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葛兆光
思想史視野中的考古與文物
一
在考古不再僅僅是田野發掘、文物不再僅僅是金石賞玩的二十世紀，考古與文物就
不斷進入歷史研究各個領域的視野，在近代學術史上，幾乎每一次新發現都對學術研究發
生影響，如本世紀初的甲骨文、敦煌文書、流沙墜簡的發現與研究，就開拓了學術的新領
域，引起了歷史研究方法的變化。自此以後，取地下的考古材料與文獻對證，用域外的文
獻與傳統的文獻比較，用人類學調查的資料與歷史文獻研究的結果對照，幾乎已經成了歷
史研究者的共識。其中，七十年代以來的出土簡帛文獻越來越多地衝擊著傳統的歷史學，
尤其是思想史、文化史和學術史的研究，臨沂銀雀ꐊ山漢簡（1972）、馬王堆帛書（1973）、定縣八角廊漢簡（1973）、睡虎地秦簡（1975）
、阜陽雙古堆漢簡（1977）、張家山漢簡（1983）、尹灣漢簡（1993），以及最近發現正
陸續公佈的荊門郭店一號楚墓的戰國竹簡、上海博物館收購的戰國竹簡1，更是幾乎改寫
了整個上古史尤其是思想文化史的看法，長沙走馬樓發現的吳簡雖然尚未整理和公佈，但
可以預言的是，由於它集中於嘉禾年間（232-238）長沙郡的資料，包括戶籍簿、名刺、
經濟文書、司法文書2，將對下一世紀初新思路中的區域史、城市史、制度史、生活史研
究發生重大的影響，當然也將間接地影響到思想史，因為思想史也需要重建那個時代的社
會環境和知識背景，以理解和判斷思想的語境（context）。
毫無疑問，在思想史上，本世紀的考古發現最直接的影響當屬古書的再發現與走出疑
古思潮的籠罩。七十年代以來的這些考古發現，對於研究思想史的人來說，確實是一個相
當刺激的資源。比如，由於發現了七十子與儒家歷史的新資料，從孔子到荀孟之間的缺略
有可能填補了；很多古代儒者的言論被發現，使得原來以為發生很晚的思想，發現了它更
早的源頭；古道家的整體面目由於《黃帝書》即《老子乙本後附古佚書》以及《太一生水
》、《恒先》等文獻的發現，有可能還原了；類似《鶡冠子》、《尉繚子》、《文子》這
樣的古書被重新確認，使得先秦思想風景越發地豐
富起來3；在這些發現的啟迪下，有人指出，這使我們可能對現存的古書進行一次重新排
隊，在時間上重擬一個古代知識的系譜；也有人指出，古代文獻的書寫習慣，有抄撮、改
編、精選，不可輕易地將某一書確鑿定于某人撰於某個時間，因此古代思想史文獻的年代
可以適當寬延，這樣，給了思想史使用文獻的一定自由空間4；同時，它也促使我們重新
理解上古中國歷史與思想的連續性意義，儘管雅斯培斯（K.Jaspers）的"軸心時代"理論
，指出了西方思想史在早期曾經有過重要的"蛻變"，福科（M.Foucault）的"知識考古學"
也強調歷史中的"斷裂"。但是，中國學者還是根據這些發現，指出古代中國與中世、近世
知識的連續性，要比我們想象的還要厲害，也許這正是中國思想史的一個特徵，考古發現
的文獻說明，古代中國的知識系譜實際上可以描述為一個綿延滋生的過程，很多思想可能
有一個共同的知識來源與資料來源，只是在漫長的過程中，很多過去壟斷的神秘知識被傳
播成為公開的"道理"，過去專業的知識壟斷者變成了後來的"士"，過去那些被尊崇的原則
被故事化，國家和文明的巨大權力，日益使一些知識和思想成為中心，使一些知識與思想
成了邊緣，於是就成了現在看到的思想的"歷史"。
二
當然，即使思想史依然恪守傳統的寫法，那些現在已經相當多地被使用和關注的《周
易》、《老子》、《文子》、《孫臏兵法》等等出土簡帛，仍舊會被使用和關注，它也仍
然會使思想史的研究有相當大的進境。比如，關於道家，原本《老子》中相當關鍵的"絕
聖棄智"、"絕仁棄義"，是否真的表現著道家思想中對於社會秩序和道德理想的激進主義
姿態？它是否應當如郭店楚簡《老子》一樣，只是表達對"智（知）"、"卞（辯）"、"■
