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學之路─兼論臺灣五十年的史學發展

作者kaba (認知世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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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新史學之路─兼論臺灣五十年的史學發展

時間Wed Mar 19 03:11:16 2003

新史學之路杜正勝於劍橋大學的演講稿一、台灣最具代表性的史學期刊「新史學」 1990年春天，以中央研究院青壯輩的歷史學家為核心，結合當時台灣有活力的同行，創刊一份新的歷史學術刊物，稱作「新史學」。十餘年來「新史學」甚獲好評，一般認為最具有資格代表台灣史學界的刊物，它要扮演的角色，有點接近Past and Present 在英國，或Annales在法國。我沒有要拿剛剛進入第十三個年頭的「新史學」和已經出刊五十年的Past and Present，以及超過七十年的Annales作比較的意思，不過舉各位所熟悉的歐洲史學期刊作比喻，也許可以使各位比較容易理解我今天要講的課題。「新史學」期刊沒有國王，它是由我這個世代以及年輕一輩的學者所共同組成的史學社群。然而作為這份期刊的創辦發起人，期刊名稱的裁定者和發刊詞的撰寫人，應該有資格來向各位說明台灣的史學改革——也就是新史學運動。台灣是一個小小的國家，在現代世界學術圈裡，處於邊緣地帶，不會引起世人的注目。不過，過去五十年的發展，台灣在各方面的改變和成就，形成所謂的「台灣經驗」，對轉型社會的研究已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台灣經驗，除了世人熟知的經濟奇蹟和寧靜政治革命外，還有文化轉型和調適的問題，後者還談不上作為成功的典範，目前毋寧說正陷於混亂的狀態，但它的重要性也是不可否認的。所謂「混亂」是表現在國家、民族或文化認同的矛盾、衝突，在各種學門中，史學與這個問題的關係最密切。如果能從台灣五十年來史學的變革分析台灣當前認同的歧異，也許可以做為人類探尋自我和調適文化的一個樣本。那麼台灣作為社會科學的實驗室(1) ，在經濟、政治之外，還有文化的意義。「新史學」期刊是史學改革運動中與現實社會保持較遠距離的一環，但如果不把它放在台灣史學脈絡中觀察，也無法真正了解。本人榮幸地應邀來這個世界學術重鎮— 劍橋大學報告台灣五十年來的史學發展，除了介紹史學社群內學術的傳承與轉變，也想和各位一起考察台灣歷史學者與時代社會的互動，回顧過去，並思索未來新史學的道路。注釋】 (1) 這裡借用台灣大學社會學系陳紹馨教授的概念，他在1966年發表〈中國社會文化研究的實驗室--台灣〉一文，收入他的《臺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79 二、台灣史學的起點—1950年　　台灣的史學發展當從1950年開始，在此之前，清帝國212年（1683-1894）的統治沒有培養學問家(2) ，日本五十年（1895-1945）殖民後期建立的短暫學術傳統，當她戰敗退出台灣時，也隨之斷絕。1949年國民黨政府退守台灣，有一些歷史學者隨之來台，其中的領袖人物可以算做近代中國新史學的第一代人物。過去五十年台灣的史學是這批人及以後幾代學生的業績，所以台灣的史學傳統，離不開二十世紀初期在中國發展的新史學。　　我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止前一年（1944）出生的台灣人，在國民黨退守台灣並且宣佈長期戒嚴的第二年（1950）進入小學。「新史學」的發起人和我一樣都不曾受過日本教育，都在國民黨戒嚴體制中長大。像我1960年代中期才就讀大學的這個世代，大多受教於中國新史學的第二代學者，只有一些人有機緣接觸到第一代歷史家，我是少數幸運者之一。　　逃避共產黨而來台灣的第一代歷史學者，思想上多屬於自由主義，或多或少帶有民族主義，即使有一些社會主義普遍都堅決反對共產主義。主要聚集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簡稱史語所）和台灣大學歷史系。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同時也是台灣大學校長；史語所的研究人員同時也在台大歷史系任教。1950年史語所是台灣唯一從事史學研究的機構，台大是台灣唯一培養歷史學者的學校，因此討論台灣史學的發展，不能不溯源於史語所。