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思想史的寫法--後現代主義
第四節
從"六經皆史"到"史皆文也"：作為思想史研究資源的後現代歷史學１９９７年至１９９８
年間，在香港的《二十一世紀》雜誌上，相繼刊出了周錫瑞（Joseph W．Esherick）、艾
爾曼（Benjamin Elman）、胡志德（Theodore Huters）、張隆溪、葛劍雄、羅志田等人的
文章，討論美國學者何偉亞（James L．Hevia）具有充分後現代歷史學風格的中國學著作
《懷柔遠人》（Cherishing Men From Afar：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lney
Embassy of
１７９３），爭論的雙方唇槍舌劍，很是激烈。１９９９年，《讀書》雜誌第二期和《歷
史研究》第一期又分別發表了楊念群、１９９９年發生一場討論，象徵著西方後現代歷史
學已經堂而皇之地進入了中國大陸的學術界羅志田的論文，對何氏關於中國研究的取向，
大致上作了肯定性的評價。在據說是二十世紀末最後一年的１９９９年發生這樣一場討論
，而這兩篇討論文章分別發表在知識界最有影響的雜誌和歷史學界最權威的官方雜誌上，
似乎很有象徵意味，象徵著西方的後現代歷史學已經堂而皇之地進入了中國大陸的學術界
。
後現代歷史學最重要的觀念，按照詹京斯（Keith Jenkins， １９４３-）在評論卡爾《
什麼是歷史》(What is History)一書時的說法，就是把歷史看成是"一種語言的虛構物，
是一種敘事散文體的論述"K·詹京斯（Keith Jenkins）《評什麼是歷史：從卡耳、艾爾
頓到羅迪、懷特》（On "What is History"：From Carr and Elton to Rorty and
White）。London：Routledge，
１９９５；此處參考江政寬的書評，載《新史學》十卷一期，臺北，１９９９。，也就是
說，歷史學成了文學歷史學成了文學。這一幾乎可以說是顛覆性的觀念表述，讓我們不禁
想起章學誠，章氏提出"六經皆史"，雖然遠有承襲而並非孤明先發，但是，據後來評論家
的事後想象，在思想史上仍然石破天驚《文史通義》卷一《易教上》一開篇就是"六經皆
史也"這句極具顛覆性的話，葉瑛《文史通義校注》１頁，中華書局，１９８５。。
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從"六經皆史"到"史皆文也"：作為思想史研究
資源的後現代歷史學據說這一思路曾經瓦解了"經"ꘊ各種歷史文本中的至尊地位，使人們可以從"經"的不容置疑處掙脫出來，對古代典籍進行
追根究底的而且是客觀的歷史和文獻研究，因而有著劃時代的意義。那麼，按照這種思路
推理，後現代把"史"又變成了"文"，他們說"史皆文也"，這是否也意味著把歷史學從追求
真實與確鑿的原則中解放出來，變成文學與想象的產品，從而擁有更自由的建構、組織和
批評的權力呢？我們記得，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所謂"經典"，其權威性建築在對"真理"
的獨佔上，它依靠"真理"的權力保護著它的歷史記載、哲理思考、文學表現的絕對合理性
。而所謂"歷史"，其權威性則建立在它對"真實"ꨊ的獨佔上，它依靠"真實"，要求閱讀者相信它的敘述的合理性。那麼，當這些都變成了"
文學"或"敘述"之後，這種權威性是否就一下子全瓦解了呢？舉一個例子，對"字"、"詞"
的認知能力，在治經考史的時代是相當重要的，從漢代的許慎說文字是"前人所以垂後，
後人所以識古"的橋梁，到清代的戴震主張"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
心志"《說文解字》第十五《敘目》，《說文解字義證》卷四十九，１３２０頁，齊魯書
社影印本，１９８７；參見戴震《與是仲明論學書》中"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
