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理論與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四個陷阱和一個問題
作者：黃宗智
首先，我認為我自己是一個經驗的歷史學家。我自己研究的起點總是一開始鑒別一大堆迄
今還沒有發掘的或發掘不夠的材料，然後從中找出新的經驗資訊。我轉向學術理論的主要
目的是通過與理論的聯繫和對話來構造我自己的一些基於經驗發現的概念。從認識方法上
講，我有意識地努力從經驗研究出發到理論，然後再返回到經驗發現，而不是從相反的路
徑著手。我並沒有把我自己看作是理論家，我也沒有資格以理論的方式來談理論。我在這
兒所能寫的是我自己的一點經驗，我所汲取的教訓，以及我依然面臨的一些問題和疑難。
我自己的經驗是理論讀起來和用起來可以使人興奮，但它也能使人墮落。它既可以使
我們創造性地思考，也可以使我們機械地運用。它既可以為我們打開廣闊的視野並提出重
要的問題，也可以為我們提供唾手可得的現成答案並使人們將問題極其簡單化。它既可以
幫助我們連接資訊和概念，也可以給我們加上一些站不住腳的命題。它既可以使我們與中
國研究圈子之外的同行進行對話，也可以使我們接受一些不易察覺但力量巨大的意識形態
的影響。它既可以使我們進行廣泛的比較，也可以使我們的眼見局限於狹隘的西方中心的
或中國中心的觀點。對理論的運用將像一次艱難的旅行，其中既充滿了令人興奮的可能性
和報賞，也同樣佈滿了陷阱和危險。
讓我先來講一講我能從自己的經歷中回憶起的理論運用中最誘人的陷阱。為了表述的方便
，我將它們分為四個主要的陷阱：不加批判地運用，意識形態的運用，西方中心主義和文
化主義（包括中國中心主義）。
一、不加批判地運用
我自己在華盛頓大學的研究生訓練完全是強調經驗研究的訓練：即強調在選定的題目中尋
找新的資訊，閱讀文本和文件，使用文獻檢索手段，細緻的註腳等等。在這樣的訓練中是
不接觸理論的。我相信這不是華盛頓大學在教學安排中有意設計的產物，毋寧說，這是我
的在校導師們的史學風格所帶來的後果。
我依然能回憶起我"在田野中"（為準備畢業論文而在日本和臺灣作研究）首次與那些
來自其他學院的研究生們（尤其是那些系統地接觸到理論文獻的社會科學的研究生）的接
觸。他們對我的評價類似于"聰明有餘，而訓練不足"這樣的說法，而我出於自衛，則稱他
們為"脫離實際的空談者"（facile lightweights）。此後的一些年我仍然還在抵制理論
，自認為我所受到的訓練是正確的並加以捍衛。
在完成第一本關於梁啟超的著作（Huang，1972）之後的一些年中，我最終開始閱讀
理論，這時我發現理論使我興奮起來，與我所讀到的經驗史學的學術著作以及60年代我們
中國學領域學術概念極其貧乏的狀況像對照，社會科學理論看起來是繁紛複雜的、豐富多
樣的、變化多端的和強大有力的。它完全不同於那時我們中國學這個狹窄領域中的專著。
一旦接觸到了理論，我就如饑似渴地閱讀幾乎所有的東西。就像一個人已經旅遊了風
景勝地，而其他人只能聽說而已，我迫切地想講述甚至炫耀我新發現的那些"理論洞見"。
想顯示我是如何變得在理論上"具備了洞見"這種誘惑是極其巨大的。正是這種誘惑促使我
把一些已經成型的模式運用到我的研究中。
我尤其記得這樣一些概念很有吸引力："無產化"、"階級聯合"、"近代國家政權建設
"和"道德經濟"。將這些概念全盤運用到我的研究中的誘惑是相當大的，因為這些概念確
實有助於理解我所收集的關於中國鄉村的大部分材料。讀過我寫的關於中國華北這部著作
（Huang，1985）的人們，很容易發現上述每一個概念對我產生的影響。
事後來看，如果說我在使用那些概念時還保留一些批判性辨識的話，那應當歸功於我所使
用的材料的豐富性。滿鐵調查的巨大力量在於這些材料中豐富的細節。[1]無論摩爾、蒂
利和斯科特這樣的人已經就這些問題作出了多為靈活和富有創造性的重新解釋，但是要將
其中所有的資訊都強迫塞進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實質主義"理論的簡潔模型中，這確實很困
難。比如說，我們可以用形式主義的證券組合管理（portfolio management）（涉及到多
種經營與長期和短期投資）概念來有效地理解小農農場，而不僅僅是使用家庭作為生產-
消費單位的蔡亞諾夫模式或被剝削的小農這幅馬克思主義的圖景。我在結束時寫了小農
的"三幅面孔"。事實在於滿鐵材料捕獲了大量的鄉村生活的真實片斷，而且鄉村生活極其
複雜而多維，以至於無法輕易地完全符合一個現成的模式。最後，我關於華北小農經濟的
書採取了一個折衷的路徑，汲取了許多理論傳統中只要有助於理解材料證據的那些看似零
碎的東西。
二、意識形態的運用
除了學理上的誘惑，理論還具有不可避免的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在反越戰運動如火如
