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現代歷史中的兩個重要問題--"秩序危機"和"向西方學習"
作者：林毓生
應華東師大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華東師大東方文化研究中心、上海中西哲學與文化
比較研究會等單位的邀請，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歷史系教授，臺灣中央研究院研究員，著名
漢學家林毓生教授于2001年10月20日在華東師範大學作了題為"中國近現代歷史中的兩個
重要問題"的學術講演。
林教授認為"秩序危機"（Crisis of
Order）和"向西方學習"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中的兩個重要問題。在傳統中國社會中，思想
文化與政治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民間社會的獨立性不強,社會秩序往往為政治秩序所涵
蓋（比如,科舉制度是社會"差序格局"中的最大動力，在民間社會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
用，但它同時也是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它為政治服務的意義比為社會文化服務的意義要
大得多。1905年科舉制度廢除後，知識份子因為失去了這一制度上的依託，便迅速淪為社
會中的"遊魂"，這說明知識份子作為民間團體不具有足夠的獨立性。），政治秩序成為整
個社會秩序的承載中心，一旦這一中心崩潰，整個社會秩序便陷於癱瘓。所以，1911年清
朝的滅亡，不僅標誌著"天子制度"（政治制度）的崩潰，同時也意味著社會、文化和道德
思想秩序的全面解體。換言之，社會秩序跟著政治秩序一起崩潰了。由此導致了一場異常
重大和深刻的"秩序危機"，其影響至今猶在。
從社會學上看,秩序的形成和維持需要相應的中心,也就是權威。權威可以分為強迫性權威
、自願式權威和學術傳承方面的權威。所謂傳統秩序的崩潰,在一定意義上也就是權威的
消失。隨著權威的消失,合法性與正當性便受到了長期和普遍的質疑。社會學認為，人無
法接受一個沒有秩序的環境--他（她）可以面對和解決所有問題，但無法接受混亂。於
是呼喚新的權威、新的合法性和正當性，以建構新的社會秩序，便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個
強烈要求，這一要求本身構成了一個強大的社會動力。左派、右派、保守派、改革派、
自由主義者順應這一歷史要求，重新建構中國社會秩序作出
了種種努力，但從總體上看，他們的努力都是失敗的。舊的秩序解體以後，保守派事實上
已經不存在了--中國社會可以有保守的意願，但不可能再有保守主義，因為保守主義不僅
失去了相應的制度基礎，也無法解決中國社會所面臨的實際問題。於是，真正的問題變成
如何"向西方學習"。"向西方學習"並不等於"西化"，從嚴格意義上說，當年關於要不要"
西化"的爭論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中國社會有著自己的特殊性，"西化"既不可能，也不應
該，所以"西化"的問題本質上是一個假問題。林教授通過縝密的分析，尖銳地指出：無
論是左派，還是自由主義，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都
沒有取得多大的成效，他們的學習都是不成功的。作為中國現代自由主義的開山始祖，胡
適極力倡導科學與民主，但胡適所謂的科學並不是科學，乃是科學崇拜，即把科學當作宗
教來崇拜（胡適錯誤地認為科學能夠解決人生問題，而事實上，科學並不提供價值，無法
為人生問題提供答案）；在民主問題上，胡適認為民主是"幼稚園式的政治"，這一觀點更
是淺薄到了令人"令人害臊的地步"（民主政治的建立是非常困難的，它需要一些重要的條
件）。左派的出發點是人道主義，其"平等"思想建立在道德的基礎上，目的在於讓人過上
有尊嚴的生活，但結果卻並未產生一個尊重人的社會。這方面的教訓是慘痛的。林教授憑
著幾十年學養和感觸，慎重指出：中國近幾十年來最大的問題就是如何對付政治權力，在
這一方面，西方幾百年來的民主理論和政治實踐或許能夠為我們提供有益的啟示，值得我
們認真學習和借鑒。
林教授的講演在與會的專家學者中激起了強烈的反響。作為中國現代自由主義的第三代傳
人，早在五十年代，他便對現代新儒家的"返本開新"（從"良知"本體開出"民主科學"這一
新外王）提出了嚴厲的批評。近年來，他又提出"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在學界引起了
廣泛的關注。當有人問及"儒家與現代化的關係"這一問題時，他認為：相對於佛、道兩家
的避世，儒家直接面對社會和現實政治，這是其積極的一面。但儒家不注重制度，只注重
人心。就注重人心而言，儒家對今的西方是有意義的（制度最終還是要靠人去落實），但
儒家這方面的功能只能在一定的政治制度之下才能得到發揮和體現。由於儒家具有一元本
體論、目的論的明顯傾向，一旦它反過來作為政治秩序的思想來源，便很可能為專制制度
的提供合法性的證明。林教授因此認為，儘管儒家思想對人心和家庭有著很深的理解，在
現代社會仍然能夠發揮一定的作用，但它並不能夠為現代公民社會的建立提供真正的思想
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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