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曾經因為強調"寫法"成了"問題""寫法"而遭到非議，其實，也許批評者並沒有理解"寫
法"的意義。由於"歷史"與"過去"發生了差異，而"歷史"成了一種"敘述"，所以"敘述"本
身，以及這種"敘述"的歷史建構過程就成了一個中心話題，德雷說，"人們宣稱，敘述
（narrative）只是歷史學家經常'寫下'他們在嚴格意義上的歷史調查過程中所發現的東
西的一個途徑"，於是，"寫法"就成了"問題"。因為，首先，寫法的背後即寫什麼和如何
寫，都擁有權力的支援；其次，寫法的改變，意味著秩序、觀念、視角、視野的改變；再
次，寫法的變化，就是思想史的變化，或者用福科的理論術語說，就是"權力與知識之間
關係的變化"。
按照加爾佈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說法，權力的來源有三：一是人格，二是
財產，三是組織《權力的剖析》（The Anatomy of
Power），劉北成中譯本，９頁。。如果說古代社會的話語權力來自官府、官員、鄉紳以
及宗教人士，現代社會裏更多的話語權力則被"組織"壟斷，這個"組織"廣義的範圍，包
括佔有了意識形態合理性的政府與政黨，也包括現代社會中的報紙、雜誌、電視、廣播
等傳媒，還包括了學校等教育系統，他們承擔著把"知識"變成"共識"，把"共識"變成"常
識"，支配歷史學家手中的筆的，還有更多的因素並通過這種日用不知的常識構成控制的
權力。具體到歷史學，儘管歷史學家掌握著"敘述"的能力，但是支配歷史學家手中的筆的
，還有更多的因素，正如詹京斯說的，一是歷史學家共同
認可的寫作模式，這種"寫法"背後就有"共識"的權力，二是學院訓練的規格，這涉及了教
育制度，三是學術社群的壓力，歷史學家也是一個團體，團體中的認同與排斥達到相當威
懾力，特別是權威的威懾力，四是出版社與刊物的審查制度，這背後更與"權力"與"意識
形態"有關。所以，當一個"過去"被當作"歷史"而"?述"出來的時候，它就成了"知識"，
特別是當這種知識又被權力認可而成?"常識"，寫入用於考試的教科書，被當做辭典諸如
百科全書的條目，它就仿佛擁有了逃避追究的豁免權。可是，現在後現代歷史學卻要用"
知識的考古學"追問"知識的合法化"過程，它"怎樣證ꤊ明的證據？或者回答更普遍的問題：誰決定真理的條件？"
應該指出，後現代歷史學的思考有時是深刻的"洞見"，但有時也因為它的深刻而成為"不
見"，作為思考的資源，沒有必要照單全收後現代歷史學的思考有時是深刻的"洞見"，但
有時也因為它的深刻而成為"不見"，作為思考的資源，沒有必要照單全收。不過，可以承
認，它最深刻的地方在於它對普遍性共識的質疑，對那些看上去似乎天經地義的道理的追
根究底的追問。同樣，中國思想史上也有很多可以追問的問題，比如，我們今天所謂的"
中國倫理"，真的是與生俱來的擁有正當性嗎？過去，我們傾向於相信，古代中國
倫理道德的正當性，是有史以來的"共識"，被書寫的歷史總是告訴我們，湯之賢，紂之惡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一直遵循著這種"共識"，即維護個人的謙讓、家庭的和睦、社
會的秩序，也就是說，從古代以來中國就有很文明的"傳統"。但是，我們今天重新審視這
種"共識"，對它追問來源，似乎察覺到事情並不是這樣。比如說，考證儒家的宗教性起源
，追尋"儒"之文明是如何漸漸被權力凸顯與確認，我們發現文明的"傳統"不過是一個被時
間和權力共同建構的東西；又比如說，研究道教在七世紀以前的組織形式、授度儀式和祈
禳方式，發現那些用所謂文明的眼光看上去很醜
惡的東西，在過去人們心目中其實並不那麼"醜惡"，其實，它的正當性是在"權力"的壓迫
下逐漸消失的；再比如說，研究唐宋時代一些習俗的演變，諸如亂倫與性、以力取勝的行
俠、殺人祭鬼的風俗、淫祀和淫祠，它們如何逐漸失去正當性，從社會生活的中心轉向邊
緣，而所謂文明如何從都市擴張到鄉鎮，從漢族彌漫到異族，就可以發現所謂"華夏文明"
與"儒家倫理"，其實是逐漸由權力確立它的合法性與合理性，由權力將其擴張與輻射到整
個中國，並由時間把它漸漸積澱成"歷史"，皴染"傳統"的。
事實上，古代中國歷史學從不避諱這種由於"權力"與"知識"關涉而形成的
"寫法"古代中國歷史學從不避諱這種由於"權力"與"知識"關涉而形成的"寫法"，所謂"春
秋筆法"與"美刺說"，並沒有把"真實"當做它的終極追求，它把書寫歷史當做一種獎懲的
權力，同時也把權力的認同當做獎懲的依據。每一部正史中一開頭的"天授王權"的傳說
故事，背後都是皇權的支援，而目的都是為了維護權力的合法性，編織神聖家族譜系的
傳說，正是為了建構"奉天承運"的神話，而編造"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的故事，其實也
和編造"趙匡胤千里送京娘"的故事一樣，無非是以"共識"中的道德倫理來構造趙宋王朝
的合理性；至於處理"遺民"與"貳臣"的不同，正證明了前朝與
新朝的不同敘述，就可以在歷史中改變這些過去人物的身份，而歷史敘述中使用新的時間
（曆法、年號）、新的象徵（五行五色等等）、新的稱謂（官職等等），其實也就改變了
敘述，而改變了敘述，也就改變了歷史，儘管，實際上"過去"並沒有改變。因此，重新考
察歷史敘述，把"敘述"本身當成層層積累的"歷史"，其實能夠發現很多過去被"敘述"遮蔽
的東西，於是這裏可以懸置"真"、"偽"，一切都在敘述，正如福科所說，"傳統形式的歷
史僅僅致力'記憶'過去的各項遺文遺物（monuments），將這些'文物'轉化成?'文獻'……
在我們的時代裏，歷史就是將'文獻'再轉化為'文物'的過程"M．foucault：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１９７２，王德威譯《知識的考掘》７５頁，麥田出版，臺北，１９９３。這裏的"遺文
遺物"直譯應當是"紀念碑"，大概譯者是為了符合知識考古的語境，才這樣翻譯的。，按
照他的思路，對"知識系譜"的這種考古學研究，可以發現知識形成過程中所遵循的規則
、標準、程式，而這些規則、標準、程式中就有各個時代的分類、信念與習慣，我們可
以從這種知識系譜的追尋中，發現歷史如何移動，從中心到邊緣，從邊緣到中心參看盛
甯《人文困惑與反思》９３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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