【注釋】 (2) 《臺灣省通志稿》卷六《學藝志》、卷七《人物志》，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以及台灣清朝編修的各種地方志可以證明我的論斷。　三、史學以求真為本務：傅斯年與史語所　　史語所，1928年成立於廣州，創辦人是上面提到的傅斯年（1896-1950）。傅先生是北京大學文科高材生，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當年畢業，赴英國倫敦大學大學院學習他在中國早已嚮往的實驗心理學，受教於權威學者Spearmam教授。傅先生早年是個「科學迷」，相信自然科學方法具有普遍意義，故多涉獵科學方法的通論著述。他在倫大三年多，轉赴德國柏林大學研讀近代物理學，不久轉而攻讀藏語、梵文等東方語文(3) 。不論在中國或歐洲，傅斯年雖然都不是歷史系科班的學生，但當1926年返國時，他的史學思想已經成形，準備在中國進行一場深刻的史學革命(4) ，第二年傅斯年出任廣州中山大學文學院長，同年蔣介石的政府在南京成立，當過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創建中央研究院。傅斯年是蔡先生北大時期的學生，乃建議蔡先生設立歷史語言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以研究自然科學為目標，史語所是中央研究院第一個人文學研究所，甚至也可以說是1950年以前唯一的人文研究機構(5)；把人文學者放在自然科學家之中的特殊結合，與傅斯年的歷史學有密切的關係。他向蔡元培院長解釋史語所研究歷史只要使用新工具，增加新觀念，與天文、地質、物理、化學等自然科學同列，他並且保證，研究的態度和方法如果不能符合自然科學的要求，史語所就沒有設立的必要。傅斯年以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看待歷史學，這是從大學到歐洲留學一貫的態度，借用他的話說，歷史雖是舊領域，但史語所採用的新工具和新觀念則可為它注入新的生命(6)。雖然早在1902 年清帝國改革派梁啟超發表過〈新史學〉一文，提出一些新觀念，但論近代中國新史學運動，還是以1928年傅斯年創辦的史語所目標和方法最為鮮明，可以當作發軔的代表而無愧。　　傅斯年新史學的特色是確定第一手史料的權威性，譬如檔案、碑刻、日記、書信等。歷史研究仰賴這種史料在近代歐洲，尤其是十九世紀以來，雖然已變成常識，但在文獻著述傳統極深的中國，不能不說是一種新觀念。何況他建立的史語所研究團隊最關心的方法是利用考古發掘、語言和民族調查所獲得的新資料研究歷史，這種努力擴充研究資料的制度即使放在當時世界最先進的學術潮流，也一點都不遜色。傅斯年的名言：我們不是讀書的人，我們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 (7) 可以作為史語所新史學最生動的寫照，和最扼要的宣言。　　傅斯年的史學方法在擴充新材料之外，還有一點是擴充新工具，他所謂的新工具即是新學科。當時他認為對歷史研究有幫助的學科如地質、地理、考古、生物、氣象和天文等，史語所則發展考古學、語言學和民族學。一般來說，考古學、民族學與史學的結合比較成功，語言學和歷史自從建所以來就不曾充分整合。後來由於種種因素，1950年代民族的部分獨立成為民族學研究所，而語言學部分也在長期的蘊釀後，終於在二十世紀快結束時分離了，那時我是史語所所長，距離創所將近七十年。　　我比較詳細地介紹傅斯年在1928年所提出的新史學的思想，重視史料這點不但為1950年以後在台灣的史語所所繼承，也因為史語所屬於台灣史學界的領袖地位，影響相當深遠。史學基本工作在於考訂史料的真偽，這種尊重資料的求真態度遂成為台灣史學的共通成分。即使後來有人不滿意傅斯年或史語所把史料研究的重要性抬得那麼高，對傅斯年「史學即史料學」的口號也有所曲解，但他們絕不挑戰「史學追求真相」這個嚴肅的任務，因為歷史研究如果懷疑或放棄求真，那麼學術距離政治就不遠了。這是1950年以後之台灣史學與中國史學最大的差異之一。然而傅斯年所重視的史料傳統文獻以外的新史學，田野的新史料，這點在台灣並沒有深入到歷史學界。只有史語所努力地奉行這個原則，1960年代該所進行一項大規模的集體研究，在所長李濟的領導下，撰寫「中國上古史」，就是利用考古發掘資料而建構古史的新史學(8)。