（心+?）（?）"、"■（詐）"這類行為的厭惡5？又比如，最近關於郭店楚簡本幾種儒書
的討論，就說明按照傳統的思想史分類譜系和章節分配，這些出土文獻依然可以研究出相
當深刻的思想史問題，補充相當多、也是相當豐富的歷史細節。一直撲朔迷離的儒家思孟
一系，就由於馬王堆帛書《五行》的發現，得到一個極大的進境6，而郭店楚簡中的《五
行》再一次確證了這一研究的可靠性7，而郭店楚簡中的這些儒書，則被學者推定，有可
能是《子思子》的佚籍，於是，不僅思孟一系的歷史漸漸清晰，而且過去一直在討論的儒
家性命之學的起源和變化，也有了深入研究的依據8。
不過，最近思想史寫法在悄悄發生變化，這種變化更擴大了考古發現在思想史中的使
用。因為思想史研究已經從"注意中心"到"注意邊緣"，從"注意經典"到"注意一般"，從"
注意精英思想"到"注意生活觀念"9。這些變化的發生原因，可以說有兩方面：一方面正是
得益於考古發現的文獻資料的刺激。考古發現的大量數術方技文獻，促進了對於古代中國
一般知識與思想世界的認識，也改變了思想史的注意焦點。眾所周知的是，《漢書藝文志
》把所有的知識分為六類，那是那個時候的知識、思想和信仰世界的實況，但是通常思想
史卻只注意前三類，而忽略後三類，可是出土文獻卻
有相當大的部分恰恰是"兵書"、"數術"與"方技"，天象星占、擇日龜卜、醫方養生、兵家
陰陽的知識在古代隨葬文獻中的數量，表明它實際上在生活世界中占了相當大的分量，也
常常是古代思想的知識背景：比如占卜中所依據的陰陽五行的技術操作方法，與古代中國
人對大宇宙和小宇宙的觀念有關；醫藥學中的很多知識，也與古代中國人的感覺體驗有關
；而天象地理之學，更是古代中國思想合理性的基本依據。很多古代中國人的思想、宗教
、生活與文學中的觀念，常常是由這些知識，經過"隱喻"、"象徵"和"轉義"衍生或挪移而
來的，不從考古發現中採擷和解釋這些看似"形ꘊ而下"的知識，就不能真的理解經典文本上那些"形而上"的思想。另一方面，思想史的這
些轉型，也得益于思想史理論視野的轉變。年鑒學派的一些觀念如注意"長時段"的歷史
描述、注意社會生活史的現場重構，福科關於知識系譜的考古學方法、以及他關於醫療
、監獄、精神病院、性的個案研究對於知識史的透視，都使得思想史的視角和寫法有了
改變，沒有這種根本的改變，不僅這些考古發現的資料會失之交臂，就是注意到這些資
料的意義，也很難把它恰如其分地納入歷史敘述中，比如在精英和經典的思想史中，這
些既不能算經典，也不是直接表達思想的知識，應該如何安置在敘述中，實在是很為難
的事情。
所以，我想說的是，如果可以改變思想史的寫法，使思想史更加注重知識背景的考掘和
一般思想的敘述，那麼，像子彈庫楚帛書、馬王堆帛書中的《合陰陽》、《導引圖》之類
養生房中醫方知識、睡虎地《日書》之類宜忌知識、郭店楚簡《語叢》之類叢鈔的實用取
向，張家山《脈書》和《引書》中關於人身體的認識，其實都可以解釋出相當豐富的思想
史內容。因為，考古發現的這些資料，之所以能夠從地窖到閣樓，從純粹意義上的考古成
就到成為思想史敘述的新資源，從思想史的視野之外進入思想史的視野之內，其實還需要
一個由思想史家完成的採擷和闡釋的過程。所謂採擷的過程，不是指的它被思想史使用，
而是說它何以成了思想史使用的資料，所謂闡釋的過程，並不是指的考釋、隸定和敘述它
的字面意思，而是說它如何被當做思想史的一個環節，在思想史的語境中解釋出它的歷史
意味。所以，思想史只有按照一種新的認知和觀察的角度，才有可能把那些過去不曾注意
到的思想現象被吸納到自己的視野中來，組織到自己的敘述中去，這種新的認知、觀察和
寫作，才是思想史的真正改變，才可以說思想史在重新構想（reconceptualizing）和重
新改寫（rewriting）。
三
但是，思想史僅僅注意到這些簡帛文獻依然是不夠的。簡帛文獻中，無論是精英的經
典，還是一般常識的記載，都還只是古代中國的資料，人們常常在想到"考古"二字的時候
