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邦／評介】
《朱熹的歷史世界》 余英時著 允晨文化公司
學術著作經常受到書市冷落，也少有雅俗共賞的話題和文章。史學大家余英時推出的新著
《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在沈寂多時的漢學圈裡，不僅是兩
岸文史哲的共同話題，也會是包括日本和韓國乃至西方漢學家不能忽視的重要議題。該書
闡明宋代理學並非純以內聖之學為主軸，而是伴隨著以士大夫為主體和皇權之間的互動，
從而展開政治上的改革和變法，由內聖而外王，要從現實政治重新安頓人間秩序。作者以
朱熹為代表，重新建構當年道學型的知識分子和官僚型的知識分子在皇權分裂的情況下，
終場演出一齣已被現代史家遺忘的激烈政爭──南宋慶元黨禁。集理學大成的學者朱熹在
作者筆下，除開道學面貌，還有另外一幅有若政黨領袖的政治形象。
通過這場政爭，作者回頭檢視理學在宋代的發展，指出道學家所講究的心性之學，原是為
了「推明治道」，北宋士大夫以王安石為代表，得以「得君行道」，此一模式發展到南宋
，已成為道學家的共同關懷。南宋理學家雖然有朱、陸在學術上的分歧和爭執，但身為士
大夫的群體之一，他們均切望能如同王安石一般得君行道，而學術之爭其實更反映著對現
實的政治的投入。在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念下，宋代士大夫的出處進退，在在均呈
現著強烈的主體性，從司馬光、王安石和朱熹身上均可看到政見不合決不受命的風骨。也
因為是共治天下，皇帝還得和士大夫為國家大政方針共定「國是」。國是既定，也是士大
夫決定出處進退之時，當然這也是新一輪的權力鬥爭的發軔，到頭來，皇帝甚至也受制於
國是既定，對權臣如高宗之於秦檜即無可奈何。通過作者的探頤闡微，這些長期湮沒的史
實得以再次呈現在讀者眼前，一改前此對宋代政治文化和思想的刻板印象。作者甚至以「
哥白尼式的迴轉」來形容，也就是從太陽繞日變成地球繞日的翻轉，太陽還是太陽，地球
還是地球，但整個解釋卻和過去的認識大相逕庭。
也因為是「哥白尼式的迴轉」，這就不僅僅是一般性質的歷史翻案，此書既出，必然逼使
從事中國哲學史、思想史以及政治史家重新審視過去這一段的歷史建構和思維方法，重新
閱讀過去已有既定解釋的文獻和論述。當然，這也會逼使一般讀者得重新調整過去粗淺的
認知。與此書論述最直接相關的新儒家或可因此刺激，重新看待如何從內聖開出外王的歷
史經驗，獲取更多資源，而這原是可以不假外求的。準確地說，過去政治史家和思想史家
各自分工，能互通聲氣者少，所見不免局限；作者舊學縝密，新知深沈，且能別出新裁，
將兩個不同領域有機地結合起來看待宋代政治文化，創見自是不時湧現。也可以預想，見
仁見智的討論將因此書的問世，出現或大或小，或淺或深的爭論，相信作者也會有此預感
，如果讀者看到作者每每在作出假設或結論時，事先都已布置好「周身之防」，即可概見
。
北宋建國願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固然是形勢使然，也有其內在的迫切需求。從北宋的士大
夫以迄朱熹，雖然夢寐以求「得君行道」，但並不滿意「君為臣綱」的論述。張載〈西銘
〉主張臣民都是君主一家之內的「旁親兄弟」，作者認為，僅此一端即顯出理學在中國政
治史上的開創精神，此外作者並就程頤的《易傳》，指出其間有關君民關係的立論，帶有
相當西方契約論內涵的思想。例如，民之所以依附於君是為了換取保護，君若不能保民而
安，則亂將作矣。意味著其中有一假定，君民間有一種契約關係，各以所有易其無，從而
省略了對天命的依傍。此一轉折，雖是一小步，
但極值得重視。正因為宋代知識分子的強烈關切治道，朱熹和陸九淵也不例外，後人看待
朱陸雙方有關太極的意理之爭，也非落到現實的政治秩序上面，即無法取得合理解釋，而
這也是朱熹何以在政治上，傾向主張無為而治的虛君政體。作者指出這就是理學系統中有
必要通過政治解讀才能澄清的一部分，也才能和北宋以來知識分子上接孔孟，推明治道以
尋求人間秩序的使命感相呼應。相較蕭公權先生的《中國政治思想史》，指「兩宋理學家
之政治思想多零碎陳腐，其為不切實用之高談，無待深辯。」可謂兩個極端。蕭、余兩位
都屬大師級的學者，採用同樣的材料卻見不同的結論，相信這已不是「後出轉精」所能形
容。
作者另外從心理史學的觀點，以南宋孝宗皇帝為主要分析對象，重新建構南宋皇帝從高宗
、孝宗以迄光宗三代，由父子而祖孫以及太后，皇室內部恩恩怨怨和內禪的安排，以及對
外廷政治的衝擊。孝宗從入繼到接受養父高宗的禪讓，數十年間可說都活在養父陰影下，
戒慎戒懼地長成。等到高宗過世，孝宗終可放手施為。孝宗在表面上極其哀毀高宗之死，
