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錢穆與"科學史學"
對顧頡剛提拔錢穆一事，一般人都歸之于顧在學術上的寬宏。20這固然沒有大錯，但就當
時的情形來看，顧之推薦錢，也是因為錢穆的治史，與顧在當時所推崇的方法，有相通之
處。如上所述，顧頡剛之"疑古"，也有重建的一面。而他掀起的"古史辯"論戰，就其對現
代中國史學的影響來看，是為科學史學、批判史學開闢了道路。胡適在評論"古史辯"的討
論時已經指出，不管雙方意見如何，但都必須用同一種方法﹕"就是尋求證據"。21由此看
來，"古史辯"的討論，與其說是批判傳統，不如說是為現代史學研究標準的建立奠定基礎
。現代中國史學在二十年代，逐步形成了一種學術規範，即以批判史料、考證史實為圭臬
。22錢穆之為顧頡剛賞識，正是由於錢的早期史學著作符合當時史學研究的規範。
如所周知，錢穆由於早年喪父，未能上大學深造，而是在無錫、蘇州附近的小學與中學各
教了十年書。由於江南一帶文風的熏染，加上他本人的勤學，錢在教書期間，閱讀了大量
典籍，積累了豐厚的經史方面的知識。從他自學的情況來看，他的早期興趣以研讀、詮釋
經典為主，與傳統的學者相近。錢最初的兩部著作，《論語要略》、《孟子要略》，反映
了他那時的治學興趣。
但是，青年時代的錢穆，雖然以教書為業，但卻沒有完全放棄繼續升學的願望。錢在十九
歲時，得知北京大學招生需章學誠《文史通義》和夏曾佑《中國古代史》兩書，便購來勤
讀。這說明他有應考的想法。既有應考的想法，那麼錢穆對當時北京學術界的情形，也一
定關心。錢穆在《師友雜憶》中說道，他在那個時期逐月讀北京的《新青年》雜誌，就是
他關心學術界新動向的一個證據。23既然關心學術界的動向，那麼錢穆對當時北京文史界
的風雲人物如梁啟超、胡適、陳獨秀和以後的顧頡剛，都一定很瞭解。對於他們的學問興
趣，也多知曉。事實上，在二十年代中期，錢穆還效仿梁啟超而自學日文，就說明他還沒
有放棄升學、或者進入學術界的願望。雖然錢穆在晚年回憶時，對這些"新文化運動"的人
物多有批評，但不難想像在青年時代，他還是一度有仰慕、甚至追隨他們的想法的。當然
，這裏的所謂"追隨"，並不指錢穆同意胡適、梁啟超對傳統學術的批評，而是指他那時對
這些人的治學方法和手段，有模仿之意。
錢穆當時在中學講授"國學概論"，並寫成和以後出版的《國學概論》一書，對我們瞭解
他當時的治學興趣，有很大幫助。應該說，在二十年代後半期，也即胡適的"整理國故"
運動熱火朝天的時候，錢穆受其感染不小。首先，他在中學講授"國學"，就已經表示出在
那個時代，學術界與教育界已經接受了那種始自二十世紀初年、以國家為關懷的中心的文
化理念。當然，錢穆雖然教授"國學"，但他對此尚有一些保留。1931年《國學概論》出版
時他在"弁言"中寫道﹕
學術本無國界。"國學"一詞，前既無承，將來亦恐不立。特為一時代的名詞。其範圍所及
，何者應列國學，何者則否，實難判別。本書特應學校教科講義之需，不得已姑采梁氏清
代學術概論大意，分期為述。24
這一段話，十分有意思。其中"學術本無國界"一語，表明錢穆仍然像傳統儒家那樣，沒有
忘懷天下。但他在同時又說他應時代之需，採用了梁啟超的觀點，表明錢穆在那時也願意
跟隨該時代的學術潮流。
在《國學概論》書內，更有不少例子說明錢穆對"新"學問，非常瞭解。這一瞭解表現在兩
個方面。第一，錢穆在書的最後一章中，對"最近期之學術思想"做了較詳細的介紹。第二
，在前面各章中，他也不時參考梁啟超、胡適、章太炎等人的著作，與前人的論述作比較
。我們可以在下面看幾個例子。譬如，在錢穆那時下力很深的先秦諸子研究中，他就參考