，總是習慣地把它們看成是"古老"的歷史遺物，被人們廣泛注意的簡帛，確實大多也都是
漢代以前，距離現在差不多兩千年的東西。由於那個時代的文獻稀少，苦於資料饋乏的古
代思想史研究者大體上都不會拒絕它們，通常它們總是會被納入思想史範圍之中的。可是
，我並不想把考古與文物僅僅局限在地下挖出來的、兩千年前的東西中，正像我們看到的
《文物》、《文物天地》、《中國文物報》等等刊物的內容一樣10，考古和文物的成果中
，也包括年代並不太久遠的，卻作為文物被保管在各個博物館或圖書館中的，如碑刻、書
畫、信劄、日記、公文、書籍等等，那麼，這些東西是否也可以作為分析文本進入思想史
的視野？
答案無疑是肯定的，但問題在於思想史家如何去吸納和詮釋這些文本，也在於如何去
改變過去習慣的敘述方式。應該說，每一個思想史家都不是從頭開始他的寫作的，過去的
寫作形式、前人的歷史敘述、學科的範圍邊界，常常可以為他們省很多心力，一個不想變
更傳統寫法的人，其實可以很舒服地享用前人的套數和手段，把他所使用的文獻限制在一
定的範圍。可是，當思想史試圖改變過去傳統的寫法，更多地關注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
世界的時候，一個令人頭痛的技術性問題也會出現，寫作者會發覺，文獻範圍的擴張越界
似乎不可避免。畢竟，思想史過去主要只是精英和렊經典的思想史，從學案加史傳的體例沿襲下來的哲學史或思想史，本來可以輕車熟路或駕
輕就熟，只需把思想家的傳記和論著查閱一過。但是，這些我們習慣地安心使用的文獻，
真的就能建構思想史本來的脈絡嗎？恰恰是這些被所有人關注的文獻存在著重重的疑問，
因為，在它們進入我們的敘述之前，它們已經在選擇、編集、寫作、評述的歷史中，經過
了"意識形態"（政治性的價值觀念）、精英意識（傳統的對精英歷史資料的關注）、道德
原則（例如何為文明，何為鄙野的判斷）和歷史學敘述（觀察、剪裁和修飾）這幾重篩子
的過濾，已經未必那麼真實可靠了，而考古發現和作為文
物的那些文字資料，如有名或無名的碑刻、藝術性的書畫題跋、大量敘述家常與禮節問候
的書信以及民間流行的各種通俗讀物，反而並沒有經過這種有意識的"篩子"，倒有可能有
利於重建或呈現思想的真實歷史語境。所以，如果寫作者不安心于現成的寫法，試圖從另
類資料中去發掘過去沒有涉及的知識、思想和信仰，那麼，他不僅要從傳統使用的經典文
獻中去爬梳，而且還要考慮如何把這些過去並不入流的，反映著普通常識和思想的考古發
現與文物資料安排進自己的敘述秩序中去；如果寫作者不想按照傳統的套數，還試圖改變
以"人"為章節單元的形式，那麼他不得不從這些龐雜的文獻中尋找互相關聯的內容，以重
新建構思想史敘述系統。當然，當寫作者真的要改變思想史的背景描述，給思想史重新建
構思想的社會語境和知識背景的時候，也許他會痛苦地發現，他幾乎無可依傍，因為過去
思想史或哲學史所表述的社會語境和知識背景是如此貧乏和單薄，它們常常是簡單地借用
甚至挪用其他歷史學家的現成解說，以致於仿佛三等照相館那張粗糙的背景，因此，他不
得不花很多力氣，從更廣泛的資料特別是考古發現和文物資料中去重新描述那個思想發生
的背景。
當思想史真的改變了自己的敘述角度和觀察框架，把過去並不那麼精英和經典的文本
也當做構築思想史語境的資源，那麼，那些平時並不被重視的信劄、書畫、年曆、日記、
公文、廣告以及其他的種種資料，就會進入思想史的視野。其實，這也是西方思想史家曾
經面臨的課題，福科在《知識考古學》中就曾經提到，"思想史分析各種文學副產品，曆
書年鑒、報紙評論、曇花一現的成功作品，及無名無姓的作品……思想史主要是專注所有
那些不為人習知的思想，所有默默交相運作於你我之間的重現行?"11，顯然，我們的思想
史研究應當重新考慮資料的範圍。其實，從考古發現來
證明現存文獻的真偽，用考古發現的新文獻增加思想史的內容，都只是考古與文物的一部
