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十月號‧第五十五期
評《新史學》
羅志田
《新史學》（台北，1990- ）。
王國維論清季學術轉變時曾說：學術變是因時勢變。本世紀初，梁啟超在1902年發表
〈新史學〉一文，就可以看作在當時世風大變的語境下中國學人有意識地改造中國史學
之宣言。到二十世紀快結束時，台灣一批「少壯派」學術精英也是有感於本世紀末世界
秩序的變化和全球經濟重心的轉移，並注意到電子計算機的深入社會有可能引起人類知
識「革命性的改變」，遂於1990年春發起自辦了一份民間的純學術刊物《新史學》（季
刊）。正如該刊〈發刊詞〉所說：「在一個眼光、觀念更新的時代裏，人類對於過往的歷
史亦將重新反省、重新認識。」二十一世紀的史學家將「更自主、更客觀地了解歷史的
本質和人類生存的目的」。一句話：「時代環境的轉變將是刺激新史學誕生的最佳契機
。」
說《新史學》是「民間」刊物，是指它有一批繳納年費的固定常務社員（早期以中研
院歷史語言所和近代史所的研究人員為主，後各大學教師參與漸多，約佔半數），他們用
自己的錢辦刊，作風儉樸，有一股捲起袖子幹事情的精神。在未實行電腦化以前的那幾卷
，包括院士、研究員（教授）在內的社員都親自到印刷廠作校對工作。一般到台灣訪問的
大陸學人，每慨歎其大學教師和研究人員的物質待遇和研究條件的優越；但在一個充分商
業化的社會中靠學人的私力創辦沒有「經濟效益」的學術事業，恐怕較非商業化社會的困
難還更多。這些學人的儉樸清新風氣，實可供正面臨「商業化」衝擊的大陸學人參考。
《新史學》的自我定位是「以前瞻、開放、嘗試（的）態度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術刊物
」；即眼光要前瞻，心胸要開放，而態度則是嘗試的。與過去標榜「新史學」的中外學刊
有一個明顯的區別，該刊明確其並「不要創造某一新學派」，而是「要嘗試各種方法（
不論已用未用），拓展各種眼界（不論已識未識）」。具體言之，對二十世紀中外史學
積累下來有待解決的問題，諸如怎樣處理多少有所衝突的「個人與群體」、「方法與資
料」及「分析與描述」這些從研究對象、研究進程到表達方式的種種面相，該刊都希望
各方面的史學同道共同參與，在切磋與探索中「培養一種不斷追求歷史真實和意義的新
風氣」，以「創造二十一世紀中國的新史學」。
就台灣的史學研究語境而言，《新史學》與《食貨》雜誌有間接的承繼關係。早年創刊
於大陸的《食貨》曾長期是台灣學術界主要的史學刊物（因《史語所集刊》和《近史所集
刊》及各大學史學刊物基本不對外），1989年《食貨》因故停刊，台灣史學界只剩《大陸
雜誌》一枝獨秀，同人多有「刊物危機」之慮，而《新史學》出。但該刊與《食貨》的取
向又有所不同，《食貨》最初自名為「中國社會史專攻」，後正式定位為「中國社會科學
雜誌」（側重於社會經濟史，與今日大陸的「社會科學」概念稍不同）。《新史學》則立
意「不特別標榜社會、經濟、思想或政治的任何一種歷史」。
該刊創辦之初，台灣學界曾有誤解，以為是要「打倒」以歷史語言研究所為代表的「舊
史學」。其實就廣義言之，以傅斯年提倡的史學取向為基準的「史語所史學」，也是二十
世紀中國「新史學」的一支。《新史學》所要「新」的，是要「能揭發真理、啟示人類、
導引文明」，而不在觀念與方法這些「形式」上做文章。正如《中國史研究動態》一位評
介者呂端先生所說：「唯有不斷探索新領域，尋找新課題，採擷新方法，參考新理論，解
釋新資料，那麼建立起來的歷史新構架和描繪出來的歷史新面貌才可能更接近真實的歷史
。」
《新史學》與大陸多數學術刊物有一大不同，即對研究文章的字數限制定為不超過三
萬字（實際也偶有超過者）。這一點也與西方一般的文科學術刊物相近，但與大陸刊物多
