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作為"國史大師"的錢穆
以上的論述表明，在錢穆1929年進京任教前後，他的學術研究，以"考史"為主，因此與當
時史學界的主流，十分契合。由此，他得到"新史家"胡適、顧頡剛、傅斯年的欣賞。但在
學術信仰上，已經表現出某些不同來，只是錢穆還沒有機會具體論述。余英時在評論他老
師的學術生涯時說﹕"錢先生自民國十九年到北平以後，表面上他已進入中國史學的主流
，然而他的真正立場和主流中的'科學'考證或'史料學'，又不盡相合"。這是非常道地的
觀察。對於這一佔據"主流"的學問，據余英時的回憶，錢穆還是頗為欣賞的，認為是一種
"客觀的標準"，只是由於以後戰爭的破壞，才喪失了影響力。50所謂"客觀的標準"，也就
是說史家在研究中對史料所採取的審慎和批判的態度。這一標準在中國史學界的建立，自
然與胡適、顧頡剛、傅斯年等人的努力有關。錢穆在史學界地位的建立，也顯然是由於他
早期的著作符合了這一標準。
但是，在錢穆進入中國學術界的三十年代，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個多事之秋。1931年日本
侵佔東北，就已經在不少學者的心上，投下了一個陰影。提倡科學史學最力的傅斯年在當
時，也已經提出"書生何以報國"的問題。他的具體作法是，通過歷史語言研究所的人力和
財力，對中國古代文明做實證的考察，希望用考古發掘的事實批駁"疑古"的論調。而對於
東北的喪失，他則以寫作《東北史綱》來駁斥日本政府認為東北不屬於中原大陸的說法。
由於寫作匆忙，他的《東北史綱》裏面包含不少史實的錯誤，由此引起一些學者的嘲諷，
認為他一方面提倡"史學就是史料學"，另一方面又不尊重史料。51但該事件說明，當時中
國的學界，幾乎沒有人可以對"九一八事變"無動於衷。
錢穆自然也不例外。據他自己說，他之研究歷史，自"九一八事變"以後開始。52這裏的意
思顯然是，雖然錢穆以前也治史學，但並沒有"著史"，而是"以史證經"、"以史證子"。但
自東北淪陷以後，則開始希望通過歷史的著述，來重振民族的信心。換言之，雖然錢穆以
"考史"出名，但他進入史學界以後，則由於時局的關係，逐漸改變了治學的方向，改以"
著史"為主了。錢穆的"著史"，包括了教學與著述兩個方面。兩者並不矛盾，而是相互補充
。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在講稿的基礎上寫成的，如著名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和《
國史大綱》。錢穆的第二次入京，是他講授歷史的
開始。而這個時候，正好是1931年，即"九一八事變"的那一年。他所擔任的課程是"中國
上古史"和"先秦史"。但東北淪陷以後，由於民族主義的高揚，各校都遵教育部之命開設"
中國通史"。傅斯年等人都支援這一課程，但在課程設置的方面，卻有不同的意見。從傅
斯年提倡"專題研究"的立場出發，這一"中國通史"的講述，應派幾位專家分別擔任，因
此最初北大曾準備由十五位專家承擔這一課程。後來由於實行起來困難，才由錢穆建議
，由他和陳寅恪兩人主講。最後，錢穆自告奮勇，決定一人承擔。53由此便有了《國史大
綱》的寫作。
在如何教授"中國通史"上錢穆與傅斯年的分歧，可以視為錢穆與"新史家"分道揚鑣的一個
最初的標誌。雖然這裏在表面上涉及的只是一個教學的問題，但在實際上卻反映了史學觀
念的不同。從傅斯年的立場出發，現代史學的特徵就是史家對史料的發掘和考證，以求得
對某一階段歷史的認知。傅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旨趣〉的一開始便說﹕"歷史學不是
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帶點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倫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
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54而從錢穆講授和寫作"中國通史"的情況來看，正好像傅
斯年所批評的那樣，其中既講儒家的倫理道德精神，又追求文采和微言大意。難怪從那個
時候開始，錢穆與傅斯年的關係就逐漸惡化，以致傅斯年後來對人說，錢穆寫的東西他從
來不看。這與錢穆初到京時，傅斯年經常在宴客時邀他作陪的情形，成天壤之別。55
