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毫無疑問，我們應當承認，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意識形態的壓力、價值觀與感情的好惡
、思路與方法的偏好、時勢與政治的需要、歷史資料的缺失和殘存的偶然性都會影響"歷史
"的敘述意識形態的壓力、價值觀與感情的好惡、思路與方法的偏好、時勢與政治的需要
、歷史資料的缺失和殘存的偶然性，雖然都無關"過去"的事實，卻都會影響"歷史"的敘
述，不在場的陰影始終籠罩著在場的書寫者，所以"過去"與"歷史"的裂隙越來越大。但
問題是，僅僅把"歷史"按照懷特的說法，歷史的話語是댊通過"形式論證"、"情節設置"和"意識形態的暗示"這三種策略來自我解釋，並取得合理性
的，參看盛甯《人文困惑與反思》１６６頁，三聯書店，１９９７。
當作"文本"，把"過去"與"歷史"分開，雖然使那層本來以為透明的玻璃彰顯，使歷史的讀
者意識到"文本"的存在，並開始追究"文本"的真實性，但是，它還只是引起了對歷史文本
的置疑，而這種置疑本來就是存在於歷史文獻的考据學傳統中的。在中國，《偽書通考》
與《續偽書通考》已經把好多文獻都擺在聚光燈下，宋代和清代的考據家的懷疑精神和考
據技術已經把很多典籍放在審訊桌前，但是，這並沒有解決一個問題
，即，如果真實的過去是無法追尋的，能夠追尋的只是歷史的書寫和敘述，那麼，在書寫
與敘述中區分真偽有什麼意義？
其實，後現代歷史學並不急於把這種歷史敘述打入"偽史"，因位把歷史敘述當成有真有
發生的思路，對於後現代主義者來說似乎很"現代"，因為區分真、偽的技術和原則本身就
很"理性"。他們會問，如果一切都不過是對歷史的敘述，又有哪一個真哪一個假？因此，
後現代歷史學對於歷史真實性的質疑並不是我們通常說的"去偽存真"，甚至也不是"偽史
料中有真歷史"。我們記得，"偽史料中有真歷史"這句話曾經贏得一片讚譽，它在中國歷
史學家的理解視野中，大概主要是說
，如果能夠考證出有意作偽的文獻的時代與作者，就可以把可疑的"偽書"變成真正的"史
料"如陳寅恪《梁譯大乘起信論偽智愷序中之真史料》，《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
出版社，１９８０。。不過，這裏還有一些尚可進一步分疏的地方，首先是，中國所謂
的"偽書"之偽，常常針對的是它的時間與撰人，晚出的冒充早先的，好像小酒廠假造陳年
老酒，名聲小的假稱名頭大的，仿佛是現代批發市場上的水貨謊稱名牌，這裏並不涉及那
些公開打出旗號來的歷史著述，凡是"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的，在傳統史學看來一律屬於
真的文獻，可以領照經營；其次是，一旦這些"作偽"的文獻
被揭穿了老底，找到了撰人，那麼它就可以當作真實的歷史資料繼續使用，仿佛海關把走
私和偽造的商品挂牌出售，廢物終於可以再次利用一樣，這時它就"弄假成真"。可是，真
的也罷，假的也罷，這些是否都是出自人工的"敘述"，所有這些被"敘述"的"歷史"，當它
們被驗明正身以後，難道就真的呈現了"真實的過去"了麼？
按照中國傳統的文字分析來看，"敘述"的"歷史"被閱讀者當作"真實"的"過去"而延續下來
的時候，歷史的帷幕就遮蔽了過去"偽"不過就是"人為"，偽書是那些有意寫作的人撰寫出來
的，然而，"真"其實也是"人為"，那些真史也是有意寫作的人寫出來的。同樣是所
謂"有意"，就是說，凡是人為的敘述，都潛藏著某種"有意識的組織與設計"，那些看起來
天經地義的、確鑿無疑的敘述，所以能夠得到"天經地義"、"確鑿無疑"的評價，只是由於
他們的"有意識的組織與設計"符合了某個時代的"共識"，所以大家都以為它們是"真實"。
然而，用福科（M．Foucault）的話來說，這些"共識"就是由"對事物的認知、描述、記述
、表達、分類和理解"的方式支援，並由一系列的"詞語"構成的，這時，"知識"就以"共識
"的名義確立了合理性，並成為"權力"（power），它確立了那個時代的是/非、真/偽等標
準，而處在那種"共識"中的人"?述"出來的歷史，漸漸됊成為後來的人們想象中的"真實"。可是，當這種"敘述"的"歷史"被閱讀者當作"真實"的"
