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與學術的近代歷程--介紹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一書
作者：張仲民
這些年在有關近代思想史與學術史的研究中，有幾個人的研究是需要特別注意的，臺灣學
人王汎森先生的著作就是其中之一。收在《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一書裏的論文雖
然都是王汎森先生以前曾發表過的，但這次收集在一起在大陸出版，仍有其意義，不僅給
很難讀到王先生大作的大陸讀者提供了管中窺豹的機會，還更有其作為研究"典範"的意義
，很值得在這裏作個簡單介紹。
事實上，如果說中國近代史上真有所謂"近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話，那我們就不得不承
認這個"變局"其實早在19世紀初就開始了，而不是在1840年代的"鴉片戰爭"（當然筆者這
裏並不是否認西方衝擊的巨大作用，詳另文），表徵之一該是當時學界所透露出來的長期
佔據學界主流話語地位的漢學的分化和衰落--今文經學的異軍漸起和漢宋調和說的勃興，
尤其是姚鼐門生方東樹《漢學商兌》的出版，在晚清思想史上具有見微知著的意義，它敢
於明目張膽地向漢學叫板，這樣的舉動在漢學極盛時期是不可想像的，這種行為無疑從反
面昭示了漢學的衰落，以今日的"後見之明"（hindsight）來看，其意義絕不僅限於漢宋
學術對立的門戶之見，實際上也代表了當時"新時代的動向"，王汎森先生對中國近代思想
與學術"系譜"的討論就開始於此。
作為江藩《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記》二書的對立物，方東樹《漢學商兌》的學術價
值歷來就有爭議，因為其中包含有太多對漢學家上綱上線的指責和借題發揮，頗有把學術
政治化的嫌疑，但毫無疑問的是，有感而發的方東樹看出了漢學自身發展中所存在的問題
以及漢學家們的工作對被奉為官方意識形態的程朱理學的"解構"，後來時局的發展也好像
"證明"了方東樹的"先見之明"，當然這個證明是雙重的，一是漢學的確不能"經世致用"--
去挽救當時清帝國的危機;二是漢學的確對正統意識形態程朱理學造成了極大的傷害，特
別是戴震批評宋儒的"以理殺人"和揚州學者阮元、픊凌廷堪的"以禮代理"的思想，從這兩方面說，宋學衛道者方東樹對漢學的攻擊是沒有錯的
，但方東樹所極力維護的宋學是否就比漢學更有用，更能挽救當時"知識與道德、知識與
社會斷裂的危機"（頁24，文中所注頁碼均為原書頁碼）呢？後來的歷史證明也並非如此
，王汎森先生的未收入本書的另一篇文章《汪悔翁與乙丙日記--兼論清季歷史的潛流》就
回答了這個問題，程朱理學出身的南京名士汪士鐸（悔翁）就直截了當地把太平軍起義原
因之一歸為"士太膠泥朱氏理學"，並有"宋儒所謂道，道起所道，非孔子之道也"，"故敗
孔子之道者，宋儒也"、"周程朱張罪浮百倍"於"桀紂"這樣嚴厲的說法；並認為宋學者攻
擊漢學，應為近世風俗大壞負責。即使如此，《漢學商兌》的出版也畢竟表明了一種對漢
學的"最激烈的反動"（胡適語），它實際上"代表道光年間一大批希望轉弦易轍的士大夫
共同的想法"（頁5），"這一個將文明發展之注意力由漢轉向宋的方向，是清代後期思想
史中一個關鍵性的變化"（頁6）。
在《清季的社會政治與經典詮釋》一文中，王先生討論了邵懿辰及其《禮經通論》一書
，指出邵懿辰及其該書在近代思想市上有重要意義，原因就是邵懿辰在該書中的觀點三十
多年後被康有為在《新學偽經考》裏重新闡發。在該文最後，王汎森先生又指出了近代思
想史、學術史上一個很重要的現象，包括邵懿辰等人在內對儒家傳統所作的再詮釋多是應
付內外亂局，但"一旦再詮釋的工作因現實的逼迫而進行得太過急躁大膽，則學問便脫離
了它原來的脈絡，並逐漸失去其自主性，而一步一步'工具化'"（頁45），這實在是見道
之論。
包括其他兩篇在內的上述四篇文章，王先生都比較側重于從思想史發展的"內在理路"出發
