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攀附：近代炎黃子孫國族建構的古代基礎
王明珂
本文說明近代以「黃帝」或「炎黃」為共同祖源想像的中國國族建構，是一沿續性歷史
過程的最新階段。在戰國晚期的華夏認同中「黃帝」已成為此一群體之共祖，並蘊含領域
、政治權力與血緣之多重起源隱喻。這樣一個渾沌初成的族體，在戰國以來透過人們攀附
「黃帝」（或炎帝）及其後裔，逐漸在兩種「華夏邊緣」擴張--政治地理的華夏邊緣，以
及社會性的華夏邊緣。透過「得姓」以及與姓相連結的祖源歷史記憶，愈來愈多中國周邊
非漢族群的統治家族，以及中國域內的社會中下層家族，得與「黃帝」（或炎黃）有血緣
聯繫。最後在此基礎上，以及在國族主義蘊含的個人主義精神上，晚清民初中國知識分子
終於將黃帝與「每一個」中國人繫上此血緣關係。本文並以近代北川羌人漢化的例子說明
，鄰近群體間相互的誇耀、歧視與模仿、攀附，是推動此華夏邊緣擴張的重要機制。
以此，本文強調近代國族建構自有其古代沿續性基礎。「黃帝攀附」便代表由華夏蛻變
為中華民族過程中沿續的一面。而近代國族建構中最重要的想像、創新，與因此造成的
與「過去」之間的斷裂，應導致於語言學、體質學、民族學與考古學在國族建構中之運
用。
關鍵詞：國族主義 中國國族 黃帝 歷史記憶 譜系記憶
前言
黃帝、炎帝及相關的古代「民族集團」，在二十世紀上半葉曾是中國上古史研究中的重要
主題。當時在新的史學與民族學概念下，黃帝被認為是一個來自北方或西方的民族集團首
領，炎帝則被認為是同一民族集團中曾與黃帝爭勝的另一支族首領。民族學的圖騰說，也
被用來支持這些上古的「歷史事實」；黃帝等被認為是「龍」圖騰的部族，相對於東方以
鳳鳥為圖騰的太皞等部族。 [1]略晚，殷墟發掘與相關古文字與古史的探討，為後來的中
國上古史研究開創了一條康莊大道--「科學史學」從此成為史學研究主流。此後中國歷史
學者的注意力很少及於夏代之前。更不用說，除了一些非學院的研究興趣外， [2]「黃帝
」也被認為是屬虛無飄渺而乏人問津了。他被歸類於「神話人物」，或如顧頡剛所言，層
累造成的神話的一部分。「神話」相對於強調「真實過去」的歷史而言，被認為是虛構、
想像的，因此追求「史實」的學者們自然對此不肖一顧。
然而例外的，近代史研究者沈松僑先生近年發表一篇有關黃帝的論文。這篇文章
的研究角度，完全不同於二十世紀上半葉研究古代民族集團的歷史學者之觀點。簡單的說
，無論是採血緣主義或文化主義，近代以來中國歷史學者強調的都是以黃帝為共同起源的
延續性歷史；一個「起源」沿續為當今血緣與文化上的中國人，或中華民族。 [3] 沈先
生所強調的卻是「歷史」的斷裂、創造與想像；黃帝，一個過去的皇統符號，在近代國
族主義 (nationalism) 下被中國知識分子集體建構為中國人的共同祖先。沈先生引了大
量清末民初史料，說明在西方國族主義的衝擊下，部分漢人（與少數滿人）知識分子，包
括革命派與立憲派人士，選擇、想像黃帝為所有中國人的祖先。 [4][4] 這個研究說明，
許多近代學術活動都是「國族主義」下的集體回憶。在此集體回憶中，民族「始祖」與其
他「民族英雄」被選擇、塑造，以應和國族建構與凝聚國族認同。我認為，無論是對於中
國國族主義下的古史建構，或是以新方法探求史實，沈著都是一篇重要的論文。
熟悉西方當代學術潮流者，對這樣的研究取向應不陌生。社會學與人類學有關記
憶與認同的研究，曾引發西方歷史學者對近代國族認同與相關文化建構的討論。學者指出