分意義，考古和文物對於思想史的另一個意義是，改變思想史所存在於其中的社會生活場
景，因為現在的研究中，社會生活場景越來越多地進入思想史解釋的背景資源，而社會生
活場景的重建，卻需要相當多的文物參與，在這一點上僅僅依靠傳世文獻是不夠的。思想
史研究者常常要借助這些實際存在的"文物"來增加自己的"現場感"，運用考古與文物資料
，並不僅僅在於證明或否定傳統文獻所記載的一切，在某種意義上，在於通過增多了的、
變得具體了的、可以直接觸摸的資料，重新建構一個已經消失的時代的氛圍和心情，使現
代的歷史學家能夠"身曆其境"。
可是，雖然有關先秦兩漢以後如唐宋元明清的考古發現與文物研究中，有文字的資料在絕
對數量上並不一定比先秦兩漢的發現少，但是對於現存資料已經汗牛充棟的兩漢以下思想
史研究者來說，它的發現，意義似乎只是量的增補，而沒有質的改變。像魏晉南北朝隋唐
的碑刻，加上敦煌吐魯蕃文書中非佛經道經部分的文字，似乎對於從《三國志》到兩《唐
書》，從《全上古三代秦漢六朝文》到《全唐文》的主流文獻來說，並沒有使思想史的主
脈發生根本的變化；而後來如十九二十世紀的思想史，即使現在不斷有晚清、民國檔案的
公佈，但仿佛也沒有動搖鴉片戰爭、洋務運動、
戊戌變法那一系思想的敘述脈絡。這使得很多思想史研究者並不像早期思想史研究者那樣
關心考古發現的新文獻或新資料。但是，這可能是因為固守著傳統的思想史研究觀念與方
法，仍然是依據經典文獻、把政治表述和哲學思想放在思想史的中心，並且將思想與知識
剝離開來的緣故。但是，依照最近思想史研究的變化，就需要研究者在經典之外注意從古
代到現代的各種常備讀物與流行讀物。雖然，中古的宗教造像及題名，已經有人注意了，
唐代的碑刻，也有了大規模的收集和整理，明清的大內檔案，已經是人們熟知的史料，明
清的寶卷，也已經是研究者不可多得的文獻了。但
是，在存世的文物中，仍然還有很多沒有充分重視的東西，隨意舉一些例子，比如敦煌卷
子中發現的很多小類書，像《孔子備問書》、《隨身寶》、《太公家教》以及《兔園策》
等等，它的包羅萬象和排列秩序，其實可以反映當時知識的定型和簡化；而現存的各種童
蒙課本，如從漢簡《蒼頡篇》到敦煌本的《太公家教》以及後來的各種私塾讀本、教材，
它對知識的分類和介紹，其實可以透視當時社會一般知識程度；而各種各樣的考試卷子，
從科場程文、策問式樣到如今的高考試卷，其實包含著意識形態權力對知識的規範和對思
想的箝制12。特別值得提出來的一個例子是，新
近出土文獻中，《日書》特別多，有楚系的，有秦系的，從戰國到秦漢，為什麼會有這麼
多13？這讓我們聯想起來的歷史現象是，《史記》以來對於"天官"、"曆"和"律"的相關知
識的格外尊重，中國最早的，也是官方的印刷品之一是曆書，歷史上最多的印刷品和社會
最流行的書籍也是《通書》或《皇曆》，而重建思想系譜的宋代學者也要化很大的精力來
撰寫一部《皇極經世》。那麼，在這些歷史現象中，是否要分析一下這背後的普遍意識？
據說，時間常常是思想史上的一個重大話題，在古代中國，曆法上的時間是生命延續和生
活延續的座標，所以上古就有"敬授農時"的傳統，王朝的建立要改曆改正朔，因為曆法本
身就是合理性的依據，捍衛曆法就是捍衛傳統，所以才有清代楊光先和傳教士在制定曆法
上的那一場爭論，那麼，如何理解中國知識史上的"時間"觀念與"生活"秩序？在這樣的思
路中，從《日書》到《皇曆》的歷史是否就會進入思想史的視野，而明清的《皇曆》是否
就也可以從並不起眼的文物收藏，成為引人注目的思想史資料？14
順便說一個並不遙遠的例子，1975年，法國人勒華拉杜裏（Le Roy
Ladurie,Emmanuel）寫了一部曾經在法國一度攀升到非小說類排行榜前列的歷史著作《蒙
塔尤》（Montaillou），它是勒華拉杜裏根據十四世紀純淨派（Cathar）異端被地方主教
審問的登記簿，為基本資料撰寫的15，這些手寫的檔案從很早時候開始，就被封藏在圖書