【注釋】 (3) 參王汎森、杜正勝編，《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頁37-53，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5。 (4) 杜正勝，〈從疑古到重建——傅斯年的史學革命及其與胡適、顧頡剛的關係〉，《中國文化》12，1995.12；杜正勝，〈無中生有的志業—傅斯年的史學革命與史語所的創立〉，收入杜正勝、王汎森主編《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週年紀念文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 (5) 1929年中央研究院設立社會科學研究所，1934年取消，其民族學研究併入史語所。 (6) 「史語所檔案」元字198號之1。 (7)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 1928。四、史學反映時代精神：沈剛伯　　在國民黨戒嚴統治下的台灣，歷史學者雖然沒有充分說話的自由，但可以有不說話的自由，不像中國連後面這點小小的權利也被剝奪了。1950年以後的台灣歷史學者，只要不去碰觸政治禁忌，基本上是可以享受有限度的學院自由的。以研究史料為主的史語所遂能被戒嚴的大環境所容忍，而過著一種與世隔絕的生活，從事脫離人群、社會與時代的歷史研究。諷刺的是，與世隔絕絕非傅斯年的行徑，他個人參與很多國家大政的討論，也發表強悍有力的政治評論，毋寧是太關注時代與社會了，然而他的史學思想卻塑造一個與他自己的風格完全不同的研究團隊。　　來到台灣，傅斯年的任務是出掌台灣大學，可惜不到兩年，便因病去世（1950），對台灣大學的歷史研究產生影響的是他的朋友兼同事，文學院院長沈剛伯（1896-1977）。　　台灣大學原來是日本殖民時期的台北帝國大學，1928年建立，與史語所同年。它的文政學部設有史學科，仿照日本國立大學體制，分國史（日本史）、東洋史（中國史）、南洋史及西洋史諸學門，設講座，由著名學者主持，如文政學部首任部長藤田豐八即是東洋史講座教授(9)。然而由於學生人數有限，台灣人尤其少，只有2名，所以日本的史學在台灣並沒有生根，而當日本戰敗撤離後，台北帝國大學的史學可謂完全斷絕，到19 49年乃由從中國來的歷史學者填補這個空缺。　　沈剛伯稍早就到台灣，1948年應邀來台灣大學短期講學，適逢國共內戰轉劇，遂留在台灣，並且推薦傅斯年出任台大校長。沈傅兩人的交誼可以追溯到留學歐洲時期。 1924年沈先生入學倫敦大學大學院，研讀埃及學及英國憲政史，1927年回國，亦任教於傅斯年所執教的廣州的中山大學，不久傅去創辦史語所，沈亦轉任南京的中央大學，直到來台為止。沈先生擔任台大文學院院長長達二十餘年，到1972年才退休。當時台灣的大學少，台大又是台灣最著名的大學，所以1970年台灣培養出來的人文學者，多少皆受到沈先生的影響。　　關於沈剛伯的史學思想，針對史語所建立的歷史研究規範，首先他認為史料並不一定可靠，即使日記和書信等第一手資料也不例外，而且無法求備求全；要以這麼具有先天缺陷的資料建立精確如自然科學的歷史學，是不可能的。其次，他同意歷史家的任務在求真，但他更體認從史料到歷史「真相」過程的複雜性，其中難免受到歷史家有意或無意的影響。沈剛伯說，同樣的歷史事件和史料，因為歷史家選擇的不同，解釋和認識都會不同。換言之，他認識到歷史家對研究的進行和結果具有主導的作用(10)。從傅斯年，我們看到Lord Acton（1834-1902）的影子，從沈剛伯我們聽到Sir George Clrak （1890-1979）的聲音。傅斯年、沈剛伯是同時代的人，其差異有個人因素，也有時代因素。　　1968年史語所四十周年所慶，沈剛伯應邀發表專題演講「史學與世變」。這是他的老友傅斯年創辦的中國第一所史學專業研究機構，老友謝世已經十八年，主持人史語所所長李濟，中國考古學之父，也是沈先生在台大的同事，考古人類學系系主任。這場演講沈先生很委婉地指出史語所的新史學與時代社會脫節，他堅定地強調史學不只是書本作業，史家也不是象牙塔內的冥想者，史學必須跟著環境轉變而不斷變化，時代社會的轉變愈快愈大，史學也隨之愈新，所以歷史家要清楚地體認時代社會的脈動、掌握「時代精神」（Zeitgeist）(11)。　　沈剛伯並未否定史語所追求客觀歷史的新史學，只是他對史料所可能發揮的功能不如傅斯年那麼樂觀，而對歷史家在歷史研究過程中擔負的角色則賦予更大的關注。他比傅斯年更遠於Ranke而近於Collingwood，認為歷史家研究的過去是仍然活到現在的過去。新史學不應該與社會脫節，但像他這麼深信英美自由主義思想的歷史家，在專制獨裁的戒嚴統治下，如何反映時代，能反映時代嗎？