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與新史學之離合關係
王晴佳
有關錢穆先生的學術定位問題，特別是有關他與新儒家之間的關係，在他逝世以後，已
經有了不少討論。1但不管錢先生是否新儒家，都不影響他作為現代中國一代學問宗師的
地位。事實上，這些討論本身已經表明，雖然錢先生以史學成名，但他學問之淹博，已經
使他的治學超越了史學的範圍而成為所謂"國學大師"，以致在他逝世之際，他的弟子逯耀
東如此感歎﹕"絕了，絕了，四部之學從此絕了"！2但錢穆先生首先而且畢竟是一位歷史
學家。史學研究不僅是他的本行和成名的基礎，也是他治學的主要方法。在研究錢穆的
論著中，不少人都稱讚他"以史證經"、"以史證子"的成就。3那麼，在現代中國史學史上
，錢穆的史學究竟佔有怎樣的地位呢？這是本文希求探討的主要問題。要想解答這一問題
，筆者以為，我們必須將錢穆的史學置於現代中國史學的演變過程中考察，方能對他的史
學成就，有一種比較清楚的認識。如所周知，中國進入二十世紀以來，其史學研究的傳統
受到了激烈的挑戰，引起了一番深刻的改造。這一改造的結果是，各式各樣的"新史學"層
出不窮，使得史學界出現流派紛陳、相互競爭、遞嬗的複雜局面。在中國史學史上，二十
世紀可以稱得上是史學界最為活躍的一個時期。錢穆先生置身于內，參與其間，其成就及
影響使他卓然成一大家。但他"論學不立門戶"的作法，又使他的史學研究有別於一些常見
的流派。4因此，對錢穆史學的研究，就顯得別有興味。
1．新史學的興起及其演變
為了正確闡述錢穆史學與現代中國史學的關係，我們似乎必須對中國史學在二十世紀的發
展，作一簡述。中國史學的革新與改造，自然是與西方強權的侵入是有關係的。鴉片戰爭
時期及其以後，中國的有識之士便覺察到認識外部世界的必要。從林則徐的《四洲志》
、魏源的《海國圖志》到黃遵憲的《日本國志》，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努力，其結果影響了
中國人的世界觀和歷史觀。具體而言，這一影響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是中國人眼界的擴
大。如魏源的《海國圖志》就將一般人對世界的認識，從沿海的鄰邦擴展到了歐洲、大洋
洲和美洲。但從第二個方面來看，這一"開眼看世 界
"的結果，反而縮小了中國人的世界觀，從原來的"天下"轉變成了"國家"。中國人漸漸拋
棄了以前的那種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而慢慢地把國家放在注意的中心，特別是注意中國
與外國、特別是與西方強國之間的關係問題。但在這一新的國家觀中，又包含了原來的天
下和王朝等概念。日本學者溝口雄三對此有較清楚的分析。他認為在清末的知識份子中間
，這一國家觀常常有不同的含義，取決於人們對清王朝的態度。5保皇派可以將清王朝等
同於國家；保國就成了保清朝。而革命派則將國家界定為中華民族的天下；清朝的滅亡正
好是保國的必要條件。但無論如何，國家的興亡已經成為中國人注意的中心。從天下到國
家，反映的是中國人的認同觀念所產生的深刻變化。
這一認同感的變化與國家觀的建立，導致了民族主義史學的勃興。1902年梁啟超在《新民
叢報》上連載《新史學》和1905年開始《國粹學報》上有關史學的論文，都代表了民族主
義史學的興起。如果說在十九世紀末年魏源、王韜等人介紹西方的著作中，中國人對西方
的知識只是原來的天下觀念的延伸，那麼到了二十世紀初年，由於國家觀念的普及，原來
的中國為天下之中心的觀念已經被中西之間的抗衡、甚至中國應模仿西方的認識所取代。
在梁啟超的《新史學》中，他一方面將高揚民族主義視為史學研究的目的。在另一方面，
他又以西方和日本的民族主義史學為樣板，批判中國的傳統史學。由此，中國史學開始"
革命"，進入了一個全面革新的階段。在梁啟超看來，雖然中國史學汗牛充棟，但並沒有
對中國人的民族意識，產生多少幫助。其中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的"正史"，只是專制帝
王的家譜，未能記載多少中國民眾的事?，即所謂中國的"舊史家"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
家"。6顯而易見，梁啟超的新史學是想將"國家"作為史學著述的中心。
同樣的企圖也見於"國粹學派"的著作中。所謂"國粹"、"國魂"，都首先由日本學者所發明
