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幾對矛盾與新概念
近些年來，我自己的思路集中在幾對矛盾上。[17]經驗證據表明中國的現實與大多數西方
理論家們的期望是相矛盾的。比如，馬克思假定在某種生產關係和某種生產力發展水平之
間有一種必然的聯繫。但矛盾的是，我的經驗研究告訴我，中國華北的經營式農場從生產
關係的角度看是資本主義的，但是從生產力的角度看是前資本主義的。馬克思和亞當·斯
密，至少在其意識形態化了的理論中，都假定商業化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必然的聯繫。
但矛盾的是，我所做的經驗研究使我看到長江三角洲的鄉村具有生機勃勃的商業化和（總
產出的）增長，但是卻沒有（單位勞動時間中勞動力的）發展。最後，韋伯假定法治與形
式主義的合理性聯繫在一起。但是我的經驗研究表明中國的司法制度中只能見到法治卻沒
有形式主義的理性化。
我相信，指出上述這些矛盾既利用了對理論文獻的研究，又沒有掉入機械模仿的陷阱或
者無視經驗證據的不加批判地運用的陷阱。我在研究中試圖與馬克思和韋伯的理論形成對
話，而不是陷入在（"西方"與"它者"）兩個極端之間非此即彼的選擇。同時，我也尋求將
這種理論既在經驗層面又在概念層面上進行評擇。經驗上表明，矛盾的是，中國既類似於
這些理論所建構的西方又不同於這種西方。中國的現實能夠幫助我們提出這些理論的隱含
前提中所存在的問題。
如果從西方的觀點來看，中國的現實確實充滿了矛盾，那麼我們必須建構出更符合中
國現實的新概念。我發現以現有理論作為刺激，有利於在經驗證據的基礎上提出我們自己
的概念。例如，我提出的"內卷的商業化"就是這樣一種嘗試。經驗證據為我們顯示出，明
清時期長江三角洲家庭農場的商業化程度相當高，但是每個勞動日的產出是停滯不前的或
者還有所減少。正是在這個地方，涉及到了蔡亞諾夫（1986[1925]）關於家庭農場的獨特
性的分析，儘管他自己沒有進一步分析家庭農場組織和商業化之間的關係。家庭農場不僅
僅是一個生產單位，也是一個消費單位，它是按照生ꘊ產的要求來行事的。而且勞動力是給定的，不像資本主義企業那樣是雇用的。面對土地不
足的壓力，家庭農場經營將更密集的家庭勞動投入到農業和（或）手工業中，即便此時勞
動的邊際回報低於雇用勞動的邊際成本（在這一點上雇用勞動的資本主義農場將停止增加
勞動，因?再投入勞動將意味著負回報）。我發現，長江三角洲農產品和手工產品的商業化
正是對這一境況的反應，由此導致了"內卷的商業化"。長江三角洲家庭農場的這一典型模
式正是用機會成本很低的家庭勞動（如婦女、兒童和老人的勞動）容納了勞動的低回報。
這就是我所說的"生產的家庭化"，它是"沒有發展的商業化"的基礎（Huang，1990）。
同樣的方法也適用於我所提出的清代縣官"實用的道德主義"。經驗證據表明，清代的縣官
（以及清代一般的官方話語）把自己描述為一個通過言傳身教進行統治、通過教諭調解（
didactic mediation ）平息糾紛的高度道德主義的地方官（ruler-judges），但他們在
實踐中實際上更像嚴格適用制定法並遵循常規化程式的這樣一個官僚來行事。在我看來
，清代的法律制度是韋伯的兩種理想型的混合：和世襲家長制聯繫在一起的絕對權威的實
質主義的統治與官僚化政府聯繫在一起的法律的常規化統治混合在了一起。這兩種相互矛
盾的維度之間的緊張和相互依賴恰恰構成了清代法律制度的結構（Huang，1996：第九章
）。
我上面對"矛盾"一詞的使用主要是指將一個經驗現象與我們通常理論預期相反的另一
個經驗現象放在一起（因此看起來是衝突的或矛盾的）。比如，"沒有資本主義發展的資
本主義生產關係"、"沒有發展的商業化"、"沒有發展的增長"和"沒有形式理性化的法治"
。
在最近的著作中（Huang，1996），我用"矛盾"來指示與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所期待
的相反的現象：我稱之為表像與實踐之間的"離異"。唯物主義理論堅持實踐對表像的決定
作用，唯心主義理論則與此相反。通常二者都假定表像與實踐之間基本上是一致性。我的
研究的目的就是有指出二者的離異（或"離異點"（disjunctures），我用這個詞是指分離