館裏，其實，它們需要研究者作"考古發掘"，才能把它們的意義凸顯出來。在這個故事中
可以知道，廣義的考古發現範圍要比我們想象的要寬，這裏所謂"古"，當然應該包括自上
古到明清，當代的歷史學的視野要比我們傳統的廣，這裏所謂的"史"，其實並不僅僅是精
英和經典的思想史。
四
即使是把現存古書與新發現的簡帛對應起來，重新認識和詮釋經典思想的內容，即使
是把久已亡佚的古書再放進思想史視野，使思想史豐富起來，即使是把方技數術等一般思
想史的資料納入思想史的範圍，使思想史的知識背景凸顯，即使是把直到晚近的各種文物
資料也納入思想史關注的範圍，對於考古與文物，我心裏還是有一點隱約的不滿足，這是
因為考古與文物本身雖然並不局限文字書寫的簡帛古籍書畫，但是關注考古發現和思想史
關係的人仍然把自己的焦距過多地集中在了有文字的資料，至於考古發現中沒有文字的其
他資料，對於思想史來說，卻始終遠遠沒有產生那種震撼的意義，因此在最後，還有一個
問題需要回答，那就是：在考古發現的文物中，有文字的畢竟是少數，大量沒有文字只有
圖形的考古成就與文物資料如何進入思想史的研究視野？
其實，無文字的文物並不等於無意義的文物，任何經由人工的文物本身就攜帶了人的
想法，從無文字的考古發現與文物資料中重建思想話語，恰恰是思想史家的責任。卡西爾
曾經說到，歷史家的一件重要事情是歷史話語的重建："歷史學家必須學會閱讀和解釋他
的各種文獻和遺跡──不是把它們僅僅當做過去的死東西，而是看作來自以往的活生生的
資訊，這些資訊在用它們自己的語言向我們說話，然而，這些資訊的符號內容並不是直接
可觀察的，使它們開口說話並使我們理解它們的語言的正是語言學家、語文文獻學家以及
歷史學家的工作……歷史就是力圖把所有的這些零亂的東西、把過去的雜亂無章的支梢末
節融合在一起，綜合起來澆鑄成新的樣態"16，這本來是每一個歷史學者的任務。事實上
，已經有學者越來越注意無文字的資料在思想史上的使用17，也已經有很多好的研究範例
，如張光直對於玉琮和青銅器動物紋樣的研究，就指出其中有古代通天地的知識與維護統
治權力的思想18，如俞偉超對於隨葬鼎數變化的研究，就顯示出春秋戰國時代的"禮崩樂
壞"歷史；此外，比如最近對於濮陽蚌堆龍虎、含山淩家灘玉片、蔡侯乙墓漆箱星圖、子
彈庫帛書十二神像以及漢代銅鏡式樣、畫像石（磚）、南北朝佛教造像、道教的投簡和符
圖、唐宋墓室的繪畫、宋元戲曲的舞臺遺跡、民間年畫的研究，都已經有相當多的解釋，
這些闡釋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超出純粹圖像的意義而進入了觀念和思想的領域19。其實，我
們知道，空間的問題常常可以轉換成時間的問題來思考，空間的格局也常常支配著思想的
框架，像從殷周考古發現的古墓葬結構，到漢唐考古發現的皇宮與長安遺址，以及一直延
續到明清甚至當代的中央都市建築，從亞形演變到
以南北為中軸，兩翼平行展開，佈局非常整齊的格局，是否都有古代中國對於天地之像的
視覺影響，而這種視覺印象是否由於"奉天承運"而成為古代中國相當多的政治觀念的依據
？同樣，視覺上的問題常常也是觀念性的問題，圖像的佈局、設色、主題中不僅有審美的
趣味也有生活的趣味，甚至思想史的內容，已經有人指出，在唐代以後的大量山水畫中，
其實也有相當多的思想史資料，像過去就有人指出中國山水畫中人物的渺小和山水的凸顯
，色彩的退隱和水墨的盛行，背後都有觀念的因素，而墓室壁畫中日常生活場景在宋代明
顯增多，則反映了人們生活世界重心的變化，以及都市化與文明化的擴張，而唐宋人物畫
卷中地位懸隔的人物的比例大小與位置差異、明清的政治與宗族性人物畫的正面端坐佈局
，也有繪畫者對不同階級人物的價值判斷和敬畏心理。順便可以說到的是，美國學者列
文森（Joseph R.Levenson）曾經以繪畫為例討論過明清文人的業餘精神，他說這種熱衷
