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史研究的"倒放電影"傾向
作者：羅志田
中外過去對近代中國史的研究，有意無意中多受19世紀末以來趨新大勢的影響，基本只給
新派一邊以發言權，而很少予舊派以申述的機會，使舊派基本處於程度不同的"失語"(
voiceless)狀態。在政治史領域，無形中似更受到近代西方"優勝劣敗"這一進化史觀的影
響(或許也有中國傳統的"勝者王侯敗者賊"觀念的潛在影響)，比較注意研究和論證歷史發
展中取得勝利的一方(或是接近取勝一方)的人與事，而對失敗的一方，則或視而不見，或
簡單一筆帶過。有人曾說:"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綜觀中外許多既存研究所再現的史實
，有時真讓人產生"歷史是由勝利者創造的"的印象。
在史學研究的物件和題目的選擇上，這一傾向直接導致不夠"新"或"進步"的人與事常常
沒有什麼人研究，同一人物也是其"進步"的一面或其一生中"進步"的一段更能引起研究者
的注視。儘管表述的方式有不同,"先進必然戰勝落後"是近代以來不斷重復的一個重要觀
念。今日西方後現代史家已提出"進步"本身就是個有傾向性的"現代"概念，因而不一定客
觀(有趣的是後現代史家基本不認為史學可以"客觀")。這個問題不是簡單說得清楚的，本
文也暫不置論史學研究是否應注重表彰進步力量。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不進步的對立面的
形象模糊及不值一顧，實際上已直接影響到進步力量
的清晰和魅力。
對於史學研究來說，這種過分關注"進步"人事的取向有時可能造成(未必是有意的)先驗的
思路，即人物或政治力量的"進步"常有可能轉換為其行為或策略的"正確"，結果是研究的
結論(或者至少帶傾向性的觀點)常常產生於研究開始之前。比如，我們常常見到辛亥革命
推翻清朝是因為革命派更進步(因而更正確)的論述，同理也常見於論證北伐軍何以能戰勝
北洋軍閥。不論史學究竟是否可算嚴格意義的"科學"(近年國內已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對此
關注)，這樣先驗的研究傾向肯定減少了史學研究的科學性。在此傾向下重建出的史實，
也可能距原狀更遠。
以民國史
研究為例，我們的民國史研究近年發展較快，論著日多，若以進步速度論，在近代史研究
中應可名列前茅；但與近代其他時期的研究相比，深入程度仍嫌不足。對民國時期的人與
事(特別是人)，我們的認識似尚停留在相對淺表的層面；除一些類似五四、五卅、北伐、
抗戰、國共之爭等大事件有數量較多的集中研究外，其餘內容恐怕連普遍的覆蓋都還不能
說已經完成。而對那段時間社會的動與靜、各社群的升降轉換、人們的生活苦樂、不同人
物的心態、思潮的興替(特別是相對邊緣者)、以及學術界的主流與支流等面相，我們的瞭
解恐怕都還相當不足。概言之，整個民國史研究或者可以說是骨幹已粗具而血肉尚模糊，
而全面的社會與集體心態重構尤嫌不足，一個比較全面的動態民國歷史圖像還有待于重建
(即使對上述已集中研究的事件，也存在有選擇地注重和忽視不同因素的問題)。
民國史中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又是一個相對更為薄弱的時段。此不獨中國如此，西方亦然。
在費正清和費維愷主編的《康橋中華民國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中譯本)兩卷共
26章中，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占兩章；在法國學者Jean Chesneaux, Francoise Le Barbier
, and Marie-Claire Bergere撰寫的民國史(China from the 1911 Revolution to Libe
ration, tr. by Paul Auster, Lydia Davis and Anne Destena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7)中，北洋時期為全書12章中的一章；在以研究軍閥時代著稱的美國學者謝
裏登(James E. Sheridan)寫的另一本民國史(China in Disintegration: The Republic
an Era in Chinese History, 1912-1949,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5)中，北洋時期為全書八章中的一章，比例稍高。近年中外對北洋時期的研究稍增，