而且同意胡適的意見，認為"諸子出於王官論"的說法不可靠﹕"遑論所謂'某家者流，出於
某官'之說哉？故謂王官之學衰而諸子興可也，謂諸子之學一一出於王官則不可也"。25在
談到兩漢今文、古文的爭論時，錢穆像顧頡剛一樣，並不認為在漢代，有所謂今、古文之
爭。他們在研究那個時代的學術時，也都想突破今、古文討論的藩籬。26到了唐代，有關
佛經的翻譯，錢穆則引用了梁啟超的論著。27在講述清代考据學時，錢更是大段引用梁啟
超的《清代學術概論》，可見他對那些"新"人物著作的熟悉程度。在總結清代考据學時，
錢穆引用了胡適、梁啟超的意見，認為這些考證的手段，代表了科學的精神，有助於史學
的研究。不過，錢穆對清代學問還是有所保留。他引證了柳詒征對之的批評。但更有意思
的是，他似乎更喜歡胡適的批評。錢穆引了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的說法，認為清代
考證學，欠缺對"材料的組織與貫通"，因此在清朝三百年中，"只有經師而無思想家。只有
校史者而無史家"。從錢穆以後的學術生涯來看，他是不滿做純粹的考證學問，而是有意成
為一名"史家"的。28看來胡適對早期的錢穆，也有一定的啟發。
錢穆在"最近期之學術思想"一章中，對他同時代的學者做了直接的評論。他將章太炎、胡
適和梁豈超視為當時治先秦諸經與諸子的主要人物。對於胡適，更是讚譽有加。認為他"
介紹西洋新史學家之方法來治國故，其影響於學術前途者甚大"。29這幾乎是"夫子自道"
，即錢穆已經認識到，在那個時代即使做古代的學問，也須採用一些西洋的新方法。他在
以後的論著中，不斷將中西學問做比較，看來與此認識有關。事實上，在寫作《國學概論
》時，錢穆已經對西方的一些學術經典和思潮，有一定的瞭解。30
當然，錢穆對胡適還是有批評的。他提到胡在寫作時，由於匆忙而對一些問題的處理顯得
潦草。但他馬上又說﹕"要之其書（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足以指示學者以一種明確新
鮮之方法，則其功亦非細矣"。甚至在將胡適與梁豈超比較時，錢穆仍然偏好胡適。他說
雖然梁的著作"精美詳備"，"惟其指陳途徑，開闢新蹊，則似較胡氏為遜"。更為重要的是
，錢穆對東南大學柳詒征對章太炎、梁豈超、胡適的批評，不以為然，認為梁、胡等的作
法，有扭轉風氣之功。31由此看來，如果我們說那時的錢穆對"新學問"有仰慕之心、追隨
之意，恐不為過。而他那時對胡適等人的反動派，則並不見的有多少同情。
譬如，錢穆在評論柳詒征在東南大學的同事吳宓、梅光迪等人的《學衡雜誌》時，這樣
說道﹕這些人"隱然與北大胡、陳諸氏所提倡之新文化運動對抗。然議論蕪雜，旗鼓殊不
相稱"。在簡述了"學衡派"的"人文主義"以後，錢穆也只是說﹕"蓋與前引二梁之書（梁啟
超之《歐遊心影錄》和梁漱溟之《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相桴鼓，皆對於近世思想加以箴
砭者也。惟學衡派欲直接以西洋思想矯正西洋思想，與二梁以中西分說者又微不同"。32
從這些不溫不熱的評語可見，錢穆對這些新文化運動的批評者，並不看好。而他所認為
與新文化運動可以相媲美的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這一認識到了以後也沒有改變。33
錢穆在《國學概論》中的這些意見，可以幫助我們瞭解他在入京前夕，也即進入學術界以
前的一些基本想法。因為雖然《國學概論》出版於1931年，在他去燕京大學任教以後，但