於繪畫的文人在這裏傾注了更多興趣，恰恰是與"商業"、"法律"、"科學"、"實用"之類
的精神相對的的業餘精神，於是，在這裏實際就涉及了一個很重要的思想史問題，雖然他
的研究資料中，並不真的是用圖像性的繪畫，而是更多使用的是文字性的繪畫史文獻20。
我在這裏再舉一個用古代中國的世界地圖作思想史資料的例子，過去的思想史研究中大
約很少有人去關心地圖，但是卻有人關注古代中國的"天下"、"九州"、"中國"、"世界"和
"列國"的概念，他們從傳世的文獻如《詩經》、《史記》一直到《海國圖志》等等文獻中
，找到古代從鄒衍到魏源等等關於世界、中國的種種觀念加以分析，描述了古代中國關於
世界觀念的變化。可是，最直接反映著中國人這種空間政治觀念的地圖，卻很少有人使用
21。其實，在各種曾經命名為"海內"、"華夷"、"朝貢"、"禹貢"、"萬國"、"世界"的地圖
名稱的改變，和現存的各種標幟著古代中國人心目中"天下"範圍的地圖的大小變化、位置
挪移和方位改動中，很可以看出，中國人思想中的"世界"是如何從一隅漸漸擴大，而"中
國"如何從籠罩天下縮小到萬國中的一國，自己所在的地域位置是如何從中心向邊緣移動
，而"四夷"如何從依附在中國衣襟邊緣的瑣綴變成了雄踞四周的國家22。其實，關於
地圖的話題還可以說到很多，比如古代的上南下北，何以變成了上北下南？利瑪竇的世
界地圖何以還要把大明國放在中心，而當時上起皇室下到文人為何並不對"把中國畫得如
此小"而憤怒？明代中後期的海防圖為什麼總是將陸地畫在下而海洋畫在上23？正像有人
說的，"每一個人類共同體都有一個不同的世界"，其實，每一個時代也有一個不同的世
界，在"世界地圖"這個圖像下面，潛藏著相當多關於民族、國家和世界，以及關於知識
與權力的思想史內容24。因為，空間性的地圖在被繪製出來的過程中，已經融入了繪製者
的視覺、感受和歷史性觀念，歷史上的各種地圖的變化又構成了觀念的變化，而當它的繪
製方式一旦成為一種固定的制度，那麼，它的合理性又將以常識支配著人們的習慣，人們
將會通過地圖上設定的空間確立自己對"國家"和"歷史"的認同，並劃分"中心"與"邊緣"的
等級差異25。所以，如果地圖也成了思想史的重要材料，那麼，在各個文物收藏部門中的
各種地圖，將不再僅僅是一種被收藏的"文物"，它的"價值"也不再僅僅是由於它的年代
26。
五
思想史無疑是一個邊界不定的研究領域，它需要社會史、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宗
教史等等為它營構一個敘述的背景，也需要研究者在種種有文字的無文字的實物、文獻、
遺跡中，細心地體驗思想所在的歷史語境。因此它不可能籠罩各種歷史，但它卻可以容納
更多的資料。以往，在思想史寫作中，雖然考古發現與文物資料也曾經被使用，但肯定還
遠遠不夠，這主要是因為，思想史的寫法還沒有更大的變化。在傳統的寫作中，傳世文獻
中的精英和經典已經相當充分，於是，常常有人會想，思想史還有必要在已經汗牛充棟讓
人眼花繚亂的傳世文獻之外，去旁涉那些考古與文物？考古與文物能夠改變思想史的主脈
並使它出現根本的變化？引入這些資料是否會把思想史變得漫無邊際？但是，現在的思想
史寫法卻可能會給人們提出新的問題，它使思想史家有可能意識到，僅僅依靠傳世文獻，
不僅並不充分，而且由於時代懸隔，那些幾經複製和印刷的文本，已經不能使研究者身曆
其境地重建當時的心情和語境，也不可能發現隱藏在社會生活背後的更深的一般知識思想
與信仰世界。那麼，現在的問題是，思想史家們應當如何充分地應用這些考古與文物，並
且把它恰如其分地安置在思想史的寫作中呢？
（原載《文物》2000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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