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果說，在缺乏外來文明與異類資源的時代裏，人們常常只能通過喚起歷史記憶，重新詮
釋古典來回應時代變化，於是常常上演所謂"以復古求變新"的戲劇的話，那麼，在有外來
知識、思想與信仰介入和衝擊的情況下，這種思想資源的發掘與詮釋不僅沒有消失，而且
常常起著一種比附、轉譯和理解的作用，有著類似於"前理解"的意義面對新知必然需要一
定的知識資源作為理解基礎，我在這裏借用了一個概念"前理解"， 這是海德格爾的概念
，關於這一思路的闡述在海德格爾（Martin Heidergger）《存在與時間》的第三十二節
中，"先行具有、先行看見及先行把握構成了籌劃的何所向，意義就是這個籌劃的何所向
，從籌劃的何所向方面出發，某某東西作為某某東西得到領會"，而在思想史中，歷史與
傳統常常作為先在的知識資源，規定著理解的視野和方向，陳嘉映、王慶節合譯本，１８
５頁，三聯書店，１９８７。另外可以參看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
）在《哲學歷史詞典》所寫《詮釋學》詞條中的論述，洪漢鼎中譯文，載《哲學譯叢》
１９８６年第３期。。在本書討論古代中國世界地圖的那一節裏，我就曾經用過一個"翻
譯"的比喻說到：面對新的世界和新的知識的衝擊，人們總是要反身尋找理解和解釋的資
源，一種新知識的理解，與一種新語言的翻譯並沒有什麼兩樣，就像lion使中國人想起了
《穆天子傳》中傳說的"狻猊"、mastiff使中國人想起了《左傳》中撲向趙盾的"獒"，晚清
時代，科學（science）讓人想到了朱子提倡的"格致"，而民主（democracy）使人想到了
孟子的"民為貴"，自由（liberty）則讓人想起莊子"逍遙遊"，語言的翻譯需要用自己本
土原有的語詞去一一對應，對於新知識的理解，也需要喚起歷史記憶、傳統知識和原有的
想象空間，來充當再度理解和詮釋的"思想資源"（resources
of thought）就像西洋人編英漢詞典把"calendar（日曆）"翻譯成"皇曆"、"通勝"，把"
newspaper（報紙）"翻譯成"京鈔"、"邸報"，把"attorney（律師）"翻譯成"寫呈子的"
一樣，在這種重新翻譯和詮釋中，新的西洋知識進來了，但是，舊的古典資源也在重新詮
釋中進去了。。
正是這種在傳統知識和思想中尋找資源，並以此來理解、翻譯和表述外來知識和思想的過
程中，傳統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發生了"中心"和"邊緣"的移位元，發生了本來意義和
新的意義的交換，傳統的思想世界圖像就產生了變異，同樣，外來的知識與思想也在這種
理解、翻譯和解釋中，發生了變化ꄊ，思想史就是這樣在延續。當然，在"歷史記憶"中，什麼歷史被喚醒，什麼歷史被遺忘，
本來這多在於現實之"緣"而"起"，但是在中國，新的變化卻總是以歷史和傳統的面貌出現
。由於歷史與傳統無處不在的強大和豐富，"記憶"使舊的知識、思想和信仰世界在新資源
的參與中，表現著一種新取向和新姿態由於歷史與傳統不容置疑的正當性和權威性，人們
常常用舊詞來詮釋新知，用原有的事件來比附著當下的新穎的現象，古老的掩飾著現代的
，於是，看上去仿佛總是不斷上演著一出叫做"復古"的老戲，其實在這時，那些被凸顯的
"記憶"正使舊的知識、思想和信仰世界在新資源的뀊參與中，開始生動而強烈地表現著一種新取向和新姿態正如羅志田在《林紓的認同危機與
民初的新舊之爭》的結論中曾經說過的，"'新'並未割斷其與'舊'的多層次聯繫，'新'的
戰勝'舊'，竟然靠的是'舊'的功用，這中間的詭論意味極為深長"，載《歷史研究》
１９９５年第五期，１３２頁，北京。。
這是歷史上常常出現的現象，王汎森在討論晚清漢族歷史記憶的復活時，曾經指出，關於明
清之際的歷史記憶是被以兩種方式壓抑下去的，"首先是官方強制性的作為，比如文字獄