堅持要守滿三年之喪，但在國家大政上卻和養父大唱反調，推翻與金「和議」的國是，另
代以「恢復」河山的決策，在在都呈現出孝宗皇帝潛意識裡思欲報復或是抗拒的痕跡。等
到孝宗被養母太后逼迫禪讓給兒子光宗，父子間的另一番愛恨情仇再次上演，光宗在極大
的心理壓力精神崩潰誘發出「失心瘋」，皇室再次演出「內禪」的戲碼；外廷的士大夫不
論是官僚型或道學型的，相應於此的活動，可說是一波接著一波，高潮迭起，從而構成推
動歷史的動力。讀者在此可以看到作者把歷史舞台上的出場人物重新一一請出，於彼此之
間的揣摩和心境變化。從孝宗的認同困境和「意我」、「超我」之間的心理糾葛，有一筆
就有一刀地刻畫出原形原貌，在詮解史料時帶出出人意料之外的情節，但均統攝在作者鋪
陳的情理之中，生動處可謂令人目不暇給。
通閱全書，讀者非但可從作者思維的靈敏和邏輯檢證，存留極深刻的印象，在無窮盡的史
料堆中，披沙揀金，原是史家絕學；但在另一方面，作者以極其有限的史料，織出一幕又
一幕有血有肉的情節，讀來更有觀止之嘆。一份八百年來無人注意的歷史文獻，經作者加
值處理，隨即拉出一長段埋藏在南宋葉適《水心文集》‧〈上執政薦士書〉裡的歷史故事
。整個情節是葉適推薦了三十餘位理學家型的士大夫，包括朱熹的弟子乃至陸九淵本人在
內，這當然是理學型士大夫結盟，有意從中央到地方全面擴大勢力範圍，當然也可以設想
到官僚型士大夫的激烈抗爭。那是一場極大的政治風波，也可想見當年學術與政治之間的
舞台有多熱鬧。此外，作者挖掘出南宋史家李心傳於其《道命錄》中一道奏劄中所提到的
「皇極」並作出的評論，經作者反覆推演求證，斷定「皇極」就是孝宗時代已經被遺忘的
「國是」。令人擊節嘆服的是作者不因「皇極」狀似一個不起眼的學術名辭，甚至可視為
是南宋政學兩界討論太極無極之類的文字遊戲。但作者硬是從若斷若續的史料中，逐步顯
影已經是「遺失了的歷史環節」。作者自言，也因此點活了無數早已僵化了八百年的歷史
文件。
再就一件可資比較的例子來呈現作者史料運用的功力。已故知名宋史學者劉子健在其《歐
陽修的治學與從政》談到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歐陽修在夷陵縣令任上，深刻感受民間承受的
冤案太多，「仰天嘆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從此不敢高談闊論學問而致
輕忽吏治。劉用的史料是《歐陽永叔集》；但作者另從《三朝名臣言行錄》中，揀出轉引
自《張芸叟集》另一位親聞歐陽之言的張舜民的一段話：「當時（歐陽）仰天誓心曰：『
自爾遇事，不敢忽也。』」從「嘆曰」到「仰天誓心」，其意不遠，但深刻程度卻是懸絕
。對史學工作略有認識者，相信更能感受其間的差異。
作者曾在〈古典與今典之間〉一文中引述陳寅恪的兩段話：「自來註釋詩章，可別為二。
一為考證本事，一為解釋辭句。質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當時之時事。後者乃釋古典，
即舊籍之出處。」另說：「若錢柳因緣詩，則不僅有遠近出處之古典故實，更有兩人前後
詩章之出處。若不能探河窮源，剝蕉至心，層次不紊，脈絡貫注，則兩人酬和諸作，其辭
鋒針對，思旨印證之微妙，絕難通解也。」作者形容這是循環詮釋的方法，也是從部分解
全體，由全體解局部的途徑。拿來形容作者此書，相信也可適用。作者曾言，知識分子的
歷史性格之形成及其流變，一直是其治史的重點。並言，知識分子的主觀憑藉在思想和學
術，其客觀功能則與社會結構密不可分，只有主客兼攝才能確切地把捉到中國知識分子的
傳統特性，本書則更進一步發掘知識分子表現於政治舞台上的主體性格，這也是作者對知
識分子歷史「續有所論」再次交出的成績單。姑不論作者此書可能帶來人文學界若何衝擊
和爭論，但作為中文世界的詮釋史學，至少是一高度具有開創性的經典，當可預期。
附帶就閱讀所見缺漏誤字逐頁列出：
頁71，《讀資治通鑑長編》，應為《續資治通鑑長編》
頁86，陳垣《中國佛教史籍論》，應為《中國佛教史籍概論》
頁180，行一，「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依文義疑已應為己。
頁262，行一，恥言人遇，遇字誤，應為過
下卷（以下省）頁28，倒數第二行、頁79，倒數第四行，興緻疑以興致更佳。
頁225，行一，王明清《揮塵後錄》，塵應為麈。
頁394，行一，示政敲以顏色，敲應為敵。
頁488，行五，走孝宗與憲聖的內線，孝宗應改為高宗。
頁564，行十，而天之事去矣。漏天下之下字。
【2003/08/19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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