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志田：文化評論與中西文化異同
羅志田
文化評論大約是近一二十年才"興起"的一種文體，比通常意義的"散文"或者要稍稍正襟危
坐一點，但又不能嚴肅到像以前電影上的政委那樣不苟言笑。如果用科舉時代的文章標準
來比擬，則考秀才時主要看文辭的美惡，文章要做得空靈；考舉人的文章就要有點所謂書
卷氣，多少要體現一些學問，不能太空；而考進士則學問一面要求更高，需要在講究文辭
的基礎上盡可能表現應試者的學問功力。文化評論大概就有些類似于舉人的文章，要在淡
淡的書卷氣中依稀透出幾分空靈，其實也帶點我們中國文化特有的那種希望魚與熊掌兼得
的中庸意味。今日文風不古，學術論文不少是文
辭和學問都未必佳，固不必論。通常學問一面還過得去的學術文章，也大多不復講究文采
，能做到"辭達意"又"言能文"者，實在已罕見。而一般的散文似乎又不太離得開風花雪夜
（以雷峰?題材而能寫出使人頗思一讀的散文者，並世恐無幾人）。這樣的語境也許促成
了文化評論這一介乎於普及與提高之間的文體逐漸流行，恐怕也是立意於雅俗共賞的《讀
書》雜誌能夠銷量大增的原因之一。而《讀書》雜誌本身又有意無意間塑造出一種類似文
化評論風格的書評體裁，即不必像專業書評那樣必須準確概括所評書籍的內容，且所論有
時也不一定緊扣原書主旨，常常可以借題發揮。ꔊ
本書所收的是葛小佳（署名葛佳淵）和我（多數署名羅厚立）合寫以及我個人近幾年刊發
的一些文化評論和讀書心得，其中一半以上是刊發在《讀書》之上。如今小佳遠在美國，
這個小序只能由我獨自執筆了。我們都是有"專業"且以專業吃飯之"正業"的學人。有些專
業方面的朋友是很反對花時間來寫這類文章的，因為這多少總要針對和因應寫作當時的學
風世風，難以傳之久遠。但編輯方面的朋友則以為應該多寫這類讀者範圍或更寬廣的文字
，以稍盡所謂讀書人的社會良心。我們的這些文章，即是在《讀書》雜誌於九十年代頭一
兩年似乎一度缺稿的情形下，受一位元與《讀書》
關係較深的朋友之托而開始寫作的。說句老實話，從那時到現在，我們的專業壓力都相當
大，這些文字真正可說是"撥冗"寫出。如果不是《讀書》和其他刊物的編輯朋友（以及關
心這些刊物的非編輯朋友）們的敦促，幾年間要寫這些非專業的文字，實難想象。但正因
為在游泳中學習游泳，又多半是趕著寫，其結果很可能是魚與熊掌都未能得。對一些希望
看到點"什麼"的讀者來說，這些文字恐怕已過於隨意，甚至與"學術規範"有了距離；在另
外一類讀者看來，或者仍覺太過迂遠，書卷氣還是稍嫌濃厚。好在我們並無像陳寅恪他們
那樣具有想要"轉移一時之風氣"的使命感（中國똊ザ讀書人原無西方傳教士那種強烈的文化使命感，漢代人所說的"澄清天下"似乎更多是指
事功而言，宋以後的士人明顯偏重"觸及靈魂"層面的努力，我頗懷疑是受了禪學的影響）
，從一開始就既不希圖聞達（所以不用本名），也不奢望要影響什麼人；既不敢雲"提高
"，也無意要"普及".不過讀書閱世，思而後有所得，希望藉此以文會友，或者能從思想交
換中獲得一些進益，如此而已。文化評論的隨意性（與學術論文相比）似乎使寫作略更容
易，惟在今日資訊爆炸的時代，讀者的時間和刊物的篇幅都比歷史上任何時候更加有限。
當此之時，若隨意製造文字垃圾，真可以說是犯罪ꄊ，故我們這些文字，雖然粗淺，卻皆是誠誠懇懇用心力認真寫出。我們寫作的基本準則是
不趨時、不趨世，有心得方下筆，不作無病呻吟，亦不敢逢場作戲。知我罪我，乃在讀者
。這一點葛小佳在電話中特別提出要說明一下，當然決非自以為是，不過出於對讀者和刊
物的尊敬和個人的自重。依我們的陋見，文化評論究竟與抒情散文不同，寫作時固然不妨
比寫學術論文更加"率性"一些，但既然是寫給別人看（特別是有閱曆不深的青少年可能要
看），總以多少有點"作聖"的責任感為好（當然，若有意"作聖"，便會失真，這也非我們
之所欲）。本書之所以名為"東風與西風"，並不是覺
得其中一篇以此命名的文章特別好，而主要是因為多數文章的內容或涉及中國文化，或涉
及西方文化，有時更兼及兩者的異同。我們都是學中國歷史出身，後來又多少受過一些西
方的教育；深感不僅西方對中國有許多誤解，在我們已經尊西崇新一百多年的中國，國人
對西方文化學術的瞭解仍可說僅及皮毛（包括《讀書》在內的一些尚有地位的刊物，近年
刊發的有些論及西學的文章，便時有"背塔說相輪"的情形）。更為不幸的是，同樣由於百
多年的尊西崇新，到我們的上一代人就已對中國傳統甚感模糊，以後更是每下愈況，結果
造成今日一些有影響的學者拿西方文化作我們的"똊ザ츢、而我們的"國學"家與"後學"家也依稀難辨的嚴重錯位現象。約一個半世紀前，馬克
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說："資產階級……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