來談論問題，主要研究了上層知識精英與中下層民眾運用傳統思想資源對時代挑戰的回應
和對傳統經典的詮釋情況，並把這些情況歸為近代中國"傳統學術與思想內部的危機"，作
為以後諸篇文字的"背景"，接下來，王先生在此基礎上討論了"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化"問題
。
近代中國的反傳統運動和思想激進化運動實際從19世紀末就已經開始了，那開端就是由廖
平和康有為開始的疑古運動，這個運動雖然其解釋經典與歷史的方式大有可商榷之處，但
仍舊得到了大量追隨者，其解釋歷史的方式更是被後來的古史辨派所承受，這裏，王先生
延續了他在《章太炎的思想》、《古史辨運動的興起》二書中已有的研究。書中收錄的《
從傳統到反傳統》一文，王先生主要討論了反傳統的成因問題，在第一部分"傳統的非傳
統性"中，"主要是想探討尊孔與復古這兩種精神動力為何可能開導出一開始完全意想不到
的反傳統結局來"，廖平、康有為那樣"全盤性"的疑ꔊ古的主要動力恰在於他們強烈尊孔衛道的企圖，然而，造成的最終結果卻是反傳統的健將
們搞的古史辨運動，這樣"本意尊聖"到以後導致"乃至疑經"的悖論的確非廖康等人始料所
及，到最終，"其尊孔意圖被全部捨棄，發展成一個純粹性的反傳統運動"（頁103），這
大概是作為不成功的經典解釋者的廖平、康有為的悲劇，但這種現象可能也反映了許多中
國知識份子的某些共性特質，"在解釋經典時，常為了經世的要求，刻意與時代尋求關聯
，最後竟至嚴重扭曲歷史的客觀性"，這樣"強古人以就我的結果，是使經典成為個人的思
想服務之工具"（頁102），最終可能給文化和思想造成傷害。疑古可能導致反傳統，王先
生認為復古也一樣能導致反傳統，"復古主義也可能蘊蓄著巨大的改革動能"，"復古是針
對當前的傳統的一種改變"（頁104），因為"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在風氣未開情況下
，援古證今自有其必要；同樣，愛國也一樣能導致反傳統，在第二部分"愛國與反傳統"中
，王先生"主要是想探討愛國思想為何也可能導出反傳統的結果來"（頁91），在有"中國
之必亡，黃種之必滅"（孫寶瑄語）這樣的憂慮感下，為了保種救國這個大目標，會出現"
以激烈破壞、激烈個人主義來達成愛國救國，以致把大規模的毀棄傳統作為正面價值來信
奉"（頁108）的行為--譚嗣同的"沖決羅網"、經學大師劉師培以"激烈派第一人"為署名寫
有《論激烈的好處》一文即是例子，所謂"愛國保種之熱情愈為深切，則打破傳統的決心
亦更為熾盛"，要研究"許多傳統型知識份子之所以決然轉向西化，也必須在這一個脈絡下
來理解"（頁108）。
人必須被他所所依賴的思想資源所限定，即使他對此不滿，也逃避和遮擋不了，如王汎森
先生所說，"每一個時代所憑藉的思想資源都有或多或少的不同，人們靠著這些資源來思
考、整理、構築他們的生活世界，同時也用它們來詮釋過去、設計現在、想象未來。人們
受益于思想資源，同時也受限於它們。但無論如何，人們是透過它們在想事情。"（頁150
）收入本書中的《"思想資源"與"概念工具"》一文，主要是討論影響近代中國思想資源的
日本因素，並借此來理解近代中國思想界的"概念工具"發生的劇烈變動，反作用於社會，
引發了近代中國的大變革。而《晚清的政治概念與"新史學"》一文則是討論了晚清社會"
概念工具"的變化如何塑造史學革命以及外緣因素對史學革命的影響等情況；而《思潮與
社會條件》一文則討論了在新舊交替過程中，社會條件對其中的人物和思想的作用。其實
，正是由於以上新思想資源的介入和社會條件的改變，才促成了20世紀20年代以後近代中
國學人們建立"學術社會"的要求，這就為下面要討論的主題作了鋪墊。
隨著西方思想與科技等新的思想資源大量進入，中國的知識人在不知不覺中被日漸湧入的
西潮改變了思維方式，開始了對自己的新定位,如顧頡剛所說，"我們這班人受了西方傳來
的科學教育，激起我們對於學問的認識，再也耐不住不用了求真的精神，在中國建設一個
學術社會了。"以胡適之、傅斯年和顧頡剛等人為代表的新知識人