，當代人們認?是相當老的國族，其實是國族主義下知識分子集體建構的「想像群體」；
一些被認為是「古老的」傳統文化，也經常被認為是近代國族認同下的文化建構。 [5依
循「想像群體」與「傳統建構」之論述模式，近年來有些西方歷史與人類學者也以此解構
「中華民族」、「中國少數民族」，以及相關「歷史」或「民族史」的近代建構。 [6]
「黃帝子孫?晚清中國國族建構下中國知識分子集體想像」之說，便是此種分析模式下之
產物。
我們可稱之為一種「近代建構論」。持此論之學者，認為在近代國族主義與相關
學術知識（民族學、語言學、體質學等）的引領下，世界各地都曾發生一個「國族化」（
及連帶的現代化）過程。我們當前的國族認同，以及國族下的民族區分，以及相關的語言
、體質、民族與歷史知識，都在此過程中被建構起來。重溯此建構過程，可說是一種「後
現代」(post-modern) 醒覺與認知下對「近代的」(modern) 國族與相關知識的解構。然
而，「近代建構論者」只是解構近代以來被建構的「歷史」與「國族」，他們或完全對「
古代史實」毫無興趣，或將「近代以前的歷史」簡化為一同質的、停滯的狀態。如此一個
同質的「古代」突顯了近代的變遷--也因此，在許多學者眼中「中國國族」在近代以前是
不存在的。
此種理論原來便有以「近代」割裂歷史延續性的缺失。歷史學者杜贊奇(
Prasenjit Duara) 曾對此提出批評。他指出，近代國族是歷史上各種不同的、相互辯駁
的論述，與近代國族國家體系之間的對話與妥協產物。 [7][7] 事實上，「黃帝後裔」
或「炎黃子孫」便提供了一個探究此問題的絕佳場域。沈松僑先生在前引文中也承認，先
秦以來，華夏及其周邊人群常試圖假借黃帝來改變「中國」的族群邊界。 [8][8]
Patricia Ebrey 研究「姓」與「漢人認同」之關係；她指出，由於得「姓」及一可溯及
著名遠祖的家族歷史，許多非漢人群在歷史上成為漢人。她也提及，在唐宋時期，這些家
族歷史中最後被溯及的始祖常是炎帝與黃帝。因此她認為「追溯黃帝為始祖」，並非如部
分學者所認為起始於二十世紀中國國粹派史家，而是此始祖意象在中國已有很長久的歷史
。 [9]
我認為這是篇值得重視的論文；不僅指出近代之建構自有其古代基礎，更重要的是，表現
一種歷史人類學的「漢族」研究--以「姓」與家族記憶當作一種「土著觀點」，以各種史
料與族譜作為田野以探索「漢人」的本質。
近年來，我一直在文獻與當代羌族兩種田野中作研究。我所從事的研究，是從「
歷史記憶」中探索羌族、漢族與中華民族的本質，及相關的歷史變遷。這也是對「華夏」
或「中國人」的一種邊緣研究；由華夏邊緣的形成與變遷，來探索華夏或中國人的本質。
在本文中我將以中國家族記憶的發展，來探討「炎黃子孫」族群意象的歷史變遷，藉此也
對我自己由邊緣理論解釋華夏形成與變遷的「華夏邊緣」之說作一實證與補充；以及，作
為對沈著及 Patricia Ebrey
文的續貂之作。簡單的說，我認為在漢代或更早，黃帝的確只與帝王或少數古帝王族系有
關。然而在戰國時及此後，由於一種普遍的心理與社會過程--攀附--在「血緣」記憶或想
像上可與黃帝聯繫上的人群逐步往兩種「華夏邊緣」擴張：政治地理的華夏邊緣，以及社
會性的華夏邊緣。最後，在此歷史記憶與歷史事實基礎上，並在國族主義影響下，晚清知
識分子終於將黃帝與每一個「中國人」繫上想像的血緣關係。也就是說，清末諸賢的確受
西方國族主義之影響，重新集體回憶黃帝並賦予新的意義，以創建中華民族。然而，如果