到文明中來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假如他們不想滅亡的話--採用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
；它迫使他們在自己那裏推行所謂文明制度，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
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假如把"資產階級"換為"西方"，這一預測與此後百多年的世界
歷史發展實驚人地若合符節。但西方"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
心理的重炮"卻不僅是馬恩所說的"商品的低廉價格".強大的軍事實力與經濟能力一起使西
人的文化自信大增，同時也提高了西方文化對非西方人的吸引力。這在近代中國有著非常
充分的體現：萬里長城之內的青年魯迅在1903年的《自題小像》一詩中曾以一句"靈台無
計逃神矢"沈痛地應和了馬恩的話，而彼時開始興起的尊西崇新大潮似乎至今未衰。這一
現象最宜用義大利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的"文化霸權"理論來解釋。
我們國內許多人對"文化霸權"理論的理解都有些偏于從中文詞字望文生義，特別注重居於
強勢一方的強權控制。"控制"！猳mination）當然是文化霸權理論的一個關鍵字，但若只
看見這一面，就陷入另一左派思想家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所說的"單向度"（one
-dimensional
）思維模式。其實，文化霸權的形成與維持，不僅有支配群體及其文化強勢控制的一面，
而且有被支配群體因各種歷史和時代原因對霸權文化大致接受甚而主動贊同的一面（這最
有助於理解馬克思所說的工人階級"自在"而不"自在"這一現象）。在一定程度上，"文化
霸權"有些類似中國上古三代時的"共主"：其對從屬者未必要求絕對服從，實則常常只要
求承認其"共主"地位及不挑戰即可。這其間還有許多細緻微妙的講究，讀者可以去參考原
書，但有一點必須注意，即"文化霸權"是"雙向度"的。當然，霸權下的弱勢群體對強勢文
化的傾羨和趨附也一直伴隨著憎惡，特別在這一強勢的形成依賴于非文化因素時更是如此
。美國政治學家杭廷頓（Samuel P.Huntington）在去年出版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
的重鑄》（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一書中論
及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當非西方國家在追求以富強（特別落實於經濟和軍事力量）為
標誌的"現代化"時，它們競相往西方尋求成功的秘訣；而在這些國家達到相當程度的"現
代化"後，又紛紛轉而聲稱是其本土文化--而不是從西方尋來的秘訣--促進了它們的成功
。杭廷頓因而推論：國家的富強可能導致本土文化的復興。前些年關於所謂"東亞模式"經
濟發展的討論，正是這一現象的典型表述。近年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與"國學熱"的同步，
似乎也預示著類似現象的出現。但是近代中國有著與其餘東亞國家頗不相同的歷史經驗。
在日本，"和魂洋材"說從來沒有落到"中體西用"論在中國那樣悲慘的結局（後者在中國思
想言說中迄今仍是一個負面意義為主的"落後"術語ꄊ^；近代日本許多"國學家"正是改革的促進派（其實中國亦然，不過因為當時還有更趨"新
"者而顯得"舊"），故"國粹"在日本基本不是一個負面辭彙。在韓國，由於曾經陷為殖民
地，更加感到本土文化的珍貴，反傳統的思潮雖也曾出現，卻不象在中國那樣成為主流。
而在中國，部分因為強勢文化採取了打壓和勸誘相結合的策略（不一定是預謀的），尊西
趨新及與此相關聯的反傳統觀念在思想界長期居於（或隱居）正統地位，其流風不散，以
至於今。故中國傳統的崩散遠甚于日、韓等國，到今天恐怕只剩那些居於"深層結構"之安
身立命的基本價值觀念尚部分存留，餘者多已進入博物館ꨊ，要經專家鑒定並釋讀後始能供遊人觀覽（也僅僅是觀覽而已）。同時，今日"國學"與"
後學"的異曲同調，特別是其既不"國"也不"後"的層面，更揭示了"專家"不專的隱憂。這
就產生了一種頗不樂觀的可能性：當中國真正能夠以西方的方式做西人曾經做到的事甚而
做得更好（幾十年來不斷重復的"某事西方人用了多長時間做成、而中國人卻只用了多短
時間就作成"的流行"話語"，最能提示趕超西人並駕而上之這種心態的持續存在），因而
出現杭廷頓所推論的本土傳統文化復興之需求時，包括"專家"在內的國人對傳統文化實已
甚感隔膜。結果，本土文化的復興恐怕將類無源之