過去"而延續下來的時候，歷史的帷幕就遮蔽了過去好幾年以前，我讀福科對監獄、精神
病院以及性等等問題的研究，覺得他有些刻意立異，不過也覺得他的想法相當有震撼力，
比如在《癲狂與文明》中，他分析精神病院的由來，是由一群自稱為"理性"的人，運用"
權力"把另一部分人稱為"病人"，並用圍牆把他們囚禁起來，因為"理性"已經成了天經地
義的真理的代名詞，而這種真理已經成了權力。這讓我想起古代的"狂泉"故事，據說全
國人都喝了狂泉之水而處於癲狂狀態，唯有國王保持著理智
的清明，於是合國狂人對國王心生憐憫，認為他仍然處在癲狂中，於是他們在這樣的"共
識"中，運用共識的"權力"強迫國王飲下狂泉，變成與他們一樣的人，於是三呼萬歲，同
賀國王的新生。而他在《規訓與懲罰》中則指出，所謂代表正義的監獄、刑法、律文，
實際上是通過示範、暗示、象徵等等規訓手段，把權力所認同的"知識"變成了"共識"，
最初的血腥的暴力懲罰漸漸讓位給了嚴肅的戲劇儀式，"公開的記憶將會以傳聞的形式複
製法律的嚴峻話語"，於是這種獲得"共識"地位的規訓與懲罰，就掩飾了歷史上的不公正
性，暴力就通過知識的形式遮蔽了它的權力背景。。
可能，我們今天閱讀的"歷史敘述"真的是像福科所說的這樣，在權力關係中形成的，所以
，作為思想史教授的福科把自己的研究定位為，發現我們現在所相信的歷史、知識和理論
，"是在什麼樣的基礎上成為可能的，是在什麼樣的知識系統中被建構的，究竟是什麼樣
的歷史條件下，思想才會出現，科學才會確立，經驗才會被反映進哲學，理性才會形成"
《事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p．２１-２２，New York，Random House，
１９７０。，這可能就是他的知識考古學，考古的意思其實是發掘現在我們那些看起來
天經地義的"知識"、"思想"和"信仰"層層堆積的地層，看看它是如何被"權力"歷史地建
構起來的。因此，這些所謂"真實"的歷史敘述，既然它的背後也有"有意識的組織與設計
"，那麼它與那些所謂是"偽造"的歷史敘述，實際上都隱含了一個"觀念"或"思想"，當我
們不是在追究它所敘述的"歷史"是否就是真的"過去"，而是追究這種歷史背後，那些有意
識的組織和設計的"敘述"，是如何變化的時候，它就成了觀念史或思想史，所謂"偽史料
中有真史實"的意思，也許可以從這一思路上理解。
因此，思想史也許不必刻意"去偽存真"，分辨歷史文獻的真與偽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一
步倒是應當重點去發掘這些敘述背後的支援觀念系統。例如在"正統論"支援下，有時歷史
是從漢到蜀到晉，又從東晉沿著南方而進入隋唐的，有時是從漢到魏到晉，又從東晉沿著
北方進入隋唐的，與其去分辨究竟哪一個是真實，還不如去檢討兩個敘述之間的嬗變。正
如福科所說，歷史敘述中充滿有組織的設計和有意識的改寫，而這種經過設計和改寫的"
歷史"之所以成為了真實的歷史，變成我們接受的"知識"，是由於"權力"， "權力產生知
識，權力與知識是直接相互指涉的，不相應地建構一種知識領域，就不可能有權力關係，
不預設和建構權力關係，也就不會有任何知識"《規訓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Prison），２６頁，劉北成等中譯本，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１９９２。。於是，在後現代歷史學中，追問在權力支援下的知識建構，和知
識參與下的權力形成歷史，就成了相當吸引人的領域，一個很好的例子是薩義德（Edward
W． Said），他的《東方學》（Orientalism）就深刻地揭發了，所謂"東方"知識以及"
東方學"所謂"東方"知識以及"東方學"，如何參與所謂"東方"歷史真實性的建構，也深刻
地指出，源於西方的這種權力與知識格局如何虛構了東方的歷史，並使它成為
"常識"?；同樣一個很好的例子是，我們可以看到，《聯共（布）黨史》中的"五階段"
論，是如何影響著中國歷史的敘述，並用蘇聯式的歷史話語、歷史時間、歷史視角來重新
建構中國歷史的，這種也是從西方過來的社會史框架，一方面瓦解和重組著中國傳統歷史
敘述中的"王朝"體系，一方面設計和建構著西方語境下才能理解的歷史體系，比如"封建