錢穆與傅斯年交惡的主要原因，正是因為錢穆此時已經開始在治學的興趣與方法上，都有
了改變。就研究方法上而言，自錢穆進京以後，他就很少再從事"考史"的工作。除了前述
有關老子其人其書的文章以外，錢穆僅在1939年寫過《史記地名考》，而把其他的時間都
用在闡述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和特質等方面。余英時在一篇紀念錢穆的文章中用"一生為故
國招魂"為題，概括錢穆的學問重點，可謂十分貼切。56這一重點在抗戰開始以後，特別
明顯。但在三十年代初期，已見端倪。因此，錢穆的治學方法和興趣的轉變並非偶然，而
是與當時中國的國際形勢以及北京學術界的風氣息息相關的。
錢穆得以進入北大歷史系，與顧頡剛有很大的關係。本來北大想請的是顧，而顧由於種種
原因無法去北大，就推薦了錢穆。顧頡剛是古代史的專家，錢穆替代他，自然也擔任這一
方面的課程。57他在走上講壇以後，馬上就發現這是一個爭議很大的領域。由於顧頡剛挑
起了"古史辯"的爭論，各派立場都有代表，互不相讓。錢穆自己說道﹕"當時在北大上課
，幾於登辯論場"。教授的講義稿在授課以前就廣為散發，可見聽課的學生很關心教授的
立場。58但就三十年代青年學生的興趣和態度來說，看來是贊同顧頡剛的為多數，對中國
的傳統文化持一種懷疑和批判的態度。據錢穆的學生吳沛瀾回憶，他在大學一年級時上了
錢穆的"中國通史"，也讀了顧頡剛《古史辯》七冊。他更欣賞顧的觀點，並以此為出發
點，寫了一篇長文。但給錢穆看了以後，錢穆"加以批評，態度嚴肅，聲色俱厲，歷時亦
長"。59這雖然只是一個例子，可由此可見，當時胡適、顧頡剛、傅斯年等"主流"歷史學
家對青年學生影響之大。
錢穆在起初的時候，也持一種謹慎的態度。據他的另一位學生楊向奎回憶，1931年錢穆
到北大教書時，他也正好上北大一年級，修了錢的"中國古代史"。"按一般規定，中國古
代史應當自虞夏商周講起，但錢先生並不如此，他只是根據他的'先秦諸子系年'的內容
，自先秦諸子講起，聯繫史實講下來，一年也沒有出這個範圍"。60但錢穆同時也在尋求
變化。他也許感到那些"主流"歷史學家對傳統的態度過於偏激，不利於中國的民族主義
立場，因此試圖盡自己的力量改變風氣。如他在北大開選修課時，就自定為中國近三百
年學術史，希望對這一時代思想史的發展提出與梁啟超不同的
解釋。他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就是依該課的講為基礎寫成。錢穆的這部著作，體
大思精，是一部力作。但從當時北京學術界的風氣來看，他之講授"中國通史"和"中國近
三百年學術史"，都無異是對清末民初、特別是"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學術文化主流的一個
挑戰。因此錢穆也遇到一些阻力。譬如他在1932年提出開"中國政治制度史"時，歷史系
主任、留洋歸來的陳受頤認為中國已進入民國時代，以往的君主專制政治不必再研究，
以致錢的課上沒有歷史系的學生。反而是法學院院長周炳霖（也是留洋歸來的學者）認為
政治系的學生也應知中國政治，遂令政治系的學生來修，才使課得以開成。61
雖然錢穆之開"中國通史"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近乎一種政治表態，引起一些人的反
感，但他在三十年代初期和中期，並沒有對清末民初以來中西文化之間的複雜關係，提出
自己明確的見解。他只是通過講壇和著述，伸揚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希望學生在推崇西
方文化和科學時，也注意到自身文化的長處。他在那段時間，與各派人士都有交往，達三
、四十人，實踐他的"學者不可無宗主，而必不可有門戶"的信仰。62但是，正如余英時所
言，錢穆雖然起初為"主流派"的學者所提拔，但"他和反主流派的學人更為投緣，甚至左
派學人中也不乏和他談得來的"。所謂的"反主流派"
人士，主要是那些與胡適等人不太投緣、或觀點相左的人。63而錢穆之得到某些左派人士
的賞識，則是由於他的民族主義立場。雖然這些人接受了來自西方的馬克思主義，但他們
同時又是民族主義者。因此，錢穆對中國歷史的解釋，對左派學者有參考的價值。64從錢
穆自己的回憶來看，他在北大和西南聯大時，交往最為緊密的是湯用彤、蒙文通和熊十力
。65這些人都不是"新文化運動"中的人。唯有例外的是顧頡剛，錢穆對顧一直抱有知遇之
恩。在抗戰時期，顧頡剛在成都借齊魯大學設立國學研究所，希望錢穆任主任，錢遂離開
西南聯大，於1940年到成都協助顧。雖然研究所所處的成都賴家園僻處鄉野田間，但錢穆