水，雖得一時之盛雨而成潢潦，卻難以長流。不能立足于傳統或與傳統接榫的"現代化"，
其實並不會是有些人擔心的"全盤西化"（誠如杭廷頓所言，有些地方恐怕是"化"不過去的
），但會是一種怎麼樣的"化"呢？騾子比驢強壯、比馬耐勞，但要繁衍似乎只有"克隆"一
法。這樣的文化"復興"大約不是人們所向往的吧？本世紀初胡適在中國"再造文明"的同時
也鼓吹"充分的世界化"，那是受了"天下一家"的傳統思想影響（或者也因為他所學的專業
是意在高遠的哲學），總希望有一個超越民族文化認同的大同世界的存在。近百年以及前
此數千年的人類歷史經驗提示，這樣的理想在ꔊ將以預見到的將來恐怕仍只能是個名副其實的理想（杭廷頓將此說破，最為與胡適心態相
近的中國人所不樂聞）。誰都希望下個世紀的世界是個衝突更少的世界，但努力的方向也
許不是人們常說的求同存異（人類誠有共性，同者自同，原不必求；而人類各文化族群亦
自有其個性，求也未必能同），倒是孔子提倡的"和而不同"和莊子主張的"以不齊為齊"更
適合於不同文化的族群共處，也更有實現的可能。今日世界的融合與互動已達不可能自我
封閉的程度，不論何種文化或教義，皆已不存在完全純正不雜者（故即使所謂的"原教旨
主義"也不過是一種態度的強調而已）。但要能夠真正汲取他文化之長，則一要立足于本
土文化的堅實基礎，一要努力做到朱子所說的"虛其心"，即西人所謂"心靈開放"（open
mind ），平等對待本土文化與異文化。近代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說，其最大問題即
在於它隱約道出將不同文化視為有高低之分的體系這一價值觀念。在這方面，持"中體西
用"說者與尊西崇新者實質上並無兩樣，其區別不過在於中西文化何者高何者低而已。存
此一念，則即使當時雙方大部分人的實際目的均側重在引進"西學"，仍難以真正汲取西學
。要朝"和而不同"的方向努力，首先要能既充分瞭解自己，又對異文化及異文化群體產生
真正的"瞭解之同情".而這一努力的方向恐怕不是去求同，而是先分清人我之別，即不僅
弄清楚"我是誰"這一認同問題，更要能將"非我"（the other ）真正當做"他者"來理解。
這是我們的文章常常注目于梳理中西文化異同的一點初衷。
就西方學術成果而言，只有循西方文化體系的內在發展理路去解讀其具體的研究，才能弄
清其心意所指；必有此理解，才談得上對話、批評與借鑒。我們在評介一些西方漢學（包
括中國研究）書籍時，總試圖說明其產生的學術語境。蓋漢學在西方是邊緣學科，除歐洲
少數經典漢學著作有與近代西方經學（Classical Studies
）相近的特有傳統外，大部分漢學研究都是循西方學術主流而波動的；若不瞭解其主流，
也就難以讀出其所欲言。同樣，讀今日國人的學術著作，甚至討論今日的文化動向，恐怕
也要通過論世而知書知人，根據其所處的語境來探索其有意無意的時代今典，然後或可以
為生"瞭解之同情".我們在寫作時也曾有意朝這方向努力，但是否真有所獲，則仍待讀者
的教正。如今不僅有所謂"泡沫經濟"，文化界和學術界的"泡沫"現象大概都已到達前所未
有的程度。本書中有幾篇文章，都帶點"說不"的味道，多少表明我們對今日士風學風覺得
尚有可商榷之處。我們也知道這類文字不合時宜，
但也許是"作聖"之心稍重，有時確有不吐不順暢的感覺。以前辦報辦刊之人最喜出現爭論
，以為可吸引讀者。近年人之常情恰相反，大家都互說好話，或各說各話，商榷性的文章
頗不受編輯的歡迎。記得我們前幾年寫過一篇與人討論的文章，結果在刊物放置了比往常
要長得多的時間，最後刊發時在作者署名前面被冠以"留美學人"的頭銜。這不啻是一個"
編者按語"，大致意謂此等人居異邦太久，已不諳華夏禮儀，被討論者不與其一般見識可
也。類似的情形我個人在好幾次學術研討會上也有所體會：凡出現說點不同意見之情形時
，便有朋友出面說這是出於好意，而會下則必進而說明此人在外國甚久，對國內"學術規
範"生疏，尚乞見諒云云。我後來也頗思有所改正，無奈修養不到家，頑梗之性仍偶有表
露，這是要先致歉意的。
本書各文除錯別字的校改和一些西人西字的漢譯有所改動外，仍依其刊發時的原樣（個別
文章原有少量注釋，已刪去或並入正文）。非謂高明到可以一字不易，也不敢自謙到以為
數年間學力毫無進步，實欲保留觀念與文筆之歷史原貌，以志在一個急劇轉變的時代中一
二學人應時而發的心聲，或可作為將來研究本世紀末士風、文風、以及世風的一點材料。
（這是我?葛小佳與我合著的《東風與西風》一書寫的自序，原刊《開放時代》1999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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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211.23.19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