數將論文字數限制在萬字以下則相去甚遠。近年，大陸史學刊物和可發史學論文的學刊中
的文章字數呈越來越少的傾向：一般不超過八千字，更有相當數量的刊物要求不超過六千
字，能發萬字文已屬較有「氣魄」者。除少數「民間」刊物外，通常只有中國社科院所屬
刊物能刊登萬字以上文章，一般也不超過一萬五千字（《近代史研究》是個特殊的例外，
《歷史研究》對字數的限制也在逐漸放寬）。這樣的限制其實是近些年才有的現象（50年
代的刊物就並不如此），據說那是因為刊物的篇幅已基本固定，而需要晉升職稱的人又太
多，其中很能體現中國文化的人情味。
但這樣的辦刊方針對學術質量多少有所損害。一般地說，除突破性的新發現外，萬字
文實難詳細清楚地論證一個中等大小（即適合於學術「論文」）的題目；若稍大的題目幾
乎是剛開場就結束，所論無法不空（數千字的文章就更不必言了）。然而，突破性的新發
現是可遇而難求的，結果實際可做並能言之有據的文章就只剩小考證了。惟考證又非近年
大陸學者所欲為，且做慣此類小文章必然限制學者的眼界。說句不敬的話，今日大陸史學
文章常有不空就細小的特點，恐怕與多數史學刊物的字數限制不無關聯。胡適當年最希望
國人能有「大國國民風度」，拙見中國史學要走向世界，呈現出大國學術風度，有地位或
希望有地位的史學刊物不可不在此方面放手改革。
與大陸的學術刊物基本以論文為主的風格甚為不同的是，《新史學》每期基本分論著、
研究討論和書評三部分，與西方學刊每期論文少而書評多的特點相對接近，但也不完全一
樣。特別是固定的「研究討論」欄目，是一般西方和大陸史學刊物所無的（西方學刊也不
時發表所謂「研究札記」research
notes，但少見作為固定欄目者）。該欄文章一般在萬字左右，既包括對某一特定題目的
研究現狀和今後趨勢的評述與預測（早期曾專設「學術動態」一欄，後似與此合併），
也有對中西特定史學方法、取向及學派的檢討，還有對某一領域的新研究設想，或者某種
新研究方式的提出，甚而對整個史學的反思，有時也有對具體題目的初步探討（此類較
接近大陸史學刊物不時刊載的「讀史札記」，但其更注意對整體研究的啟示）。總之，
一切讀史所得已成一定規模而又非專題論文、且欲引起同人注意、思先得同道之批評商榷
者，均可在此欄刊布。
據說該刊在創刊之初，原擬仿效西方刊物給書評以甚大篇幅，後因稿源不足，未能達
到預期目標，實際約佔全刊五分之一篇幅（這樣的篇幅仍遠遠超過大陸史學刊物中書評的
分量）。該刊特別希望在書評的品質上進行改革，主張務實而戒吹捧、戒空話，希望藉此
推動或引導學術的發展，並「建立客觀理性的學術評論風氣」，然似尚未完全做到。從所
刊的書評看，對所評書籍內容的介紹比較詳細，比較注重學術規範，評論部分基本限於學
術範圍，空話不多；與大陸學術刊物的書評相比，更能指出書籍不足的一面，相對較少吹
捧的成分（大陸一些主要史學刊物近一兩年的書評在此方面也有明顯改進）。有些評介西
方史學名著、新著的書評，對與西方史學界的接觸尚未常規化的大陸學人較有參考價值。
但該刊的書評質量尚不穩定，在評論（特別是評論大陸著作）時偶爾也過於「客氣」
。如有篇評論在說了某書不少研究方面的發展創造之後，又婉轉指出該書其實更多是一本
通俗性的作品，實不知前面所言的優點從何而自（坦率地說，個人以為「通俗作品」的評
論似乎並不包括在《新史學》這類刊物的範圍之中）。今後倘能在「評」的部分做到評者
與原作者進行學術上的真正對話，或能更上層樓。
若對《新史學》1-7卷所發表的文章做一大致的分類，最明顯的趨勢是論文部分中國古
代史所佔比例甚大，竟達76%，而中國近現代史則嫌太少，僅佔18%，兩者間的比值大於
4：1。研究討論部分因欄目的特定立意，有關史學方法和取向等的史學通論文章已接近