荼的日子裏，我們中許多人開始對美國社會的前提假定，推而廣之，對我們中國學領域中
占統治地位的範式，尤其是"現代化"範式和"西方衝擊"範式，進行了前提性質疑。一股強
大的力量把我們吸引到另一套理論概念上來，大多數人尤其被吸引到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
理論上來，吸引到社會革命和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這些相反的範式上來。
但是，我們中幾乎沒有人"庸俗"到全盤採用了被赤裸裸地官方化了的史達林主義或毛主義
的意識形態。相反，我們被吸引到一些學術思想繁紛複雜的理論家這邊來，諸如蒂利和
Jeffrey Paige，他們更加靈活、精致地使用階級理論，他們教導我們把階級看作是過程
而不是固定數量，把階級行動看作是處於不斷變化中的"聯合"，並把階級關係看作是各種
生產關係處於不斷變化中的種種組合。，我們把國家機器進一步看作是一個半獨立自存的
機構，而不是把國家僅僅看作是"統治階級"的機構，它既不是歸於任何單一的階級，也不
僅是幾個階級的聯合。（這種觀點遠遠早於斯考克波爾的著作（1979）中表達的觀點，它
隱含在蒂利著作中）這些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創造性的重新解釋和重新提煉，極大地增
加了它在知識上吸引力。
也許更為重要的是那些"進步的""實質主義的"理論家們的貢獻。他們發現了不同於資
本主義經濟的小農經濟的另一套邏輯，發現了不同於城市社會和市場倫理的村莊社區和道
德的另一套邏輯。其中，有蔡亞諾夫（1986[1925]）關於小農家庭農場的洞見，有斯科特
（1976）關於社區與經濟的道德維度的洞見，還有湯普遜（1966）關於階級和共同體形成
的過程及其非物質維度的洞見。這些洞見極大地豐富了我們的概念選擇。
事後來看，可能公平的說，諸如蒂利這些人對我們中國學的領域的影響（始於密西根大學
的整整一代研究生）首先就體現在他同時既使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又使用實質主義的理論。
他對當時流行的形式主義/資本主義/現代化理論的批評是相當有力的，因為這些批評紮根
於兩個而不是單一個不同的理論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實質主義的觀點在蒂利（1975
a，1975b，1979）著作中的這種結合肯定增加了它對我們的吸引力。
但是，如果我僅僅指出這些觀點在知識上的吸引力，而對其在政治意識形態上的吸引
力避而不談的話，那麼我就是不誠實的。無論在情感層面上還是在知識層面上，我們都對
美國在越南明顯的濫用武力感到驚恐不安；（十分美國式地）我們認同于抵抗戰士，冒著
極大的風險在為一個民族的解放而戰。幾乎是以此類推，我們開始質疑用於中國研究中的
那些似乎不證自明的現代化理論的前提假定。我們開始相信，中國革命也是一個受害者反
抗國內外壓迫的鬥爭。我們之所以被馬克思主義-實質主義的學術理論家所吸引，部分是
由於知識的原因，部分就是由於政治意識形態的原因。
在此，我再說一遍，我的兩本關於小農的著作（Huang，1985，1990）在某種程度上
努力避免了意識形態對學術的過分影響，可能首先應當歸功於我所受的經驗訓練：仔細
閱讀滿鐵材料就絕不會像官方化了的毛主義那樣，將中國的村莊描寫為一幅簡單的階級鬥
爭的圖景。[2]當然，我的書也受到了純粹出於意識形態驅使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學
術研究" 這些負面例子的影響。最後一點當然不是不重要的一點，就是我的兩本書受益於
我的寫作時間，它們主要完成於70年代後期和80年代，那時候的政治氣氛比起60年代末期
和70年代初期要平靜的多。
但是對我而言，學術理論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關係依然有很大的教訓。我們當年的世界
是一個充滿意識形態的世界（即使在"後共產主義"的今天也依然如此）。意識形態的影響
不僅僅滲透在當時兩個超級大國的官方宣傳中，而且滲透在它們的新聞媒體中，更為有力
的是滲透在學術話語和日常話語所使用的的語言本身中。毫無疑問，毛主義時代的中國與
當代美國之間存在著巨大的不同。在中國，學術的理論與官方的意識形態之間沒有區分，
因此一個肯定會滲透到另一個之中。學術的理論不可能、也沒有宣稱自己是一個自主的領
域。理論公認是由統治思想左右的。在美國，學術理論享受相當大的、不受官方統治思想