、禁書運動、禁毀目錄的刊行、四庫全書中對書籍的刪改等等，其次是官方強制性行為
，所引發的士大ꐊ及一般百姓的自我壓抑，自動自發的壓抑擴大了對明末清初歷史記憶的抹除"王汎森《清
末的歷史記憶與國家建構：以章太炎為例》，《思與言》第三十四卷第三期，１-１８頁ꄊA臺北，１９９６。。其實，除此之外還有時間，時間的流逝把豐富的歷史和刻骨的心情
漸漸過濾成了書本和文字，這些遠離了現實的切膚之痛和難忍之苦的書本和文字，使歷史
與讀者之間仿佛加上一層模糊的玻璃，使讀者與歷史有了一種"疏離感"，人們不再直接感
受到歷史，卻仿佛是在隔岸觀火，把歷史變成了一出出上演的戲文或小說。可是，無論哪
一種被壓抑的歷史記憶，只要後來的生活世界出現類쌊似的語境，它又常常被有心人回憶出來，就會再度復活並滋生膨脹，成為歷史中的思想資
源，柯文（Paul A ． Cohen）在討論義和團的歷史的時候，就曾經指出，歷史可能是以
三種形式存在的，一是作為事件，一是作為神話，一是作為經驗，而後兩種正是時時可以
被當做"記憶"翻揀出來借屍還魂，在當下仍然發生意義的歷史柯文（Paul A ． Cohen
）《歷史三調：義和團作為事件、經驗和神話》（History in Three Keys：The Boxers
as Event，Experience and Myth，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１９９７）。。 可以補充的是，在思想史中有一種情況常常出現。由於知識與思想系
統的解說和證成已經達到圓熟和完美，並充當了主流意識形態的時候，便引起人們對歷史
既滿足又無奈的心情，這時歷史被有意遺忘，傳統仿佛無須追問，就像初盛唐時代的知識
系統的圓熟，元明之際理學從意識形態到知識制度的籠罩，在這種對知識與思想的滿足中
，漸漸彌漫成為"常識"。但是，當人們面對新知識遭遇文化震撼，又為了回應震撼而不得
不重新發掘資源，從而引起了歷史記憶復活的時候，由於"常識"的失效，人們便常常在舊
知識與思想的邊緣處尋找可以對應新知識的"非常쌊，於是，過去在邊緣的舊知識和舊思想就充當了接引和詮釋新知識和新思想的資源，從邊
緣又回到中心，這就引起思想史的變異。中唐到北宋對處在邊緣的子思、孟子一系的重新
詮釋，在明代中葉對處在邊緣的陸學的再度回憶，都曾經使知識思想與信仰舊貌變新，特
別是在晚清時代出現的大量歷史記憶，比如道光、咸豐以後對明末顧、黃、王的追思比如
潘祖蔭、陳寶琛建議以顧炎武、黃宗羲入祀。，以及對於清初民族殺戮的回憶，對於古代
漢族生活儀式的敘述，對於西北邊事的研究，都引起了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的變化，特
別是晚清出現的經學轉型、子學熱情以及佛學됊復興這三大思想潮流，都是由於作為"思想資源"而被重新發掘了"歷史記憶"，當然，這些
本來並不關涉"近代性"的舊學如何回應出自新時代的新知，則需要進行重新的"意義詮釋
"例如，晚清的思想史上，特別是子學作為思想資源進入中心，與汪中有很大關係，見其
《述學》中對諸子的見解，不過，他只是啟迪了後代的學者。其中，墨學復興，王爾敏《
近代中國思想研究及其問題之發掘》指出，"是墨學中有不少古代的科學理論，其他如愛
無等差等諸說，也頗合於平等思想。自黃遵憲、梁啟超諸人提倡以後，在學術領域中頗為
盛極一時……此時的研究墨學，和汪中時代的風氣與動機是顯然不同的"，見《中國思想
史方法論文選集》２９２頁，大林出版社，臺北，１９８１。而荀子的重新提起，則與晚
清要挖清代學術的根基，並清算荀學導致的思想專制有關，如夏曾佑、譚嗣同、梁啟超等
人，參看朱維錚《晚清漢學："排荀"與"尊荀"》，載《求索真文明》３３３-３５０頁，
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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