古代史的數量，但近現代史仍僅佔五分之一。書評部分大致也呈現同樣的趨勢，所評書
籍中，中國古代史書籍約近70%，而體現西方史學新走向的著作與史學方法著作約可佔到
接近20%，其餘不過稍多於10%。這大體上反映了兩岸史學界的一個共相，即中國古代史
的研究人員比近現代史的多（正日益接近中），而古代史的整體研究水準因積累厚的緣
故也相對高於近現代史（這一點許多近現代史研究者或未必同意）。
同時，該刊之所以形成這一趨勢，大約與編輯人員自身的專業及來稿也都有關連（
為了能夠不斷創新和進步，並防止淪為特定人物或學派之「專刊」，該刊大致每年由數
位常務社員輪值擔任執行編輯，且堅持每年全面更新編輯群，甚少重複）。這體現了該
刊以自然發展為主的隨意性，卻似乎不應是一個綜合性史學刊物應有的現象。因為隨意
性有時也會產生不那麼「隨意」的後果，即《新史學》在很大程度上已實際「淪為」特
定「學術社群」即中國古代史研究者的「專刊」。若真要貫徹該刊眼光前瞻的立意，著眼
於二十一世紀，則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數量顯然要遠遠超過五分之一才符合一個綜合史
學刊物的尺度。
當然，今日辦任何民間學術刊物，都不大可能完全依照辦刊者的初衷來進行，而必然
會在一定程度上為學術界的大趨勢所左右。除了縱的古代與近代不能平衡外，從各子學科
的橫向分布看，該刊已經刊發的文章基本屬於以文化關懷為主的社會史，有關政治、外交
、軍事史等方面的文章甚少，偶有論及也多是放在文化與社會的大框架中進行論證分析，
實即廣義的文化史（該刊則自命為「新社會史」）。結果，立意不特別標榜某種傾向的
《新史學》，很快就給人以有特定「傾向」的印象。這很可能是因為該刊的投稿者多受到
二戰後西方史學走向的影響，學人本身先有一定的「傾向性」，終「迫使」刊物自然而逐
步地形成了特定的傾向。
有意思的是，該刊所發表的論文中，明顯的文化史（其本身也缺乏一個普遍接受的
界定）研究也不多，這或者因為文化概念已被廣泛地融入其他專門史研究中。同樣，政
治史的論文甚少，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即是權力意識已有力而深入地被引進各種新興專門
史（如婦女史、性別史、疾病史等）及包括社會史、思想史在內的相對傳統的非政治專
門史之中。故從根本上言，這些被文化和權力意識浸染了的子學科是弱化了還是強化了
，也還可以思考。
今後一個可能的趨向，也許是各專門史逐漸厭倦過份的「權力化」而將此類意識逐出
其門牆，而因各專門史所提供的新權勢關係足以改變人們對「政治」的觀念，從而產生
一股修正政治史的願望和努力，最終導致一種政治史的「復興」或新政治史的出現。同
樣，文化史也可能要等到其從各專門史中游離出來之時，才有希望獲得一種具有廣泛共
識的新認同。
另一方面，軍事史、外交史論文的幾乎不存在雖然與西方前些年的大趨勢相關，但
有可能更多是受內在因素的影響。不論大陸、台灣，重文輕武的傳統文化的潛在影響一
直較強，從本世紀初以來軍事史就是中國史學的一個弱項，而且可以說根本沒有進入史
學論域的核心。兩岸研究軍事史者主要都在軍界本身，他們與一般史學界的交往仍待加強
，甚至其在研究中使用的「話語」和一般史學界都有一定的差別。同樣，外交史也是我
們的傳統弱項，甚至外交本身，也是隨著近代西潮入侵才進入中國社會的新事物，故中國
史學在外交史方面的積累本不厚。近十年來西方的軍事史、外交史都因滲入強烈的文化
與社會色彩而漸有復興的趨勢（軍事史尤甚），將來或會逐漸影響我們的研究。但學術
發展受學科積累的影響雖無形而深遠，因資料、學者興趣、專門知識等多方面的限制，兩
岸的軍事史和外交史恐怕還會持續「冷淡」相當長的時段。