決心要"為學問而學問"，要使"科學的東方學正統在中國"，要把"建立一個學術社會"作為
自己的職志，明確地不同於昔日要"致君堯舜上"的"士"，這種角色的位移反映了1905年科
舉制度廢除後中國知識人心態的重大變化，但這種變化是被迫的，實際上表明了"士"逐漸
的由中心到邊緣的過程（參看羅志田的有關研究）。其實，胡適等人身上還明顯存留者"
士"的尾巴，其心態在無意識中"仍傳承了士對國是的當下關懷"（羅志田教授語），他們
的"新生"並不徹底，雖然他們在西學鏡照下，認識到了"為學問而學問"的意義，不再提倡
傳統的士"吾道一以貫之"的"經世致用"，但其建立一個學術社會的關懷何嘗不是別樣的"
弘毅、任重而道遠""治國平天下"的"士大夫情懷"？只是這個情懷不再落實到"出仕"一途
之上罷了，與顧炎武所謂的"君子之為學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的主張並無二致。這裏
王汎森先生把"建立一個學術社會"的志業作為現代知識份子與以前的"士"的主要區別，筆
者以為是可以商榷的，如余英時先生所說，就是連"'五四'時代知識人追求'民主'與'科學
'，若從行為模式上作深入的觀察，仍不脫'士以天下為己任'的流風餘韻"，何況以"建立
學術社會"這樣一個烏托邦來作區別！
作為範例，王先生在這裏集中討論了要"建立學術社會"代表的傅斯年，傅斯年的《夷夏東
西說》等古史論文以及他和胡適的關係、他所創立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及在歷
史語言研究所主導下的殷墟的發掘等都可說是現代中國學術史上的"關鍵字"，王汎森先生
的對傅斯年的討論也就集中在這幾個方面。《一個新學術觀點的形成--從王國維的〈殷周
制度論〉到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分析了傅斯年對王國維古史觀點的繼承和發展，而
兩文中透露出來的歧異也反映出兩代學人的差異和學術研究中的傳承與進展；而《傅斯年
對胡適文史觀點的影響》一文則利用了大量第一ꐊ手史料，注意到了以往學者們沒有注意到的傅斯年對胡適的巨大影響，而這種影響對作為
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關鍵人物胡適的學術思想之轉變起了重要作用。在《什麼可以成為歷
史證據》一文中，王先生以明清內閣大庫檔案在新舊學者眼中的價值為個案，討論了"近
代中國新舊史料觀點的衝突"，這個衝突不僅反映了學者眼光的高下，實際上也反映了學
者潛意識中對自己身份的認同，在傅斯年、陳寅恪等學者新史學觀念"平等的眼光"下，六
經只是史料，不是富有"微言大義"的治國平天下之道；搞研究也不在是"學以致其道"，實
際上這時候，"傳統'讀書人'那種治學方式不再占
支配性地位"（頁373）了，新方法的引進使"治史的問題及史料的範圍"已經"前所未有地
擴大了"（頁348），新材料已經不再在舊式讀書人視野所及之範圍。然而，"學術社會"在
中國的建立不是一帆風順的，它實在脫離不了政治及時代大氣候的干擾，書中收錄的《民
初中央、地方與新舊學術觀點之糾纏》以及《傅斯年與陳寅恪》兩文正顯示了讀書人要建
立"學術社會"的困難，而隨著以後日本侵華的加劇和隨後的國共內戰等"變局"的相繼出現
，加上知識份子自身的依附性，更由於目標的烏托邦性質，讀書人建立"學術社會"的願望
也就成了遙不可及的夢想，根本就沒有實現。
鑒於收在本書中的王汎森先生的許多文章都足以"示來者以規則"，值得我們認真閱讀和
揣摩，尤值得後來者的學習和效法。所以本文這裏並不是對王著做全面的批評，只是做簡
單的介紹和推薦，如果能把此書和王先生的另兩部研究思想史的名著《章太炎的思想》和
《古史辨運動的興起》合讀，讀者當會對王先生的研究有更深刻的體認。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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