影響的自由和自主性。我們處在極其多元化的知識環境中。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學術的理論
真的能夠完全區別於意識形態。實際上，有時恰恰是由於意識形態披上了學術的外衣，才
使得意識形產生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就意識形態影響學術而言，中國與美國的區別主要是
一個程度上的不同。在美國，學術理論與政治意識形態的聯繫更加微妙，儘管如此，可以
肯定的是，學術理論與政治意識形態的聯繫在美國依然存在。
我很快就知道，無論我的著作是多麼的經驗，但是在提出理論問題的時候，它不可避免地
激起了意識形態的敏感性。大家只要瀏覽一下我關於中國華北和長江三角洲（Huang，
1990）的著作所激起的種種爭論和研討，尤其是那些與馬若孟在《亞洲研究期刊》上的爭
論（Huang，1991a）以及其他人在《中華民國》雜誌舉辦的研討會上的討論（Huang，199
2），就會明白這一點。一個人怎麼能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中找到如此多的有效解釋？一
個人怎麼膽敢挑戰資本主義的基本原則？一個人怎麼能在集體農業中發現價值？在中國大
陸的學術界，我的著作有幸在兩次會議和一系列探討會上得到討論，但是也受到了同樣的
批評，尤其是"資本主義萌芽"範式所具有的意識形態的批評。[3]在臺灣，我的著作在出
版了"繁體字版"之後，也重演了早些年出現在美國的意識形態批評，儘管這些批評來的遲
了一點[4]。
就我個人的教訓而言，運用理論不可避免地伴隨著意識形態的意涵。理論使我們思考一些
更大的、更為一般的問題。但是這樣做也不可避免地使我們進入了意識形態的問題領域。
我們也不能避免由此激起的批評。這正是我們運用理論的代價。
儘管如此，我們依然能夠避免掉入受意識形態驅使來進行學術研究的陷阱。在此，使
我自己免入陷阱的最好保護可能又一次是我所使用的滿鐵調查材料以及我自己對經驗材料
的偏重。材料中所顯示的豐富現實和我對經驗學術這一理想的篤信，使我無法接受用意識
形態的觀察和推斷來取代調查所發現的東西。舉例來說，不同於馬克思主義者的預言，我
在材料中沒有看到"經營農場"的生產力有了根本性的提高，儘管它使用了雇傭勞動這種"
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Huang，1985：尤其第8章）。但是，無論我的研究是多麼地遵從
經驗，一涉及到理論問題依然不可避免地導致意識形態的論辯。
三、西方中心主義
當然，近代的意識形態和學術理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歐和英美世界所支配的。無論是正
統的概念還是反正統的概念都來源於這個世界。現代化理論源於將西方的歷史經驗理想化
地抽象為一個普遍適用的模式；而作為這種理論的主要批判者，馬克思主義理論仍然來自
西方。二十世紀出現的反對西方帝國主義的革命所依賴的理論指導，並不是來源於本土文
化傳統中的意識形態和理論，而是來源於異己的西方的意識形態和理論。
在西方的大多數理論文獻中，無論是維護現存體制的理論還是革命的理論，中國從來都不
是主題，而僅僅是"它者"，它們研究中國與其說是為了中國，不如說是把中國當作一個陪
襯。[5]無論是在馬克思那裏，在韋伯那裏，還是在新近的一些理論家們那裏，中國常常
被用來作為一種理論闡述的策略，通過以中國的例子作為反面對照，來得出對這些理論家
們來說至關重要的論題。因此，對於馬克思而言，中國受"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支配，它處
在西方世界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轉變的發展之外（Marx，1968）。對於韋伯而言，中國
的城市是行政管理的中心而非商業-生產中心，中國的法律是實質性的和工具主義的而非
形式主義的，中國法的組織邏輯是非理性的而不是"理性的"，中國不同於近代早期和近代
的西方。
通過把中國作為一個"它者"的例子來使用，像馬克思和韋伯這樣的理論家對我們的影響是
，要麼是遵從他們的思路主張中國不同於西方，要麼與此相反堅持主張中國與西方一摸一
樣。無論是同意還是反對，我們都受到了他們所建立的這種原創性的非此即彼的話語結構
的影響。我們幾乎在不知不覺之中選擇了其中的一種思路。我們中國研究領域中也不例外
。
中國研究領域中的第一種反應就是有一代人的學術遵從西方思想家的思路將中國看作是"
它者"。這一代人共同關心的問題就是將上述思路簡單地轉化為：中國為什麼沒有像西方
那樣實現現代化？這個問題將中國與西方對立並置看作是天經地義的。它把這種對立當作
是已經給定的東西需要予以解釋。而為這個問題提供的答案既有"中國文化中心論"，又有