我是1970年代初他最後一個指教學生，這個問題直到今天我仍然迷惘。　　台灣的史學家在他的影響下（如果有影響的話），戒嚴時期曾經發出幾聲追尋自由的吶喊，但最近十餘年台灣民主化的進程中，歷史家體認到時代社會的脈動了嗎？我也不能無疑。歷史家如何在他的著作反映他對時代社會的認識和判斷，的確是一大考驗。沈剛伯一生篤信自由，體察時代精神，但他執教的台大歷史系在台灣民主化後卻轉而保守，與台灣社會脫節，和傅斯年之於史語所相對照，不能不說是另一種諷刺的現象。　【注釋】 (8) 參〈中國上古史編輯計劃的起源及其進行的過程〉，《中國上古史（待定搞）》第一本，P.i，史語所中國上古史編輯委員會，1972。 (9) 參陳偉智，〈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簡介〉，http://www.lib.ntu.edu.tw/spe/taiwan/academic/nol-ch2.htm；林秀美，〈台北帝大文政學部簡介〉，http://info.ntu.edu.tw/alumni/index6/photo.htm。藤田豐八事略參看〈羅振玉書藤田博士墓表〉，《劍峰遺草》，日本，東京，三秀舍， 1930。 (10) 杜正勝，〈史語所的益友沈剛伯〉，收入杜正勝、王汎森主編，《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 (11) 沈剛伯，〈史學與世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0上（1968）。　五、社會科學方法進入史學：許倬雲和《食貨》　　史家與時代社會互動而激發新的研究，的確不易，新史學的「新」，恐怕得回歸到史學技藝的傳統才比較容易看到具體的成果。1949年以後台灣雖然進入長達38年的戒嚴時期，然而和中國不同，台灣沒有與外界隔絕，歷年一批批學生出國留學，返國者多會帶回來新的學術思潮，只要不犯政治忌諱，是容許存在的。這是台灣學術界的普遍現象，史學也不例外，第一波是自美國引進社會科學方法，時間在1960－70年代，最具影響力的學者是許倬雲（1931-），學術期刊是《食貨》。　　許倬雲1962年在芝加哥大學完成學位後返國，同時在史語所和台大歷史系任職，後來並且擔任系主任，我在他主任任期內念完大學。上面講過，史語所和台大歷史系是台灣史學最主要的兩個重鎮，許先生乃更容易發揮他的影響力。他的專攻雖然是中國上古史，不過他提過以社會科學方法研究歷史，各種專史和斷代的學生多肯定這種新的研究方式。他留在台灣的時間雖然不滿十年，但經過他的努力，社會史在台灣的史學領域中從默默無聞而變成主要的角色。許倬雲與一批朋友，其中不少是留學美國的社會科學家，包括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和心理學，創辦一種社會科學雜誌《思與言》。他們不滿意史學只作史料考證的工作，鼓吹運用社會科學輔助史學以歷史解釋(12)。其假設的論敵大抵是在歷史研究最有影響力的史語所，當時史語所的史學在史料的大招牌下變得更機械化和瑣細化，被批評為專做小問題的考証。　　《思與言》創辦之初還抱著學術參與的學者在那個時代可以稱作自由主義者，他們溫和地要求自由和民主，代表所謂知識分子的良心，許倬雲是當中最活躍的一位，他備受各種壓力，最後不得不在1970年離開台灣到美國任教，直到1998年退休。不過最後二十年，許倬雲與台灣史學界保持密切的連繫，對台灣史學的發展仍有一定的影響。　　在許倬雲離台赴美的第二年，一種比《思與言》更學術的歷史刊物《食貨》再度在台灣問世。《食貨》是老牌的社會經濟史期刊，1934年陶希聖創辦。陶先生是1927年爆發的中國社會史論戰的主角之一，後來他有感於論戰流於政治理念的宣傳，於是退出論戰，鳩集一批學生，收集中國歷史文獻的史料研究社會經濟史。這個團隊的研究成果就發表在《食貨》上，對30年代的中國史學頗有刺激作用，其中不少人後來成為著名的歷史學者。　　陶希聖（1899-1988）畢業於北京大學，也可以算是中國新史學第一代的學者，但不像其他第一代有留學的經驗。他專攻法律，從「禮」和「律」解剖中國社會的特質與發展，其歷史研究可以稱作為「禮與律的社會史學」(13)。1937年第二次中日戰爭爆發前夕，《食貨》停刊，陶希聖投入政治，經歷很大的政治風險，這裡不能詳述，1949年隨蔣介石到台灣，仍然是蔣的核心幕僚，大約在1960年以後才逐漸淡出政壇。　　採用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以研究歷史，是陶希聖自1930年代以來一貫的主張(14)，但1971年在台灣復刊新《食貨》，其社會科學是美國的品牌，與老《食貨》帶有馬克思主義色彩者不可同日而語。