也，所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必有漸먊ꔢ，《東原文集》卷九，《戴震全書》第六冊，３７０頁，黃山書社，１９９５。，兩千
多年來，經典憑藉語言傳遞著古代的真理，而閱讀者則依賴於語言文字對真理還原、解讀
和複製的可能性進行理解，同樣，歷史也主要由文字語言記載，二十五史由不同時代的語
言敘述著傳統與事實，閱讀者通過這些文字語言回溯過去。如果不識字或者不精通文字音
韻訓詁之學，面對經史時，就未必能夠理解和還原這些真理與真實，有可能"錯把杭州當
汴州"。可是，在後現代歷史學中，它卻似乎並不那麼重要了，羅志田相當贊許何偉亞"動
搖史料與解釋之間那種通常以為皆認可的關係"，但
是，"通常以為皆認可的關係"的建立，正巧是以正確地識字斷句為基礎，以準確地放置在
合適的時間和空間背景中為依託的，它拒絕想象更不允許幻想，然而，楊念群卻批評道，
"識字的常識性批評具有了某種權力支配的意味，從而在強調其話語力量的同時，有可能
遮蔽乃至封殺極富創見的研究的申辯和伸張觀點的權利"羅志田《後現代主義與中國研究
：〈懷柔遠人〉的史學暗示》，《歷史研究》１９９９年第一期，１１７頁。楊念群《"
常識性批判"與中國學術的困境》，載《讀書》雜誌１９９９年第二期，７９頁。，於是
，在這種"識字"與"釋義"之間日益鬆動的縫隙中，在過去與敘述之間漸漸分裂的距離中
，後者也就是解釋與敘述仿佛真的擁有了相當大的自由空間。
真是百年滄桑，百年輪回。也是在世紀之交，即一百年前的１９００年，曾經召開了第一
屆國際歷史學者大會，在那次會上，法國一個叫做莫諾（Gabried
Monod）的歷史學家曾經在開幕時宣稱："我們再也不想牽涉假設的近似推論、無用的體系
和理論，它們看上去堂而皇之，其實徒有其表的、騙人的道德教訓。要事實、事實、事實
！本身就含有教育與哲理的事實！要真相、全部的真相，除了真相，其他一概不要"轉引
自《歷史的真相》，中譯本，６０頁，中央編譯出版社，１９９８。。可是一百年沒到
，歷史學就從"事實"和"真相"變成了"虛構"和"敘述"，本來連接敘述和事實之間、記載
與真相之間的字詞鏈條，也竟然已經生銹斷裂到人們根本不相信可以借助它從此及彼了
。那麼，當歷史學已經不能再依賴"字"、"詞"確認"真相"和
"真實"，並憑藉"真相"和"真實"的名義擁有知識和話語的權力的時候，它又靠什麼來確立
歷史敘述的意義呢？後現代歷史學對於整個歷史學科的影響不是我能夠評說的，這裏只是
從中國思想史的視角出發，看一看作為資源，後現代歷史學的思路能夠給我們什麼啟示。
一
當我們說，長平一戰，秦將白起坑趙卒數十萬，鴻門宴上，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唐玄宗時
代曾經發生過馬嵬兵亂，趙匡胤黃袍加身當了皇帝，這時候，其實我們是在說，根據《史
記》、《漢書》的記載，歷史上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情，根據《唐書》、《宋史》的敘述
，我們可以知道有過這樣的歷史。按照後現
代歷史學的說法，這與說書人憑藉著《三國》、《水滸》演繹出種種故事，大鼓書唱了《
劍閣聞鈴》再唱《千里送京娘》實際上是一樣的，無非是"有書為證"。有書為證很重要，
通常我們總是借助歷史文獻來瞭解過去的，但是，後現代歷史學指出，我們常常把連接我
們與"過去"之間的"歷史敘述"給忽略了後現代歷史學的洞見在於指出，我們常常把連接我
們與"過去"之間的"歷史敘述"給忽略了，仿佛我們可以直接穿透歷史敘述與"過去"發生關
係，因而"歷史敘述"仿佛是一面透明無礙的玻璃，常常被忽略不計，人們經常直接陳述歷
史，仿佛那是一個不言而喻的"過去"。所以懷特（Hayden White，１９２８-）抓住這一
點，指出我們所謂的"歷史"，其實是"借助一類特別的寫作出來的話語而達到的，與'過去
'的某種關係"《描繪逝去時代的性質：文學理論與歷史寫作》，載拉爾夫·科恩編《文學
理論的未來》（The Future of Literary Theory，Edited by Ralph Cohen，