對大陸讀者來說，與國際史學研究真正「接軌」可以說是《新史學》的一個長處。該刊
所發文章關懷的問題和切入點多與西方史學研究相通，故可與以西方為主流的「國際」學
術研究進行某種「對話」。同時，該刊不僅注意評介西方史學名著，且差不多每一卷都有
一篇外國學者撰寫討論歐美及日本史學研究（主要是其中國研究）的文章：第1卷溝口雄
三、第2卷孔復禮（Philip A. Kuhn）和羅溥洛（Paul Ropp）、第3卷夏伯嘉（華裔，治
歐洲史）、第5卷沙培德（Peter Zarrow）、第6卷包彼得（Peter K. Bol）。這些外國
學者論外國研究的文章，比中國學者的評述可能更容易「會意」，自有其長處。其中溝口
雄三的〈日本人為何研究中國？〉是對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中國研究的整體反思，的確稱
得上言簡意賅。
《新史學》的一個特色是嘗試以「專號」的方式刊發同一專題的文稿，有意識地在學術
領域方面開新。近年西方學刊使用專號的方式較前為多，一般選題多是比較「趨時」且易
為人所注目者。而該刊的專號則出現更頻繁，差不多每卷都有一期是專號。值得一提的是
，該刊的專號雖然多，但在具體操作上仍比較審慎，有原則而不勉強湊數。據說也有規劃
設計好專號，但因收到的論文不足而取消專號名目者。如6卷4期的宗教史文章較集中，就
是最初擬設一個「宗教史專號」，後來終因分量不足，又取消了專號名目。
除3卷2期的「史學專號」的新舊象徵相對不明顯外，各專號大多屬於新領域的開拓。
如2卷4期的「中國婦女史專號」、3卷4期的「生活禮俗史專號」、5卷4期的「宗教與社
會專號」、6卷1期的「疾病、醫療與文化專號」、7卷4期的「女／性史專號」，都是近
年西方流行的熱門新課題。故該刊不僅新在專號甚多，且多數專號都有明顯的「趨時」
意味，可謂得「聖之時者」的儒家精神正宗。各專號中的文章未必每篇都高明，有時更有
研究討論和書評兩部分超過論文部分者，這也提示著某些專號的領域在漢語作者圈內尚
屬新生事物。當然，細讀各專號中的文章，可以肯定其中多數並非完全照搬近年（或前
些年）西方流行的方法，而是較能注意將中國重史實考訂的傳統與西方重框架分析的新
潮相結合；但其關懷則基本受西方史學影響，應無疑問。
這些開新的專號的確都是我們過去研究的薄弱方面，現在提倡應該說正當其時。不過
，該刊主張拓展「不論已識未識」的各種眼界這一宗旨，在專號的設置方面似乎未能充
分貫徹。中國傳統史學和二十年以前的西方史學所關注的問題是否有足以構成某一專號
的資格，當然需要論證，但可以肯定，許多以前所關注的面相和問題至今研究得仍很不夠
（雖然有時不免給人以功德圓滿的假象）。也許僅僅為了貫徹「開放」的辦刊宗旨，《新
史學》的編輯同人是否也可考慮編出一期哪怕不那麼「趨時」的專號呢？
有一點可以肯定（亦我所希望）：在對各新興領域的研究達到一定程度後，學者對一
些因暫時被「遺忘」而滑向邊緣的既存領域會產生新的認識，從而可能導致一些過去積
累豐厚的研究領域的「復興」。學術研究在特定時段裏通常都有所偏重，惟在長時段裏
總以相對均衡的多元發展為最理想。同時，一個學科或研究領域的發展受學術積累的影
響也許是無形的，但卻是深遠的；在厚積基礎上的出新，恐怕反更容易做到桐城文派所
說的「變而後大」，或者也接近西人所謂「文藝復興」的本意。不知這是否也算是一種
開放而前瞻的思路，但很希望看到這樣層次上的專號。
《新史學》不僅以專號的形式探索新領域，其大量的文章本身也更具體地呈現了研
究課題的新穎，許多文章在觀察視角、研究方法和詮釋層面都能凸顯新意。本來對歷史
上的人與事就有「橫看成嶺側成峰」的特點，視角的轉換在許多方面可使人耳目一新，
不僅可以觀察到一些以前所未注意的歷史面相，更重要的相信是很可能導致研究者對許