認真講授，培養了嚴耕望、方詩銘等歷史學家。66
錢穆之離開西南聯大，自然是由於顧頡剛的邀約，但也與那時校園的激進空氣有關。錢穆
自述﹕"自餘離開聯大以後，左傾思想日益囂張，師生互為唱和。聞一多尤為跋扈，公開
在報紙罵余為冥頑不靈。…凡聯大左傾諸教授，幾無不視余為公敵"。67這種情形，雖然
發生在錢穆離開聯大以後，但可以想見，在他未離開以前，也已經有了不少反對者。錢穆
當時的反應就是，潛心寫作《國史大綱》，全面闡述他對中國歷史和中西文化的看法。為
此需要，他一定抽空閱讀了不少西方著作，以致他在完成《國史大綱》以後，又花一年
多的時間自學英文，以求能讀原著。68到抗戰結束以後，錢募在與學生的交談中，已經不
時摻雜他對西方哲人的評論，可見他對西方的歷史與文化，也下過一定功夫。69
余英時指出，"錢先生自《國史大綱》起才公開討論中西文化問題。他以鮮明的民族文化
的立場表明了他在學問上的'宗主'"。70換言之，從那時開始，他已經決定公開向西化的
思潮反擊了。錢穆自己也說，寫作《國史大綱》是他學術生涯的一個改變。"自《國史大
綱》以前所為，乃屬歷史性論文，僅為古人伸冤，作不平鳴"。71而《國史大綱》則是他
聲明立場，確定學問宗主的開始。錢穆在發表《國史大綱》（1940）以前，決定將其"引
論"首先在報紙上發表，反映了他在那時的急切心情。如果寫作《國史大綱》是為了褒揚
中國的傳統文化，那麼他的"引論"就是這一立場的公開宣言。
有關錢穆《國史大綱》中的歷史觀點，已有不少論述，筆者也另有專文。72此處僅想以《
國史大綱》"引論"為主，分析一下該書在錢穆學術生涯中的含義。錢穆寫作《國史大綱》
所公開的立場，可以見於兩個方面。第一有關中西文化之間的關係，第二有關當時史學界
的流派。他在"引論"中開宗明義，從中國的歷史著眼，正面肯定中華民族文化的地位，反
擊"西化"論者貶低本族文化的論點。錢穆說道﹕"中國為世界上歷史最完備之國家"，其表
現有三﹕一"悠久"，二"無間斷"和三"詳密"。錢穆這裏所謂的"歷史"，有歷史與史學兩個
意義。"悠久"指歷史，而"無間斷"與"詳密"指中國的史學傳統。錢穆指出﹕"若一民族文
化之評價，與其歷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則我華夏文化，於並世固當首屈一指"。73錢穆
維護中國文化的立場，十分鮮明。
既然歷史與史學是錢穆立論的主要根據，他就必然要闡明他的歷史觀與史學觀。在他看
來，史學包含"歷史材料"與"歷史智識"兩種。"材料累積而愈多，智識則與時以俱新。歷
史智識，隨時變遷，應與當身現代種種問題，有親切之聯絡"。74換言之，"歷史智識"是
一種歷史的解釋，反映了現代人對過去的認知。這種認知必須不斷更新。由此可見，錢
穆的史學觀反映了一種現代的歷史意識，與以往史家單純記述歷史的作法有重大區別。
75如果用錢穆的話來說，即他認為現代史學家不應像"傳統派"的史家那樣，"主於記誦"
，而須溫故知新。除了"傳統派"以外，在錢穆看來，當時的史學界還有兩派，一是"革新
派"，一是"科學派"。他對"科學派"所下的定義十分明白，認為它"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
為代表，顯然指的是胡適、傅斯年等人的史學。但在錢穆眼裏，這一學派並無什麼價值
，下面請看他的評語﹕
此派與傳統派，同偏於歷史材料方面，路徑較近；博洽有所不逮，而精密時或過之。二
派之治史，同於缺乏系統，無意義，乃純為一種書本文字之學，與當身現實無預。無寧以
"記誦"一派，猶因熟諳典章制度，多識前言往行，博洽史實，稍近人事；縱若無補於世，
亦將有益於己。至"考訂派"則震於"科學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實，為局部窄狹之追
究。以活的人事，換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礦，治電力，既無以見前人整段之活動，
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無所用其情。彼惟尚實證，誇創獲，號客觀，既無于成體之全史
，亦不論自己民族國家之文化成績也。76
這一評語，十分尖銳，其矛頭與其說是指向胡適，無甯說是指向傅斯年，因為胡適尚有
一部《中國哲學史大綱》。而傅斯年反對"著史"，以專題研究為重，又崇尚實證、客觀之
史學，與錢穆所言更為相合。77顯然，到了四十年代，非但傅斯年宣稱他從來不讀錢穆的
書，錢穆對傅也無任何好感可言了。在錢穆的回憶錄中，他還試圖將顧頡剛與傅斯年的治