不以「近代」斷裂歷史，我們可以發現一個「族群想像」可以經歷兩千年而形成當代的「
炎黃子孫」。
這篇論文的主要目的並非反駁「近代中國國族建構」之說。相反的，我同意近代
的確有一國族建構與相關文化建構過程。本文只是以「炎黃子孫」為例說明，「古代」並
非如近代建構論者所認為的「同質」；所謂「近代建構」只是長遠的歷史建構與想像的一
部分，而近代「中華民族」之形成，也基於一長遠的「族群形成過程」(ethnic process)
。藉此，相對於後現代主義學者注意的歷史斷裂與建構，我強調一種歷史的沿續性。這個
歷史，自非是國族主義下的歷史，而是一個「華夏邊緣」研究角度下的歷史。
戰國至漢初時期的黃帝
黃帝出現在中國文獻記憶中，較可靠的時間大約是在戰國時期。西周金文中追美祖先，最
多及於文王、武王；春秋時的齊國器叔尸鐘，才提到成湯、禹。戰國時齊國器，陳侯因資
簋，其中才出現「高祖黃帝」之語。 [10]
在成書於戰國至漢初的「先秦文獻」中，黃帝逐漸廣泛被提及；其多元本質也在這些相關
述事中出現、開展。起先，他在許多文獻中都是一古帝王，與伏犧、共工、神農、少皞等
並舉，並未有各個氏族或部族共同祖先之意。然而到了漢初司馬遷寫《史記》時，黃帝已
成為他心目中信史的第一個源始帝王，且為夏、商、周三代帝王家系的共同祖先了。這正
是許多學者都曾注意的，黃帝多重面貌中的兩面--某些家系的始祖，以及，統治一時代或
諸部族的帝王。 [11][11] 黃帝如何在戰國到漢初之間，由眾帝王之間脫穎而出，是一個
值得探究的問題。
我們可以將戰國至漢初的中國古文獻皆視為一些社會記憶，由其述事之文本變化
中探索「黃帝」之多元隱喻，及影響這些社會記憶的社會情境 (social context) 及其變
遷。首先，在許多戰國至漢初的文獻中，黃帝只是許多古帝王之一；他代表統治一個部族
或一世代的帝王。如《左傳》中記載，春秋時之郯子記述各個古帝王氏族；其中「黃帝氏
以雲紀」，相對於以火紀的炎帝氏，以水紀的共工氏，以龍紀的太皞氏，及以鳥紀的少皞
氏。 [12]
以此而言，黃帝只是許多部族首領之一，未有特別之處。然而，另一文獻《國語》則稱：
「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
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13][13] 這是直接以黃帝
作為虞、夏、商、周四代帝王家族的共同祖先了。
在有些文獻裡，這些古帝王被排列在線性的歷史中。在《管子》一書中他是許多
受天命而得封禪的古帝王之一。 [14][14] 在同書另一篇章中，黃帝也是開化天下的古帝
王之一；前有虙戲、神農（或亦有燧人），後有夏、殷、周人。 [15][15] 於此，以及類
似記載中，黃帝的象徵意義都是：相對於美好純樸的古代，他代表一個較複雜的近代世界
之始。如在《商君書》中，相對於「男耕而食，婦織而衣」的神農世代，黃帝則「作為君
臣上下之義，父子兄弟之禮，夫妻妃匹之合；內行刀鋸，外用甲兵」。 [16]《周易》中
則記述一個人類文明進化過程；「黃帝、堯、舜」代表「後世聖人」，出現於古代或上古
的包犧氏與神農氏之後。 [17][17] 在這些文本中，黃帝皆隱喻著文明開創者之意。《莊
子》中所載「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 [18][18] 也是以黃帝來指涉一個新世界的
開端。雖然對老莊者言，這也是混亂腐敗世界的開始。