但總量仍不算多。很顯然，敗落的北洋軍閥已成為歷史寫作上的"過渡"章節。
其實，北洋軍閥統治的十餘年間中國不論社會經濟還是政治軍事以及思想學術，都有相當
大的轉變，實不能存而不論。即使僅僅想要瞭解國民黨何以能戰勝北洋軍閥，也必須對失
敗的一方作深入的考察，給對立面以發言權，然後可得到接近原狀的認知。只有對國民黨
(在一定時期內包括與之聯合的共產黨)和北洋雙方的心態、觀念、行為及其互動有比較深
入而接近原狀的認識，我們才能對以北伐為表徵的國民革命這一近代中國極為重要的政治
事件有更為清晰的瞭解。
從既存研究北伐時期的多數論著看，過去似傾向于從後來國共兩党成為中國主要的政治力
量的角度來反觀歷史，仿佛二十年代一直就是國民黨和共產黨兩大力量在進行鬥爭。其實
，在國民黨象徵性地統一全國之前，對身處二十年代的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北伐前後政治
軍事方面主要的區分恐怕是南北即北洋政府與國民政府的對立，當時中外輿論關注的重點
顯然是南北之爭。而國民黨內部的派系之爭，特別是國共之間的鬥爭，並不為許多人所瞭
解，也未引起時人的充分注意。國民革命運動的內部爭鬥，只是在1927年武漢與南昌的對
立出現後才漸為人所知。當時報刊上最著名的"赤黨
"，實際上是活躍在臺面上的左派國民黨成員徐謙與鄧演達，對真正的中共反而瞭解不多
也注意不足。
這樣看來，既存的研究傾向有點"倒放電影"的味道。"倒放電影"手法的優點是:由於結局
已經知道，研究者較容易發現一些當時當事人未能注意到的事物的重要性。以後見之明的
優勢，仔細分析當時當事人何以不能注意到那些後來證明是關鍵性的發展(即何以不能認
識到特定事件的歷史意義)，以及這樣的認知怎樣影響到他們對事件的因應，應能有較大
的啟發。但這一手法也可能有副作用，即容易以今情測古意。特別是有意無意中容易以後
起的觀念和價值尺度去評說和判斷昔人，結果常常是得出超越於時代的判斷。這樣以後起
的觀念去詮釋昔人，有時便會出現朱熹指責的"先立說，拿古人意來湊"的現象，主動去"
捉"出一些脫離時代的研究結論。
黎澍先生曾總結出我們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四個缺點，其中之一就是追隨"國民黨觀點"，即
不從歷史實際出發，不充分研究材料，而以領袖、黨派劃線，跟著國民黨人云亦云。這一
傾向其實在西方也存在，尤其在民國史研究中特別明顯。自從國民黨開府廣州特別是宋子
文掌管財政後，實行了西式稅收新政策，使政府財源陡增，有力地支援了廣州政府的東征
北伐。過去許多中外研究者都將國民黨的新政策視為中國財政的"現代化"而予以肯定，但
當時輿論對此曾有非常強烈的反彈(意味著民間對此"現代化"舉措甚為不滿)。無論後來怎
樣評價這一政策，當時這些反對輿論長期為中外研究者所忽視，很能說明中外的民國史研
究無形中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比北洋更進步的)國民黨觀念的影響。
章太炎就是當時指責國民黨擅加苛稅，其暴斂害民甚於北洋政府中的一個。而現存對北伐
前後政治的研究，除極少數外，均甚少提及像章太炎、梁啟超這樣一些
並未退出歷史舞臺且頗活躍的思想大家的政治活動與政治言論。其實，對身處戰亂與革命
時代的各種類型的讀書人(包括傳統的士和現代知識份子)的心態及其怎樣因應時勢的考察
，必有助於增進我們對那一時代的整體理解。但在一般對章太炎的認知中，公開站在北洋
軍閥一邊這一事實並非他這位革命家一生中值得大書特書的階段或面相。
這就凸顯出"倒放電影"手法另一明顯的不佳之處，即無意中會"剪輯"掉一些看上去與結局
關係不大的"枝節"。其結果，我們重建出的歷史多呈不斷進步的線性發展，而不是也許更
接近實際歷史演變那種多元紛呈的動態情景。史家在重建往昔之時固然都要選擇題材和排
比史料，以避免枝蔓；但在那些與主題關係不大的史實皆被剔除後，重建出的史實固然清
晰，是否也有可能會偏離歷史發展的原初動態真相呢?
有時候，也許史實的發展演變越不整齊清晰，越接近原初的動態本相。有些看上去與所處
時段的歷史發展結局不一定有非常直接關係的"枝節"性側面，其實仍能折射出"整體"的相
當時代意謂。民國史上類似北洋軍閥統治時期這樣的重要時段，尤其不容忽視。若能更多
地關注過去研究中的"失語"面相並給予其"發言權"，我們的民國史圖像一定會更具"全息ꤊ쨢，很可能民國史上"進步"的面相也因此比原來所認知的更加生動豐滿。（文章原刊《社
會科學研究》1999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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