史方法，有所區別，認為他自己與顧頡剛，"精神意氣仍同一線，實無大異，而孟真所主
者（西方史學的德國蘭克學派），則似尚有迥異於此者"。78
錢穆比較欣賞的是三派中的"革新派"。從他的解釋來看，指的是清末民初以來章太炎、
梁啟超等提倡的民族主義史學。因此，余英時在回顧中國民族主義史學的發展時，將錢
穆列於其中。79但是，錢穆對章、梁等人的民族主義史學，也有批評，認為他們對傳統
文化，批評太多，而于西方文化，過多讚揚。因此也有必要修正。80毋庸贅言，錢穆的
《國史大綱》，就是這一修正工作的開始。除了該書以外，他在當時和以後的論著中，
都對中國文化的傳統，從歷史的角度，做了大量的正面介紹與肯定。81
由此看來，錢穆《國史大綱》的寫作，是他公開與胡適、傅斯年等人決裂的一個重要標
誌。該書的出版，表明錢穆已經不再以"考史"為治學的主要手段，而是以伸揚中國文化
、強調中國生生不息的歷史精神為己任。自此以後，一直未有改變。據許多人回憶，
1986年錢穆在臺北"素書樓"的最後一課，以"你們是中國人，不要忘了中國"為結束，可
見他直到晚年，始終沒有放棄、動搖過他對中國文化傳統的信仰。82錢穆如此公開地批評
胡適、傅斯年，那麼對方也有反應。1945年抗戰結束以後，傅斯年代胡適出任北大校長
，就沒有聘請錢穆回北大任教。當時未受到聘書的原北大教員，大都是因為在抗戰期間
與日本有所妥協而致，而錢穆沒有此等"汙染"，可見他與傅斯年學術上的分歧，是他未獲
聘書的主要原因。錢穆在1949年以後，沒有馬上到臺灣，而是在香港創立新亞學院，看來
也與傅斯年在國民黨政府抵台初期的隆盛地位，有些關係。
綜上所述，在1950年以前，錢穆的學術生涯，如果從他與"新史學"的關係來看，可以大致
上分為兩個時期。從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期為第一時期，那時錢穆治學的特點是，逐漸
走出傳統，與新學問接觸並有所靠攏，試圖用考證的方法，爬梳、整理古代學問。這使他
的著述，得到新史家的讚賞，成?當時"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學術主流的一部分。但他
在1931年到北大任教以後，由於國際形勢的變化、民族危機的加深，使他逐漸與提倡"西
化"或受到"西化"思潮影響的人物分離，而希望通過對中國歷史的全面考察，強調中國文
化的長處和價值。由此，他的學術生涯進入了第二個긊階段，他一人承擔北大"中國通史"的教學和用正面的角度評價清代的學術文化，是他與新
史學的人物逐漸疏遠的標誌。而他在1940年出版的《國史大綱》，則表明他已經公開與新
史學的人物決裂了。不過在那時，以胡適、傅斯年等人為首的"科學史學"的地位，也已經
大不如前了。抗戰期間民族主義的勃興，使得人們對那種單純以考訂史實為主的科學史學
，興趣頓減。而對緊密聯繫現實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增加了興趣。錢穆所代表的則是在這
兩派之外的另一種取徑，雖然未能像馬克思主義史學那樣在中國取得統治地位，但其影響
十分深長久遠，而在近年非但在港臺，而且在中國大陸，都有擴大之勢。從這一趨勢來看
，傳統文化對現代的中國人，仍然保持著強烈的吸引力，雖經多次"革命"，終未能改變。
在結束本文以前，筆者還想做一點說明。此文以探討錢穆與新史學之間的關係為重點，因
此便有將兩者硬性對立起來的嫌疑。但這並非筆者的本意。事實上，本文所想揭示的，正
是歷史現象之間的複雜性，特別是錢穆學問中的多面性。而所謂"新史學"，更是型態多樣
。現代中國的歷史起伏動蕩，置身其中的知識份子不免發生變化。梁啟超就是一個著名的
例子。而1937年抗戰的爆發，更使得不少人為了民族大義，重新為自己的學術定位。即使
是這裏作為錢穆之"對立面"的傅斯年，也有明顯的變化。因此以上史學界的各種流派，反
映的只是一種"暫時的"(temporal)現象。各派之間仍有不少共同的地方。歷史中的持續與
變化，特別是其在一定時間與空間內的分化組合，向來是歷史研究的主要吸引力，也是筆
者寫作此文的主要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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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211.23.19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