黃帝在戰國文獻中的另一意象則為，以戰事、征伐平定天下的帝王。如在《左傳
》中記載，有卜者得「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此兆為有利於軍旅之事。][19]《莊子》
之中也有記載稱，黃帝不能遂行德業，而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 [20][20] 更多的戰國
文獻記載黃帝與炎帝之戰事，如《淮南子》所載：「兵之所由來者遠矣，黃帝嘗與炎帝
戰矣，顓頊嘗與共工爭矣。」 [21][21] 其它如，《列子》中記載稱「黃帝與炎帝戰於
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貙、虎為前驅，鵰、鶡、鷹、鳶為旗幟」；《孫子》稱
「凡此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鶡冠子》中稱「上德已衰矣，兵知俱起；
黃帝百戰，蚩尤七十二，堯伐有唐，禹服有苗……」等等，[22] 都將黃帝視為戰事之代
表與征服者，黃帝世代作為天下兵戎交征之始。
在戰國文獻中，最常與黃帝相提並論的古帝王便是神農，以及炎帝，或兩者為一。前面所
提及黃帝的幾種角色，都與神農或炎帝有關。如神農或炎帝為先於黃帝世代的帝王，代表
較原始、質樸或析亂的時代。如炎帝是敗於黃帝之手的古帝王，黃帝因此也代表征服者，
或代表一個大動干戈兵刀的時代。在《國語》之中，黃帝與炎帝又有較特殊的關係。《國
語‧周語》中記載，鯀、禹與夏人之後，以及共工、四嶽與各姜姓國，「皆黃、炎之後也
」。根據此記載，黃帝與炎帝的後代都曾犯下錯誤，但也曾合作克服水患。《國語‧晉語
》中記載，「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
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同文又稱，黃帝、炎帝兩人動干戈，就是因為兩人異姓則
異德，異德則屬「異類」。因此在《國語》之中，黃帝與炎帝兩系的關係是分立的（異姓
、異德、異類），是合作的，同時也是對抗的。這樣的關係，表明於此文獻中所載炎、黃
二人的「弟兄」關係之上。
我曾在川西岷江上游地區，研究當地羌族村寨中流傳的「弟兄故事」。此種故事
產生於特定社會情境，且有其結構化之述事方式。譬如，一山溝中有三個寨子，寨中村民
說起本地三個寨子住民的起源時常說，「從前有三個弟兄到這兒來，他們分別成為三個寨
子村民的祖先…」云云。我曾指出，「弟兄故事」是一種歷史心性下的歷史述事，以始祖
間的「弟兄關係」來說明當前既合作又對抗的幾個親近村寨人群的「共同起源」。與此相
對的另一種歷史心性便是，以一「英雄祖先」為起源，並描述其征服四方經歷的歷史述事
。 [23]
無疑，在戰國時期，居於政治社會上層的歷史書寫者已被「英雄祖先」歷史心性所掌控
；這說明，為何我們在許多先秦文獻中都常見到黃帝、炎帝、少皞、顓頊等等「英雄祖
先」。然而，《國語》「晉語」中的這個記載似乎也說明，當時作者仍存有「弟兄故事
」此歷史心性，因而會創作出炎、黃為兄弟的歷史述事。無論如何，我們知道在戰國時
知識菁英的認知中黃帝為姬姓；此自然由於姬是尊貴的周天子家族之姓。姬周與姜姓之
族，又是姻親，又是盟友，最後又是敵人；姜姓申侯勾結犬戎作亂，結束了西周在渭水