使用。"國粹學派"的人物中，有不少人與梁啟超一樣，曾受到日本現代學術的影響。在"
國粹學派"追尋中國這一國家的起源及其特質（即"國粹"）時，歷史學也是他們重要的工
具之一。從建設民族、國家的需要來衡量，"國粹學派"的學者對中國的傳統史學，也做
了犀利的批判。如鄧實就寫道﹕ 悲夫，中國之無史也。非無史，無史材也。非無史材
，無史志也。非無史志，無史器也。非無史器，無史情也。非無史情也，無史名也。非無
史名，無史祖也。嗚呼，無史祖、史名、史情、史器、史志、史材，則無史矣。無史則無
學矣。無學則何以有國也。7
鄧實像梁啟超一樣，以民族主義史學為基準來檢驗中國傳統史學，由此而發出中國"無史
"的嗚呼。更有甚者，他認為沒有史，便沒有學，而沒有學就沒有國，於是將史學研究，
將國家建設緊密相連。這種以國家觀念為中心的民族主義史學，是勾勒中國現代史學的主
要脈絡。以後史壇流派紛陳，但都不脫此藩籬。錢穆也不例外。因此余英時在回顧中國民
族史學的興起和演變時，也將錢穆的史學放在其中一併考慮。8
一旦放棄了中國作為天下中心的思想，而把中國視為世界上諸多國家的一個成員，就自然
需要對中國在世界史上的地位重新考慮。這是當時民族主義史學必須首先面對的問題。其
實，就當時中國所處的情形來看，這一問題似乎十分簡單明暸，那就是在西方強勁的挑戰
面前，中國顯得軟弱無力、雄風不再。於是，許多開明、激進人士提倡改革、變法，以求
中國之重振。這些想法，在今天看來，似乎順理成章。但其實卻反映了一種歷史觀的深刻
變化，即那時的中國人已經開始以進化論的觀點來考察歷史的發展了。因為正是通過進化
論，人們才將世界各地區的歷史放在一個起點上考察
以觀察它們前進速度的快慢。也正是由於進化論，即通過與外國、特別是西方歷史的比較
，人們才注意到古代中國的先進和現代中國的落後，於是就有了所謂"復興"的提法。"國粹
學派"對"古學復興"情有獨衷，而五四時期的人物則提倡"文藝復興"，都是顯例。嚴複在
那時翻譯《天演論》，自然有推波助瀾的作用，但進化論的一般道理（國家之間的孰先孰
後），對於那時的中國人來說，應該並不難理解。9正是由於進化論的觀念顯得如此顯而
易見、深入人心，康有為才會如此煞費苦心地到儒學經典中尋找其痕?，以求證明在中國
古代學問（三世說）中，也包含有這一"偉大的"真理。
由於進化論思想的普及，民族史學在中國便顯得十分必要。因為要想復興中國，就不得不
回過頭去，看一看古代中國的先進，具體表現在何處，又如何能對當前復興中國的任務
，提供何種幫助。於是，歷史研究就帶上了"目的論"(teleology)的眼光，即如何從過去
的歷史中，尋找能服務於當代的史實，提出新的歷史解釋。這一用"目的論"的眼光考察
過去的作法，在世界各地區民族史學中，都有明顯的表現。10但是，由於中國的歷史悠
久，可以摭拾的史實自然很多，因此就使得中國的民族史學，呈現特別活躍的局面。如"
國粹學派"對中國民族歷史的構造，就力圖從遠古的時代入手，發現一些與現代科學相契
合的因素，而將這些"現代因素"的湮沒不彰，歸罪於儒學的興盛。11毋庸贅言，"國粹學
派"的復興古學的目的，是為了建設一個強盛的現代中國。這種出自現代的關懷而回顧、
"發現"過去的作法，成了中國民族主義史學的重要標誌。
同樣為了"發現"過去、復興古學，其作法可以多種多樣，這就造成了不同的史學流派。
更為重要的是，在中國悠久的學術傳統中，對古代經典自有一個不斷革新、變化的詮釋
傳統。12現代學者之復興古學，就不可避免地會與之相聯繫。康有為在十九世紀末期推
崇今文經學、貶斥古文經學，便是現代學者從現代的立場"托古改制"、並與已有的詮釋
傳統相結合的一個例子。
康有為之倡導今文經學，有著明顯的政治目的。但他對所謂"新學偽經"的指責，則為二
十世紀初年的學術界的"疑古"風氣的形成，有很大的影響。當然，我們並不能將這一"疑
古"的風氣，完全歸咎於康有為。事實上，由於進化論的影響，當時（十九世紀末和二十
世紀初）的中國人，從現代中國的問題出發，已經對現存的文化傳統，逐漸產生種種惡
感，視之為造成中國落後於西方的原因。他們的著眼點，是將科學理性的發達視為西方
文化強盛的基礎，而將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學傳統中把科學研究視為"末技"的作法，視
為現代中國貧弱的主因。如果說進化論讓當時的中國人認識到自身的落後，那麼科學主
義則向他們揭示了落後的根源。因此，中國現代史學的改造必須仰賴科學方法，從梁啟
超的《新史學》以來，成為不少人堅守不移的信仰。