真正在推動這個風潮的是他的兒子陶晉生，也是留學美國返回台灣大學任教的歷史學家，所以和1960年代台灣已經啟動的以社會科學方法研究歷史的風氣正好前後相承接。　　新《食貨》延續長達十七年之久，我這輩學者首先是讀者，後來變成作者，有些人則成為編者，我即是其中之一。《食貨》引用的社會科學方法，主要是計量分析和心理分析，在美國都曾經風行一時，也有少數成功的著作，然而中國史料（尤其是近現代以前）卻很難應用。中國傳統缺乏數據觀念，即使有，也不精密；至於記錄個人心內的資料更少，過去幾十年只有明清族譜的分析研究稍有成績(15)。不過社會或經濟史的歷史研究在這次的新史學運動中逐漸與政治、軍事、學術和思想等傳統史學的重要領域並駕齊驅，雖然總體數量不是最多的，但此後比較有成就的歷史學者多是社會經濟史家，或與社會經濟史有關係，尤其以1970－80年代成熟的學者最為顯著。【注釋】 (12) 參《思與言》社論，〈史學可走的路〉，2卷4期（1964.11）和〈有感於當代史學〉，3卷3期（1965.9）。 (13) 杜正勝，〈陶希聖先生的社會史研究〉，《國史館館刊》復刊5期（1988）。 (14) 陶希聖，〈食貨復刊辭〉，《食貨》月刊1卷1期（1971）。 (15) 劉翠溶院士的成果最顯著，她係在這次的史學改造中成長的學者，至於王業鍵院士研究清代糧價，也有很好的成績，他作品雖然也在台灣發表，但1960年以前就赴美，長期留在美國，故不列入。　六、物質、社會與文化有機連繫的「新史學」　　這波新史學運動之採用社會科學，除了方法上的困難，其流弊往往是按照理論的方向尋找史料，或以收集的史料來印證理論。換言之，社會科學提供史學理論或觀念，史學則提供給社會科學作為比較研究的素材(16)。這樣的合作，地位既不平等，方法也很粗糙。史學淪落為社會科學的奴僕，難怪產生不了傑出的作品。　　《食貨》出刊既然長達17年，作者群包含不同世代，廣義的社會經濟史是他們的共同點，每人的研究方法多少有一些差異，自然會造成新風氣；上面說過五十年來台灣學界不斷輸入西方的學術思潮，也發揮一些作用。大概1980年代將近中期時，法國的 Annales學派的論著便開始在台灣出現，《食貨》和《思與言》都曾經刊出介紹或翻譯的論文。新的改變籠統地說，新史學的學者在研究經濟和社會之外，還要研究文化。歷史學的文化，義涵駁雜廣泛，傳統史學似乎也做了一些可以稱作文化史的研究，所以文化史是什麼，尤其與社會經濟結合在一起的文化史，便是我這一輩新史家要努力的課題。　　我在1966年，即中國發生「文化大革命」那年進入大學，承襲第一、二代新史家自由主義的傾向，追求政治民主與個人自由；但從小在南台灣的鄉村長大，對基層人民的疾苦有比城市的學者較深的感受，所以又帶有一點社會主義的傾向。當我決定以史學做為終生志業時，誠如上面說的，是在以社會科學理論和方法研究歷史的潮流中。因為我興趣的時代是距今兩千年的古代，當時所介紹在美國流行的社會科學理論和方法更難用得上，我自己也沒有太大的興趣，從另一觀點看，我似乎又是在潮流之外。　　1970年代初期我完成的碩士學位論文倒與1960年代的中國史學頗有關連，而與台灣的史學潮流相去較遠。我和中國學者一樣關注生產關係和社會性質等課題，但他們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概念分析中國古史的做法，我並沒有接受。政治不是唯一或重要的因素，主要是他們的論述不符合史料。中國奉為教條的歷史發展階段論我也不採信，我採行的研究方法是從我認為可信的史料和合理的解釋出發，試圖建構比較大的理論。這種信守無徵不信的原則，多少可以看到傅斯年的影響。　　從1970年代到1980年代，我的研究領域屬於社會政治史，企圖在中國唯物史家與日本東洋史家對中國古代史發展的大解釋之外，提出另外的說法。我的觀點主要見於《周代城邦》和《編戶齊民》這兩本書，這裡不能細述；我只想指出一點，我的研究雖然提出與中國或日本學者不同的歷史解釋，但追根究柢和我所批評的對象無大差別，仍然偏於制度性的範圍，對歷史的理解不一定比他們深刻。此一發現自1980年代中期以後一直困擾我，我也試圖尋求史學思想的突破。法國Annales學派我不了解，即使70年代中期我曾到倫敦政經學院（LSE）學習英國經濟史，似乎也不能幫助我突破困境。經過反覆的思索，1986年我終於稍稍理出一些頭緒，「人」來比喻歷史，發現自己過去研究的經濟、社會或政治，其實只屬於軀體的骨骼部分，至於血肉或精神還沒有觸及。我想這應該是新一波的史學改革應該努力的方向。