１９８９），中譯本，４３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９３。，而這段短短的話中值
得注意的至少有三點，一是"歷史"不等於"過去"，二是歷史是"寫作出來的話語"，三是歷
史必須首先被寫作出來才能被閱讀，並由閱讀與過去發生關係，所以，歷史編纂學即歷史
的寫作與文學一樣，可以由文學理論所解釋。"作為文學虛構的歷史文本"（The
Historical Text as Literary Artifact），這句讓歷史學家會大吃一驚的話，就是他的
三部曲之一《論述的轉義：文化批評論集》中一節的題目海登·懷特的三部曲是《後設歷
史學：歐洲十九世紀的歷史想象》（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１９７３）、《論述的轉義：文化
批評論集》（Tropics of Discourse：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１９７８）、
《形式的內容：敘事理論與歷史再現》（The Content of Form：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１９８７）。，而這一句話可能徹底瓦解以往的歷史學觀念和歷史學方法，並引出所謂"
後現代歷史學"的思路這一節已經有中文譯文，見張京媛主編《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
，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３。此外，把史學與文學劃上等號，也許會使習慣於學科體
制的歷史學家很不舒服，因為否定了確鑿性或客觀性，無形中消解著歷史學的合理性或
科學性。歷史學可以傲視文學的理由之一，並不是它所蘊涵的道德教訓和經驗總結，而
是它敘述的是一個曾經確實存在的東西，而且它相信歷史學的方法一定可以準確再現這
個曾經存在過的東西。可是，對於古代中國的歷史學家來說，
在他們的歷史學回憶中，因為曾經有過司馬遷對鴻門宴、垓下之戰、張儀蘇秦縱橫捭闔的
文學敘述，也許並不那麼吃驚，而"文史一家"的說法也會多少減弱一些對於歷史學不敬的
氣憤。。
在"敘述"一詞的涵蓋和指稱下，歷史與文學的界限開始消失在"敘述"（narrative）一詞
的涵蓋和指稱下，歷史與文學的界限開始消失。當然，在著名的《史記》裏我們能不費
力地找到"文學虛構"的例子，像《項羽本紀》中關於"垓下之戰"的故事，儘管它已經成
了後來文學藝術中如"霸王別姬"、"烏江自刎"的原型，但人們也還是看出它的想象，而
《蘇秦張儀列傳》中富於戲劇性的合縱連橫，也在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的發現的
啟示下，被人們指出這可能是歷史敘述者的虛構，因為張、蘇兩人的時代差異決定了他們
幾乎不可能同台演出《史記》屬於歷史與文學尚未徹底分化時
期的作品，它那種強烈的個人意識，使它並不完全追求所謂的"真實"，而更看重敘述的力
量。。不過，這種出自敘述者個人的好奇而編造故事的風氣，在後來的歷史著作中仿佛漸
漸被驅趕出歷史學的門牆，歷史學開始習慣於用嚴肅的話語書寫著過去，它仿佛在宣稱自
己不是"敘述"而是"紀實"，就像歷史學家願意相信《唐書》對於玄武門之變的記載以及不
得不信《宋史》中對於陳橋兵變的敘述一樣，後世對於唐太宗作為英主的讚揚強化了兄弟
殘殺事件的合理性，而事件的合理性又強化了敘述的合理性關於這一段歷史，可以參看宋
代人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卷七，４９-５３頁，中華긊書局，１９８３。，後世苦於無法搜尋更多的史料對權威正史的記載提出置疑，因而只能
承認黃袍加身不是一場精心策劃的政治戲劇而是順天理得民心的舉動，儘管它也讓人想到
欺負孤兒寡母的不正當。但是，正是在這種被認定為嚴肅和公正的敘述中，由於特定的視
角、觀念、立場以及語言而有意無意地選擇、修正甚至扭曲歷史的敘述，卻用所謂的"真
實"掩飾著它的"虛構"，用"洞見"掩飾著它的"不見"。