據他自述，他寫作該講義，是在1926和1928年之間，也即在他結識顧頡剛以前。34該書所
反映的，因此是他對當時學術界的先進所抱的比較真實的看法。從上述的討論來看，錢穆
在那時對梁啟超、胡適、顧頡剛等人對傳統的懷疑與批判，並無惡感，而對他們在研究方
法上的探索，頗為贊許。因此，他在1929年認識顧頡剛以後，會馬上被後者所欣賞，並非
完全偶然。事實上，錢穆在《國學概論》中，對顧頡剛等人的"疑古"，頗為肯定，認為他
們"雖建立未遑，而破棄陳說，駁擊舊傳，確有見地"。並對他們提倡的研究方法，即胡適
所謂的"歷史的方法"(genetic method)或"剝皮主義"，表示有"注意之價值"。35
既然錢穆欣賞胡適、顧頡剛，那麼他那時在研究上自然而然地向胡適等人所創建的學術
標準靠攏，也就不足為奇了。在錢穆早期的兩部成名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的治學與胡適
、顧頡剛等人"互補"的情形。我們可以先看一下錢的《劉向歆父子年譜》。錢之寫作該長
文，是在寫《先秦諸子系年》之後，以應顧頡剛的稿約。從他的寫作宗旨來看，有不少與
顧頡剛對古史的態度相契合。而錢穆自述他在研究方法上，則採用了他認為有"價值的"、
胡適的"剝皮主義"。36像顧頡剛、胡適等人一樣，錢穆想突破今文、古文的壁壘，對古書
保持一種謹慎的態度，不明顯偏袒一方。更重要的
，他們都希圖用考證的方法，將古書的真為作細緻的研究。他們之間的區別是，錢穆對古
典學問始終抱有一種崇敬的態度，不願輕易將之摒棄，而胡適、顧頡剛則是"新文化運動"
的健將，對傳統學術持有一種批判的態度。不過，在錢穆寫作《劉向歆父子年譜》和《先
秦諸子系年》時，他並沒有全面闡述他的學術觀點。此時他的研究，重在"考史"，而非"
著史"。這是他在那時為胡適、顧頡剛、傅斯年等"科學史家"所欣賞的主要原因。在錢穆
到北京大學任教以後，傅斯年在宴請外賓時，經常邀他作陪，並向外賓介紹說錢穆是《
劉向歆父子年譜》的作者，儼然將錢視為同道。37
傅斯年那時欣賞錢穆的原因，與錢在《劉向歆父子年譜》的立場有關。錢穆寫書的出發點
，是反對康有為認為劉歆偽造古文經的說法，即批判所謂"新學偽經"論。而他採用的方法
是依靠班固的《漢書》，將劉向、劉歆的父子的一生行?，逐年記述。由此，他得出了以
下的結論﹕就劉向、劉歆的生卒年來看，劉歆領五經只有大約五個月的時間。在如此短
的時間製造"?經"，顯然不太可能。而且，如果照康有為的說法，劉歆造偽"經"是為了幫
助王莽篡權，但從時間上來看，也不成立，因為在劉歆爭立古文經時，王莽還不具備篡權
的機會。由此看來，錢穆的成功之處，是用歷史的方法重造古史，以此來鑒別經書的真偽
。錢穆自謂﹕"實事既列，虛說自消。…凡近世經生紛紛?今古文分家，又伸今文，抑古文
，甚斥歆莽，偏疑史實，皆可以返"。而"發古人之真態"，則是他著書的"嚆矢"。38這也
就是說，他用考訂史實的方法，重建歷史、"再造文明"。難怪胡適、傅斯年會欣賞他了。
如果說顧頡剛之提拔錢穆，是欣賞錢的以史證經的方法，那麼傅斯年之欣賞錢穆，則還有
另外一層含義。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正是傅斯年從"疑古"走向"重建"的關鍵時期
。換言之，此時的傅斯年，已經與顧頡剛"分道揚씢，不再以懷疑、批判古史為重點，而
是想通過科學方法，重建中國的古史了。39錢穆雖然沒有運用傅所提倡的考古方法證史
，但他的著作異曲同工，為重建古史做了貢獻。40