流域的基業。這些，也是戰國時人深刻的歷史記憶。西周時됊諸戎與姜之間親近而又對抗的關係，或許便是《國語》相關篇章作者認為姬姓黃帝與姜姓
炎帝為「兄弟」的歷史記憶背景。無論如何，先秦文獻中炎帝（或神農氏）與黃帝之間的
親近關係，其述事的寓意之一在於以炎帝來襯托黃帝的歷史意象--以炎帝時天下之崩亂、
原始、質樸，以及炎帝的傳說性，相對襯托黃帝所代表的統一、文明、進步與其歷史性。
學者們常強調黃帝作為許多事物與人群「創始者」之意象。但我們不能忽略，當戰國至漢
初學者將炎帝（或神農氏）與黃帝相提並論時，黃帝也代表一種「當代」與「過去」之間
的「斷裂」。
在戰國晚期五行說的影響下，黃帝又代表居於中央的土德帝王。如《淮南子》所
載，相對於南方屬火的炎帝以及西方屬金的少昊等等，黃帝為居於中央之帝，屬土，「其
佐后土，執繩以制四方」。 [24][24] 由黃帝之佐執繩以制四方看來，此時在「五帝」之
中黃帝已居主宰地位。《莊子》中稱：「世之所高莫若黃帝……。」 [25][25] --亦可見
此時黃帝已有超越其它傳說古帝王的地位。
無論如何，戰國末至漢初，可說是許多「思想家」嘗試整合上古諸帝王的時期。
這樣的作為，也是一種歷史想像；其產生的社會情境與秦漢中國的政治統一，以及「華夏
」認同的明確化，是密切相關的。也就是說，此時由於各地人群在政治與社會文化上的交
流，由黃河中下游到長江中下游的「華夏」間產生了一體感。整合上古諸帝王，也就是將
各地域的、各個部族的祖先結合為一個整體。無論是世代演化說，或五行之說，或炎、黃
為弟兄說，或是古帝王征伐相代說，或黃帝為四代共祖之說，都是以「過去」來詮釋當時
華夏這個「想像群體」的歷史述事 (historical narratives)。無論是那一種詮釋，黃帝
都逐漸得到一個特殊的地位--在征服相代說中，他是主要的征服者；在五行說中，他居中
制四方；在世代演化說中，他是由蒙昧到文明的轉戾點。更不用說，在以黃帝為虞、夏、
商、周共祖的歷史建構中，他成為各代統治家族的血緣起點。
在此，有幾點值得我們深思。首先，在近代中國國族建構中，中國知識分子曾以黃帝作國
族之「始祖」、「戰神」等隱喻；事實上，此種黃帝隱喻與想像早已出現在戰國末至漢初
的華夏社會上層之間。其次，以「黃帝後裔」或「炎黃子孫」為隱喻之近代中國國族想像
，也是一個以「英雄祖先」為起始的族群線性歷史想像。然而如前所述，此種以「英雄祖
先」為起始的線性歷史，最晚在戰國晚至漢初時期也出現了。黃帝與曆法或曆法起始的關
係，亦以黃帝隱喻一個線性、量化歷史時間的起始。第三，學者常指出，在近代國族主義
之下，知識分子一方面強調古老的文化傳統與祖國族主義特色先起源，一方面強調國族之
創新性，及其與過去之間的「斷裂」。 [26][26] 我同意這個看法，我也曾以「羌族婦
女服飾」的例子，說明此種國族主義的特色。 [27] 然而由戰國至漢初的黃帝論述中，「
黃帝」一方面成為時代開創者，與文物之創造發明者；另一方面，他與炎帝及炎帝時代間
有明顯的對立與斷裂。這些都可以讓我們思考，是否某種類似「國族」之新認同，此時已
出現在戰國末至漢代之間的古代中國？當然，即使如此，它與今日之「中國國族」仍有相
當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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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211.23.191.26