難道我們自己也要
如此看嗎"?[11]
何炳松接著申論說，西人所稱"埃及學"、"亞述學"以至"東方學"等，無不是針對早已
亡國的民族之學術，而"我們中國現在依然是中國，中國民族依然是中國民族"，竟然仿效
這樣的例子,"這不是我們讀書人的奇恥大辱?"?且德法美英日各國的學問發達都超過中國,
"何以世界上並沒有什麼德國學、法國學、美國學、英國學和日本學?而我們中國獨有所謂
'國學'?"各國皆對世界學術有貢獻(注意其中日本的貢獻是"東洋的史地學"),"但是他們都
絕對沒有什?國學"。[12]
西人沒有國學或國故學是當時一個流行的說法，實則西方的學情(套改"國情")與中國
的不同，整個西歐甚至北美文化的主流皆源於希臘羅馬和猶太文化，而關於"西方"這一區
域文明的研究不僅早就存在，迄今仍是學校的必修或主修課程(原來皆是必修，只是近年
文化多元論興起，有些學校才改為主修)。若按民初的中國術語，此正所謂"西方故學"，
焉能說無！說到國家，至少日本就有其國學。這本是常識，黃遵憲的《日本國志》已提及
，清季不僅國粹學派每言及此，就是讀書不甚多的山西舉人劉大鵬也知有所謂"倭學"。
[13]
本來"學科"的劃分更多是為了研究的方便，從根本上言，知識是否必須分類至少是一
個可以討論的問題。且西學本身也是個變數，"學科"的分聚與興衰往往隨外在的社會需
求和學理內部的發展而演化。在二戰後的西方，區域研究已成為正式的學科門類，今日
西方一些大學(特別是層次較高的大學)多設有專門的區域研究系或科(專業)。如果深究
，這其中當然也能發現類似所謂"東方主義"的偏見，但基本不具何、鄭等人當年所設想
的"侮辱"意味；蓋不僅有"中國學"(Chinese Studies)，所謂發達國家也多有以國命名的
"區域研究"，如人人看重的美國就有"美國學"(American Studies)在。 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學者當然不能預知西學的發展，但前引學者不少是留學生，或至少能讀外文，其對西方或日本的情形似不應太隔膜；他們在比附西學分類時顯露出的這種隨意性的傾向，提示著某種學理之外的關懷。可知他們雖從學科分類上反對所謂"國學"，實不僅著意於概念，恐怕更關心的是提倡"國學"在當時的"言外之意"：
他們有著與清季士人類似的擔心，即由趨新領袖胡適等提倡以"新眼光讀古書"可能導
致對中國富強所急需的另一類"科學"的忽視。何炳松列舉的富強之國與已亡之國的對比已
相當能說明問題，傅斯年所說的"國學之下都僅僅是些言語、歷史、民俗等等題目"，而不
包括"算學、天文、物理、化學等等"更提示出其隱憂之所在。[14]
曹聚仁便一則曰"談國學者，大都痛惡科學。以為科學乃物質文明，國學為精神文
明"。再則曰"習常之目'國故'，殆與疇昔所謂'中學'、'國學'者同其內包外延；本'惟我
獨尊'之精神以治'國故'，在昔則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誇談，在今則有'國學為精神
文明，科學為物質文明'之高論"。[15] 相當清晰地表述出其思路之所指。鄭振鐸也曾有
把"古書訓詁"排除在學術和"知識"之外的表述，[16] 恰揭示出時代的認知：
只有中國當前需要的才是"知識"，即與"物質文明"相關的西來之"科學"(也含義甚廣
且有分歧)；而提倡"古書訓詁"就妨礙了"科學"的推廣，因此必須反對。
康白情在1919年曾說，那時有一種"'國而不粹'的國粹家--就是說只要是國的，就是
粹的，就是該敬奉的、該闡揚的"。[17] 但北伐之後相當多的人態度恰反之，他們差不多
主張"只要是國的，就不是粹的"。不過，儘管當時一些學人不承認國學是"學"，但真正落
實在具體治學之上時，學者們又發現比較有成就的還正是國學，也只有國學。顧頡剛就注
意到"別的科學不發達而惟有國學發達"的現象。[18]
更具詭論意味的是，許多否定"國學"之學人又有強烈的傳統"資格"觀念，他們一方
面不承認"國學"的學術正當性，同時又努力區分新舊，不許一些不具備某些新舊"資格"的
人"屍國學之名"，[19] 這方面的發展將另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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