"儒教抵制現代化的要求"，還有"官督商辦"等等[6]。
那一代人的學術反過來又激起相反的主張，這種主張不過是在上述原創性的二元框架中從
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他們不同意中國區別於西方，相反主張中國與西方一樣。一
個很好的例子就是對韋伯把中國城市概括為行政管理中心這種觀點進行批評的方式，這種
批評方式就是努力證明中國在與西方接觸之前就已經如何如何形成了大的商業城市。這種
努力的用意就是為了顯示中國與西方沒有什麼差別，也有其自己的"近代早期"時期（Rowe
，1984，1989）。最近，又有一種努力試圖在中華帝國晚期找到"公共領域"或"市民社會"
，等同於可以稱之?"民主萌芽"的東西[7]。
這種善意的努力也許首先是受到主張中國與西方是平等這樣一種欲求的驅使。我本人
無論在尋找無產化、資本主義萌芽，還是最近在前近代中國中尋找西方式的民法，也都是
受到了這種趨向的強有力的吸引。一旦給定了支配理論話語的結構，抵制將中國貶斥為"
它者"的唯一出路看起來就是堅持中國與西方一樣。
對於中國大陸持民族主義的學者而言，尋求中國與西方的平等遠遠早于美國學者在這
方面的反應。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很早就受到了"資本主義萌芽"模式的直接挑戰：
即中國如同近代歐洲早期一樣向著相同的方向發展，直到西方帝國主義的入侵才使得中國
偏離了正確的發展道路。這裏的關鍵除了明顯的反對帝國主義，就是主張"我們自己也有"
[8]。
無論是對於國外的中國學家而言，還是對於中國大陸的學者而言，追求中國與西方平等的
情感驅動在許多方面比馬克思主義這種反正統意識形態的影響更為有力。馬克思主義的影
響顯而易見，因為我們從冷戰中獲得高度的敏感性。但這種對我們研究主題的感情上的驕
傲和認同卻並不是這麼明顯，尤其是由於這些情感總是隱藏在表面上價值中立的學術術語
之中而沒有公開的表述。
然而，無論把中國放在與西方"相等同"的位置上，還是說它是西方的"它者"，同樣地
它是以西方為中心的，這一點應當是毋庸置疑的。兩種說法理所當然地把西方作為價值標
準；理論的和意識形態的參照框架都是源於西方的；所宣稱的主張也都是基於以西方為中
心的假定。
當然，僅僅指出指出這些主張是以西方為中心的還不夠。首先，這些主張可能是以西方為
中心的，但同時也可能是真實的。啟開規範的意蘊，馬克思在這一點上可能是完全正確的
：中華帝國晚期很少顯示出它有資本主義（馬克思所發現的那種出現在近代早期的英格蘭
和歐洲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實質性動力。與此相似，韋伯在這一點上也可能是正確的：中
國並沒有遵循他對西方近代早期所辨識出的"理性化"模式。這也同樣適用於那些試圖將中
國等同於西方的相反主張
對我自己而言，馬克思和韋伯的問題最終是一個經驗實證問題。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的生
產力必定會伴隨著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而出現，但是在帝國晚期的鄉村中國則根本沒有發
生這種情況。[9]馬克思（或者至少是意識形態化了的馬克思）進一步認為資本主義的發
展伴隨著各種各樣的商業化而出現，但是在中華帝國晚期，情況也與此完全不同。與此相
似，韋伯認為法治將是形式主義理性的產物，否則就只能是專斷的卡地司法。但是，中國
具有發達的法治傳統卻沒有形式主義的理性化[10]。
對於那些通過堅持主張中國與西方完全相同來反駁馬克思和韋伯的人，我的疑問也是一種
源於經驗實證的疑問。從西方的理論觀點出發，我們看到在中華帝國晚期許多相互矛盾的
經驗現象結合在一起，這一事實意味著把中國化約為"與西方相同"，與化約為西方的"它
者"同樣不符合史實。在中華帝國晚期，出現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商業化和法治，這
些與近代西方早期一樣。但是，不同於西方，這些東西並沒有帶來生產力的突破、資本主
義的發展和形式主義理性化。如同認為中國是西方的它者一樣，堅持認為中國與西方一摸
一樣也是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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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211.23.19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