後來才知道早在1974年法國Annales學派的J. Le Goff已經提出幾乎完全相似的比喻了：骨骼和血肉，他是以心態（les mentalities）作為新補充，謂之「模糊史學」（une historie ambigue）。 1990年以前我的史學思想還是相當模糊的，只用籠統的「文化」這概念做為新史學的目標。　　台灣這群青壯歷史家之所以創辦《新史學》也有一個客觀因素，1987年陶希聖過世，他的《食貨》不久隨之停刊。一群《食貨》的讀者、作者或編輯志工覺得有必要再辦一個學術刊物，以表達他們對史學的看法與期待，《新史學》這份期刊於是就誕生了，我被推選撰寫「發刊詞」。按照過去的習慣，發刊詞往往是期刊的宣言，目標和規範盡在其中。然而《新史學》的發起人多是年紀接近的同輩，沒有師生關係，我也不是領袖，發刊詞只能模糊地寫，提倡一種開放、嘗試和求新的研究態度，至於要「新」什麼，則沒有明確的宣示。不過我還是表示了對沈溺於史料和過度重視社會經濟的不滿，也批判史觀學派背離史學的本質，主張在新材料、新工具之外，還要嘗試新領域，尋找新課題(17)。　　什麼是新領域或新課題？1992年我在一次「什麼是新社會史」的演講中，把歷史研究的領域分為物質的、社會的和精神的三大範疇，主張研究課題要盡量能包含二或三個範疇，而且成為有機的連繫(18)。換句話說即使是物質性的課題，要能講到它的精神層次，反之亦然。我認為史學的對象不能脫離人群，所以應以社會為主軸，但稱作「新社會史」，當然是想與台灣前一期的社會經濟史學有所區隔。我的實證研究以「人」與「生命」為課題，不像過去的哲學史家或思想史家談抽象的「人性」，而是從具象的身體入手，分析「氣」的觀念以至於精神、魂魄。這種研究牽涉到醫學史，但重點是探索醫療、社會與文化的關係，所以又和傳統的醫學史不同，當然也涉及過去思想史的一些問題(19)。1990年代有不少年輕學者投入這個領域，不論是經脈、疾病、本草或方藥，都從文化的角度出發，匯歸於所謂的中國文化的解釋(20)。一般認為這是過去十年台灣史學最具代表的貢獻。　　上世紀最後十年興起的新史學，不只限於醫療而已，屬於過去的宗教史、性別史或生活史的研究多有新的視野，可以說是心態史和（或）文化史的範疇。本來這個領域就比較模糊，各別的認定必有一些差異(21)，說服性當然也有別，總之都希望能揭露歷史文化深層的特質。【注釋】 (16) 許倬雲，〈社會學與史學〉，收入《求古編》，頁625，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2 。 (17) 參《新史學》創刊號，1990。 (18) 杜正勝，（什麼是新社會史），《新史學》3卷4期，1992。 (19) 關於我這方面的研究可以舉幾篇論文參考。如〈形體、精氣與魂魄——中國傳統對「人」的現象〉、〈作為社會史的醫療史〉、〈醫療、社會與文化——另類醫療史的思考〉，分別刊於《新史學》2卷3期，1991；6卷1期，1995；8卷4期，1997。另外一篇長篇論文〈從眉壽到長生——中國古代生命觀念的轉變〉，刊於《史語所集刊》66卷2期， 1995。 (20) 研究成果不少，茲舉幾位年輕學者的代表性論著以見一斑。如李建民，《死生之域——周秦漢脈學之源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0；李貞德，〈漢唐之間求子醫方試探〉，《史語所集刊》68卷2期，1997；林富士，〈頭髮、疾病與醫療〉，《史語所集刊》71卷1期，2000；祝平一，〈靈魂、身體與天主——明末清初西學中的人體生理知識〉，《新史學》7卷2期，1996；陳元朋，〈唐宋食療概念與行為之傳衍〉，《史語所集刊》69卷4期，1998；張嘉鳳，〈生化之源與立命之門〉，《新史學》9卷3 期，1998。　七、90年代新局勢突顯過去歷史教學和研究的限度　　上面第四節指出沈剛伯的史學思想是歷史家要體認時代社會的脈動。當然，同一時代社會各別歷史家的認識與反應不可能完全相同，但也會有一些相同的現象，戒嚴時期的共同趨勢，歷史家往往反省和批判中國長期的專制，藉此表達他們對民主的嚮往與自由的追求。不過，台灣史學信守史料之客觀性的基本原未變，歷史家不會因為現實的關懷而妨害他論著的學術性。我的兩種代表作《周代城邦》和《編戶齊民》既是研究古代歷史的實情，也透露我對中央集權的厭惡與對苦難人民的關懷。別的歷史家也會有他們的心路歷程，這方面的資料公佈的還不多，無法詳論。　　進入1990年代，當世界肯定台灣民主化之時，台灣的歷史家卻不一定能體會時代社會的動脈。面對前所未有的政治、社會，甚至是文化的變革，台灣學術界，即使是以前團結一致反對專制的自由主義者，卻不幸地分裂了，有的選擇民主而寧願創建新的國家，有的卻懷念中國這個文化臍帶，期待專制中國有所改變。