至於顧頡剛與錢穆，在那個時候更是惺惺相惜、互相欣賞。其原因也主要是由於研究興趣與
方法的相似。在錢穆應顧頡剛之邀，寫作了《劉向歆父子年譜》以後，顧頡剛也寫了《五德
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其中說道﹕"我很佩服錢賓四先生（穆），他的《劉向歆父子年쌊苤n尋出許多替新代學術開先路的漢代材料，使我草此文時得到很多的方便"。41雖然顧頡剛
在文章中，採用了康有?"新學?經"的不少觀點，與錢穆對當時今文經學的不滿十分不同，但
就研究手段而言，有不少相通之處。他們都以考證的方法，重構古史。在顧頡剛發表《五德
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以後，他
又請錢穆作評論。錢穆也不諱言，對顧的"疑古"，提出了批評，認?他還未能擺脫今文學家ꨊ獐v響。顧頡剛回應說﹕"我對於清代的今文家的話，並非無條件的信仰，也不是相信他們的
微言大意，乃是相信他們的歷史考證"。42事實上，顧對錢穆研究的欣賞，也在錢的"歷史考
證"。正如Jerry Dennerline所言，錢穆的《先秦諸子系年》"填補了顧頡剛1926年開
始研究的新史學中的空白"。43
顧頡剛對錢穆歷史考證手段的欣賞，在他1929年讀到錢穆《先秦諸子系年》的初稿時就開
始了。從該書的範圍來看，錢穆的寫作顯然受到清末民初學術界對諸子學研究的影響。如
王先謙、孫詒讓、章太炎、梁啟超和胡適等人的著作，就是例子。而從錢穆書的結構來看
，則又與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相埒。他們都想將先秦諸子學術的演變，做一系統的
整理。不過，胡適對諸子著作的態度，有一種懷疑，認為必須用科學的方法加以重新整理，
而錢穆則雖也有疑，卻又自然帶有一種尊敬。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與胡適、顧頡剛等人
的區別在於﹕"余疑《堯典》，疑《易傳》，疑老子出莊周後，所疑皆超於頡剛。然竊願
以考古名，不願以疑古名。疑與信皆須考，育與頡剛，精神意氣，仍同一線，實無大異"
。44這段話十分重要。錢穆等於是在說，雖然他們的方法相似，但信仰卻很不同。正是
這一信仰的不同，造成錢穆以後的變化。不過在當時，錢穆還沒有全面闡述他的文化、
歷史觀點。他還是以"考史"聞名。
但或許是由於兩人研究相近的關係，胡適與錢穆之間總是有一種緊張的關係。雖然在錢穆
《先秦諸子系年》發表以後，胡適承認錢穆的學問，對人說若要問先秦諸子的事，不用問
他，可以問錢穆。45但他們兩人初次見面在蘇州，就有點話不投機。胡適與顧頡剛兩人都
由於東吳大學教授陳天一的介紹而認識錢穆，但胡適到蘇州中學演講遇到錢穆，雙方都覺
得"意見不相得"。46錢穆到北京任教以後，又由於顧頡剛的介紹，再次與胡適相見，討論
學問，但以後還是往來很少。47這裏的原因，至少有兩個。一是兩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意
見不同；胡適力求改造，而錢穆希圖維護。而在具體的問題上，也有分歧，如對老子的看
法，就是一例。48二是兩人當時的治學相近，以致"同行相輕"，也有可能。胡適與馮友蘭
之間的緊張關係，與他和錢穆的關係，其性質有點類似。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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