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爾德書房
尋找消失的童年往事
人的歷史有多久，兒童的歷史就有多久。不過，在歷史研究中，兒童
很少被認真對待，英國史學教授韓德瑞克（Harry Hendrick）說：
「如果女人是被隱藏在歷史裡，那麼兒童則被排除在歷史之外。」
研究兒童史的困難在於：通常兒童不會書寫記錄，且歷史存留下來的
兒童用品有限。成人有關兒童的敘述能否真正反映兒童與成人的關係
是個問題，而且早期文獻多是上層社會男性所寫，也無法反應中下層
社會的兒童與親子關係。即使口述歷史或回憶錄提到自己童年，也摻
雜了成年後修正重塑的記憶與詮釋。
生理上不成熟的兒童祇是成人的附屬品？成人與兒童的互動對歷史沒
有影響嗎？以最具體的經濟面而言，十九世紀初，英國童工擔負了四
分之一以上的家計收入。這群兒童的歷史影象，很長一段期間除了被
認為是悲慘的受壓迫者之外，其他都是模糊的。
近三十年來，西方才陸續有一些書籍把兒童視為一個整體，把「童年」
（Childhood）視為與「成年」相對的歷史研究課題，同時把兒童福
利與社會政策，把親子關係視為歷史研究的領域。
中世紀的兒童形象
英國經濟社會史學者黑伍德（Colin Heywood）的《孩子的歷史》就
企圖描繪西方從中世紀到現代的兒童與童年。對一般讀者而言，本書
可讀之處在於，作者透過檢視「童年」的概念、兒童成長史，以及社
會經濟變遷中兒童的處境，讓讀者在大的歷史架構中，瞭解親子關係、
棄嬰、殺嬰、童工等議題以及兒童處境的變遷。
黑伍德先檢視「童年」這個概念。法國歷史學家阿里葉（Philippe
Aries）於一九六○年出版的《童年的世紀》（英譯本書名為 Centuries
of Childhood,1962），被視為兒童歷史研究的先驅。阿里葉提出
一個論點：「中世紀社會沒有童年這個概念。」他說，「童年」概念
一直要到十七世紀，因為新教以及中產階級興起才出現。
阿里葉的論證主要建基於藝術作品中呈現的兒童畫象。中世紀兒童的
形象祇是大人的縮小版，聖嬰耶穌的形象有如「可怕的侏儒」，而兒
童的寫實形象在中世紀後才逐漸出現。
這樣的證據未考慮到藝術作品在呈現現實時可能的轉化，也未考慮到
社會、經濟變數。此外，阿里葉以現代人對「童年」概念，企圖從歷
史上找到證據，來證明當時有或者沒有「童年」。
「童年」不是被發現的
若「童年」是個社會建構，不同歷史時空會建構出不同的「童年」意
識。對兒童一些本質上的爭議，如兒童的純真／墮落、先天本質／後
天教養，童年有多長等問題，曾引起新教與天主教、盧梭與洛克等人
的討論。但黑伍德認為「兒童沒有固定的本質可以讓史學發現」，這
些特質都在不同時代會改變，「童年」不是被史學家突然在某個時期
「發現」的。
作者分析婚姻、懷孕、分娩、養育、教育、工作，呈現歷史上的兒童
形象。作者藉此想釐清或解釋一些常聽到說法，例如「兒童史是個惡
夢」，歷史上的兒童經常被粗暴對待、遺棄、殺害。
在醫學不發達的時代，分娩充滿風險。書中提到十六世紀當產婆接生
失敗時，醫生會將嬰兒卸成八塊，再一塊一塊的取出來。有時侯「還
要活生生地打開可憐無知的母親的肚子。」
嬰兒出生後，許多父母並不自己帶小孩，而把小孩交給奶媽帶。有人
認為是父母為了私慾而不願親自哺乳，而統計數字也顯示，奶媽帶的
小孩夭折率較自己帶的高。這也成了一些史家認為過去父母不重視小
孩的罪證。