社會"，比如"資本主義萌芽"等等，在思想史中，由哲學領域挪借的"唯物"與"唯心"，從
進化理論挪借的"進步"與"落後"，從階級理論挪借的"奴隸主"與"奴隸"、"地主"與"農民
"等等，建構了一整套敘述的框架與術語，截長續短地選擇
和切割著我們的思想史。但是，這是一種"權力"構成的"知識"，又是由"知識"的"權力"把
它變成我們的常識，我們很長時間生活在這種"日用而不知"的常識中，於是當我們試圖回
到這些框架和概念還沒有形成的時候，試圖重新來敘述歷史的時候，我們又發現，如果我
們不使用"生產力"、"生產關係"、"階級"、"資本主義"等指向明確的詞語，我們差不多已
經不知道用什麼樣的"寫法"來清晰地表達一個有意味的中國歷史與中國思想史了麼。
這種情況其實與後殖民歷史學理論視野中的非洲狀況是很像的，正如斯切布隆（David Schoenbrun）、哈利斯（Patrick Harries）、莫定比（V Y．Mudimbe）、洪托基（Pauline
Hontoudji）等人關於非洲大湖區土著抗爭史、祖魯人在南非的傳統與現實、非洲的歷史
與哲學等等研究所表明的一樣，他們的研究揭發了在西方權力與話語籠罩下，非洲歷史被
遮蔽的過程，當西方殖民者的權力長期控制下，西方人已經把非洲歷史重新書寫和敘述了
，在西方話語中的非洲歷史，其實是由西方視角出發的"形象搜尋"，需要從非洲尋找的東
西實際上是西方人塞到非洲的，西方人已經把非洲的歷史與文化建構好了。可是，由於文
化長期被殖民，所以當非洲人獨立時，突然發現在理解自己的歷史時，根本無法建構自己
的歷史，也無法通過這種對歷史的認同來動員民族
的文化意識，於是，非洲人只能首先解構這些西方人建構起來的重重偽史，才能夠重新發
現過去。而中國歷史學在很長時間也處在"無語"狀態，似乎不用那些詞語或概念，就無法
描述中國歷史。。
可是，恰恰就在這"寫法"裏，有思想的歷史恰恰就在這"寫法"裏，有思想的歷史。這些被
有組織地設計與建構起來的歷史敘述，也在重新敘述歷史。層層積累的偽史也罷，被重重
包裹的外殼也罷，當人們小心翼翼地剝開這些層層包裹的歷史敘述時，發現這些偽史與外
殼同樣已經成了過去的歷史，第一層記載的可能是一個虛構的故事，但遺留下來虛構故事
的心情，第二層記載的可能是一
個枝蔓的事件，但遺留下來選擇事件的意圖，第三層記載的可能是一些人物的事，但遺留
下來記載人物的標準，第四層記載的是用一套後設概念包裹起來的思想，但遺留下來的這
層包裹卻坦率地呈現著包裹者的思路。思想史可以津津有味地歷數這些包裝，並在包裝中
看出歷史，於是，一件一件地剝開，一層一層地發掘，一重一重地破解，當這些心情、意
圖、標準以及概念系統就像考古的地層關係一樣被連續起來，這個"連續"就是一個"過去"
的思想"歷史"。如果把思想史研究比作是一次紙上的考古發掘或時間地圖上的旅遊，那麼
，這些思想痕跡的一一發掘，就實現了一次思想ꔊ的"考古"與"曆險"。於是，不必特意把"史料"看成是"真"與"偽"，更不必把"真"與"偽"分
出價值的高下，無論真偽，它都包含著思想的歷史。明代豐坊造偽，已經被研究者發掘出
偽經中的意義，就算古文《尚書》全偽，那麼在漢代人相信孔壁偽經的心情中，在這種有
意造偽的意圖中，在後人判斷真偽的標準中，不也能看到很多思想史曾經忽略的內容麼？
馬可·波羅的《遊記》是真是假曾經有過很多爭論，可是西方出現這樣的書，無論真偽，
它是否表露著西方人那個時候的東方觀念？《光明之城》可能是偽書，不過這種現代造偽
的故事裏，又有什麼西方世界的思想痕跡？就連中國最早發現美洲的神話也是如此，反駁
這種神話的歷史學家從來不把這一神話當做十九至二十世紀中國民族主義建構的文獻，卻
在爭論沒有可能出現結果的情況下，反復爭論這種發現是否可能。其實，從這個問題成為
問題，從１８９７年《經世報》開始的一百年中的中國與西方誰先"發現"美洲之爭上，既
體現了東方民族自覺的思潮，也表現了東方和西方所謂的文明民族在面對美洲土著人時，
同樣潛藏在心底裏的狂妄與自大。而一個世紀的爭論，時起時伏，不正與不同時代的國家
民族的歷史處境相關聯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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