用科學方法復興古學、重振中國，梁啟超首開其例。科學史學對寫作《新史學》時候的
梁啟超而言，就是如何從進化論的觀點出發，重新解釋中國歷史的演變。因此他在《新
史學》中，將展示歷史的進化視為史學研究的宗旨。但是對小他一輩的胡適來說，進化論
則應該是一種科學方法。胡適對此有一段重要的說明﹕這種進化的觀念，自從達爾文以來
，各種學問都受了他的影響。但是哲學是最守舊的東西，這六十年來，哲學家所用的"進
化"觀念仍舊是海智爾（Hegel，通譯黑格爾）的進化觀念，不是達爾文的《物種由來》
的進化觀念。到了實驗主義一派的哲學家，方才把達爾文一派的進化觀念拿到哲學上來
應用；拿來批評哲學上的問題，拿來討論真理，拿來研究道德。進化觀念在哲學上應用
的結果，便發生了一種"歷史的態度"(The genetic
method)。怎麼叫做"歷史的態度"呢？這就是要研究事物如何發生；怎樣來的，怎樣變到
現在的樣子﹕這就是"歷史的態度"。13一旦進化論成了一種歷史方法，它就對復興古學
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康有為對"新學偽經"的懷疑，如果用胡適的話來說，只是一種"大膽
的假設"，缺乏詳實的證據。而"進化"的方法、或"歷史的態度"，則為如何證明這種懷疑
，提供了手段，那就是追根溯源，找出偽書、偽經的來龍去脈，用事實來證明其偽。由此
看來，在胡適1917年回國以後，學術界的"疑古"風氣，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從提出懷疑
到證實其懷疑。但是雖然胡適將進化論解釋成一種方法，但這並未影響人們用進化論史觀
看待中國歷史的演化。胡適提倡用科學方法"整理國故"，正好證明中國傳統學術中科學精
神的不足。因此，進化論史觀所揭示的中國的落後，仍然是胡適等人"科學實驗"的思想背
景。
既然缺乏科學是造成中國落後的原因，那麼胡適所領導的"整理國故"運動，就必然以尋
求科學精神、提倡科學態度為主要目的。但是像"國粹學派"一樣，胡適也有復興古學的
願望。雖然他被認為是現代中國"西方化"的主要人物，但實際上他對古代中國文化的先
進，仍然抱有信心，認為不會與科學的精神相差太遠。胡適在美國攻讀博士時以先秦哲
學為研究物件，表明他像鄧實等人一樣相信，在遠古的時代，中國文化中包含有科學的
因素。的確，在他博士論文的起始，他就斷言中國和西方的哲學中，都有邏輯方法存在
和發展的例證。14從胡適的這一立場來看，他把清代考證學家的方法視為科學方法的一
種，也就不足為怪了。換言之，胡適提倡科學方法"整理國故"，正是想通過這一"整理"
，發現中國文化中固有的科學精神，加以重振、復興，以求富強。胡適將他所參與領導
的這場"新文化運動"，稱為"文藝復興"，清楚地表現了他的心態。15
但既然有復興的必要，也就表明在胡適看來，中國的文化在過去的某個時期，存在著不足
，與科學的精神相背離了，因此有待現代中國人的重振。這一問題出在哪兒呢？胡適對當
時中國存在的毛病提出了不少指摘，其中包括社會的、倫理的和政治的等各方面。但他注
意的重點還是學術研究。在他看來，中國文化中雖然有科學的精神，但長期以來並未有長
足的進展，於是許多文獻資料就顯得很不可靠。用科學精神"整理國故"，就是要剔除糟粕
、保留精華。受到胡適的影響，顧頡剛挑起了"古史辯"的討論。顧的大膽"疑古"，繼承了
康有?、廖平等人懷疑古文經學的傳統，是那個時代"疑古"風氣的一個集中表現。16但是
，顧頡剛的"疑古"，雖然像康有為一樣態度激烈，但對他影響最大的人還是胡適。這在他
的自述和旁人的研究中，都有證明。17既然顧所受的影響主要來自胡適，那麼他的"疑古
"就必然帶有求證的意圖，即如何用事實來證明作偽的經過。如此一來，這一"疑古"就帶
有建設性的意向。顧頡剛本人也聲明，他的"疑古"，是為了在科學的基礎上重建古史。
18易言之，顧頡剛的"疑古"，只是他古史研究的第一步。但是由於他"疑古"成名之後，
為聲名所累，又由於戰爭與革命的影響，使他無法全力從事重建古史的工作。不過，顧頡
剛雖然自己無法全力以赴，但對別人用科學考證的方法重建古史，還是盡一切可能提供幫
助和支援。因此，顧頡剛之提拔、推薦錢穆，並非偶然，而是他在學術界的一貫作法，也
是他學術理念的一種反映。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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