奶媽數量大增是十八、十九世紀工業化、都市化的產物。當時工匠、
小商人沒有錢在家裡養個奶媽，而是將小孩送給郊區、鄉下的奶媽帶。
據一七八○年巴黎警方統計，全市祇有三十分之一的新生兒是母親自
己哺乳。
這個趨勢一方面是經濟因素造成──那些小商人、工匠家庭中妻子常
是經濟生產的核心，為了謀生必須放棄哺育小孩。另一個重要原因是，
直到十九世紀末巴斯德發現細菌，並知道以高溫殺菌後，動物乳汁才
成為安全的食物，在這之前，人乳是嬰兒最安全的食品。當母親無力
帶幾個小孩，送給奶媽哺育母乳比餵養牛羊奶對小孩更好。
殺嬰的社會成因
歐洲一直到十九世紀，殺嬰、棄嬰案例還是很多。英國在一八六三到
一八八七年間，五千三百多件殺人案中，有三千三百多件受害者是一
歲以下的嬰兒。作者企圖從文化與經濟面提出解釋：西方法律到很晚
才普遍規定父母殺嬰犯罪。私生子、殘疾嬰兒或家境太窮，父親是可
以殺死或棄養小孩。被殺死或遺棄的嬰兒部分因為家境太窮養不起，
其他有許多是私生子。社會敵視未婚媽媽，到十七世紀英國法律還規
定，他們要被處死刑，除非可以證明小孩生下來時就死了。這樣的法
律與社會氛圍等於在鼓勵未婚媽媽殺死或遺棄小孩。
童工問題被視為工業革命一大罪狀，黑伍德企圖還原歷史上兒童工作
的特質，並反對國家藉工廠法等立法救助童工的說法。十八世紀末、
十九世紀初紡織業的發展讓童工變得重要。最早的紡織機是為兒童設
計的，藉童工取代成年女工以降低成本。到十九世紀初，英國紡織業
中兩成勞動力是童工。
家長讓兒童正式參與成人世界的工作，主要是家庭入不敷出。而雇用
童工被垢病的是工時長、工作危險，不利於兒童健康，但一些工廠主
人招工時強調工廠環境遠優於貧民窟，工廠生活可以訓練兒童的生活
紀律。在勞動市場上，童工並非完全被動的，雇主之間也要競價，童
工也可以跳槽。黑伍德說：「雖然僱主與兒童的關係並不平等。但兒
童絕不是被動的剝削受害者，他們都渴望工作，做為一種貢獻家庭預
算及加入成人世界的方法。」
十九世紀中期童工開始減少，作者強調這是早於國家積極介入限制童
工。國家干預在於管制而非廢除童工，而其背後，也有資本密集的工
廠主與勞力密集的工廠主間的鬥爭。
兒童面對歷史變遷的主動性
經濟發展提升家長實質所得，不再將小孩送去工作；社經條件的改變
也改變了人們對兒童的意識，認為他們是脆弱、需要保護教育的。國
家基於自身利益（例如需要健康的國民來補充軍源），也投資愈多在
兒童衛生與教育上。學校逐漸取代工廠成了兒童的居所；兒童逐漸脫
離成人工作世界，「童年」也因此延長了。
國家介入兒童的教育養育之後，並未消除階級間的不平等，並粗魯地
以中產階級的價值觀強加在勞工階級上。鄙視勞工階級父母的教養方
式，認為他們是不負責任的。而國家資源分配的標準，還是依照階級、
性別與族群。
透過歷史分析，黑伍德呈現出西方六百年來兒童的處境與童年概念
的轉變，也讓讀者清楚今天兒童面對的社會與教育組織機制是如何
而來。他的陳述讓讀者看到了社會與兒童的互動，但他不想探討兒
童的本質，祇承認兒童生理上的不成熟，未從認知心理方面來談兒
童如何面對社會，使得他在主張兒童在因應變遷的主動性時較為薄
弱，讓他的兒童歷史形象還是不夠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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