天生跳蕩的文學總是有很多奇思異想，不過，文學也常常因了這種奇思異想發明了很多新
理，感染著其他比較老成持重的學術領域。懷特的思路就常常來自文學理論領域的啟發，
諸如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巴特（Roland Barthes）、弗萊（Northrop Fryer）
以及利科（Paul
Ricoeur）等人的影響，其中不少影響他的人確實主要從事語言、哲學或文學理論的研究
。在他們的理論視野中的"敘述"一詞的籠罩下，歷史學沒有享受豁免權而因此逃逸。其中
，一些人當然也不止是文學研究者，也有人直接對歷史學發表過意見，我們不妨來看一看
巴特，他在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公認的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他在《歷史的話語
》中指出，無組織的羅列比如年表、編年史、彙編等等，它所表現的實在的"過去"，是
沒有歷史意義的，意義只存在於"組織完好的、流動性的話語中"，只有在這種"敘述"中，
歷史才呈現了意義，"甚至對事實的一種無秩序的描述，
至少也傳達了'混亂'這個意義，並暗示了一種否定性的特殊的歷史哲學"，所以歷史學家
與其說是在搜集事實，不如說是在搜集"能指"（signifiants），並把這些能指按照這樣
那樣的形式聯合或組織起來，"歷史"在這樣的敘述中，就有了超越"固定"、"事實"的豐
富性中譯本，李幼蒸譯，載《現代西方歷史哲學譯文集》９３頁，上海譯文出版社，
１９８４。。他相信，敘述的文本沒有確定的意義，沒有固定的旨符，是多元和開放的，
全在於批評者或閱讀者如何把這些符號羅織起來，就像他本人對巴爾扎克的《薩拉辛》所作的分析一樣，他把一個文本視?一群語辭的組合，然後用?事（narrative）、詮釋（hermeneutic）、文化（cultural）、符號（semic）和象徵（symbolic）五個法則來重新勾勒和理解參見《S／Z》，轉引自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文學理論導讀》，吳新發中譯本，１７３-１７６頁，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臺北，１９９３。，當歷史文本也被他這樣處理的時候，歷史已經趨近了文學，"過
去"已經成為了"敘述"陳新《２０世紀西方"歷史敘述"研究的兩個階段》對此也有簡要的
論述，載《江海學刊》１９９９年第１期，南京。 "歷史不是一個文本"，可是"除了
文本，歷史無法企及""歷史不是一個文本"，可是，話說回來，"除了文本，歷史無法企ꐊ츢詹明信《政治無意識》（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Conell University
Press，１９８１）８２頁。。前面我們說，當我們把"敘述"當做"真實"的時候，"歷史"
仿佛是一面透明無礙的玻璃，但是，現在當"敘述"把歷史的"文本"及其"書寫"凸顯在人
們眼前的時候，過去那層透明玻璃似乎開始朦朧模糊起來，正是這種朦朧模糊，使人們
注意到了它，曾經被忽略不計的歷史敘述，現在需要被審視，本來代表著"真實"向閱讀者
敘述的文本，現在它的"真實"卻成了問題。人們要問，既然我們曾經相信過的歷史只是敘
述出來的文本，或者只是經過了不斷地重復敘述的文本，那麼，歷史還是真實的過去麼
？敘述憑什麼要求閱讀者相信它就是歷史本身？懷特說，雖然歷史敘述並不像歷史哲學
那樣，把"概念性工具的內容，安排在文本表面的論述中"，但它卻是把這些歷史學家的
理念"深埋在敘述的內部，成為隱匿的或暗含的造型設計"。那麼，在這樣敘述中，會不會
出現因為設計需要而有意為之的遮掩、扭曲、倒錯、凸顯等等？
其實思想史也有這樣的問題。隨意舉幾個例子。比如南宗禪思想史上，神會的關鍵性歷
史地位在禪宗燈史中的逐漸隱沒和在本世紀二三十年代禪史研究者筆下的意外凸顯，就
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又如，通常被當做思想史中一個關鍵人物的王通，在他生活的時代