多早已熟視的面相產生新的理解，從而豐富人們對歷史的「立體」性認知。
該刊有的文章跨越數種專門史，更有跨出史學範圍者，正體現了史學研究跨越子學科
的新走向。這一趨勢在海峽兩岸都有體現，如大陸近年的思想史研究者即多出自中文系
，台灣也有類似現象。在新竹的清華大學，思想史的研究者似乎就更多集中在中文系（
應該說明，該校歷史研究所也有一個由陳啟雲教授主持的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筆者某
次承該校文學院邀請做有關胡適思想的演講，便有同人理直氣壯地問我：「你是做思想
史的，怎麼會在歷史系？」這一有點喧賓奪主意味的疑問，最能反映今日學術研究的跨
學科趨勢，但也暗示了史學今後可能出現的認同危機。
的確，史學的專科化與跨學科的史學，可以說是二十世紀中外史學的兩大特徵，在
世紀末時仍在日益增強之中（參見黃進興的研究）。在此吸收與分化的長程中，史學幾乎
無所不在，而似乎也快失掉其本身的學族認同了。二十一世紀的人也許會問：是否存在
不涉及他學科也不分為子學科的「總體史學」？如果存在，何在？若不存在，則甚麼是
史學？是否有可能發展出一種幾乎無所不在而又甚麼都不是的治史傾向，並形成一種認
同模糊而包容廣泛的「一般史學」？這些問題或者只有歷史本身能夠回答，但也值得我
們這些身處世紀替換之際的學人思索。
《新史學》創辦不過八年，台灣史學界的轉變已甚明顯。該刊特別提倡的「婦女／性別
史」這一滴水珠的今昔差異，即清晰地折射出新舊變遷之一斑。從論文部分看，前六卷
中有四篇婦女史論文，均與古代的婚姻相關，分別為〈魏晉南北朝時的妾〉、〈淺談宋
代婦女的守節與再嫁〉、〈宋代士族婚姻研究──以河南呂氏家族為例〉及〈北宋婦女
的再嫁與改嫁〉。雖然各文的立意已與傳統婦女史頗有區別，即不僅論列史實，且表現
出明顯的社會史方面的關懷，但選題的一致仍提示著前後的脈承。而7卷4期的「女／性
史專號」就呈現出選題取向上一種根本的轉折：該期所收四篇論文，竟無一涉及婚姻，
而分別為〈「婦人媚道」考──傳統家庭的衝突與化解方術〉、〈漢代婦女的名字〉、〈
六朝時期民間社會所祀「女性人鬼」初探〉和〈近代中國女子體育觀初探〉。這些題目
中雖然仍有「考」或「初探」一類過去史學論著常見的用語，但各文所關注的主題則基
本煥然一新，與「舊」史學幾乎一刀兩斷，已走在大不相同的路徑之上。
可以想見，因這一題材和眼光的轉移，大量過去不被注視的史料已經呼之欲出。這
些新的研究方向可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然確實體現了該刊「開放、前瞻與嘗試」的宗
旨。還有一點值得一說：這些論文的選題可見明顯的西方影響，但與現今一些在女性主
義影響下的婦女／性別研究傾向性太強不同（且不說西方，陳東原幾十年前的《中國婦
女生活史》就頗有偏見），這幾篇文章大體均能守住「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的史學戒
律，這在今日也是不那麼容易的了。
當然，假作真時真亦假。新舊的轉換有時即呈現出詭論的意味，早年的老新派即未必
能接受近日崛起的新新派，而新新派中有時也真有一些比老新派更舊的成分（參見周錫
瑞Joseph Esherick與艾爾曼Benjamin Elman等在《二十一世紀》1997年12月號上有關何
偉亞James Hevia新著的爭辯）。近年新興的西方後現代研究中，就不時可見「復舊」的
因素，回向原典重新解讀即是一個表現。在今日急功近利的大勢席捲之下，讀書不仔細已
成史學界近年一個突出的弊端（大陸尤甚），以前作為治史基本要求的「回向原典」，
如今反有轉成新風尚的意味。仔細閱讀原典常會發現，有些過去認為已經「解決」的問