出現的具體地方），從而強調二者的相對自主性。
我的目的就是在目前學術時尚的兩分法中，即在社會科學中理性選擇理論的唯物主義趨向
與人文學科中後現代主義的唯心主義趨向之間，尋找中間地帶。清代法律的表像和法律在
實際中的實踐之間的離異使我們看到僅僅關注其中的任何一個維度都是不夠的。反過來它
強調"實用的道德主義"和"實質合理性"的法律系統，乃是同時包含兩個既矛盾又相互依賴
維度的系統[18]。
對這些概念以及我所提出的其他一些概念，只是一些零散的嘗試性闡述。其實，我還遠遠
沒有能夠就晚清帝國和近現代中國的組織模式和歷史變遷邏輯勾劃出一幅內部連貫一致的
圖畫。在這一點上，我不敢肯定自己將來所作的進一步的經驗研究和概念建構將是什麼樣
子。
但是，就本文的目的而言，我希望已經講清楚了我自己對待理論問題時所偏愛的路徑。歷
史探究要求在經驗和概念之間不斷地循環往復。在這個過程中，理論的用處就在於幫助一
個人在證據和觀點之間形成他自己的聯繫。理論也許是我們的動力、陪襯或指南，它從來
都不應當成為現成的答案。
六、一個縈懷於心的問題
不過，依然有一個問題縈懷於心。大多數理論都帶有一個關於未來的理想圖景，比如亞當
·斯密的資本主義的無限發展，馬克思的無階級的社會，和韋伯的理性統治和社會。他們
的理論甚至可能從屬於他們對未來圖景的設想，並且是對這些未來圖景的理性化的闡述。
無論如何，他們的理論與他們對未來的設想是不可分割的。換一種針對中國的理論就要求
我們換一種對中國未來圖景的設想。
換句話說，當我們在為中國尋求理論的自主性時，我們所面臨的問題部分地是尋求中
國未來的另一種圖景。如果中國過去的變化型式和推動力確實不同於西方的過去，這種過
去又是如何可能轉譯（translate）到現在和未來的現實中？如果沒有發展的商業化最後
只不過是讓位於簡單資本主義市場的發展，沒有形式主義合理性的法治最後只不過讓位於
簡單地全盤移植現代西方法律，那麼我們就不如簡單地使用標準的西方理論範疇，諸如資
本主義和"理性化"這樣的範疇，或者資本主義萌芽甚至"民主萌芽"這樣的範疇。如果事物
的結局最終與西方沒有什麼不同，我們沒有必要花如此大的精力為不同模式進行經驗證明
和理論的概念化。
如果中國本身已經為我們提供了其可能未來的圖象，那麼關於中國的另一種圖景將不
會遇到這樣的問題。但事實上，中國今天仍然在努力尋找一種中國特色的現代性。近現代
中國占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根本就沒有為此提供答案。清代王朝在其改革還沒有充分發揮
其效果的時候就已經崩潰了。國民黨敗於中國共產黨。毛澤東以一種獨特的、嶄新的文化
構想了社會主義中國的圖景，但這種圖景由於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而失敗了。毛澤東的後
繼者奉行的是實用主義，他們不願也無法提出一種遠沒有實現的未來圖景。今天，距中國
被迫與西方發生接觸已經有一個半的世紀了，但是依然有一個沒有解決的大問題：在現代
性中，"中國"對我們意味著什麼？在現代世界中，中國文明的內容將是什麼？
我們這些歷史學家大多數都逃避了這個問題，但是，我想一種憑據歷史的方式能夠有助於
通向這一問題。我們有可能找到關於一幅中國歷史變遷的動力和型式的內容連貫一致的圖
畫，這幅圖畫既是經驗的又是理論的，同時又沒有陷入上面所勾劃出的種種陷阱。我們可
以提出這樣的問題：在這些歷史演變型式中，哪一種可能與中國未來的另一種圖景相關連
？我們也可以轉向中國的思想家們來尋找指南。在二十世紀的中國並不缺少關於中國未來
的各種不同的圖景。甚至統治者也曾提供了一些沒有實施過的關於未來的富有洞見的闡述
。在這些不同的圖景中，哪一種圖景符合可驗證的歷史模型？我們的目標可能就是要回答
下列的問題：一個從歷史的眼光來看既現代而又獨特的，並從西方的角度看來是矛盾的中
國，它將會是什麼樣子呢？對於西方的後現代主義者，這樣的問題看起來似乎是一個現代
主義式的老掉牙的問題，但是對於中國而言，它一直是一個根本性的重要問題。
（文章原刊：Mod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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