，他幾乎沒有影響，他的身影也是在後來漸漸被凸顯的，先是在危機四伏的晚唐，皮日
休、陸龜蒙、司空圖把他當做思想與精神的資源發掘出來，接著在希望重建國家權威、
思想秩序的宋初石介等人那裏，他又被當做孔子、孟子、揚雄與韓愈之間的大儒，成了
思想史上必不可少的一環，而司馬光又一再為之揄揚，最後，
當他破例地被寫入了仿佛全部實錄的《資治通鑒》之後，他的身影才漸漸在思想史上浮現
，而且唐代初期的好幾個大人物，居然也成了他思想的接受者，仿佛他真的成了那個時代
的精神領袖。於是，當我們的《思想史》接著把他放置在隋唐之際敘述的時候，閱讀者便
以為他真的在隋唐思想史上是這麼關鍵的人物，其實，在唐代初期，他只是沾了他的幾個
後人的光，才在文獻中留下他的名字，所以，就連司馬光也說了這麼一句泄底的話"至有
真以為聖人可繼孔子者"?。同樣，被當作"宋儒之首"的周敦頤，在當時雖然收了兩個好學
生，卻沒有什麼人會注意到他的言論，只是因為了這兩個
好學生程顥、程頤，後來他才在張、朱熹的表彰下凸顯，這一判斷又被元人接受下來，寫
在通常被認為是"原始資料"的《宋史》中，再被思想史的研究者當做真實的歷史寫在自己
的著作中，於是北宋的理學似乎真的要從他開始，而《太極圖》就成了籠罩整個宋代思想
的一個發端的大話題。參看我在《中國禪思想史--從６世紀到９世紀》中的研究，北京大
學出版社，１９９５。參見王冀民、王素《文中子辨》，載《文史》二十輯，中華書局，
１９８３。
關於周敦頤的地位，可參見鄧廣銘《關於周敦頤的師承和傳授》，《鄧廣銘治史叢稿》
２１３頁，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７。其實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李澤厚《宋明
理學片論》都看到這一點，指出他在思想史上的位置，與歷史並不合，"其崇高地位多出
後人追擬"，但哲學史與思想史卻都依然把他放在北宋理學的前面，仿佛宋代思想史還是從
他那裏開始的一樣。見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上冊５０２頁，人民出版社，
１９５９；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５３６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
會、王通和周敦頤這樣的例子很多，人們在敘述思想史或哲學史的時候，想象著思想與學
術的薪火，不絕如縷地在這些聖哲身上相傳續，在普遍的愚昧中，他們慘澹經營，小心地
呵護著文明的火種。當這種想象的故事被後來的哲學史或思想史再一次重新敘述的時候，
經過多次皴染或覆蓋的"文本"遮蔽了"過去"經過多次皴染或覆蓋的"文本"就遮蔽了"過去
"，而把"文本"當作"歷史"的人就會相信，他們在"過去"的思想歷史上真的是如此的重要
。
可是，當"歷史"真實性被"敘述"一詞瓦解，人們需要追問"文本"的寫法之後，歷史文本就
降到了文學文本同樣的地位，也同時獲得了充分的空間，它不再能夠高傲地居高臨下，以
它的所謂真實性限制人們的理解和詮釋。人們可以重新思索，究竟這些思想者對那個時代
的思想有什麼意義。特別是當歷史閱讀者開始對敘述的文本產生警覺，對歷史的真實性基
礎發生深刻的懷疑時，就仿佛看戲一樣，雖然也有為古人傷心落淚的時候，但是當冷靜的
旁人一語道破，說"這只是在依照劇本演出的一場戲"，於是，有的固執的追問者會有一種
被欺瞞的感覺，就像宋代朱淑貞《讀史》裏說的，"딊꜊頭去取千萬端，後世遭它恣意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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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211.23.19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