這是十年來爭論不休的國家文化認同的分歧，歷史家受到的衝擊更大，這是台灣五十年來以中國史為主體的歷史教育和歷史研究必然的結果。　　二十一世紀開始台灣的史學研究與教學的規劃，大家已逐漸肯定應該要包含台灣史、中國史和世界史（以前稱作西洋史）才算周全，這種認識可是經歷相當曲折的過程才完成的，尤其台灣史與中國史的糾葛，直到今日都還可能引發政治風暴。先說中國史與西洋史。　　1949年以前的國民黨只是一個民族主義的政黨，在其統治下的教育思想也以民族主義為主軸。國民黨統治台灣後，為徹底清除日本殖民教育的遺留，特別加強灌輸中國民族主義，歷史教育便擔負此一政治任務，以塑造人民的意識型態。但承襲二十世紀中國教育的歷史課程西洋史也有一定的重要性；這可能是因為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中國不斷吃西方帝國主義的虧，為知己知彼而設計的。這種制度國民黨也帶到台灣來，從中學到大學的歷史教育皆兼具中國與西洋，而以中國史是主，西洋史是輔。　　教育和研究互為因果，以中國史為主要內容的教學不太可能培養西洋史（或世界史）的歷史家。本來台北帝國大學歷史科設有國史（日本）、東洋史（中國）、南洋史和西洋史四個講座，具有比較寬廣的世界觀，可惜隨著日本撤離而終止，五十年來台灣的史學研究只有中國史而已，即使是大學的西洋史也只停留在教學的水平，談不上研究(22)。學術研究既然狹窄，教育出來的國民自然充滿著中國民族主義的意識型態。　　台灣史的研究情況比西洋史還不如。本來一個地方研究當地的歷史，一個國家研究本國的歷史是最自然不夠的，可是有效統治只及於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不但不把台灣史當作本國史，甚至也不願它成為地方史而加以發展。像我在國民黨退守台灣第二年就讀小學的人，直到大學，沒有上過一門台灣史的課，片斷的台灣史知識是從中國史零星獲得的。國民黨作為一個外來政權，設定的制度和管制措施，不使台灣人有機會了解台灣的歷史，更不容許有以台灣作主體的台灣史，只允許按照國民黨解釋的台灣史存在，台灣史只是中國史的一部分零碎知識，是中國人、中國文化到遙遠的移殖。台灣的史學看不到台灣史。此一荒謬現象在1987年戒嚴解除後才全面改觀，進入1990年代，台灣史突然變成年輕人最有興趣的領域，有人甚至稱為「顯學」 (23)。　　1990年代是台灣正式步入民主化的時代。1996年台灣舉行有史以來第一次人民直接選舉總統，2000年，執政五十多年的國民黨下台，台灣出現第一次政黨輪替。這些現象正透露十年來台灣社會產生本質的變化，台灣主體意識覺醒了，台灣人尋求做自己的主人，不再是中國的附屬品。這是空前的世變，在政治的表現非常明確，但文化則模糊而糾葛。有人強調台灣文化的獨特性，與中國文化不同；相對的也有一些人因而不安，深怕「中國」在台灣消失，於是政治上所謂的統獨之爭在史學上便演為中國史和台灣史的衝突。　　局外人應該不會認為台灣史和中國史必然非衝突不可，不過處在台灣情境內的人卻各有堅持己見的理由。譬如中學教科書就曾發生過這樣的糾紛，「本國」及「本國史」到底指台灣或中國，答案往往因政治立場而截然不同。我為超越這些爭議，在90年代中期我提出同心圓的架構來規畫歷史教育，即從台灣史出發，擴及中國史、亞洲史以至世界史。我也希望這個架構在史學界能夠開展，歷史學者不再限於中國史的範圍，建立台灣的解釋觀點，而發展為世界性的格局。但我的理論在歷史教育方面因為涉及政治不同立場，還無法落實；在史學研究上，也因為過去缺乏基礎，現在還無法實現。【注釋】 (21) 這裡只舉我在1990年中期撰寫，最近才發表的〈古代物怪研究〉和李孝悌和蒲慕州的著作以供參考。李孝悌，《晚清社會下層的啟蒙運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2。；蒲慕州，《追尋一己之福》，台北，允晨出版公司，1995。其英譯本是 In Search of Personal Welfare：A view of Ancient Chinese Religion，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8。 (22) 參杜正勝，〈台灣中國史研究的未來〉；楊肅獻，〈台灣的西洋史研究，1950-199 5〉，皆發表於「歷史學學門現況與發展研討會」，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1995。 (23) 彭明輝研究1950年以後的台灣史學，他統計台灣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和博士論文，1960年以前無台灣史，全部都是中國史；1961-1970，中國史占93.6%，台灣史3.2% ；以後台灣史占的比例，1971-1980，6.9%，1981-1990，10.9%，1991-2000，23.2%。參看彭明輝，《台灣史學的中國纏結》，頁161-162，台北，麥田出版社，2002。　八、台灣觀點的歷史解釋　　我的朋友和我創辦「新史學」正逢共產世界解體，也是台灣解嚴不久，開始民主化的時代。這批新史家學術性遠高於現實性，我們依然就自己專業之所長，在中國史研究領域內追求新的突破。　　當時我們相信新的世界秩序必將出現，新的思潮也正在蘊育中。我們的世界觀與人生觀是樂觀的，並不懷疑歷史的真實，而是要採用各種有效的方法，謹慎地追求真實的歷史。這種態度頗受到1990年代在台灣逐漸流行的後現代史學的挑戰。後現代史學也是舶來品，但與1960年代的社會科學以及1980年代的Annales學派不同，它以一種截然不同的態度對待史料，根本懷疑有所謂的歷史真實。我認為新史家應視後現代史家為諍友，他們苛刻的挖掘是要更徹底地檢查史料潛在的偏見，新史家固然必須了解史家、史料與讀者之間的複雜性，但也應有追求歷史的真或近真的信心。髮家如果放棄追求真實，那麼歷史與政治便無差別，這樣史家便有淪落為政客之工具的可能。　　四百年前南島民族的台灣還處在原始社會的狀態，1624年荷蘭人進佔台灣，把台灣拉入新形成的世界體系，1661年和1683年，中國兩種不同政權先後統治台灣，後一波把台灣納入中華帝國體系，直到1895年日本殖民台灣為止，五十年後接著而來的是國民黨政府。台灣人尋求「自我」不過是最近十年的事而已。由於台灣最早的根源不是強勢文化，缺乏輝煌的傳統，她的「自我」是結合許多不同外來成分的複合體，但因為過去幾十年的特別情況，台灣被放棄自我，宣稱代表全中國，而且自信這裡才是真正的中國。　　到1990年代此一歷史幻象徹底破滅覺醒了，新的歷史認識逐漸從中國中心轉為台灣主體，長期被邊緣化的台灣史研究，已引起年輕學生更大的興趣。我提倡的同心圓史觀扭轉「中國主體、台灣附屬」的認識方式，也有人深有同感。從某種角度來看，不贊成後現代史學的我，何嘗不也是一種反抗文化霸權的「後現代」？　　解構了以中國史為主體的台灣史學，下一步該怎麼走呢？在多數歷史家的專長還是中國史的限制下，也許台灣下一波的新史學運動將不再只是材料、工具（學科）、方法或理論等史家技藝的探索，也不是後現代主義的歷史解構，而是歷史家心態的解放—如何超越中國史的界限，突破長久以來台灣史學社群以中國史為主體的習慣與束縛，從台灣的經驗重新理解中國歷史，或以亞洲和世界的寬廣視野看中國史。　　台灣脫離中國政權統治，從日本殖民（1895）算起超過一百年，從國民黨退守台灣（1949）算起，超過五十年。歷史解釋難免有形或無形地受到政治的操弄，台灣與中國的距離將使台灣史學的歷史解釋不受政治思潮或壓力的影響，應該可以更接近真實。當然，世界上中國以外的國家都可以擁有這樣的有利條件，不過台灣曾經有過中國的政治經驗，而且直到現在仍浸凅在濃厚的中國文化氛氤中，這卻是其他國家的史學者不可能獲得的經驗。基於此，台灣觀點的歷史解釋有先天的優越性，這是台灣史學發展的契機。　　台灣史學不能，也不會再像過去五十年限於中國史的研究，過去十年來，台灣年輕一代的學者一方面更多人關注台灣史，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在歐美接受西洋史的專業訓練，比我這代人更有能力超越中國史的限界。我相信歷史研究的技藝可以而且也應該不斷求新，但研究格局的擴大與研究觀點的反省將決定下一波新史學運動的成敗與貢獻。　 -- 穆罕默德出現在地獄篇第28章他被打入九層地獄的第八層處於該層十個斷層的第九層這是環繞在撒旦老巢外面的一圈陰暗的壕溝但丁在來到穆罕默德這裡之前已經穿過了罪孽較輕的人的靈魂所居住的那幾層異教徒淫逸者饕餮者忿怒者自殺者阿諛者在抵達穆罕默德之後到達地獄最底層這是撒旦自己居住的地方之前只剩下賣主求榮者叛國者包括猶大布魯圖和卡西烏因此穆罕默德就被定位在罪惡的某一層級之中屬於但丁所說的散播不睦者穆罕默德所受的懲罰也是他永遠無法擺脫的命運是極為痛苦的他像酒桶的桶板一樣被惡鬼無休無止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sie.ntu.edu.tw) ◆ From: 211.23.19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