題，其實可能不過是沙築的城堡，貌似輝煌而根基並不穩固。
西方的「女／性史」無疑是最「新」的潮流，然祝平一在7卷4期評介雷奎爾
（Thomas Laqeur）的性史新著《性的建構》（Making Sex），即通過仔細研讀原典而發
現：以生理上的性（sexes）來截然劃分男女兩性的性別（genders），並以此為基礎從
文化上和社會分工上來認識、解釋及處置男女的異同，在西方不過是近二百年來才開始，
而其完全確立則是本世紀初的事，尚不足百年。從希臘時代開始直到十九世紀，西方人長
期認為男女在生理意義的性方面沒有根本的不同，即雷奎爾所謂的「一性模式」
（one-sex model）；文藝復興時期興起的解剖學對人體的直接觀察不僅未修正這一看法
，而是強化了既存觀念。直到十九世紀，隨著解剖病理學的發展，女性生殖器官才逐漸
獲得今日視為常識的獨立認同，而男女天生便是兩性的「兩性模式」（two-sex model）
才慢慢得以確立。
這裏的一個重要提示在於，科學並不一定（馬上）改變人們對事物的理解。文藝復興時代
與十九世紀的解剖學者看見的是同樣的（不必是同一的）女性生殖器官，但前者卻以先入
之見來解釋其所觀察到的事物，而既存的「不科學的」觀念復因實際的「科學證據」而得
到加強。祝先生注意到，明末耶穌會士和晚清許多新教傳教士帶到中國來的「近代」生理
學觀念，正包括這「一性模式」。這就提示了一些值得進一步考察的問題，比如，在華教
會學校（特別是醫學院校）的教學中，是否也存在「一性模式」向「兩性模式」轉化這樣
一個過程呢？如果存在的話，前者是何時及怎樣為後者所取代？如果不存在，為甚麼？
近年大陸許多學者愛討論中國「早期現代化」的「外發」特點，其下意識中顯然把「
西方」作為一個已經「早期現代化」的定量來看待。實則近代西方本身也是一個處在不
斷「現代化」進程中的變量。特別是與中國人接觸的西方人（以傳教士為主、商人為輔
），大部分是西人中並不怎麼「現代化」的那一部分；他們中有的是在到中國後才開始「
現代化」，有的更是從中國文化裏汲取更「現代化」的成分。這些人帶來的觀念，有些
或反不如中國常規觀念那麼「現代化」。在華的西人普遍（當然程度很不相同）持有的西
方中世紀的「尚武」觀念即是一例，「一性模式」亦然。這樣看來，我們研究近代外在
影響與中國「現代化」的關係時，恐怕不得不同時注意考察近代西方進行中的現代化這
一變量。對中西雙方的此類系列考察，恐怕不僅能增進我們對近代中國的認識，而且亦
可以增進對近代西方的理解。
一篇書評已能有如許啟示，《新史學》的論文和研究討論可給我們以啟發之處更多。該
刊至今已出滿九卷，對這個在國際上學術地位日益升高（已為不少國際權威文摘索引收錄
）的重要史學刊物，大陸和香港學界似尚缺乏全面的了解及學理上的因應（僅《中國史
研究動態》幾年前有兩篇簡約的介紹文章）。全面的學理考察非一篇小文所能為，本文
僅對該刊物1-7卷的辦刊取向和欄目形式作了一些初步的探討（相對偏重大陸學者的興趣
所在），希望能稍增進我們對該刊物的認知。據說該刊在大陸的贈閱單位有四十個（包
括各主要的綜合大學歷史系），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到圖書館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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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211.23.19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